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歷史上有兩次關於理財問題的著名論爭，一次是西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的鹽鐵論戰，在賢良文學（儒生）與御史大夫桑弘羊（法家）之間發生的一次關於鹽鐵專賣問題的大論爭，另一次便是北宋熙寧元年（1068年）延和殿論辯，主要是司馬光與王安石關於理財問題的激烈論辯。這樣千年等一回的論辯歷來備受人們關注，但延和論辯的歷史意蘊還有一些值得發掘之處。
人們常說北宋三冗（冗官、冗兵、冗費）造兩積（積貧、積弱）。從長時段來觀察北宋確實存在著這樣的問題，不過對於初登帝位的宋神宗來說，造成財政困難的一個直接原因是四年之內兩位皇帝駕崩。宋仁宗駕崩於1063年，由於他沒有子嗣，便以堂兄之子繼承帝位，是為英宗。英宗皇帝體弱多病，即位不到四年就去世了。皇帝喪禮和山陵營造是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的。由於英宗皇帝不是親生，存在“遠嫌”，因此仁宗皇帝的山陵營造搞得格外隆重，修陵調集役卒46700人，工期7個月，耗銀50萬兩，錢150萬貫，綢絹250萬匹，此外還有賞賜諸軍的近千萬貫，總耗費幾乎佔北宋國庫年收入的一半。雖然給後世留下了永昭陵這樣宏偉的建築歷史文化遺產，但在當時卻造成了巨大的財政壓力。神宗為英宗嫡長子，即位後即名正言順地強調要節儉辦喪禮，他甚至打算派自己的東宮舊臣王陶去河南府親自督辦此事，足見其重視程度。但即便是節儉，比如役卒減少到35000人，這仍然是一筆很大的開支。
神宗即位之初雖然表現出積極有為的姿態，但在理財問題上主要採取了節流的措施，著力減少宮廷開支，改變鋪張浪費之風。群臣也響應宋神宗的號召，表現出為朝廷省錢、為皇帝分憂的態度。這場著名的延和殿論辯便由群臣辭郊賚（郊賚又稱郊賜，按照禮制，皇帝在冬至日要去南郊舉行郊祭，並對群臣要進行賞賜）而引發。論辯參與者有兩位翰林學士——司馬光和王安石，還有宋神宗和翰林學士承旨王珪（翰林學士承旨地位高於一般翰林學士，僅有一人，有“翰長”、“學士院長”之稱）。地點是在延和殿，乃北宋汴京皇城朝會儀式與皇帝聽政的六大殿之一，地處禁中深處，也被稱為“便殿”，是皇帝可以自由召見臣子並自由發表見解的地方。因司馬光後來將其記錄在《邇英奏對》一文中，所以也常被稱作“邇英奏對”，但實際發生地點為延和殿而非邇英殿。翰林學士職位清要顯貴，升遷為宰執者大有人在。這種君臣之間的對話與討論，既是制定政策的重要環節，也是考察人事的重要方式。
當時的情況是以宰相曾公亮為首的貴近大臣們提出辭免郊賜。司馬光認為此舉可行，他覺得這樣做雖然省不下多少錢，但是從貴近大臣開始來減少浮費，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王安石卻不這麼看，他說：“國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賚所費無幾。而惜之不與，未足富國，徒傷大體。”即認為這樣做省不了多少錢，還損害了朝廷的體面。同時他還認為國用不足，不是當今之急務。
司馬光說：“自真宗末年以來，就開始出現國用不足的問題，近年來尤其嚴重，怎麼不能說是當下之急務？”
王安石說：“國用不足本身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是缺乏善於理財的人。”
司馬光說：“善於理財的人不過是會聚斂而已，最終造成百姓窮困，流離為盜，不是國家好事。”
王安石說：“這不是善理財的人，真正善於理財的人，民不加賦而國用足。”
雙方的爭論越來越激烈，這時“翰長”王珪發話了，他說：“司馬光所說裁減浮費應該從貴近大臣開始，言之有理；王安石所說本來花費不多，減少賞賜會傷及朝廷體面，也有道理。謹聽皇上聖裁。”
宋神宗說：“裁減浮費應該從貴近大臣開始，此意朕與司馬光同；但就此次郊賚，從大體考慮，就不允許大臣辭免吧。”這位初登帝位的少年天子表現出成熟的政治智慧。
司馬光主張節流，反對聚斂，被稱為道德派；王安石主張開源，力主理財，被稱為功利派。宋神宗雖然口頭上標榜節儉，但在內心深處，卻有著好大喜功的強烈慾望。即位之初他所表現出的節儉可以說是實屬無奈，因此，對力主理財的王安石表示出青睞是順理成章之事。數月之後，王安石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副相），開啟了影響深遠的熙寧變法。熙寧新法帶來了財政收入的豐盈，到後來宋神宗甚至公開宣稱“節儉非帝王之事”，在宮殿城郭修造上投入了大量人財物力。而這一點最為他的兒子宋徽宗繼承，將大興土木之風發揚到了極致。
王安石獲得了宋神宗的重用，獲得了得君行道的機會，其親近之程度被稱為“如一人”，其難得之程度被譽為“千載一時”。不過這多少有點士大夫想象和誇張的成分。在現實的權力世界裡，君相之間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諧，王安石在被第二次罷相之前在給王珪的信中就坦言有“盈滿之憂”了。
司馬光因為與王安石議論不合，後來便離開朝廷，潛心於《資治通鑑》的修撰工作。在整個神宗朝，司馬光都沒有真正得到重用，但一直保持著很高的聲譽，神宗在朝廷裡也經常稱讚他的德行。
王珪是這場論辯中常常被忽視的角色，也是宋神宗一朝最容易被忽視的重要人物。不管王安石和司馬光在政策主張上有著多麼嚴重的對立，但在為人上卻有著一樣的品性：堅持自己的意見，乃至到了執拗的地步。王珪恰恰相反，他的主張就是沒有主張，然而沒有主張的主張卻是最符合皇帝的主張。他從熙寧三年擔任參知政事，熙寧九年擔任宰相，一直擔任此職到他去世，身居宰輔要職十六年。在這十六年中，他無所建樹，一貫順承旨意，被當時人稱為“三旨相公”：上殿進呈說“取聖旨”，皇帝給出意見之後說“領聖旨”，退殿之後對下屬說“已得聖旨”。
神宗皇帝始終是真正的舵手，給了王安石得君行道的機會，給了司馬光至高的榮譽，但給了王珪最長久的官位和信任。延和殿的那一場論辯，似乎就已經註定了神宗一朝的人事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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