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收藏市場上不乏頂級的藝術品，更不乏頂級的鑑定家，但隨著中國藝術品交易市場的迅速發展，尤其在其活躍度超過拍賣行業後，藝術品交易已經成為當下國民經濟的一大亮點。
也許是難卻情面，也許是受利益驅使，給收藏愛好者鑑寶的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僅北京就有上百家各門類的鑑定中心，全國叫不出名字的“鑑定專家”更是數不勝數。形成“你方說罷我來說，十個意見九不同”的局面，這也成了當下拍賣公司經理們最頭疼的一件事。
我們不禁發問：面對如此混亂龐雜的鑑定專家隊伍，誰來鑑定他們的資質？
日前，通過走訪古玩藝術品交易市場的相關人士瞭解到，
目前一些所謂的“鑑定專家”擾亂市場，各有怪招。
現狀：被經濟利益驅使的“辦證專家”
一個電視臺的新聞節目曾經曝光了這樣一個事實：
一位收藏愛好者在地攤上花30元錢買了一塊仿紅山文化的“古玉”後，隨即找到一位國家級的鑑定專家鑑定，鑑定後專家得出是真品的結論，估價為30萬元，並給這位收藏愛好者開具證書，同時收取了大約1500元的鑑定費。
此過程全部由電視臺的攝像機跟蹤拍攝並報道，這位鑑定專家的所作所為，也被媒體抓了個證據確鑿。
問題更為嚴重的是，像這樣的所謂專家能在一家著名的古玩城內公開從事鑑定工作10多年之久，文物界居然沒有一個規章制度和考核制度把他清理出去，直到被媒體曝光後他才被撤換下來。
目前，潘家園等古玩市場都已經形成了龐大的產業鏈，從生產、運輸到銷售，不知道養活了多少人，龐大的產業效應滋生了眾多的辦證專家。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拍賣公司經理表示，古玩城賣東西的只需去工商所辦個執照，而且只是營業執照，並沒有界定他們的鑑定資質的相關機構。
好多古玩城老闆不光賣東西，還業餘給人開證書。
一位收藏人士表示，在不同古玩城裡找10個專家，恨不得有9個專家能開出不同的鑑定證書。
匡時拍賣公司總經理董國強談到，出於經濟利益而幫人做鑑定的事在什麼時候都會有，雖然一個鑑定家的能力有高低，但是起碼態度應該是端正的，要憑自己的良心。
而對古玩市場裡的“賣家兼專家”也不能一棍打死，畢竟有些老闆長期在市場上接觸東西，還是具備一定“眼力”的。
鑑定專家是否應該“職業化”倒成了業內爭議的焦點。
2003年7月，國家確定了文物鑑定師的執業標準，要求推行市場準入制度，沒有取得資格證的，將不能從事這個行業。
標準是推出了，但與龐大的市場需求相比，文物鑑定專業人才依然相當匱乏。
像河南這樣的文物大省，目前取得這種資格的只有7個人，全國也不足百人。
而近年以來，北京、廣州、上海及成都等地都舉辦了鑑定師培訓班，還有不少短期的諸如“鑑賞班”、“興趣愛好班”等。
“什麼才能叫鑑定家，他必須看過大量的真品，而且還需要有提煉能力，有天賦的人才能成為鑑定家。”董國強說道。
比如鑑定齊白石的專家，就得了解齊白石不同時期、不同風格的所有作品，就算兩個人都看過了齊白石的作品，也有可能有一個人完全沒看懂的。
從這點看，學校裡培養初級或中級的鑑定者是可能的，但他們還必須要靠時間來磨礪“眼力”，還需要天賦，這種培養難度不啻於培養一個畫家。
藏家怎麼突破瓶頸？
提起“瓶頸”一詞，你可能並不陌生。
瓶頸一般是指在整體中的關鍵限制因素，在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含義。
那麼“收藏瓶頸”是指什麼？
收藏圈裡的限制因素又在哪裡呢？
眾所周知，古玩藝術品市場的“二八分化”一直都在，甚至近年都有始終拉大的趨勢。
對於比較大眾的古玩藝術品，受眾群體較大，也較容易識別和鑑定；
而對於金字塔頂尖的藝術品如果讓你我碰到，你是否也會心頭一顫，不知所措呢？
中國的收藏市場上不乏頂級的藝術品，更不乏頂級的鑑定家，但隨著中國藝術品交易市場的迅速發展，尤其在其活躍度超過拍賣行業後，藝術品交易已經成為當下國民經濟的一大亮點。
也許是難卻情面，也許是受利益驅使，給收藏愛好者鑑寶的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僅北京就有上百家各門類的鑑定中心，全國叫不出名字的“鑑定專家”更是數不勝數。形成“你方說罷我來說，十個意見九不同”的局面，這也成了當下拍賣公司經理們最頭疼的一件事。
我們不禁發問：面對如此混亂龐雜的鑑定專家隊伍，誰來鑑定他們的資質？
日前，通過走訪古玩藝術品交易市場的相關人士瞭解到，
目前一些所謂的“鑑定專家”擾亂市場，各有怪招。
現狀：被經濟利益驅使的“辦證專家”
一個電視臺的新聞節目曾經曝光了這樣一個事實：
一位收藏愛好者在地攤上花30元錢買了一塊仿紅山文化的“古玉”後，隨即找到一位國家級的鑑定專家鑑定，鑑定後專家得出是真品的結論，估價為30萬元，並給這位收藏愛好者開具證書，同時收取了大約1500元的鑑定費。
此過程全部由電視臺的攝像機跟蹤拍攝並報道，這位鑑定專家的所作所為，也被媒體抓了個證據確鑿。
問題更為嚴重的是，像這樣的所謂專家能在一家著名的古玩城內公開從事鑑定工作10多年之久，文物界居然沒有一個規章制度和考核制度把他清理出去，直到被媒體曝光後他才被撤換下來。
目前，潘家園等古玩市場都已經形成了龐大的產業鏈，從生產、運輸到銷售，不知道養活了多少人，龐大的產業效應滋生了眾多的辦證專家。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拍賣公司經理表示，古玩城賣東西的只需去工商所辦個執照，而且只是營業執照，並沒有界定他們的鑑定資質的相關機構。
好多古玩城老闆不光賣東西，還業餘給人開證書。
一位收藏人士表示，在不同古玩城裡找10個專家，恨不得有9個專家能開出不同的鑑定證書。
匡時拍賣公司總經理董國強談到，出於經濟利益而幫人做鑑定的事在什麼時候都會有，雖然一個鑑定家的能力有高低，但是起碼態度應該是端正的，要憑自己的良心。
而對古玩市場裡的“賣家兼專家”也不能一棍打死，畢竟有些老闆長期在市場上接觸東西，還是具備一定“眼力”的。
鑑定專家是否應該“職業化”倒成了業內爭議的焦點。
2003年7月，國家確定了文物鑑定師的執業標準，要求推行市場準入制度，沒有取得資格證的，將不能從事這個行業。
標準是推出了，但與龐大的市場需求相比，文物鑑定專業人才依然相當匱乏。
像河南這樣的文物大省，目前取得這種資格的只有7個人，全國也不足百人。
而近年以來，北京、廣州、上海及成都等地都舉辦了鑑定師培訓班，還有不少短期的諸如“鑑賞班”、“興趣愛好班”等。
“什麼才能叫鑑定家，他必須看過大量的真品，而且還需要有提煉能力，有天賦的人才能成為鑑定家。”董國強說道。
比如鑑定齊白石的專家，就得了解齊白石不同時期、不同風格的所有作品，就算兩個人都看過了齊白石的作品，也有可能有一個人完全沒看懂的。
從這點看，學校裡培養初級或中級的鑑定者是可能的，但他們還必須要靠時間來磨礪“眼力”，還需要天賦，這種培養難度不啻於培養一個畫家。
藏家怎麼突破瓶頸？
提起“瓶頸”一詞，你可能並不陌生。
瓶頸一般是指在整體中的關鍵限制因素，在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含義。
那麼“收藏瓶頸”是指什麼？
收藏圈裡的限制因素又在哪裡呢？
眾所周知，古玩藝術品市場的“二八分化”一直都在，甚至近年都有始終拉大的趨勢。
對於比較大眾的古玩藝術品，受眾群體較大，也較容易識別和鑑定；
而對於金字塔頂尖的藝術品如果讓你我碰到，你是否也會心頭一顫，不知所措呢？
其實，從事收藏的朋友大多都有這樣的經驗，
不管是陶瓷、書畫，還是其他類別的收藏品，
對於普通東西（普品）大家的鑑別能力基本是一樣的，鑑定結論也一致。
因為這樣的東西較常見，價格相對較低，買到的機會多，
只要具備基本的鑑定常識，一般都不會看錯。
而對於檔次稍高，市場價值較高的藏品，人們大多抱以小心謹慎的態度。
中國的收藏市場上不乏頂級的藝術品，更不乏頂級的鑑定家，但隨著中國藝術品交易市場的迅速發展，尤其在其活躍度超過拍賣行業後，藝術品交易已經成為當下國民經濟的一大亮點。
也許是難卻情面，也許是受利益驅使，給收藏愛好者鑑寶的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僅北京就有上百家各門類的鑑定中心，全國叫不出名字的“鑑定專家”更是數不勝數。形成“你方說罷我來說，十個意見九不同”的局面，這也成了當下拍賣公司經理們最頭疼的一件事。
