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人”宋徽宗：失敗的皇帝、正統的社交咖，“太平”是他快樂的底色'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5期，原文標題《宋徽宗 天下一人》，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文/葛維櫻

作為宋代的超級明星，宋徽宗趙佶給自己設計的簽名是“天下一人”。這一個字看起來像個沒連上的“天”，有時候腳伸得特別長，有時候又特別短，像個得意洋洋的戴帽子的小孩，卻怎麼也不願意“出頭”，是最著名的“花押”。

宋徽宗趙佶（1082～1135）

時代主角

每年到了年底，就是徽宗趙佶最盼望的時間。趙佶是正統社交控，大派對的組織者，首都絕對的主角。他本人帶頭簪花騎馬，讓士大夫們在東京的夜晚更加自由。宋代本來就每年有三次大型慶典——“春、秋、聖”，各地老百姓從士大夫到農民無不遊樂，繁華盛景吸引仁宗的宮女聽到宮牆外的熱鬧還要抱怨宮裡冷清。到了趙佶，乾脆從每年的臘月就開始準備，一直嗨玩到正月底。

作為研究宋代開封最重要的敘事和圖像史料——《東京夢華錄》和《清明上河圖》，二者都是以宋徽宗時代為歷史背景。後人對於宋代社會生活的論述和描繪，有意無意中也多以徽宗時代作為樣本。鄭振鐸說中國繪畫史必定以宋這個光榮的時代為中心。宋徽宗身上集中的光芒，在後世越來越彰顯，以至於現在的任何一種流行美學、高雅的生活方式，都有宋徽宗的影子。身為人的個性和靈性，趙佶在皇帝的位置上不僅沒有被壓抑，還利用自己佔有的絕佳公共資源，徹底大鳴大放了一回。

一切賞心悅目自始。

政和五年，也就是1115年，宋徽宗從十二月二十九就開始期待新年，大放元燈。他覺得觀民風、察時態對於自己這位“有道明君”來說就是一個主要任務。到宣和五年（1123），鰲山燈一直從臘月初一放到正月十五，要提前一個多月準備，創下中國節慶史紀錄。趙佶已經把“玩”變成了正經的口號，“宣和與民同樂”，大牌子就掛在燈山上，輝煌奪目。

趙佶19歲繼承兄長的皇位，僅僅六週後，他就對自己所居住的環境開始了“不美”的抱怨。當時的宮牆用了翠毛裝飾，如同珠寶首飾一樣精雕細琢。這樣已經持續了幾十年的父兄的奢靡審美並不符合趙佶的品味。當時的北宋歷經了“澶淵之盟”帶來的百年和平，從歐陽修以降，到王安石、蘇軾等著名的政治家們，不僅有許多出身平民的布衣宰相，而且都是沒有經歷過戰爭的“青年一代”。

一個普通人在人間社會如何生存，這樣精神層面的問題，儒教在北宋時還沒有完全提供答案。後世人喜歡在“文藝復興”的思路上尋找當時這些英才們的思想光輝。以“唐宋變革”來看，宋進入“近世紀”，不再是唐代貴族氏族社會，中央集權制裡，皇帝本身的定義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官家”這個稱謂本身透露著並不高高在上的距離，皇帝成為官僚體制中的一員。

趙佶的人生嘗試正是從這裡出發的。北宋文人從程氏兄弟到王安石父子到蘇軾兄弟，有一種擺脫黑暗，再現太古的黃金時代的氣概。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學者伊沛霞認為，這種風氣是一種理想主義。“面向未來，治理現在。這是經濟大好時代的表現。”從這時開始，無論新舊兩黨，都拼命讚美皇帝以堯舜為榜樣，誠意、正心、修身這些品格，成了皇帝和士大夫們都需要的倫理道德。神聖王失去了市場，哲人王成為現實。皇帝成了上司，不是君臨下界，而是與自己具有相同的人的本性，服從同樣的倫理規範的領導者。王安石新法被認為是滴水不漏的嚴密制度設計，是對儒教的深刻理解和對宋代社會現實最華麗的改革。傳統觀點認為，斷送這個中國邁向近代的步伐的是道學，但道學認為是“靖康之難”。

