“出世的姿態，入世的精神。蘇東坡，覺醒的有情眾生。”

明代話本小說集《醒世恆言》中，有一回“佛印師四調琴娘”。講的是蘇軾在擔任翰林學士期間，被委派到相國寺充當禮官，提前準備宋神宗祈雨的相關事宜。

當時還是俗家子弟的謝端卿（也就是未來的佛印大師）十分好奇，想假扮成侍從一窺聖顏。不成想謝端卿被宋神宗注意到，認為他相貌不凡，頗有佛家氣度，當場授予度牒，並取了“佛印”的法名，從此士子謝端卿遁入空門，成了僧人佛印。

做了和尚之後，佛印仍與蘇軾來往密切，兩人談論詩詞歌賦、佛教經典，十分暢快。蘇軾有心請佛印還俗出仕，待佛印醉酒之時，令家中琴娘與之親近。即便醉眼朦朧，佛印也未上當，而是揮毫作詩，表明已絕“塵心俗意”。至此，蘇軾就斷了請佛印出山的念頭。

在故事的結尾，作者這樣感慨：東坡不能化佛印，佛印反得化東坡。

這則故事來自民間，其中真假已難辨別，但我們仍能從中捕捉到這樣的信息：身居官場的蘇軾和佛門弟子佛印，既是詩酒之友，也在精神層面互相影響。

紀錄片中的蘇軾

事實上，蘇軾的思想體系是十分“龐雜”的，儒家思想、禪宗佛理，都已融入他的靈魂中。除此之外，他對於道家理論也很有研究。他的身份更是複雜多變，從官員到美食家，從詩人到工程師，跨度之大，令人歎服。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蘇軾和數百年後歐洲“文藝復興三傑”之一的達·芬奇有幾分相似：他們對自然、對知識，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好奇心，能夠在不同的領域中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最終活成一代傳奇人物。這樣看來，稱蘇軾為“文藝復興式天才”並不為過。

在江曉英所著的《蘇東坡：最是人間真情味》一書中，我們得以循著蘇軾的成長足跡，深入解讀蘇軾的“出世”與“入世”，走進這位“文藝復興式天才”的內心世界。

01 入世：少年科舉揚名，仕宦生涯波瀾頻生

宋朝時期，科舉制度逐漸臻於完善，宋真宗在《勸學詩》中寫：“男兒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讀六經。”官方對於讀書、考取功名大加鼓勵，以吸引優秀的民間人才通過考試進入管理階層，身處四川眉山小鎮的蘇家也受到這股風氣的影響。

蘇軾的父親蘇洵年輕時喜歡遊山玩水，直到27歲時才開始發憤讀聖賢書，無奈科舉之路卻屢屢受挫。於是蘇洵暫時收了考試的心，每日閉門苦讀，重新豐富完善自己的知識體系，在當地頗有文名。

他的兩個兒子蘇軾、蘇轍早早顯示出過人的才華，“三蘇”名聲鵲起，被當時的益州知州張方平所關注，並將三人舉薦給一代文學大師歐陽修。

和父親相比，蘇軾的科舉生涯要順利得多：舉人考試第二名、貢試第二名、殿試高中“進士乙科”。在由皇帝主考的制舉考試中，考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的第三等勳章，由於一、二等均為虛設，所以他實際上拔得了頭籌。

科舉揚名只是為仕宦生涯開了個好頭，“官員”蘇軾的生活並不總是一帆風順。

從地理位置來看，蘇軾從北到南，一路奔波。

最初他被派往陝西西部的鳳翔府擔任判官，有權“連署奏摺公文”。兩年後改派大名府（今天的背景）負責登聞鼓院，負責百姓伸冤檢舉事宜，之後又回到京城在國史館任職。

接下來的30餘年間，杭州、密州、湖州、黃州、汝州、登州、京城、潁州、揚州、定州、廣東惠州、海南儋州……蘇軾在數地之間萬里輾轉。

在即將離開儋州北返之時，蘇軾不由在詩中感慨：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紀錄片中的蘇軾

在官場上，蘇軾常常是“一肚子不合時宜”。在王安石變法的過程中，性情耿直的他因為提出反對意見，而不見容於京城官場，於是自請辭去京官，來到風光旖旎的杭州擔任通判。“烏臺詩案”更是讓他的政治生涯受到重創，先是被投下獄，然後又被貶至黃州，做一個地位卑微的小官，“東坡居士”的雅號也產生於此時。

然而，作為一名官員，蘇軾始終做到了盡心盡責。特別是在地方任職時，他帶領百姓祈雨治洪、疏通河道、滅蝗除瘟、興學重教、斷案除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愛民之官”。即使流落到當時仍是荒蠻之地的儋州，他也時常與當地民眾交流，興辦教育事業，發展文化。

在《與李公擇書》中，蘇軾寫到：“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

從小在儒家經典中浸染的蘇軾，是一個“仁心”之人，他能夠鞠躬盡瘁，無論官場如何風雲變幻，始終都以民眾福祉為先。從這一點來說，他是入世的，也因此在各地留下無數的民間傳說。