我們不禁發問：面對如此混亂龐雜的鑑定專家隊伍，誰來鑑定他們的資質？
日前，通過走訪古玩藝術品交易市場的相關人士瞭解到，
目前一些所謂的“鑑定專家”擾亂市場，各有怪招。
現狀：被經濟利益驅使的“辦證專家”
一個電視臺的新聞節目曾經曝光了這樣一個事實：
一位收藏愛好者在地攤上花30元錢買了一塊仿紅山文化的“古玉”後，隨即找到一位國家級的鑑定專家鑑定，鑑定後專家得出是真品的結論，估價為30萬元，並給這位收藏愛好者開具證書，同時收取了大約1500元的鑑定費。
此過程全部由電視臺的攝像機跟蹤拍攝並報道，這位鑑定專家的所作所為，也被媒體抓了個證據確鑿。
問題更為嚴重的是，像這樣的所謂專家能在一家著名的古玩城內公開從事鑑定工作10多年之久，文物界居然沒有一個規章制度和考核制度把他清理出去，直到被媒體曝光後他才被撤換下來。
目前，潘家園等古玩市場都已經形成了龐大的產業鏈，從生產、運輸到銷售，不知道養活了多少人，龐大的產業效應滋生了眾多的辦證專家。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拍賣公司經理表示，古玩城賣東西的只需去工商所辦個執照，而且只是營業執照，並沒有界定他們的鑑定資質的相關機構。
好多古玩城老闆不光賣東西，還業餘給人開證書。
一位收藏人士表示，在不同古玩城裡找10個專家，恨不得有9個專家能開出不同的鑑定證書。
匡時拍賣公司總經理董國強談到，出於經濟利益而幫人做鑑定的事在什麼時候都會有，雖然一個鑑定家的能力有高低，但是起碼態度應該是端正的，要憑自己的良心。
而對古玩市場裡的“賣家兼專家”也不能一棍打死，畢竟有些老闆長期在市場上接觸東西，還是具備一定“眼力”的。
鑑定專家是否應該“職業化”倒成了業內爭議的焦點。
2003年7月，國家確定了文物鑑定師的執業標準，要求推行市場準入制度，沒有取得資格證的，將不能從事這個行業。
標準是推出了，但與龐大的市場需求相比，文物鑑定專業人才依然相當匱乏。
像河南這樣的文物大省，目前取得這種資格的只有7個人，全國也不足百人。
而近年以來，北京、廣州、上海及成都等地都舉辦了鑑定師培訓班，還有不少短期的諸如“鑑賞班”、“興趣愛好班”等。
“什麼才能叫鑑定家，他必須看過大量的真品，而且還需要有提煉能力，有天賦的人才能成為鑑定家。”董國強說道。
比如鑑定齊白石的專家，就得了解齊白石不同時期、不同風格的所有作品，就算兩個人都看過了齊白石的作品，也有可能有一個人完全沒看懂的。
從這點看，學校裡培養初級或中級的鑑定者是可能的，但他們還必須要靠時間來磨礪“眼力”，還需要天賦，這種培養難度不啻於培養一個畫家。
藏家怎麼突破瓶頸？
提起“瓶頸”一詞，你可能並不陌生。
瓶頸一般是指在整體中的關鍵限制因素，在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含義。
那麼“收藏瓶頸”是指什麼？
收藏圈裡的限制因素又在哪裡呢？
眾所周知，古玩藝術品市場的“二八分化”一直都在，甚至近年都有始終拉大的趨勢。
對於比較大眾的古玩藝術品，受眾群體較大，也較容易識別和鑑定；
而對於金字塔頂尖的藝術品如果讓你我碰到，你是否也會心頭一顫，不知所措呢？
其實，從事收藏的朋友大多都有這樣的經驗，
不管是陶瓷、書畫，還是其他類別的收藏品，
對於普通東西（普品）大家的鑑別能力基本是一樣的，鑑定結論也一致。
因為這樣的東西較常見，價格相對較低，買到的機會多，
只要具備基本的鑑定常識，一般都不會看錯。
而對於檔次稍高，市場價值較高的藏品，人們大多抱以小心謹慎的態度。
舉例來說，對於官窯、元青花、汝窯、琺琅彩、張大千、傅抱石、宋畫等這些“大名頭”的藏品，
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我哪裡有這麼好的運氣，自己就碰到了?
即使碰到了，也大都以為自己是在做夢，不可能的事!
持這樣的謹慎態度是很正常的，
畢竟收藏圈稍不小心就會踩到地雷，
在收藏界裡撿漏不成，反被撿漏的事情，時刻都在發生著。
中國的收藏市場上不乏頂級的藝術品，更不乏頂級的鑑定家，但隨著中國藝術品交易市場的迅速發展，尤其在其活躍度超過拍賣行業後，藝術品交易已經成為當下國民經濟的一大亮點。
也許是難卻情面，也許是受利益驅使，給收藏愛好者鑑寶的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僅北京就有上百家各門類的鑑定中心，全國叫不出名字的“鑑定專家”更是數不勝數。形成“你方說罷我來說，十個意見九不同”的局面，這也成了當下拍賣公司經理們最頭疼的一件事。
我們不禁發問：面對如此混亂龐雜的鑑定專家隊伍，誰來鑑定他們的資質？
日前，通過走訪古玩藝術品交易市場的相關人士瞭解到，
目前一些所謂的“鑑定專家”擾亂市場，各有怪招。
現狀：被經濟利益驅使的“辦證專家”
一個電視臺的新聞節目曾經曝光了這樣一個事實：
一位收藏愛好者在地攤上花30元錢買了一塊仿紅山文化的“古玉”後，隨即找到一位國家級的鑑定專家鑑定，鑑定後專家得出是真品的結論，估價為30萬元，並給這位收藏愛好者開具證書，同時收取了大約1500元的鑑定費。
此過程全部由電視臺的攝像機跟蹤拍攝並報道，這位鑑定專家的所作所為，也被媒體抓了個證據確鑿。
問題更為嚴重的是，像這樣的所謂專家能在一家著名的古玩城內公開從事鑑定工作10多年之久，文物界居然沒有一個規章制度和考核制度把他清理出去，直到被媒體曝光後他才被撤換下來。
目前，潘家園等古玩市場都已經形成了龐大的產業鏈，從生產、運輸到銷售，不知道養活了多少人，龐大的產業效應滋生了眾多的辦證專家。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拍賣公司經理表示，古玩城賣東西的只需去工商所辦個執照，而且只是營業執照，並沒有界定他們的鑑定資質的相關機構。
好多古玩城老闆不光賣東西，還業餘給人開證書。
一位收藏人士表示，在不同古玩城裡找10個專家，恨不得有9個專家能開出不同的鑑定證書。
匡時拍賣公司總經理董國強談到，出於經濟利益而幫人做鑑定的事在什麼時候都會有，雖然一個鑑定家的能力有高低，但是起碼態度應該是端正的，要憑自己的良心。
而對古玩市場裡的“賣家兼專家”也不能一棍打死，畢竟有些老闆長期在市場上接觸東西，還是具備一定“眼力”的。
鑑定專家是否應該“職業化”倒成了業內爭議的焦點。
2003年7月，國家確定了文物鑑定師的執業標準，要求推行市場準入制度，沒有取得資格證的，將不能從事這個行業。
標準是推出了，但與龐大的市場需求相比，文物鑑定專業人才依然相當匱乏。
像河南這樣的文物大省，目前取得這種資格的只有7個人，全國也不足百人。
而近年以來，北京、廣州、上海及成都等地都舉辦了鑑定師培訓班，還有不少短期的諸如“鑑賞班”、“興趣愛好班”等。
“什麼才能叫鑑定家，他必須看過大量的真品，而且還需要有提煉能力，有天賦的人才能成為鑑定家。”董國強說道。
比如鑑定齊白石的專家，就得了解齊白石不同時期、不同風格的所有作品，就算兩個人都看過了齊白石的作品，也有可能有一個人完全沒看懂的。
從這點看，學校裡培養初級或中級的鑑定者是可能的，但他們還必須要靠時間來磨礪“眼力”，還需要天賦，這種培養難度不啻於培養一個畫家。
藏家怎麼突破瓶頸？
提起“瓶頸”一詞，你可能並不陌生。
瓶頸一般是指在整體中的關鍵限制因素，在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含義。
那麼“收藏瓶頸”是指什麼？
收藏圈裡的限制因素又在哪裡呢？
眾所周知，古玩藝術品市場的“二八分化”一直都在，甚至近年都有始終拉大的趨勢。
對於比較大眾的古玩藝術品，受眾群體較大，也較容易識別和鑑定；
而對於金字塔頂尖的藝術品如果讓你我碰到，你是否也會心頭一顫，不知所措呢？
其實，從事收藏的朋友大多都有這樣的經驗，
不管是陶瓷、書畫，還是其他類別的收藏品，
對於普通東西（普品）大家的鑑別能力基本是一樣的，鑑定結論也一致。
因為這樣的東西較常見，價格相對較低，買到的機會多，
只要具備基本的鑑定常識，一般都不會看錯。
而對於檔次稍高，市場價值較高的藏品，人們大多抱以小心謹慎的態度。
舉例來說，對於官窯、元青花、汝窯、琺琅彩、張大千、傅抱石、宋畫等這些“大名頭”的藏品，
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我哪裡有這麼好的運氣，自己就碰到了?
即使碰到了，也大都以為自己是在做夢，不可能的事!