“靖康之難”是宋徽宗為政的必然結果，還是一次偶然？直到現在也無法做出判斷。如果以尋找這個答案來作為看歷史的依據，肯定看不到徽宗面對的時代的真正現實。2014年哈佛大學出版的《徽宗》被史學界認為是目前研究宋徽宗個人最全面的著作。站在當時的角度，宋徽宗完全符合一個時代偶像的要求，優雅、博學、多思，具有藝術氣質而非強壯，乘坐轎子，收藏古董和藝術品。“男性的精緻文雅的新潮流”，是宋代的一個“轉向”：從追求“大丈夫”，到崇拜文人。而這個轉向的代表人物，就是趙佶。

《池塘秋晚圖》局部，北宋 趙佶 作（臺北故宮博物院 藏）

趙佶的日常

趙佶15歲封端王的時候，已經和開封最富有的收藏文化圈相互交流。神宗的駙馬王詵，《西園雅集》的作者，和趙佶最好，送他梳頭的篦刀，同時也送去了高俅。米芾、李公麟等都是趙佶的朋友，他少年時就已聲名遠播。“國朝諸王弟多嗜富貴，獨佑陵在藩時玩好不凡，所事者惟筆硯、丹青、圖史、射御而已。”趙佶十六七歲少年成名，作文詞妙畫，相比與他同時代的皇家子弟，“不凡”這樣來自後世的讚美，對應的是他未登基時前朝宰相“輕佻”的批評。

熙寧年，皇親國戚的月奉7萬多緡，官員4萬多緡，還不包括公家報銷。在趙佶身邊，高官俸祿極厚，百萬家財者比比皆是，很多東京的高樓、名園都屬於私人，這裡聚集了高收入群體。因奢侈的建築、宏麗的花園比比皆是，木材市場興起，《營造法式》誕生。趙佶本人也是最大的買主和收藏家。五代十國的宮廷畫師在宋統一天下後都來到開封，尤其南唐宮廷畫師畫的壁畫點綴著大量開封皇城宮殿、官府，以郭熙為代表的山水畫，當時就是壁畫之一。高收入和高消費使文化消費變成了北宋士大夫的日常生活，記載中顯示，從建築、宴飲、烹飪、旅遊、花園、遊戲等等方面都發展到了中國歷史的高峰。趙佶儘管也有收復幽雲十六州的雄心壯志，但他已經邁出以規範來定義“美”的步伐。

在理學尚未禁錮人心的時候，宋是一個倡導心性和修養的時代。元代寫宋史的脫脫寫到趙佶時先寫“諸事皆能”，意思就是不會當皇帝。到了目前伊沛霞的研究，1000年來對於趙佶的評價出現了新的論點。伊沛霞認為，趙佶這種對於藝術的極致追求，背後無不包含著政治和思想的訴求。趙佶面對的是一個昇平之世，在他的時代，社會經濟生機盎然，淡泊自然的理趣雅緻，根植現實的道德倫理，構成了這一時代的底色和基調，中央集權對國家統治的縱深遠遠大於唐，文化影響的空間輻射遠遠超過宋政權的國土面積。

日本學者小杉一雄認為，宋瓷“才是貫通古今東西，人類所能得到的最美的器物”。

關於瓷最有名的詩句都來自趙佶對美的定義。“雨過天青雲破處”是他做的一場夢，其實這首詩也可能是柴榮所做，可是大量的後世文獻記載，都把這句話送給了極大提高官窯青瓷標準和質量的宋徽宗，因為他追求極致美感的形象深入人心。

探討趙佶的日常，會被“兔毫連盞烹雲液”的茶盞吸引。他的茶花打得出神入化，“白乳浮盞面，如疏星澹月”，確立了品茶的最高表現形式，突破了飲的界限。《大觀茶論》要求茶盞青黑、有玉豪條達，茶瓶宜金銀，清輕幹潔的水，配合點茶技巧。北宋官窯是我國陶瓷史上第一個由朝廷獨資投建的“國有”窯口，宋代官窯瓷也是第一個被皇帝個人壟斷的瓷器種類。這就是趙佶的創舉。嚴格按照詔敕編纂的《宣和博古圖》為造型藍本，以仿三代青銅器和古玉器為主，依“名古器”為造型依據，使產品件件有典、稟賦深義，成為當年“新成禮器”的一部分。這些帶著文化密碼的瓷器在當時只是皇家日用品，離趙佶眼中的藝術，距離非常遙遠。

