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雖國祚僅38年，是繼秦朝之後存活最短的大一統王朝，但是在這短短的38年，隋朝為中華民族作出的貢獻卻比任何朝代都要大。政治上，首創三省六部制，從而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掌控，同時推行影響後世近千年的科舉制，從根本上拋棄了魏晉南北時期所流行近四百餘年的九品中正制，選拔人才自此不再看出身和身份，而是從才能上去選拔人才，弱化了世族壟斷仕官的現象，也就是這個時候開始民間的窮苦百姓終於有了一個可以和官宦子弟相對公平的競爭；農業上，隋朝推行均田制，整頓戶籍，並改革了南北朝時期相對混亂的的古幣以及私人鑄造的錢幣，改鑄五銖錢，世稱“隋五銖”。同時隋朝還興建了影響後世甚遠的隋唐大運河以及馳道，尤其是隋唐大運河建成後六百餘年時間之內成為溝通南北雙方的重要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紐帶，為後世每個朝代的經濟發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軍事上，更是降服突厥、征服林邑、馴服契丹、收復琉球、震服伊吾、攻吐谷渾，隋朝打的周邊的國家都只能臣服於中原王朝，自西晉之後漢族受盡苦難的日子，終於在隋朝得到翻身，自此漢族又再一次站在亞洲的最頂端，西域二十七國君主與大臣紛紛朝見隋帝，各國商人云集張掖進行貿易，隋朝再次出現了萬國來朝的恢弘局面。可以這麼說隋朝雖然僅存在38年，但卻完成後世百年王朝都不一定能夠完成的豐功偉業，可嘆大隋王朝，雖僅傳二世，然鑄就千秋功業，足可無愧華夏，無愧後人。

當然今天我們講的不是隋朝的豐功偉業，而是試著解答下一直困擾我和許多人的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麼隋朝能在短短的二十餘年就能從魏晉南北朝這四百餘年的亂世中走出來，並迅速的成為當世最富饒、最強大的大一統王朝。

《隋書 • 食貨志》記載，開皇十二年(592)，“庫藏皆滿”，開皇十七年(597)，更是“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有賚給，不逾經費，京司帑屋既充，積於廓廡之下”。到隋文帝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庫藏之多，前所未有。

馬端臨稱“：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王夫之亦稱 ：“隋之富，漢、唐之盛，未之逮也。”以上這些記載和評說，雖不免有溢美的地方，但整體來看卻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那麼隋朝到底是怎麼做到的呢？呂思勉曾把隋朝富足的原因歸功於隋文帝的節儉政治，稱：“(隋文帝)勤政愛民，則實出天性，儉德尤古今所無，故其時國計之富亦冠絕古今焉。”，但個人覺得節儉政治固然能杜絕官吏對國家財產的貪汙盜竊，在某種程度上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長，但卻不是主要的原因。隋朝快速致富的原因在於隋政府推行的經濟改革。

一、均田制的繼承與改革

隋朝繼續推行北魏時期所創立的均田制，《隋書》卷二四《食貨志》雲 ：“自諸王已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頃，少者至四十畝。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園宅，率三口給一畝，奴婢則五口給一畝。”

隋朝均田令頒佈後，為了調整土地佔有和生產力發展的關係，對田制亦進行了多次改革。開皇元年(581)，廢除丁牛受田的規定，這是調節土地分配的一個重要舉措。因為當時耕牛主要存在於豪強世族手中，自耕農家中鮮有耕牛，廢除丁牛受田就相當於剝奪豪強世族受田的部分權利，從而使更多的田地轉向農民手中。

另一方面，隋朝繼承了北周創立的府兵制並對其加以改革，由原來的兵農分離變為兵農合一，順應了歷史的潮流。開皇十年(590)，增加了軍人受田《，隋書》卷二《高祖紀》雲 ：“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這樣府兵就和農民一樣，和平時期能夠從事農業生產了。軍人受田相當於擴大了農民的受田面，自然也會促進國家財富的積累。

二、大索貌閱與輸籍定樣

為了擴大賦稅徵收面，隋政府採取了大索貌閱與輸籍定樣的措施。隋朝徵收“口賦”，即人頭稅，要擴大財政收入，必須對歷史遺留下來的戶口隱漏情況進行全面的整頓。隋文帝於開皇三年(583)開始進行全國性的括戶。史載 ：“高祖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為戶頭，以防容隱。於是計帳進四十四萬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口。”

此次括戶，按戶籍上登記的年齡和本人體貌核對，核查是否謊報年齡，詐老詐小，如有不實，地方官吏要辦罪。通過核查，大量隱漏戶口被查出，增加了政府控制的人口和賦稅收入。

大索貌閱之後，大臣高穎又認為長吏肆情，遂上輸籍之法。《隋書》卷二四《食貨志》載 ：“高熲又以人間課輸，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恆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復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為輸籍定樣，請遍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便近，五黨三黨，共為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奸無所容矣。”

輸籍定樣是由中央確定劃分戶等的標準，寫成定簿，並根據戶等高低徵派賦役。由於國家規定的賦役數量低於豪強地主對佃農的剝削量，許多原來依附豪強地主的農民紛紛脫離地主，向官府申報戶口，納稅服役，甘心成為國家的編戶。這樣既調動了貧苦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又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隋代的括戶執行嚴格，進展順利，國家戶口因此大增，財政收入也隨之迅速增長。這兩項措施是隋朝達到“國計之富”最根本的原因，雖然隋代農民賦役較前代有所減輕，但是納稅人口卻比前代成倍激增，隋朝經濟改革對國家財政的影響由此一目瞭然。

三、健全倉廩制度

隋朝進一步健全完善倉廩制度，在常平倉的基礎上又增置了義倉，加強了財富的積蓄。常平倉的主要作用是平抑物價，在糧價低的時候，政府適當提高糧價進行大量收購，存之於倉廩，在糧價高的時候，則適當降低糧價進行出售。這一措施，既避免了“穀賤傷農”，又防止了“谷貴傷民”。《隋書》卷二四《食貨志》雲 “：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少食之人，莫不豐足。”常平倉不僅能夠賑災，更重要的是為了平抑物價，穩定經濟秩序。

朝廷為備荒則專置義倉，隋文帝在開皇五年(585)下令在全國推行義倉制度。義倉和常平倉不同，不存在買賣關係，義倉積粟一般出於自願，富戶每家至多出一石，貧戶根據自己的情況而定，亦可不納糧。無災荒時，農民有能力負擔起義倉積粟，一旦災害來臨，朝廷優先支出義倉存糧，無形中減輕了國家財政壓力。

綜上所述，隋朝“國計之富”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現象，它主要是隋政府從經濟領域進行的改革所造成的有利局面。我們驚歎於隋朝空前繁榮的經濟現象的同時，不能忽略隱藏在背後的起關鍵作用的改革因素。但我們又不可否認的是，隋朝的改革雖然讓中原在短時間之內就恢復了活力，但正是因為隋朝的改革，隋朝也才走向滅亡，隋煬帝大業年間圍繞封爵勳官制度而推行的政治改革，勢在打破北周宇文泰以來實施的“關中本位政策”，通過限制、削弱關隴集團的強大勢力和影響，以整飭吏政，加強中央集權，擴大統治的社會基礎。但其政治改革的方案未盡成熟及過急的推進，未能與建立民生順遂、團結安定的政治局面相結合起來，最終爆發嚴重的統治危機。最終關隴集團集體造反，而隋朝在沒有關隴集團集團的支持之後，也徹底走向了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