持這樣的謹慎態度是很正常的，
畢竟收藏圈稍不小心就會踩到地雷，
在收藏界裡撿漏不成，反被撿漏的事情，時刻都在發生著。
其實在收藏中有眼不識寶貝的情況，是比較普遍的現象。
當人們在小心謹慎捂緊錢袋的時候，很可能由於眼力和膽識的欠缺，讓機會從自己眼前溜走。
有許多從事收藏多年的人，對於看普通東西可以說是行家、高手，
然而對於檔次高點的東西，就不那麼自信了，
在多數情況下，寧願相信“大名頭”的東西都是贗品，而不是實事求是地客觀看待它們。
這樣固然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然而錯失的卻是機會，並且自己永遠停留於玩普品的階段。
處在收藏的“瓶頸”，我們如何應對會更加積極度過呢？
中國的收藏市場上不乏頂級的藝術品，更不乏頂級的鑑定家，但隨著中國藝術品交易市場的迅速發展，尤其在其活躍度超過拍賣行業後，藝術品交易已經成為當下國民經濟的一大亮點。
也許是難卻情面，也許是受利益驅使，給收藏愛好者鑑寶的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僅北京就有上百家各門類的鑑定中心，全國叫不出名字的“鑑定專家”更是數不勝數。形成“你方說罷我來說，十個意見九不同”的局面，這也成了當下拍賣公司經理們最頭疼的一件事。
我們不禁發問：面對如此混亂龐雜的鑑定專家隊伍，誰來鑑定他們的資質？
日前，通過走訪古玩藝術品交易市場的相關人士瞭解到，
目前一些所謂的“鑑定專家”擾亂市場，各有怪招。
現狀：被經濟利益驅使的“辦證專家”
一個電視臺的新聞節目曾經曝光了這樣一個事實：
一位收藏愛好者在地攤上花30元錢買了一塊仿紅山文化的“古玉”後，隨即找到一位國家級的鑑定專家鑑定，鑑定後專家得出是真品的結論，估價為30萬元，並給這位收藏愛好者開具證書，同時收取了大約1500元的鑑定費。
此過程全部由電視臺的攝像機跟蹤拍攝並報道，這位鑑定專家的所作所為，也被媒體抓了個證據確鑿。
問題更為嚴重的是，像這樣的所謂專家能在一家著名的古玩城內公開從事鑑定工作10多年之久，文物界居然沒有一個規章制度和考核制度把他清理出去，直到被媒體曝光後他才被撤換下來。
目前，潘家園等古玩市場都已經形成了龐大的產業鏈，從生產、運輸到銷售，不知道養活了多少人，龐大的產業效應滋生了眾多的辦證專家。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拍賣公司經理表示，古玩城賣東西的只需去工商所辦個執照，而且只是營業執照，並沒有界定他們的鑑定資質的相關機構。
好多古玩城老闆不光賣東西，還業餘給人開證書。
一位收藏人士表示，在不同古玩城裡找10個專家，恨不得有9個專家能開出不同的鑑定證書。
匡時拍賣公司總經理董國強談到，出於經濟利益而幫人做鑑定的事在什麼時候都會有，雖然一個鑑定家的能力有高低，但是起碼態度應該是端正的，要憑自己的良心。
而對古玩市場裡的“賣家兼專家”也不能一棍打死，畢竟有些老闆長期在市場上接觸東西，還是具備一定“眼力”的。
鑑定專家是否應該“職業化”倒成了業內爭議的焦點。
2003年7月，國家確定了文物鑑定師的執業標準，要求推行市場準入制度，沒有取得資格證的，將不能從事這個行業。
標準是推出了，但與龐大的市場需求相比，文物鑑定專業人才依然相當匱乏。
像河南這樣的文物大省，目前取得這種資格的只有7個人，全國也不足百人。
而近年以來，北京、廣州、上海及成都等地都舉辦了鑑定師培訓班，還有不少短期的諸如“鑑賞班”、“興趣愛好班”等。
“什麼才能叫鑑定家，他必須看過大量的真品，而且還需要有提煉能力，有天賦的人才能成為鑑定家。”董國強說道。
比如鑑定齊白石的專家，就得了解齊白石不同時期、不同風格的所有作品，就算兩個人都看過了齊白石的作品，也有可能有一個人完全沒看懂的。
從這點看，學校裡培養初級或中級的鑑定者是可能的，但他們還必須要靠時間來磨礪“眼力”，還需要天賦，這種培養難度不啻於培養一個畫家。
藏家怎麼突破瓶頸？
提起“瓶頸”一詞，你可能並不陌生。
瓶頸一般是指在整體中的關鍵限制因素，在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含義。
那麼“收藏瓶頸”是指什麼？
收藏圈裡的限制因素又在哪裡呢？
眾所周知，古玩藝術品市場的“二八分化”一直都在，甚至近年都有始終拉大的趨勢。
對於比較大眾的古玩藝術品，受眾群體較大，也較容易識別和鑑定；
而對於金字塔頂尖的藝術品如果讓你我碰到，你是否也會心頭一顫，不知所措呢？
其實，從事收藏的朋友大多都有這樣的經驗，
不管是陶瓷、書畫，還是其他類別的收藏品，
對於普通東西（普品）大家的鑑別能力基本是一樣的，鑑定結論也一致。
因為這樣的東西較常見，價格相對較低，買到的機會多，
只要具備基本的鑑定常識，一般都不會看錯。
而對於檔次稍高，市場價值較高的藏品，人們大多抱以小心謹慎的態度。
舉例來說，對於官窯、元青花、汝窯、琺琅彩、張大千、傅抱石、宋畫等這些“大名頭”的藏品，
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我哪裡有這麼好的運氣，自己就碰到了?
即使碰到了，也大都以為自己是在做夢，不可能的事!
持這樣的謹慎態度是很正常的，
畢竟收藏圈稍不小心就會踩到地雷，
在收藏界裡撿漏不成，反被撿漏的事情，時刻都在發生著。
其實在收藏中有眼不識寶貝的情況，是比較普遍的現象。
當人們在小心謹慎捂緊錢袋的時候，很可能由於眼力和膽識的欠缺，讓機會從自己眼前溜走。
有許多從事收藏多年的人，對於看普通東西可以說是行家、高手，
然而對於檔次高點的東西，就不那麼自信了，
在多數情況下，寧願相信“大名頭”的東西都是贗品，而不是實事求是地客觀看待它們。
這樣固然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然而錯失的卻是機會，並且自己永遠停留於玩普品的階段。
處在收藏的“瓶頸”，我們如何應對會更加積極度過呢？
一位買家在去年的西泠秋拍中以1.8萬元低價購入的清代閒章，在2017年的北京保利春拍中，被人以380萬元競得。
整體和細節特徵的分析和把握
其實大名頭的東西，與普通東西在鑑定方法上是一樣的，
都是在熟悉真品特徵面貌的基本上，對鑑定對象進行整體和細節特徵的分析和把握。
對陶瓷而言，不外乎造型、紋飾、胎、釉、款識、使用磨損痕跡、保存環境、開片、氣泡等細節特徵；
對書畫而言也無非是風格、用筆、用墨、款識、線條、具體物象的畫法、紙張、裝裱、印章、印泥等內容。
這些原本是很基本的方法，很多從事收藏多年的人在遇到大名頭東西時，反而不會用了。
大名頭的東西在他們眼裡被神話了，
他們相信傳言“某類東西，某位大師的畫作，現在仿得已經亂真了
，連故宮博物院等國家級專家都要走眼，科學儀器也檢驗不出來”。
於是在他們心裡形成了一種固定思維，凡是大名頭的東西多不可靠，不碰為妙。
中國的收藏市場上不乏頂級的藝術品，更不乏頂級的鑑定家，但隨著中國藝術品交易市場的迅速發展，尤其在其活躍度超過拍賣行業後，藝術品交易已經成為當下國民經濟的一大亮點。
也許是難卻情面，也許是受利益驅使，給收藏愛好者鑑寶的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僅北京就有上百家各門類的鑑定中心，全國叫不出名字的“鑑定專家”更是數不勝數。形成“你方說罷我來說，十個意見九不同”的局面，這也成了當下拍賣公司經理們最頭疼的一件事。
我們不禁發問：面對如此混亂龐雜的鑑定專家隊伍，誰來鑑定他們的資質？
日前，通過走訪古玩藝術品交易市場的相關人士瞭解到，
目前一些所謂的“鑑定專家”擾亂市場，各有怪招。
現狀：被經濟利益驅使的“辦證專家”
一個電視臺的新聞節目曾經曝光了這樣一個事實：
一位收藏愛好者在地攤上花30元錢買了一塊仿紅山文化的“古玉”後，隨即找到一位國家級的鑑定專家鑑定，鑑定後專家得出是真品的結論，估價為30萬元，並給這位收藏愛好者開具證書，同時收取了大約1500元的鑑定費。
此過程全部由電視臺的攝像機跟蹤拍攝並報道，這位鑑定專家的所作所為，也被媒體抓了個證據確鑿。
問題更為嚴重的是，像這樣的所謂專家能在一家著名的古玩城內公開從事鑑定工作10多年之久，文物界居然沒有一個規章制度和考核制度把他清理出去，直到被媒體曝光後他才被撤換下來。
目前，潘家園等古玩市場都已經形成了龐大的產業鏈，從生產、運輸到銷售，不知道養活了多少人，龐大的產業效應滋生了眾多的辦證專家。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拍賣公司經理表示，古玩城賣東西的只需去工商所辦個執照，而且只是營業執照，並沒有界定他們的鑑定資質的相關機構。
好多古玩城老闆不光賣東西，還業餘給人開證書。
一位收藏人士表示，在不同古玩城裡找10個專家，恨不得有9個專家能開出不同的鑑定證書。
匡時拍賣公司總經理董國強談到，出於經濟利益而幫人做鑑定的事在什麼時候都會有，雖然一個鑑定家的能力有高低，但是起碼態度應該是端正的，要憑自己的良心。
而對古玩市場裡的“賣家兼專家”也不能一棍打死，畢竟有些老闆長期在市場上接觸東西，還是具備一定“眼力”的。
鑑定專家是否應該“職業化”倒成了業內爭議的焦點。
2003年7月，國家確定了文物鑑定師的執業標準，要求推行市場準入制度，沒有取得資格證的，將不能從事這個行業。
標準是推出了，但與龐大的市場需求相比，文物鑑定專業人才依然相當匱乏。
像河南這樣的文物大省，目前取得這種資格的只有7個人，全國也不足百人。
而近年以來，北京、廣州、上海及成都等地都舉辦了鑑定師培訓班，還有不少短期的諸如“鑑賞班”、“興趣愛好班”等。
“什麼才能叫鑑定家，他必須看過大量的真品，而且還需要有提煉能力，有天賦的人才能成為鑑定家。”董國強說道。
比如鑑定齊白石的專家，就得了解齊白石不同時期、不同風格的所有作品，就算兩個人都看過了齊白石的作品，也有可能有一個人完全沒看懂的。
從這點看，學校裡培養初級或中級的鑑定者是可能的，但他們還必須要靠時間來磨礪“眼力”，還需要天賦，這種培養難度不啻於培養一個畫家。
藏家怎麼突破瓶頸？
提起“瓶頸”一詞，你可能並不陌生。
瓶頸一般是指在整體中的關鍵限制因素，在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含義。
那麼“收藏瓶頸”是指什麼？
收藏圈裡的限制因素又在哪裡呢？
眾所周知，古玩藝術品市場的“二八分化”一直都在，甚至近年都有始終拉大的趨勢。
對於比較大眾的古玩藝術品，受眾群體較大，也較容易識別和鑑定；
而對於金字塔頂尖的藝術品如果讓你我碰到，你是否也會心頭一顫，不知所措呢？
其實，從事收藏的朋友大多都有這樣的經驗，
不管是陶瓷、書畫，還是其他類別的收藏品，
對於普通東西（普品）大家的鑑別能力基本是一樣的，鑑定結論也一致。
因為這樣的東西較常見，價格相對較低，買到的機會多，
只要具備基本的鑑定常識，一般都不會看錯。
而對於檔次稍高，市場價值較高的藏品，人們大多抱以小心謹慎的態度。
舉例來說，對於官窯、元青花、汝窯、琺琅彩、張大千、傅抱石、宋畫等這些“大名頭”的藏品，
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我哪裡有這麼好的運氣，自己就碰到了?