什麼是美？如何定義？這樣對於美前所未有的熱衷在中國還是第一次。無論中國、日本還是全世界，有一種布迪厄所謂的“被身體化的嗜好”，很容易就追尋到趙佶身上。其實回到當時的現實，趙佶的書法和畫作並沒有普及的宣傳途徑，還得通過他利用資源主動推進。換言之，並不僅僅因為他是皇帝就得到了淺薄的奉承式的認可，雖然當時他經常賜給大臣大量書畫，有時受賞者一次多達60人，一時間朝廷無不奔走相告，只求一觀。後期南宋所藏他的書畫已經寥寥無幾，到清乾隆時認真求索，趙佶名下的畫作、書法真跡屈指可數，而且大多藏於宮廷，世間難得一見。

什麼是美的表現形式？趙佶用自己的藝術創作回答了這個問題。書法、茶、畫、收藏、園林，中國文化現在被津津樂道之美，都在趙佶的日常裡，他以自己的力量、標準和品味來發展藝術。這些美的表現形式，流傳了漫長的歲月，一代接一代被文化精英、士大夫為主體的審美者乃至今天的平民百姓繼承延續。即使趙佶是一個如此失敗的皇帝，藝術史、收藏鑑賞史的力量，也逐漸積累下來他對文化的認知。

恆久典範的建立，對規範的追求，對秩序的重視，如果僅僅以“美學”來概括趙佶的作為，顯然過於簡單化。趙佶登基後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管理帝國臣民的信仰。他對禮樂制度的建設有很高的期待，欲通過禮樂制度建設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延續了30年的黨爭進行到他的時代，新舊黨用的已經是一套相同的極端話語體系來互相攻擊“忠、奸、正、邪”，作為君王的趙佶卻與他的祖父、父親不同，希望走上古聖人的道路。神宗時期君王所關心的是國家的政治與經濟，關心如何變法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標，到徽宗時期，君王所關心的已經更多地轉向禮制文化，力求達到上古“聖王”的目標。

現在中國大部分神的性質、名稱，都是《政和五禮新儀》裡制定的，從朝廷到普通家庭採取的是完全同一的標準。如此詳細制定禮儀規範的內容，在中國歷史上再也沒有過。王國維說：“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趙佶第一次把古禮器集中定義，內府所藏青銅器達到800多件。中國文人階層的收藏熱至此開端。

《池塘秋晚圖》局部，北宋 趙佶 作（臺北故宮博物院 藏）

創造和定義自我

對於美的空前熱烈追求，為北宋人開闢了新的天地。趙佶在31歲時畫的《瑞鶴圖》。政和二年（1112），元宵節第二天夜晚，先有祥雲佛鬱，低映端門，然後一群瑞鶴光臨，在門之上盤旋翱翔，如應奏節，經久不散。趙佶的日常生活裡，在宮廷和艮嶽裡欣賞仙鶴的姿態很常見，而這個畫面裡，有幾隻仙鶴曲頸飛翔，這雖不是轉瞬即逝的畫面，但絕非靜止不動，趙佶沒機會寫生，只能憑想象和記憶來構圖，這樣的祥瑞是趙佶藝術上的“作古”。

他喜歡的花叫“歐家碧”，是淺碧色白牡丹，北宋養花、愛花之風蔚為大觀，從皇帝到農夫都懂得欣賞這種精神層面的簡單美好。

在書法、繪畫上，趙佶擁抱過去，開創了一大流派。他的書法學黃庭堅，又自成一法，寫字速度飄忽快捷，“省墨水”，前所未有。伊沛霞認為，瘦金體作為一種書體，可以給人以深刻的印象：秩序、精準、紀律，以及優雅、風格、精美與才能。“宋體”就是秦檜在仿照瘦金體的基礎上，做出的“橫細豎寬”的通行字體，至今仍是中國人電腦裡最常用的字體。有一個關於瘦金體的評價叫“斷金割玉”，它被認為是加入了極強個性、思維和情感的書法。現代人的看法是，菱形的筆畫特別符合鑽石切面的角度，與講究“藏鋒”不同，鋒芒畢露，燦爛閃爍。伊沛霞認為，趙佶是用自己的書法，力圖表明自己才是政治舞臺的主角。這與趙佶以往被塑造的形象有了巨大的不同。