02 出世：修禪悟道遊歷，真名士自風流逍遙

“政治家”、“百姓之友”、“水利工程師”“判官”，這些標籤都只是蘇軾無數側面中的一部分。根據林語堂先生在《蘇東坡傳》中的說法，他還是“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酒仙、一個月夜徘徊者、一個詩人，一個生性詼諧愛開玩笑之人。”

這樣的蘇軾，無疑是“出世”的，他的才華、性情、思想，都有著“真名士”的風範。

蘇軾的才藝自不必多言，詩詞書畫俱佳，作為宋詞“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幾乎人人都可以吟誦他的名篇。

蘇軾的畫作《瀟湘竹石圖》

他可以是豪邁的，“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也可以是率性自由的，“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在面對至親至愛的家人時，他則盡顯柔情，寫給亡妻王弗的詩句“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開創了悼亡詩的先河，千年之後的我們仍然能穿過文字，感受到其中流淌的哀傷與思念。

在思想層面，蘇軾真正做到了集儒道釋三派的精髓於一身。來自父母的開蒙教育、從閱讀儒家典籍和私塾先生的教導中，在蘇軾心中紮下了“仁義”理念之根。而自幼在道觀所設學堂中讀書的經歷，也讓蘇軾通過張易簡道長開始瞭解道學的玄妙。在各地奔波期間，蘇軾也利用閒暇四處遊歷，訪遍名山大川，在古剎道觀中與僧、道交流，和他們成為摯友，修禪心，悟道機。

儒家思想給了蘇軾安身立命之本，佛性的教導讓他能更加智慧和瀟灑地面對世事變遷，而道教精神則讓他保持一顆自然、樂觀的本心。它們絲毫沒有衝突，而是形成完美的融合，幫助蘇軾跨過一次又一次的人生大坎。

蘇軾的“妙處”還在於，他能夠打破世俗觀念的約束，始終按照本心生活，這樣的真性情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難能可貴的。他與髮妻王弗、續絃王閨之和侍妾王朝雲都關係甚篤，從不吝嗇筆墨寫下對她們的讚美。

他交遊廣泛，伯樂張方平、恩師歐陽修、仰慕者秦觀、僧人蔘寥等，在他被貶斥放逐時，絲毫不會因為受到牽連而心生怨懟，而是尋找機會到流放地探望，或者鴻雁傳書以表心意。即使是曾經的政敵王安石，也願意放下政見上的分歧，與蘇軾相談甚歡。

蘇軾能夠有如此“好人緣”，一方面得益於宋代開明的社會風氣。彼時許多大文豪都在政壇上大放異彩，即便有政治觀念的衝突，但在文學上都能夠相互欣賞。自宋太祖時期，立下祖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對文人群體給予了極大的尊重和包容。

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蘇軾性情中的“真”，讓友人們能夠無論順境逆境，都能與之保持一生的友誼。蘇軾自稱“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乞兒”，他不以身份、地位、名氣為評判標準，而是用佛家的“無分別心”與人相處，這種真誠、平等的心態，為其平添一份人格魅力。

03 “多面天才”蘇軾：“身生活”與“心生活”的融合

國學大師錢穆先生，曾經將人的生活分為“身生活”與“心生活”兩部分。

其中，“身生活”是指我們為了滿足生理的基本需求，如飲食、睡眠、聽、看等，是消極和暫時性的，但也必不可少。“心生活”是思想和心理層面的，是積極和不斷累積的，我們學習知識、思考、閱讀、寫作，都是為了豐富“心靈”的世界。

而蘇軾，就是一個能夠將“身生活”與“心生活”完美融合的人。

蘇軾對於吃很有研究，東坡肉、東坡餅、東坡豆腐……據說有60餘種以“東坡”命名的食物。孔子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蘇軾對於“吃”的熱情和鑽研精神，也讓人十分歎服。

東坡餅

食物也是生活中重要的慰藉。初到黃州之時，“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雖然官場失利，但有肥魚嫩筍、美酒佳釀，所有的煩惱便可暫時拋卻。

“心生活”之於蘇軾，體現在他的博學、豁達和藝術修養上，能夠將“生活藝術化”。如果用心理學理論來說，這是一種“昇華”機制，來自生活的波瀾與趣味，都可成為創作的源泉，最終留下不朽的經典。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蘇軾生於眉山，足跡踏遍大半個中國，逝於北歸途中；也曾少年得志，春風得意馬蹄疾，卻不料變故叢生，中年數次遇挫。他的人生地圖之豐富、之多面，超乎今人想象。

他遊走於出世與入世之間，在文人、政客、畫家、美食家、工程師等無數身份之間自由切換。他是“文藝復興式”的天才，亦是熱愛世間所有美好之物的凡人，更活成了古代文人的一個傳奇。

參考資料：

1、江曉英，《蘇東坡：最是人間真情味》

2、林語堂，《蘇東坡傳》

3、錢穆，《中國文化十二講》

注：本文圖片來自央視紀錄片《蘇東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