即使碰到了，也大都以為自己是在做夢，不可能的事!
持這樣的謹慎態度是很正常的，
畢竟收藏圈稍不小心就會踩到地雷，
在收藏界裡撿漏不成，反被撿漏的事情，時刻都在發生著。
其實在收藏中有眼不識寶貝的情況，是比較普遍的現象。
當人們在小心謹慎捂緊錢袋的時候，很可能由於眼力和膽識的欠缺，讓機會從自己眼前溜走。
有許多從事收藏多年的人，對於看普通東西可以說是行家、高手，
然而對於檔次高點的東西，就不那麼自信了，
在多數情況下，寧願相信“大名頭”的東西都是贗品，而不是實事求是地客觀看待它們。
這樣固然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然而錯失的卻是機會，並且自己永遠停留於玩普品的階段。
處在收藏的“瓶頸”，我們如何應對會更加積極度過呢？
一位買家在去年的西泠秋拍中以1.8萬元低價購入的清代閒章，在2017年的北京保利春拍中，被人以380萬元競得。
整體和細節特徵的分析和把握
其實大名頭的東西，與普通東西在鑑定方法上是一樣的，
都是在熟悉真品特徵面貌的基本上，對鑑定對象進行整體和細節特徵的分析和把握。
對陶瓷而言，不外乎造型、紋飾、胎、釉、款識、使用磨損痕跡、保存環境、開片、氣泡等細節特徵；
對書畫而言也無非是風格、用筆、用墨、款識、線條、具體物象的畫法、紙張、裝裱、印章、印泥等內容。
這些原本是很基本的方法，很多從事收藏多年的人在遇到大名頭東西時，反而不會用了。
大名頭的東西在他們眼裡被神話了，
他們相信傳言“某類東西，某位大師的畫作，現在仿得已經亂真了
，連故宮博物院等國家級專家都要走眼，科學儀器也檢驗不出來”。
於是在他們心裡形成了一種固定思維，凡是大名頭的東西多不可靠，不碰為妙。
在德國科隆的“Lempertz”拍賣行的一個拍賣會上，一幅齊白石的作品《大富貴亦壽考》以1.5萬歐元起拍，最後被現場和電話委託出價的中國買家給爭到了40萬歐元。
正確對待收藏圈中的“大名頭”
這裡所說的大名頭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對於什麼樣的藏品名頭算是“大名頭”，通常是按其經濟價值來衡量的。
對於普通收藏者而言，價值數萬元的藏品就算是大名頭東西了，
而對於資深藏家、專家、專業機構而言，
價值在數十萬、百萬級、千萬級的藏品才能算作“大名頭”藏品。
而對於那些雖然存世數量稀少、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科學價值、歷史價值，
但經濟價值相對較低的藏品，人們通常只是以平常心待之，
在鑑定時也不覺得有何高難之處，在多數情況下敢說敢言，並能達成統一意見。
但對於經濟價值較高的大名頭藏品，人們的警惕性總是很高，
有時即使是傳承有緒的真品、真跡，也免不了有各種質疑的聲音，
至於一些民間流散的大名頭東西能得到認可的機會則更加渺茫。
由此可見，人們對大名頭的藏品心懷敬畏，
並非都是出於對藏品本身的崇拜、敬仰，
而是在於大名頭的藏品本身所代表的數額不菲的財富。
中國的收藏市場上不乏頂級的藝術品，更不乏頂級的鑑定家，但隨著中國藝術品交易市場的迅速發展，尤其在其活躍度超過拍賣行業後，藝術品交易已經成為當下國民經濟的一大亮點。
也許是難卻情面，也許是受利益驅使，給收藏愛好者鑑寶的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僅北京就有上百家各門類的鑑定中心，全國叫不出名字的“鑑定專家”更是數不勝數。形成“你方說罷我來說，十個意見九不同”的局面，這也成了當下拍賣公司經理們最頭疼的一件事。
我們不禁發問：面對如此混亂龐雜的鑑定專家隊伍，誰來鑑定他們的資質？
日前，通過走訪古玩藝術品交易市場的相關人士瞭解到，
目前一些所謂的“鑑定專家”擾亂市場，各有怪招。
現狀：被經濟利益驅使的“辦證專家”
一個電視臺的新聞節目曾經曝光了這樣一個事實：
一位收藏愛好者在地攤上花30元錢買了一塊仿紅山文化的“古玉”後，隨即找到一位國家級的鑑定專家鑑定，鑑定後專家得出是真品的結論，估價為30萬元，並給這位收藏愛好者開具證書，同時收取了大約1500元的鑑定費。
此過程全部由電視臺的攝像機跟蹤拍攝並報道，這位鑑定專家的所作所為，也被媒體抓了個證據確鑿。
問題更為嚴重的是，像這樣的所謂專家能在一家著名的古玩城內公開從事鑑定工作10多年之久，文物界居然沒有一個規章制度和考核制度把他清理出去，直到被媒體曝光後他才被撤換下來。
目前，潘家園等古玩市場都已經形成了龐大的產業鏈，從生產、運輸到銷售，不知道養活了多少人，龐大的產業效應滋生了眾多的辦證專家。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拍賣公司經理表示，古玩城賣東西的只需去工商所辦個執照，而且只是營業執照，並沒有界定他們的鑑定資質的相關機構。
好多古玩城老闆不光賣東西，還業餘給人開證書。
一位收藏人士表示，在不同古玩城裡找10個專家，恨不得有9個專家能開出不同的鑑定證書。
匡時拍賣公司總經理董國強談到，出於經濟利益而幫人做鑑定的事在什麼時候都會有，雖然一個鑑定家的能力有高低，但是起碼態度應該是端正的，要憑自己的良心。
而對古玩市場裡的“賣家兼專家”也不能一棍打死，畢竟有些老闆長期在市場上接觸東西，還是具備一定“眼力”的。
鑑定專家是否應該“職業化”倒成了業內爭議的焦點。
2003年7月，國家確定了文物鑑定師的執業標準，要求推行市場準入制度，沒有取得資格證的，將不能從事這個行業。
標準是推出了，但與龐大的市場需求相比，文物鑑定專業人才依然相當匱乏。
像河南這樣的文物大省，目前取得這種資格的只有7個人，全國也不足百人。
而近年以來，北京、廣州、上海及成都等地都舉辦了鑑定師培訓班，還有不少短期的諸如“鑑賞班”、“興趣愛好班”等。
“什麼才能叫鑑定家，他必須看過大量的真品，而且還需要有提煉能力，有天賦的人才能成為鑑定家。”董國強說道。
比如鑑定齊白石的專家，就得了解齊白石不同時期、不同風格的所有作品，就算兩個人都看過了齊白石的作品，也有可能有一個人完全沒看懂的。
從這點看，學校裡培養初級或中級的鑑定者是可能的，但他們還必須要靠時間來磨礪“眼力”，還需要天賦，這種培養難度不啻於培養一個畫家。
藏家怎麼突破瓶頸？
提起“瓶頸”一詞，你可能並不陌生。
瓶頸一般是指在整體中的關鍵限制因素，在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含義。
那麼“收藏瓶頸”是指什麼？
收藏圈裡的限制因素又在哪裡呢？
眾所周知，古玩藝術品市場的“二八分化”一直都在，甚至近年都有始終拉大的趨勢。
對於比較大眾的古玩藝術品，受眾群體較大，也較容易識別和鑑定；
而對於金字塔頂尖的藝術品如果讓你我碰到，你是否也會心頭一顫，不知所措呢？
其實，從事收藏的朋友大多都有這樣的經驗，
不管是陶瓷、書畫，還是其他類別的收藏品，
對於普通東西（普品）大家的鑑別能力基本是一樣的，鑑定結論也一致。
因為這樣的東西較常見，價格相對較低，買到的機會多，
只要具備基本的鑑定常識，一般都不會看錯。
而對於檔次稍高，市場價值較高的藏品，人們大多抱以小心謹慎的態度。
舉例來說，對於官窯、元青花、汝窯、琺琅彩、張大千、傅抱石、宋畫等這些“大名頭”的藏品，
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我哪裡有這麼好的運氣，自己就碰到了?
即使碰到了，也大都以為自己是在做夢，不可能的事!