丹青可以說是趙佶最擅長的。當時的畫家大都選擇入內供奉，“藝術類”考生得到了俸祿和地位，也第一次形成了“院體”風格。張擇端、李唐都是畫院出身，然而題材、畫法卻沒有侷限。“筆墨天成、妙體眾形”是趙佶畫作裡的和諧感。2004年，《桃鳩圖》在日本公開展出。趙佶畫的瞳子是“隱然豆許，高出紙素，幾欲活動”。這幅畫藏於日本，被評價為“詩性與再現性寫實的融合”。眼睛如此鮮活的鳥兒，讓《螢火蟲之墓》《風之子》的導演高畑勳看後寫道：“從側面捕捉其姿態的鳩鳥，眼睛溜圓，本來很容易流於平面，成為刻板的圖案，但作者有意地從這個角度去描繪，顯然正是要借這種不以正面呈現的手法營造出一種裝飾趣味和不流俗的美感。對鳥喙的精妙刻繪，渾圓的鳥腹顯示出體態的俊俏豐滿，這些都讓人感受到鳥兒切實的體溫與生命活力。”

花鳥表達的是人，特別是大自然和人的關係。“人物鬼神，睛活則有生意。先圈定目睛，填以藤黃，夾墨於藤黃中，以佳墨濃加一點作瞳子，須要參差不齊。”趙佶用桐花煙來制墨，墨才夠薄，每研磨間，其光可鑑。但他也被詬病“一兩墨價值一兩黃金”。作為動物愛好者，估計趙佶恢復的皇家動物園玉津園不比今天任何一個動物園遜色。他做端王時就喜歡養動物。宋代宮廷本有麒麟、靈犀、神羊、大象之類從天竺、交趾等國進貢而來的動物，但是趙佶是真心喜歡這些動物，他的白鷹和五色鸚鵡之所以畫得那麼神妙，和這樣的心性不無關係。

在趙佶以前，書畫尚未能融為一體，但趙佶以足夠的勇氣和信心確立了文人畫的形式。文人畫，自此成為了中國文人永恆的精神追求。

國家財力使趙佶把自己品評藝術的能力推廣成範本。看看《宣和畫譜》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趙佶喜歡的是五代及宋的畫作，其中又特別喜歡花鳥和山水，每一個類型他都有特別喜歡的畫家。“竹鎖橋邊賣酒家，亂山藏古寺。”以意境來考核繪畫，趙佶還是第一個人，此後奠定了文人畫審美的方向。

回到當時那個年代，最早能對趙佶的畫做出描述和讚賞的，只有比他大20多歲的權臣、書法大家蔡京。《雪江歸棹》是蔡京親身看著趙佶畫的：“水遠無波，天長一色，群山皎潔，行客蕭條，鼓棹中流，片帆天際，雪江歸棹之意盡矣。”蔡京的字美，這樣的傑作上升到神智與造化之上，屬於兩人的神交。

趙佶自己的宣和天廄養著御馬。“龍種之與世馬不同如此。”“宋徽宗的馬”絕不是模擬展子虔而來。一直處於主戰派前沿的李綱，收藏了兩幅趙佶畫的馬，李綱在“靖康之難”中獨擔大任，卻終遭罷免。他為徽宗“非行非立非馳逐”的畫法所展現的純粹的高貴之美而深感震撼，“如馬一毛，如地一塵”。儘管他的心情是“小臣悽憤”，發出“空留此馬落人間”的嘆息，因為趙佶已經墜入一去無消息的“胡塵”之中。

快樂的底色

看看宋徽宗的行走路線，除了“北狩”，他一生幾乎都留在了京畿地區。對於宋朝皇帝，他們大多一生留在宮禁中。而與此相對的，宋朝文人開始了大量山水遊記和繪畫創作，在更廣闊的社會裡，旅行在宋朝成為最流行的生活方式。這是宋徽宗人生中唯一未曾涉獵的領域。伊沛霞觀察到，“的確，徽宗發現了許多方式，使其生活不需要通過遠行也能變得有趣和愉快。他的宗教和審美訴求，都是為了使自己的世界不至於太小。道教的宇宙圖景絕非狹隘和限制的。假設徽宗能夠有規律地出巡，以檢閱他的軍隊和在現場同他的將軍們交流，也許他將會對於如何同女真的統治者阿骨打協商，有一個更好的直覺，又或者他可能會對哪一位將軍能夠勝任有更好的感覺”。

