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叫惡魔史蒂夫·斯蒂芬斯 “Facebook殺手”

我們喜歡在媒體上為臭名昭著的起外號。通常,這些外號與一個地方或事物相關聯,如波士頓扼殺者,綠河殺手或聖貝納迪諾射手。

不要再叫惡魔史蒂夫·斯蒂芬斯 “Facebook殺手”

這一次是“Facebook殺手”,對史蒂夫·斯蒂芬斯(Steve Stephens)的行為描述,他隨機殺死了一名老年克利夫蘭男子,然後把視頻貼到了他的Facebook帳戶。快速搜索顯示了犯罪事實竟然多大幾十個。

然而,記者在尋找抵制原因時可以依靠兩個重要的核心價值,或至少在談論臭名昭著的殺手時,儘量減少使用黑客暱稱。

準確性:通常,與臭名昭著的犯罪相關的詞語是巧合或某特定環境,而不是因果關係。在1962年至1964年之間殺死和強姦13名婦女的波士頓扼殺者更準確的描述將是波士頓地區扼殺者。但是沒有那麼一回事。

在華盛頓州綠河附近發現的48名與綠河殺手有關的婦女中只有5人被發現。

斯蒂芬斯記錄自己殺害的人是羅伯特·戈德溫,一個不為人所知的老人。將這些細節減少到一個只剩下綽號是對觀眾的不尊重。

將危害最小化:記者們大多同意應該盡減少傷害的義務。

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新聞編輯室可能會試圖忽視這種現象的小團伙。但如果你盡你的道德責任,你會尋找替代品。您可以將史蒂文生描述為“在Facebook上隨機殺人的人”。即使在標題上,您可以說“在Facebook上發生的謀殺”。

那些解決方案將不會流行起來。它將超出你所能描述140個字的範圍。改變這個事情的時機可能為時已晚。

但另一個聳人聽聞的罪行終將回來。言語限制了我們的思想,而我們選擇描述重大事件的語言將會對我們如何應對這些事件產生影響。如果記者用心的採取自己的方式告知公眾,他們在選擇言辭時會更加精準,甚至可以在新聞標題或者微博上表述一個複雜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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