持這樣的謹慎態度是很正常的，
畢竟收藏圈稍不小心就會踩到地雷，
在收藏界裡撿漏不成，反被撿漏的事情，時刻都在發生著。
其實在收藏中有眼不識寶貝的情況，是比較普遍的現象。
當人們在小心謹慎捂緊錢袋的時候，很可能由於眼力和膽識的欠缺，讓機會從自己眼前溜走。
有許多從事收藏多年的人，對於看普通東西可以說是行家、高手，
然而對於檔次高點的東西，就不那麼自信了，
在多數情況下，寧願相信“大名頭”的東西都是贗品，而不是實事求是地客觀看待它們。
這樣固然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然而錯失的卻是機會，並且自己永遠停留於玩普品的階段。
處在收藏的“瓶頸”，我們如何應對會更加積極度過呢？
一位買家在去年的西泠秋拍中以1.8萬元低價購入的清代閒章，在2017年的北京保利春拍中，被人以380萬元競得。
整體和細節特徵的分析和把握
其實大名頭的東西，與普通東西在鑑定方法上是一樣的，
都是在熟悉真品特徵面貌的基本上，對鑑定對象進行整體和細節特徵的分析和把握。
對陶瓷而言，不外乎造型、紋飾、胎、釉、款識、使用磨損痕跡、保存環境、開片、氣泡等細節特徵；
對書畫而言也無非是風格、用筆、用墨、款識、線條、具體物象的畫法、紙張、裝裱、印章、印泥等內容。
這些原本是很基本的方法，很多從事收藏多年的人在遇到大名頭東西時，反而不會用了。
大名頭的東西在他們眼裡被神話了，
他們相信傳言“某類東西，某位大師的畫作，現在仿得已經亂真了
，連故宮博物院等國家級專家都要走眼，科學儀器也檢驗不出來”。
於是在他們心裡形成了一種固定思維，凡是大名頭的東西多不可靠，不碰為妙。
在德國科隆的“Lempertz”拍賣行的一個拍賣會上，一幅齊白石的作品《大富貴亦壽考》以1.5萬歐元起拍，最後被現場和電話委託出價的中國買家給爭到了40萬歐元。
正確對待收藏圈中的“大名頭”
這裡所說的大名頭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對於什麼樣的藏品名頭算是“大名頭”，通常是按其經濟價值來衡量的。
對於普通收藏者而言，價值數萬元的藏品就算是大名頭東西了，
而對於資深藏家、專家、專業機構而言，
價值在數十萬、百萬級、千萬級的藏品才能算作“大名頭”藏品。
而對於那些雖然存世數量稀少、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科學價值、歷史價值，
但經濟價值相對較低的藏品，人們通常只是以平常心待之，
在鑑定時也不覺得有何高難之處，在多數情況下敢說敢言，並能達成統一意見。
但對於經濟價值較高的大名頭藏品，人們的警惕性總是很高，
有時即使是傳承有緒的真品、真跡，也免不了有各種質疑的聲音，
至於一些民間流散的大名頭東西能得到認可的機會則更加渺茫。
由此可見，人們對大名頭的藏品心懷敬畏，
並非都是出於對藏品本身的崇拜、敬仰，
而是在於大名頭的藏品本身所代表的數額不菲的財富。
《茅山雄姿》最早現身拍場是在1999年，拍出308萬元，
2004年以460萬元起拍，並創出當時傅抱石個人書畫拍賣的世界紀錄——2090萬元。
中國的收藏市場上不乏頂級的藝術品，更不乏頂級的鑑定家，但隨著中國藝術品交易市場的迅速發展，尤其在其活躍度超過拍賣行業後，藝術品交易已經成為當下國民經濟的一大亮點。
也許是難卻情面，也許是受利益驅使，給收藏愛好者鑑寶的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僅北京就有上百家各門類的鑑定中心，全國叫不出名字的“鑑定專家”更是數不勝數。形成“你方說罷我來說，十個意見九不同”的局面，這也成了當下拍賣公司經理們最頭疼的一件事。
我們不禁發問：面對如此混亂龐雜的鑑定專家隊伍，誰來鑑定他們的資質？
日前，通過走訪古玩藝術品交易市場的相關人士瞭解到，
目前一些所謂的“鑑定專家”擾亂市場，各有怪招。
現狀：被經濟利益驅使的“辦證專家”
一個電視臺的新聞節目曾經曝光了這樣一個事實：
一位收藏愛好者在地攤上花30元錢買了一塊仿紅山文化的“古玉”後，隨即找到一位國家級的鑑定專家鑑定，鑑定後專家得出是真品的結論，估價為30萬元，並給這位收藏愛好者開具證書，同時收取了大約1500元的鑑定費。
此過程全部由電視臺的攝像機跟蹤拍攝並報道，這位鑑定專家的所作所為，也被媒體抓了個證據確鑿。
問題更為嚴重的是，像這樣的所謂專家能在一家著名的古玩城內公開從事鑑定工作10多年之久，文物界居然沒有一個規章制度和考核制度把他清理出去，直到被媒體曝光後他才被撤換下來。
目前，潘家園等古玩市場都已經形成了龐大的產業鏈，從生產、運輸到銷售，不知道養活了多少人，龐大的產業效應滋生了眾多的辦證專家。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拍賣公司經理表示，古玩城賣東西的只需去工商所辦個執照，而且只是營業執照，並沒有界定他們的鑑定資質的相關機構。
好多古玩城老闆不光賣東西，還業餘給人開證書。
一位收藏人士表示，在不同古玩城裡找10個專家，恨不得有9個專家能開出不同的鑑定證書。
匡時拍賣公司總經理董國強談到，出於經濟利益而幫人做鑑定的事在什麼時候都會有，雖然一個鑑定家的能力有高低，但是起碼態度應該是端正的，要憑自己的良心。
而對古玩市場裡的“賣家兼專家”也不能一棍打死，畢竟有些老闆長期在市場上接觸東西，還是具備一定“眼力”的。
鑑定專家是否應該“職業化”倒成了業內爭議的焦點。
2003年7月，國家確定了文物鑑定師的執業標準，要求推行市場準入制度，沒有取得資格證的，將不能從事這個行業。
標準是推出了，但與龐大的市場需求相比，文物鑑定專業人才依然相當匱乏。
像河南這樣的文物大省，目前取得這種資格的只有7個人，全國也不足百人。
而近年以來，北京、廣州、上海及成都等地都舉辦了鑑定師培訓班，還有不少短期的諸如“鑑賞班”、“興趣愛好班”等。
“什麼才能叫鑑定家，他必須看過大量的真品，而且還需要有提煉能力，有天賦的人才能成為鑑定家。”董國強說道。
比如鑑定齊白石的專家，就得了解齊白石不同時期、不同風格的所有作品，就算兩個人都看過了齊白石的作品，也有可能有一個人完全沒看懂的。
從這點看，學校裡培養初級或中級的鑑定者是可能的，但他們還必須要靠時間來磨礪“眼力”，還需要天賦，這種培養難度不啻於培養一個畫家。
藏家怎麼突破瓶頸？
提起“瓶頸”一詞，你可能並不陌生。
瓶頸一般是指在整體中的關鍵限制因素，在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含義。
那麼“收藏瓶頸”是指什麼？
收藏圈裡的限制因素又在哪裡呢？
眾所周知，古玩藝術品市場的“二八分化”一直都在，甚至近年都有始終拉大的趨勢。
對於比較大眾的古玩藝術品，受眾群體較大，也較容易識別和鑑定；
而對於金字塔頂尖的藝術品如果讓你我碰到，你是否也會心頭一顫，不知所措呢？
其實，從事收藏的朋友大多都有這樣的經驗，
不管是陶瓷、書畫，還是其他類別的收藏品，
對於普通東西（普品）大家的鑑別能力基本是一樣的，鑑定結論也一致。
因為這樣的東西較常見，價格相對較低，買到的機會多，
只要具備基本的鑑定常識，一般都不會看錯。
而對於檔次稍高，市場價值較高的藏品，人們大多抱以小心謹慎的態度。
舉例來說，對於官窯、元青花、汝窯、琺琅彩、張大千、傅抱石、宋畫等這些“大名頭”的藏品，
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我哪裡有這麼好的運氣，自己就碰到了?
即使碰到了，也大都以為自己是在做夢，不可能的事!
持這樣的謹慎態度是很正常的，
畢竟收藏圈稍不小心就會踩到地雷，
在收藏界裡撿漏不成，反被撿漏的事情，時刻都在發生著。
其實在收藏中有眼不識寶貝的情況，是比較普遍的現象。
當人們在小心謹慎捂緊錢袋的時候，很可能由於眼力和膽識的欠缺，讓機會從自己眼前溜走。
有許多從事收藏多年的人，對於看普通東西可以說是行家、高手，
然而對於檔次高點的東西，就不那麼自信了，
在多數情況下，寧願相信“大名頭”的東西都是贗品，而不是實事求是地客觀看待它們。
這樣固然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然而錯失的卻是機會，並且自己永遠停留於玩普品的階段。
處在收藏的“瓶頸”，我們如何應對會更加積極度過呢？
一位買家在去年的西泠秋拍中以1.8萬元低價購入的清代閒章，在2017年的北京保利春拍中，被人以380萬元競得。
整體和細節特徵的分析和把握
其實大名頭的東西，與普通東西在鑑定方法上是一樣的，
都是在熟悉真品特徵面貌的基本上，對鑑定對象進行整體和細節特徵的分析和把握。
對陶瓷而言，不外乎造型、紋飾、胎、釉、款識、使用磨損痕跡、保存環境、開片、氣泡等細節特徵；
對書畫而言也無非是風格、用筆、用墨、款識、線條、具體物象的畫法、紙張、裝裱、印章、印泥等內容。
這些原本是很基本的方法，很多從事收藏多年的人在遇到大名頭東西時，反而不會用了。
大名頭的東西在他們眼裡被神話了，
他們相信傳言“某類東西，某位大師的畫作，現在仿得已經亂真了
，連故宮博物院等國家級專家都要走眼，科學儀器也檢驗不出來”。
於是在他們心裡形成了一種固定思維，凡是大名頭的東西多不可靠，不碰為妙。
在德國科隆的“Lempertz”拍賣行的一個拍賣會上，一幅齊白石的作品《大富貴亦壽考》以1.5萬歐元起拍，最後被現場和電話委託出價的中國買家給爭到了40萬歐元。
正確對待收藏圈中的“大名頭”
這裡所說的大名頭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對於什麼樣的藏品名頭算是“大名頭”，通常是按其經濟價值來衡量的。
對於普通收藏者而言，價值數萬元的藏品就算是大名頭東西了，
而對於資深藏家、專家、專業機構而言，
價值在數十萬、百萬級、千萬級的藏品才能算作“大名頭”藏品。