金明池春天開池，徽宗讓蔡京擴大了明池，更加大張旗鼓地娛樂起來。每年三月一日一開池，他的車駕就天天準備好前往，一般三月二十日是他的固定前往日期。水嬉活動在汴梁，有點類似今天的拉斯維加斯、杭州西湖上的著名錶演。馬戲是以馬為輔助表演各種驚險動作，樂舞、百戲、雜劇共組成九項表演。水上百戲今天看起來仍然面熟，“大旗、獅豹、神鬼、水鞦韆”，水鞦韆類似今天演員從鞦韆上跳水的活動，水上歌舞都是普通表演。徽宗帶著后妃們出去玩，在自己身邊設綵棚。金明池最初修建，是太宗用於操練水軍，以3.5萬人力建成，引入金水河；後失去其軍事意義，逐漸演變成一個市民遊樂園，主打節目為“水嬉”——即具有表演性質的水戰。“澶淵之盟”後，天子游幸金明池和上元節宣德樓觀燈等一道，成為了雷打不動的國家級盛典。到了趙佶的時代，金明池的旅遊紀念品是小龍舟模型，這裡也成了各種故事、傳說和樂趣的發生地。

整體社會的氛圍儘管物質奢侈，卻不是頹喪，而是絢爛輝煌。斯坦福大學的漢學家艾朗諾發現，在徽宗近300首關於宮廷生活的詩篇中，幾乎沒有反映宮廷婦女生活苦悶，即所謂“宮怨”方面的題材。趙佶把後宮生活描繪得富貴、快樂和悠閒，他有八十幾個子女，“後宮宮女無多少，盡向園中笑一團”。我們能看到的是他的宮詞裡，宮女們學習射箭、打球，玩選仙，這種被趙佶寫下來的理想化的宮廷生活，艾朗諾認為有其“先發制人”的用意。在趙佶看來，對善與仁的追求，本身即體現了美。

日本學者小島毅認為，身體與宇宙同步，人理追法天理，是趙佶對於音樂創作的指導思想。趙佶規定黃鐘律管長度是自己的三根手指，三分損益法的十二律管生成，以黃鐘為標準，以音響物理學決定音調。24歲時趙佶已經開始創造整理音樂。北宋對此前流行音樂加以總結，做出了新牌調，和詞形成了樂府詞，此後制定的格律法度，一直影響了宋以後的詞曲。大晟樂由宋徽宗創作，還賜給了高麗，完善了高麗音樂。“靖康之難”後，金國向宋朝要求了大量的歌舞人才，始有絲竹之聲。

有很多趙佶和道士、騙子們對話的故事，聽起來都很玄幻。陰陽、明暗、生死、夢與現實，彷彿如今的怪談。他積極關心的是自己的精神世界，關注自己的內心，提高生活質量的方法。不過伊沛霞認為，徽宗追求道教尤其是後期的神霄派，有其凌駕於一切宗教之上的宗教信仰的目的。佛寺改宮觀，釋迦成了大覺金仙，很是混亂了一陣子，與其說他在扶持道教，不如說他想統一三教，構建一個君臨其上的王權機構。考察當時妖異浪漫的傳統，向新的現代世界過渡的橋樑，不能以啟蒙姿態和科學眼光來看待。

徽宗熱愛園林，一方面是對於石頭的狂熱。在一塊石頭裡看出大自然正是當時的人最熱衷的信仰，宇宙、神靈寄託於此。在個別事物裡體現宇宙，也成為此後日本“枯山水”的源流。

徽宗在宮城東北造庭的一個原因是求子，其實他當時已經有了繼承人，但還是希望多生兒子。他對東京沒有山這件事耿耿於懷，自己造了座山——艮嶽。政和五年（1115），艮嶽開始修建，7年後宣告完工。艮嶽突破了原有宮城的範圍，進而又突破了內城的城牆，面積達到周圍十里之大，山高九十尺，上面常瀰漫著人造的煙霧，有如仙境。徽宗不無得意地誇獎自己一手打造的艮嶽，說它集合了“天台、雁蕩、鳳凰、廬阜（山）之奇偉，二川、三峽、雲夢之曠蕩，四方之遠且異，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幷包羅列，又兼勝絕”，實際上這些地方他哪個也沒去過。

在徽宗替蔡京向世人辯護時，稱其為“太平宰相”。太平是徽宗快樂的底色。按照宋代的人口、經濟數據，徽宗在位的25年是北南兩宋的一個過渡階段，宋朝的經濟還沒有在這個時期出現滑坡與低谷，直到艮嶽建好六七年以後，曾以為用之不盡的國庫第一次顯出了空虛。徽宗儘管下場悲慘，北宋滅亡後被囚9年，至死未能返國，各種文本或誇張或隱晦地記錄了他的苦難，他自己的文詞中卻只有無盡的臣服和謙卑。最終留在世間的，是臺北故宮博物院裡的《穠芳詩帖》，“穠芳依翠萼，煥爛一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