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有個崗位很安全，只要不犯下刑事罪行，哪怕跟皇帝作對也沒事'

公元959年，雄才大略的後周皇帝柴榮帶著滿腹遺憾走到了人生的盡頭。這位被譽為“五代第一名君”的皇帝除了未能完成統一華夏的夙願外，還要擔心自己的身後事—39歲的他只有一個六歲的小兒子，他面臨著許多皇帝不願卻又不得不面對的狀況，他只能委任範質、王溥、魏仁浦並相，顧命輔佐幼帝。

按道理說，這三位最可能成為丟了性命的倒黴蛋，因為歷史跟他們開了一個大玩笑：新帝登基不久，“陳橋兵變”就發生了，趙匡胤在出征途中被眾將擁立為帝，大部隊奔回首都，逼小皇帝禪讓。後周的孤臣孽子，安有命焉？所幸趙宋取代後周，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前朝舊臣與皇室都得到了新朝的優待與禮遇，範質等三人繼續被任命為宰相。

​宋乾德二年（964年）九月，範質病逝，太祖聞訊，罷朝三日，以示哀悼。其他兩位也都以宰相高位退休，得以善終。在這裡，宋王朝從一開始，就展現出了跟前面五個短命王朝不一樣的氣質—以寬仁之精神立國。

兩宋三百餘年，也曾出現過幾個未成年便繼位的小皇帝，如宋仁宗繼位時只有12歲；宋哲宗繼位時只有九歲；宋恭帝繼位時只有四歲。但宋仁宗與宋哲宗親政後，都沒有對輔弼他的老臣大開殺戒。由此來看：若要當顧命大臣，還是待在宋朝最安全。那麼，宋人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

首先是一項憲章性的約束。趙匡胤取得帝位後，在太廟寢殿的夾室中立了一塊石碑，平日用黃幔遮著，夾室的門緊鎖。此後，凡有新君繼位，到太廟拜謁完畢，都要入夾室恭讀誓碑上的誓詞。靖康年間，金人攻陷汴京，太廟大門洞開，人們才看到石碑上的三行誓詞，其中有：“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這一誓約基本上得到趙氏子孫的遵守。

宋神宗曾因用兵失利，欲斬殺一名轉運使，卻受到大臣的堅決抵制。宋神宗最後只好發了一句牢騷：“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宋哲宗朝，保守派陣營的元祐黨人被逐，新黨重新得勢，宰相欲嚴辦元祐黨人，但宋哲宗反對，章惇也只能罷手。

趙匡胤立下的誓約以及由此形成的慣例，顯然束縛了君主誅殺士大夫的權力。一個生活在宋代的大臣，只要不是犯下罪大惡極的刑事罪行，一般是用不著擔心有一天會被皇帝殺頭的，即使他處處跟皇帝作對。

​其次，權力結構的穩定，使宋代沒有真正名分上的顧命大臣。

宋朝未設“顧命”制度，老皇帝在臨終前，並沒有特別指定若干重臣為託孤大臣。儘管如此，那些先帝時代的朝中大臣，在政權交接過程及新朝開局中還是發揮了重要作用。

乾興元年（1022年），宋真宗駕崩，留下遺命：12歲的趙禎繼皇帝位，“軍國事兼權取皇太后處分”。根據遺命，輔臣商議如何起草遺詔，宰相丁謂欲討好劉後，提出將“權”字刪掉。參知政事王曾堅決不肯讓步，說：“女主臨朝，已是非正常情況，稱‘權’已屬無奈，你還想將‘權’字刪去，是什麼意思？”丁謂不敢再堅持己見。

宋神宗病重之時，宰相蔡確曾有意擁立神宗之弟雍王或曹王為皇儲，為此他試探過另一位宰相王珪的意見，但王珪說：“皇上有子。”他認為皇位應該由神宗的兒子繼承。

王曾、王珪等名相雖然沒有被叫到皇帝床前託付幼君，但他們卻在立嗣、太后臨朝等重大事件中充當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可以說，這些宰相雖無顧命大臣名分，卻盡到顧命之責，輔佐幼主，穩定朝綱。

宋朝出現過太后(或太皇太后)垂簾，但從未產生過“女主禍政”的亂象，這又是為什麼？

​宋朝君主不親裁政務，雖然一切詔書都以皇帝的名義發出，但基本上都是執政官熟議後草擬出來的意見，皇帝照例同意即可；治理天下的執政權委託給宰相領導的政府；監察、制衡政府的權力則委託給獨立於政府系統的臺諫。君主只要協調好政府與臺諫的關係，使二者達成均衡之勢，便可以做到垂拱而治。在這樣的權力結構中，出現一個未成年的小皇帝，並不會對整個帝國的權力運轉構成巨大的障礙。因此，也沒有必要為小皇帝專門成立一個顧命大臣團隊。

也正是因為皇權象徵化，臨朝聽政的太后不太容易出現權力膨脹。君(由太后代理)臣各有權責，不容相侵，一旦出現女主專權的苗頭，立即就會受到文官集團的抗議和抵制。

顧命大臣之設，通常是因應皇權專制之需的產物；而顧命大臣之被誅，則是其隱權力通過自我繁殖，高度膨脹，進而威脅到皇權專制的緣故。宋朝政體並非皇權專制，君權、相權、臺諫權各有分際，權力的運行自有程序與制度可遵循，自然也就用不著在一個理性化的權力結構中，突兀地設置顧命大臣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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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 鉤

來源｜《百家講壇》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