而對於那些雖然存世數量稀少、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科學價值、歷史價值，
但經濟價值相對較低的藏品，人們通常只是以平常心待之，
在鑑定時也不覺得有何高難之處，在多數情況下敢說敢言，並能達成統一意見。
但對於經濟價值較高的大名頭藏品，人們的警惕性總是很高，
有時即使是傳承有緒的真品、真跡，也免不了有各種質疑的聲音，
至於一些民間流散的大名頭東西能得到認可的機會則更加渺茫。
由此可見，人們對大名頭的藏品心懷敬畏，
並非都是出於對藏品本身的崇拜、敬仰，
而是在於大名頭的藏品本身所代表的數額不菲的財富。
《茅山雄姿》最早現身拍場是在1999年，拍出308萬元，
2004年以460萬元起拍，並創出當時傅抱石個人書畫拍賣的世界紀錄——2090萬元。
這隻在去年歐洲某拍賣會上33萬歐元落槌的乾隆寶璽，放到2017年的北京保利春拍，最終以2300萬元成交。
如何處理普通藏者手中的“大名頭”
普通收藏者手中的大名頭藏品，
除非這件藏品本身實在太典型、大開門或有傳承、來源上的鐵證，
否則在多數情況下都是得不到認可的。
人們的最習慣的心理反應是：“你手上怎們可能有這樣的東西？”
但這樣的藏品如果出現在資深大藏家、著名鑑定專家或社會名流的手中時，
人們的眼光就變得相對寬容了。
只要藏品本身無明顯的破綻或屬於低劣贗品，即使有的東西存在疑點，人們也傾向將其歸入真品一類。
這時人們的心理反應是：“以某人的財力、學識、眼力或社會地位，擁有這樣的重量級藏品，不足為怪。”
中國的收藏市場上不乏頂級的藝術品，更不乏頂級的鑑定家，但隨著中國藝術品交易市場的迅速發展，尤其在其活躍度超過拍賣行業後，藝術品交易已經成為當下國民經濟的一大亮點。
也許是難卻情面，也許是受利益驅使，給收藏愛好者鑑寶的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僅北京就有上百家各門類的鑑定中心，全國叫不出名字的“鑑定專家”更是數不勝數。形成“你方說罷我來說，十個意見九不同”的局面，這也成了當下拍賣公司經理們最頭疼的一件事。
我們不禁發問：面對如此混亂龐雜的鑑定專家隊伍，誰來鑑定他們的資質？
日前，通過走訪古玩藝術品交易市場的相關人士瞭解到，
目前一些所謂的“鑑定專家”擾亂市場，各有怪招。
現狀：被經濟利益驅使的“辦證專家”
一個電視臺的新聞節目曾經曝光了這樣一個事實：
一位收藏愛好者在地攤上花30元錢買了一塊仿紅山文化的“古玉”後，隨即找到一位國家級的鑑定專家鑑定，鑑定後專家得出是真品的結論，估價為30萬元，並給這位收藏愛好者開具證書，同時收取了大約1500元的鑑定費。
此過程全部由電視臺的攝像機跟蹤拍攝並報道，這位鑑定專家的所作所為，也被媒體抓了個證據確鑿。
問題更為嚴重的是，像這樣的所謂專家能在一家著名的古玩城內公開從事鑑定工作10多年之久，文物界居然沒有一個規章制度和考核制度把他清理出去，直到被媒體曝光後他才被撤換下來。
目前，潘家園等古玩市場都已經形成了龐大的產業鏈，從生產、運輸到銷售，不知道養活了多少人，龐大的產業效應滋生了眾多的辦證專家。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拍賣公司經理表示，古玩城賣東西的只需去工商所辦個執照，而且只是營業執照，並沒有界定他們的鑑定資質的相關機構。
好多古玩城老闆不光賣東西，還業餘給人開證書。
一位收藏人士表示，在不同古玩城裡找10個專家，恨不得有9個專家能開出不同的鑑定證書。
匡時拍賣公司總經理董國強談到，出於經濟利益而幫人做鑑定的事在什麼時候都會有，雖然一個鑑定家的能力有高低，但是起碼態度應該是端正的，要憑自己的良心。
而對古玩市場裡的“賣家兼專家”也不能一棍打死，畢竟有些老闆長期在市場上接觸東西，還是具備一定“眼力”的。
鑑定專家是否應該“職業化”倒成了業內爭議的焦點。
2003年7月，國家確定了文物鑑定師的執業標準，要求推行市場準入制度，沒有取得資格證的，將不能從事這個行業。
標準是推出了，但與龐大的市場需求相比，文物鑑定專業人才依然相當匱乏。
像河南這樣的文物大省，目前取得這種資格的只有7個人，全國也不足百人。
而近年以來，北京、廣州、上海及成都等地都舉辦了鑑定師培訓班，還有不少短期的諸如“鑑賞班”、“興趣愛好班”等。
“什麼才能叫鑑定家，他必須看過大量的真品，而且還需要有提煉能力，有天賦的人才能成為鑑定家。”董國強說道。
比如鑑定齊白石的專家，就得了解齊白石不同時期、不同風格的所有作品，就算兩個人都看過了齊白石的作品，也有可能有一個人完全沒看懂的。
從這點看，學校裡培養初級或中級的鑑定者是可能的，但他們還必須要靠時間來磨礪“眼力”，還需要天賦，這種培養難度不啻於培養一個畫家。
藏家怎麼突破瓶頸？
提起“瓶頸”一詞，你可能並不陌生。
瓶頸一般是指在整體中的關鍵限制因素，在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含義。
那麼“收藏瓶頸”是指什麼？
收藏圈裡的限制因素又在哪裡呢？
眾所周知，古玩藝術品市場的“二八分化”一直都在，甚至近年都有始終拉大的趨勢。
對於比較大眾的古玩藝術品，受眾群體較大，也較容易識別和鑑定；
而對於金字塔頂尖的藝術品如果讓你我碰到，你是否也會心頭一顫，不知所措呢？
其實，從事收藏的朋友大多都有這樣的經驗，
不管是陶瓷、書畫，還是其他類別的收藏品，
對於普通東西（普品）大家的鑑別能力基本是一樣的，鑑定結論也一致。
因為這樣的東西較常見，價格相對較低，買到的機會多，
只要具備基本的鑑定常識，一般都不會看錯。
而對於檔次稍高，市場價值較高的藏品，人們大多抱以小心謹慎的態度。
舉例來說，對於官窯、元青花、汝窯、琺琅彩、張大千、傅抱石、宋畫等這些“大名頭”的藏品，
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我哪裡有這麼好的運氣，自己就碰到了?
即使碰到了，也大都以為自己是在做夢，不可能的事!
持這樣的謹慎態度是很正常的，
畢竟收藏圈稍不小心就會踩到地雷，
在收藏界裡撿漏不成，反被撿漏的事情，時刻都在發生著。
其實在收藏中有眼不識寶貝的情況，是比較普遍的現象。
當人們在小心謹慎捂緊錢袋的時候，很可能由於眼力和膽識的欠缺，讓機會從自己眼前溜走。
有許多從事收藏多年的人，對於看普通東西可以說是行家、高手，
然而對於檔次高點的東西，就不那麼自信了，
在多數情況下，寧願相信“大名頭”的東西都是贗品，而不是實事求是地客觀看待它們。
這樣固然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然而錯失的卻是機會，並且自己永遠停留於玩普品的階段。
處在收藏的“瓶頸”，我們如何應對會更加積極度過呢？
一位買家在去年的西泠秋拍中以1.8萬元低價購入的清代閒章，在2017年的北京保利春拍中，被人以380萬元競得。
整體和細節特徵的分析和把握
其實大名頭的東西，與普通東西在鑑定方法上是一樣的，
都是在熟悉真品特徵面貌的基本上，對鑑定對象進行整體和細節特徵的分析和把握。
對陶瓷而言，不外乎造型、紋飾、胎、釉、款識、使用磨損痕跡、保存環境、開片、氣泡等細節特徵；
對書畫而言也無非是風格、用筆、用墨、款識、線條、具體物象的畫法、紙張、裝裱、印章、印泥等內容。
這些原本是很基本的方法，很多從事收藏多年的人在遇到大名頭東西時，反而不會用了。
大名頭的東西在他們眼裡被神話了，
他們相信傳言“某類東西，某位大師的畫作，現在仿得已經亂真了
，連故宮博物院等國家級專家都要走眼，科學儀器也檢驗不出來”。
於是在他們心裡形成了一種固定思維，凡是大名頭的東西多不可靠，不碰為妙。
在德國科隆的“Lempertz”拍賣行的一個拍賣會上，一幅齊白石的作品《大富貴亦壽考》以1.5萬歐元起拍，最後被現場和電話委託出價的中國買家給爭到了40萬歐元。
正確對待收藏圈中的“大名頭”
這裡所說的大名頭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對於什麼樣的藏品名頭算是“大名頭”，通常是按其經濟價值來衡量的。
對於普通收藏者而言，價值數萬元的藏品就算是大名頭東西了，
而對於資深藏家、專家、專業機構而言，
價值在數十萬、百萬級、千萬級的藏品才能算作“大名頭”藏品。
而對於那些雖然存世數量稀少、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科學價值、歷史價值，
但經濟價值相對較低的藏品，人們通常只是以平常心待之，
在鑑定時也不覺得有何高難之處，在多數情況下敢說敢言，並能達成統一意見。
但對於經濟價值較高的大名頭藏品，人們的警惕性總是很高，
有時即使是傳承有緒的真品、真跡，也免不了有各種質疑的聲音，
至於一些民間流散的大名頭東西能得到認可的機會則更加渺茫。
由此可見，人們對大名頭的藏品心懷敬畏，
並非都是出於對藏品本身的崇拜、敬仰，
而是在於大名頭的藏品本身所代表的數額不菲的財富。
《茅山雄姿》最早現身拍場是在1999年，拍出308萬元，
2004年以460萬元起拍，並創出當時傅抱石個人書畫拍賣的世界紀錄——2090萬元。
這隻在去年歐洲某拍賣會上33萬歐元落槌的乾隆寶璽，放到2017年的北京保利春拍，最終以2300萬元成交。
如何處理普通藏者手中的“大名頭”
普通收藏者手中的大名頭藏品，
除非這件藏品本身實在太典型、大開門或有傳承、來源上的鐵證，
否則在多數情況下都是得不到認可的。
人們的最習慣的心理反應是：“你手上怎們可能有這樣的東西？”
但這樣的藏品如果出現在資深大藏家、著名鑑定專家或社會名流的手中時，
人們的眼光就變得相對寬容了。
只要藏品本身無明顯的破綻或屬於低劣贗品，即使有的東西存在疑點，人們也傾向將其歸入真品一類。
這時人們的心理反應是：“以某人的財力、學識、眼力或社會地位，擁有這樣的重量級藏品，不足為怪。”
同理，一件大名頭的藏品，
如果出現在古玩地攤上，人們會認為它是贗品、臆造品，頂多說它是“高仿品”，
算是對它的最高讚譽；
如果出現在著名拍賣公司，這時它就是難得的精品、重器，
這時可能也會出現少許質疑的聲音，但多數人對其真實性還是認可的；
如果出現在著名博物館的陳列上，這時它就是國寶級文物，幾乎無人會對其真實性提出質疑。
中國的收藏市場上不乏頂級的藝術品，更不乏頂級的鑑定家，但隨著中國藝術品交易市場的迅速發展，尤其在其活躍度超過拍賣行業後，藝術品交易已經成為當下國民經濟的一大亮點。
也許是難卻情面，也許是受利益驅使，給收藏愛好者鑑寶的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僅北京就有上百家各門類的鑑定中心，全國叫不出名字的“鑑定專家”更是數不勝數。形成“你方說罷我來說，十個意見九不同”的局面，這也成了當下拍賣公司經理們最頭疼的一件事。
我們不禁發問：面對如此混亂龐雜的鑑定專家隊伍，誰來鑑定他們的資質？
日前，通過走訪古玩藝術品交易市場的相關人士瞭解到，
目前一些所謂的“鑑定專家”擾亂市場，各有怪招。
現狀：被經濟利益驅使的“辦證專家”
一個電視臺的新聞節目曾經曝光了這樣一個事實：
一位收藏愛好者在地攤上花30元錢買了一塊仿紅山文化的“古玉”後，隨即找到一位國家級的鑑定專家鑑定，鑑定後專家得出是真品的結論，估價為30萬元，並給這位收藏愛好者開具證書，同時收取了大約1500元的鑑定費。
此過程全部由電視臺的攝像機跟蹤拍攝並報道，這位鑑定專家的所作所為，也被媒體抓了個證據確鑿。
問題更為嚴重的是，像這樣的所謂專家能在一家著名的古玩城內公開從事鑑定工作10多年之久，文物界居然沒有一個規章制度和考核制度把他清理出去，直到被媒體曝光後他才被撤換下來。
目前，潘家園等古玩市場都已經形成了龐大的產業鏈，從生產、運輸到銷售，不知道養活了多少人，龐大的產業效應滋生了眾多的辦證專家。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拍賣公司經理表示，古玩城賣東西的只需去工商所辦個執照，而且只是營業執照，並沒有界定他們的鑑定資質的相關機構。
好多古玩城老闆不光賣東西，還業餘給人開證書。
一位收藏人士表示，在不同古玩城裡找10個專家，恨不得有9個專家能開出不同的鑑定證書。
匡時拍賣公司總經理董國強談到，出於經濟利益而幫人做鑑定的事在什麼時候都會有，雖然一個鑑定家的能力有高低，但是起碼態度應該是端正的，要憑自己的良心。
而對古玩市場裡的“賣家兼專家”也不能一棍打死，畢竟有些老闆長期在市場上接觸東西，還是具備一定“眼力”的。
鑑定專家是否應該“職業化”倒成了業內爭議的焦點。
2003年7月，國家確定了文物鑑定師的執業標準，要求推行市場準入制度，沒有取得資格證的，將不能從事這個行業。
標準是推出了，但與龐大的市場需求相比，文物鑑定專業人才依然相當匱乏。
像河南這樣的文物大省，目前取得這種資格的只有7個人，全國也不足百人。
而近年以來，北京、廣州、上海及成都等地都舉辦了鑑定師培訓班，還有不少短期的諸如“鑑賞班”、“興趣愛好班”等。
“什麼才能叫鑑定家，他必須看過大量的真品，而且還需要有提煉能力，有天賦的人才能成為鑑定家。”董國強說道。
比如鑑定齊白石的專家，就得了解齊白石不同時期、不同風格的所有作品，就算兩個人都看過了齊白石的作品，也有可能有一個人完全沒看懂的。
從這點看，學校裡培養初級或中級的鑑定者是可能的，但他們還必須要靠時間來磨礪“眼力”，還需要天賦，這種培養難度不啻於培養一個畫家。
藏家怎麼突破瓶頸？
提起“瓶頸”一詞，你可能並不陌生。
瓶頸一般是指在整體中的關鍵限制因素，在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含義。
那麼“收藏瓶頸”是指什麼？
收藏圈裡的限制因素又在哪裡呢？
眾所周知，古玩藝術品市場的“二八分化”一直都在，甚至近年都有始終拉大的趨勢。
對於比較大眾的古玩藝術品，受眾群體較大，也較容易識別和鑑定；
而對於金字塔頂尖的藝術品如果讓你我碰到，你是否也會心頭一顫，不知所措呢？
其實，從事收藏的朋友大多都有這樣的經驗，
不管是陶瓷、書畫，還是其他類別的收藏品，
對於普通東西（普品）大家的鑑別能力基本是一樣的，鑑定結論也一致。
因為這樣的東西較常見，價格相對較低，買到的機會多，
只要具備基本的鑑定常識，一般都不會看錯。
而對於檔次稍高，市場價值較高的藏品，人們大多抱以小心謹慎的態度。
舉例來說，對於官窯、元青花、汝窯、琺琅彩、張大千、傅抱石、宋畫等這些“大名頭”的藏品，
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我哪裡有這麼好的運氣，自己就碰到了?
即使碰到了，也大都以為自己是在做夢，不可能的事!
持這樣的謹慎態度是很正常的，
畢竟收藏圈稍不小心就會踩到地雷，
在收藏界裡撿漏不成，反被撿漏的事情，時刻都在發生著。
其實在收藏中有眼不識寶貝的情況，是比較普遍的現象。
當人們在小心謹慎捂緊錢袋的時候，很可能由於眼力和膽識的欠缺，讓機會從自己眼前溜走。
有許多從事收藏多年的人，對於看普通東西可以說是行家、高手，
然而對於檔次高點的東西，就不那麼自信了，
在多數情況下，寧願相信“大名頭”的東西都是贗品，而不是實事求是地客觀看待它們。
這樣固然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然而錯失的卻是機會，並且自己永遠停留於玩普品的階段。
處在收藏的“瓶頸”，我們如何應對會更加積極度過呢？
一位買家在去年的西泠秋拍中以1.8萬元低價購入的清代閒章，在2017年的北京保利春拍中，被人以380萬元競得。
整體和細節特徵的分析和把握
其實大名頭的東西，與普通東西在鑑定方法上是一樣的，
都是在熟悉真品特徵面貌的基本上，對鑑定對象進行整體和細節特徵的分析和把握。
對陶瓷而言，不外乎造型、紋飾、胎、釉、款識、使用磨損痕跡、保存環境、開片、氣泡等細節特徵；
對書畫而言也無非是風格、用筆、用墨、款識、線條、具體物象的畫法、紙張、裝裱、印章、印泥等內容。
這些原本是很基本的方法，很多從事收藏多年的人在遇到大名頭東西時，反而不會用了。
大名頭的東西在他們眼裡被神話了，
他們相信傳言“某類東西，某位大師的畫作，現在仿得已經亂真了
，連故宮博物院等國家級專家都要走眼，科學儀器也檢驗不出來”。
於是在他們心裡形成了一種固定思維，凡是大名頭的東西多不可靠，不碰為妙。
在德國科隆的“Lempertz”拍賣行的一個拍賣會上，一幅齊白石的作品《大富貴亦壽考》以1.5萬歐元起拍，最後被現場和電話委託出價的中國買家給爭到了40萬歐元。
正確對待收藏圈中的“大名頭”
這裡所說的大名頭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對於什麼樣的藏品名頭算是“大名頭”，通常是按其經濟價值來衡量的。
對於普通收藏者而言，價值數萬元的藏品就算是大名頭東西了，
而對於資深藏家、專家、專業機構而言，
價值在數十萬、百萬級、千萬級的藏品才能算作“大名頭”藏品。
而對於那些雖然存世數量稀少、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科學價值、歷史價值，
但經濟價值相對較低的藏品，人們通常只是以平常心待之，
在鑑定時也不覺得有何高難之處，在多數情況下敢說敢言，並能達成統一意見。
但對於經濟價值較高的大名頭藏品，人們的警惕性總是很高，
有時即使是傳承有緒的真品、真跡，也免不了有各種質疑的聲音，
至於一些民間流散的大名頭東西能得到認可的機會則更加渺茫。
由此可見，人們對大名頭的藏品心懷敬畏，
並非都是出於對藏品本身的崇拜、敬仰，
而是在於大名頭的藏品本身所代表的數額不菲的財富。
《茅山雄姿》最早現身拍場是在1999年，拍出308萬元，
2004年以460萬元起拍，並創出當時傅抱石個人書畫拍賣的世界紀錄——2090萬元。
這隻在去年歐洲某拍賣會上33萬歐元落槌的乾隆寶璽，放到2017年的北京保利春拍，最終以2300萬元成交。
如何處理普通藏者手中的“大名頭”
普通收藏者手中的大名頭藏品，
除非這件藏品本身實在太典型、大開門或有傳承、來源上的鐵證，
否則在多數情況下都是得不到認可的。
人們的最習慣的心理反應是：“你手上怎們可能有這樣的東西？”
但這樣的藏品如果出現在資深大藏家、著名鑑定專家或社會名流的手中時，
人們的眼光就變得相對寬容了。
只要藏品本身無明顯的破綻或屬於低劣贗品，即使有的東西存在疑點，人們也傾向將其歸入真品一類。
這時人們的心理反應是：“以某人的財力、學識、眼力或社會地位，擁有這樣的重量級藏品，不足為怪。”
同理，一件大名頭的藏品，
如果出現在古玩地攤上，人們會認為它是贗品、臆造品，頂多說它是“高仿品”，
算是對它的最高讚譽；
如果出現在著名拍賣公司，這時它就是難得的精品、重器，
這時可能也會出現少許質疑的聲音，但多數人對其真實性還是認可的；
如果出現在著名博物館的陳列上，這時它就是國寶級文物，幾乎無人會對其真實性提出質疑。
“大名頭”多具有爭議性
只要是大名頭的藏品幾乎都會存在或多或少的質疑或爭議，
從前幾年創下中國瓷器拍賣紀錄的“鬼谷子下山圖”元青花罐，到2009年春拍的宋徽宗《寫生珍禽圖》，
乃至國內著名博物館的某些重要藏品，歷來都不乏質疑之聲。
有的質疑屬於學術層面的探討，有理有據，成一家之說；
而有的則僅停留於吸引眼球式的譁眾取寵，其方法、論據、觀點未必可信。
既然大名頭的藏品容易引起這樣或那樣的質疑之聲，那麼還有誰願意來玩大名頭的藏品呢？
古玩藝術品的流通曆來通行買家認可的原則。
一件藏品不管其真偽、年代和價值如何，只要買家認可，那麼誰也管不著，
買家認為是真的就是真的，買家說是什麼年代就是什麼年代，買家認為價值多少就是多少。
中國的收藏市場上不乏頂級的藝術品，更不乏頂級的鑑定家，但隨著中國藝術品交易市場的迅速發展，尤其在其活躍度超過拍賣行業後，藝術品交易已經成為當下國民經濟的一大亮點。
也許是難卻情面，也許是受利益驅使，給收藏愛好者鑑寶的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僅北京就有上百家各門類的鑑定中心，全國叫不出名字的“鑑定專家”更是數不勝數。形成“你方說罷我來說，十個意見九不同”的局面，這也成了當下拍賣公司經理們最頭疼的一件事。
我們不禁發問：面對如此混亂龐雜的鑑定專家隊伍，誰來鑑定他們的資質？
日前，通過走訪古玩藝術品交易市場的相關人士瞭解到，
目前一些所謂的“鑑定專家”擾亂市場，各有怪招。
現狀：被經濟利益驅使的“辦證專家”
一個電視臺的新聞節目曾經曝光了這樣一個事實：
一位收藏愛好者在地攤上花30元錢買了一塊仿紅山文化的“古玉”後，隨即找到一位國家級的鑑定專家鑑定，鑑定後專家得出是真品的結論，估價為30萬元，並給這位收藏愛好者開具證書，同時收取了大約1500元的鑑定費。
此過程全部由電視臺的攝像機跟蹤拍攝並報道，這位鑑定專家的所作所為，也被媒體抓了個證據確鑿。
問題更為嚴重的是，像這樣的所謂專家能在一家著名的古玩城內公開從事鑑定工作10多年之久，文物界居然沒有一個規章制度和考核制度把他清理出去，直到被媒體曝光後他才被撤換下來。
目前，潘家園等古玩市場都已經形成了龐大的產業鏈，從生產、運輸到銷售，不知道養活了多少人，龐大的產業效應滋生了眾多的辦證專家。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拍賣公司經理表示，古玩城賣東西的只需去工商所辦個執照，而且只是營業執照，並沒有界定他們的鑑定資質的相關機構。
好多古玩城老闆不光賣東西，還業餘給人開證書。
一位收藏人士表示，在不同古玩城裡找10個專家，恨不得有9個專家能開出不同的鑑定證書。
匡時拍賣公司總經理董國強談到，出於經濟利益而幫人做鑑定的事在什麼時候都會有，雖然一個鑑定家的能力有高低，但是起碼態度應該是端正的，要憑自己的良心。
而對古玩市場裡的“賣家兼專家”也不能一棍打死，畢竟有些老闆長期在市場上接觸東西，還是具備一定“眼力”的。
鑑定專家是否應該“職業化”倒成了業內爭議的焦點。
2003年7月，國家確定了文物鑑定師的執業標準，要求推行市場準入制度，沒有取得資格證的，將不能從事這個行業。
標準是推出了，但與龐大的市場需求相比，文物鑑定專業人才依然相當匱乏。
像河南這樣的文物大省，目前取得這種資格的只有7個人，全國也不足百人。
而近年以來，北京、廣州、上海及成都等地都舉辦了鑑定師培訓班，還有不少短期的諸如“鑑賞班”、“興趣愛好班”等。
“什麼才能叫鑑定家，他必須看過大量的真品，而且還需要有提煉能力，有天賦的人才能成為鑑定家。”董國強說道。
比如鑑定齊白石的專家，就得了解齊白石不同時期、不同風格的所有作品，就算兩個人都看過了齊白石的作品，也有可能有一個人完全沒看懂的。
從這點看，學校裡培養初級或中級的鑑定者是可能的，但他們還必須要靠時間來磨礪“眼力”，還需要天賦，這種培養難度不啻於培養一個畫家。
藏家怎麼突破瓶頸？
提起“瓶頸”一詞，你可能並不陌生。
瓶頸一般是指在整體中的關鍵限制因素，在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含義。
那麼“收藏瓶頸”是指什麼？
收藏圈裡的限制因素又在哪裡呢？
眾所周知，古玩藝術品市場的“二八分化”一直都在，甚至近年都有始終拉大的趨勢。
對於比較大眾的古玩藝術品，受眾群體較大，也較容易識別和鑑定；
而對於金字塔頂尖的藝術品如果讓你我碰到，你是否也會心頭一顫，不知所措呢？
其實，從事收藏的朋友大多都有這樣的經驗，
不管是陶瓷、書畫，還是其他類別的收藏品，
對於普通東西（普品）大家的鑑別能力基本是一樣的，鑑定結論也一致。
因為這樣的東西較常見，價格相對較低，買到的機會多，
只要具備基本的鑑定常識，一般都不會看錯。
而對於檔次稍高，市場價值較高的藏品，人們大多抱以小心謹慎的態度。
舉例來說，對於官窯、元青花、汝窯、琺琅彩、張大千、傅抱石、宋畫等這些“大名頭”的藏品，
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我哪裡有這麼好的運氣，自己就碰到了?
即使碰到了，也大都以為自己是在做夢，不可能的事!
持這樣的謹慎態度是很正常的，
畢竟收藏圈稍不小心就會踩到地雷，
在收藏界裡撿漏不成，反被撿漏的事情，時刻都在發生著。
其實在收藏中有眼不識寶貝的情況，是比較普遍的現象。
當人們在小心謹慎捂緊錢袋的時候，很可能由於眼力和膽識的欠缺，讓機會從自己眼前溜走。
有許多從事收藏多年的人，對於看普通東西可以說是行家、高手，
然而對於檔次高點的東西，就不那麼自信了，
在多數情況下，寧願相信“大名頭”的東西都是贗品，而不是實事求是地客觀看待它們。
這樣固然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然而錯失的卻是機會，並且自己永遠停留於玩普品的階段。
處在收藏的“瓶頸”，我們如何應對會更加積極度過呢？
一位買家在去年的西泠秋拍中以1.8萬元低價購入的清代閒章，在2017年的北京保利春拍中，被人以380萬元競得。
整體和細節特徵的分析和把握
其實大名頭的東西，與普通東西在鑑定方法上是一樣的，
都是在熟悉真品特徵面貌的基本上，對鑑定對象進行整體和細節特徵的分析和把握。
對陶瓷而言，不外乎造型、紋飾、胎、釉、款識、使用磨損痕跡、保存環境、開片、氣泡等細節特徵；
對書畫而言也無非是風格、用筆、用墨、款識、線條、具體物象的畫法、紙張、裝裱、印章、印泥等內容。
這些原本是很基本的方法，很多從事收藏多年的人在遇到大名頭東西時，反而不會用了。
大名頭的東西在他們眼裡被神話了，
他們相信傳言“某類東西，某位大師的畫作，現在仿得已經亂真了
，連故宮博物院等國家級專家都要走眼，科學儀器也檢驗不出來”。
於是在他們心裡形成了一種固定思維，凡是大名頭的東西多不可靠，不碰為妙。
在德國科隆的“Lempertz”拍賣行的一個拍賣會上，一幅齊白石的作品《大富貴亦壽考》以1.5萬歐元起拍，最後被現場和電話委託出價的中國買家給爭到了40萬歐元。
正確對待收藏圈中的“大名頭”
這裡所說的大名頭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對於什麼樣的藏品名頭算是“大名頭”，通常是按其經濟價值來衡量的。
對於普通收藏者而言，價值數萬元的藏品就算是大名頭東西了，
而對於資深藏家、專家、專業機構而言，
價值在數十萬、百萬級、千萬級的藏品才能算作“大名頭”藏品。
而對於那些雖然存世數量稀少、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科學價值、歷史價值，
但經濟價值相對較低的藏品，人們通常只是以平常心待之，
在鑑定時也不覺得有何高難之處，在多數情況下敢說敢言，並能達成統一意見。
但對於經濟價值較高的大名頭藏品，人們的警惕性總是很高，
有時即使是傳承有緒的真品、真跡，也免不了有各種質疑的聲音，
至於一些民間流散的大名頭東西能得到認可的機會則更加渺茫。
由此可見，人們對大名頭的藏品心懷敬畏，
並非都是出於對藏品本身的崇拜、敬仰，
而是在於大名頭的藏品本身所代表的數額不菲的財富。
《茅山雄姿》最早現身拍場是在1999年，拍出308萬元，
2004年以460萬元起拍，並創出當時傅抱石個人書畫拍賣的世界紀錄——2090萬元。
這隻在去年歐洲某拍賣會上33萬歐元落槌的乾隆寶璽，放到2017年的北京保利春拍，最終以2300萬元成交。
如何處理普通藏者手中的“大名頭”
普通收藏者手中的大名頭藏品，
除非這件藏品本身實在太典型、大開門或有傳承、來源上的鐵證，
否則在多數情況下都是得不到認可的。
人們的最習慣的心理反應是：“你手上怎們可能有這樣的東西？”
但這樣的藏品如果出現在資深大藏家、著名鑑定專家或社會名流的手中時，
人們的眼光就變得相對寬容了。
只要藏品本身無明顯的破綻或屬於低劣贗品，即使有的東西存在疑點，人們也傾向將其歸入真品一類。
這時人們的心理反應是：“以某人的財力、學識、眼力或社會地位，擁有這樣的重量級藏品，不足為怪。”
同理，一件大名頭的藏品，
如果出現在古玩地攤上，人們會認為它是贗品、臆造品，頂多說它是“高仿品”，
算是對它的最高讚譽；
如果出現在著名拍賣公司，這時它就是難得的精品、重器，
這時可能也會出現少許質疑的聲音，但多數人對其真實性還是認可的；
如果出現在著名博物館的陳列上，這時它就是國寶級文物，幾乎無人會對其真實性提出質疑。
“大名頭”多具有爭議性
只要是大名頭的藏品幾乎都會存在或多或少的質疑或爭議，
從前幾年創下中國瓷器拍賣紀錄的“鬼谷子下山圖”元青花罐，到2009年春拍的宋徽宗《寫生珍禽圖》，
乃至國內著名博物館的某些重要藏品，歷來都不乏質疑之聲。
有的質疑屬於學術層面的探討，有理有據，成一家之說；
而有的則僅停留於吸引眼球式的譁眾取寵，其方法、論據、觀點未必可信。
既然大名頭的藏品容易引起這樣或那樣的質疑之聲，那麼還有誰願意來玩大名頭的藏品呢？
古玩藝術品的流通曆來通行買家認可的原則。
一件藏品不管其真偽、年代和價值如何，只要買家認可，那麼誰也管不著，
買家認為是真的就是真的，買家說是什麼年代就是什麼年代，買家認為價值多少就是多少。
正如2009春拍宋徽宗《寫生珍禽圖》的買家劉益謙先生所言：“對於這樣一件作品，有些人一輩子連宋畫都沒見過幾幅，自認為鑑定水平很高，就說不對，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要是因為幾個不懂行的人說三道四，我就不買了，那我以後還怎麼混?”
規律真的是個很微妙的東西，
無論你身處哪個行業，你可能都會走在探索行業規律的路上孜孜不倦。
或許只有你打破了行業的瓶頸期，你才會看到行業更加活躍的春天！
所以，打算玩大名頭藏品的收藏家們，
準備好你的眼力、財力、心理承受力一起用行業的規律來突破“收藏瓶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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