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學者談創世神話】張定浩：神話譜系建構少不了屈原這樣的強力詩人

編者按：群集中國學術文化界知名專家學者與當代藝術界藝術大家聯手打造的中華創世神話創作與研究工程，正在緊鑼密鼓地推開。

創作者隊伍中，三張在文學批評和創作領域頗有建樹的年輕面孔格外引人注目，他們分別是75後的張定浩、黃德海和80後的項靜。他們擔當“開天闢地———中華創世神話”文學故事腳本的撰寫工作，並將為接下來的史詩創作提供參考。他們的工作既有對於學術文本的參考、研究，又有對於神話材料和典籍廣泛涉覽、梳理基礎上的創造性重寫。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對於神話於當代生活之關係、對於今人如何看待和再寫神話，有著怎樣的見解。本刊獨家約請三位青年學者展開筆談，分別於今、明、後三天在上觀推出。

我不是作為一個神話專家去撰寫有關創世神話故事的，而是因為受命寫鯀和禹的故事，遂被迫一腳闖入一個原本知之甚少的領域，幾個月鼴鼠飲河式的閱讀加上淺嘗輒止的寫作，本身雖完全談不上能有什麼新見新得，但對於舊見和舊得，以及寫作中才會遭遇的困難，多少有一點切身的體會。

中西神話的區別，諸如為什麼中國神話僅存零星而不成系統，為什麼漢民族缺乏與神話緊密相連的史詩傳統，等等，自魯迅、茅盾以來就是困擾中國知識分子的問題，也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解釋。然而大多數的解釋，都有一個默認的前提，即認為神話已經是一個過去完成時的、不可改變的既定存在，現代人能做的工作，是辨偽、鉤沉、蒐集整理，乃至適度的系統化構造。也就是說，默默地用神話學來取代神話，如同用觀念史取代觀念，用文學史取代文學。

這方面，現代以來，大抵從茅盾《中國神話研究ABC》為發端，隨後，因為中國神話與上古史千絲萬縷的聯繫，基本上是由古史辨派和考古學者接管了神話領域的發言權，神話研究和古史學交融在一起。因此，我們今天要了解中國神話，首先要研讀的，非得是上古史方面的著作。而這意味著，從簡單的家喻戶曉的神話故事折返，先回到幽暗混沌的古典想象中去。以大禹為例，自顧頡剛、童書業合著的《鯀禹的故事》之後，禹至少在漢代已為社神這一說，幾為定論，又經丁山（《古代神話與民族》）、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等學者之後，我們會發現，類似大禹治水、合諸侯於塗山等故事可以被還原為一系列先民禱雨神話，禹本身也隨著東夷和西羌諸民族在這塊陸地上的起伏，經歷了一個從雨神到山川之神再到社神的變遷。這裡面有兩重升格，一是從上古至春秋，禹從傳說人物被官方或民間慢慢升至某種社會需要的神格；一是從宋明到現代，禹在被儒家從神壇拉下並賦予聖人之格後，又被現代史學逐漸恢復其更原始的神格。

古史的研讀與訓練，不是教給我們一個明確的某個歷史或創世神話形象的本質，而是讓我們明白和體會在任何歷史或神話形象背後的種種具體複雜與含混多變，以及一代代人的想象與要求如何在這些形象身上的附著與體現。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不會糾纏在諸如“禹的祖籍一定在（不在）某處”或者“禹一定做過（沒做過）某事”這樣的簡單斷論中。又比如在《尚書·禹貢》中出現的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重點就不在於這是否為禹的真實事蹟，而在於通過這樣的事蹟描述我們可以看到戰國時期的中國人對於這塊大陸的地理認知。某種程度上，創世神話人物都是類似0的存在，我們不是通過歷代典籍和史料去捕捉這個0的所謂本質，而是藉助這個0與每個時代不同的真實關係，去理解每個時代，乃至最後理解我們自身。

但與嚴肅學者對於幽暗複雜的艱苦探尋相對立的，永遠是民間對於簡明和確定性的執著要求。因此，在創世神話領域，與古史研究一直並舉的，就是民間故事和口頭傳說。然而，與列維-施特勞斯對於美洲原始部落的諸多富有啟示意義的人類學調查不同，由於中華民族作為整體早已是一個被高度文明化的民族，即便你從某個鄉村90歲老叟那裡聽到的故事，其所謂的民間內核，也不過是幾代人口耳相傳，最多不過是上溯至明清罷了。民國時候有一本很奇特的書叫作《中國上古神話演義》，作者是餘杭人鍾毓龍，用類似《封神演義》的章回體小說形式寫上古神話，雖然想象力不凡，但裡面貫穿始終的卻依舊是後世才有的君臣思維和儒家理想，而就是這種來自鄉紳的想象落到民間，匯聚成所謂的口頭文學和民間文學，其距離原初神話精神之遙遠，可想而知。

我們看到已經有的兩條理解中華創世神話的進路，歷史的和民間的。神話遂暗暗分裂成兩種形式，作為學術研究對象的神話，和作為通俗故事的神話。類似袁珂這樣的現代神話學者所做的努力，也就是在學術研究和通俗故事之間作一種儘可能的整合。但假如我們把西方神話作為參照物進行比較（這種平行參照其實從一開始就存在），會發現在種種表面的差異背後，事實上我們的創世神話一直少了另一個維度，少了另一種人的參與，那就是強力詩人。

希臘奧林波斯山的諸神不是一開始就待在那裡如同地下文物或海底沉船一樣被髮掘或打撈的，而是有了荷馬和赫西俄德這樣的傑出詩人，古希臘諸神的譜系才得以成形；同樣，是先有了維吉爾和奧維德，古羅馬民族才確認了自己的神話源頭。這些史詩詩人不僅僅是整理者、研究者、講述者，更重要的，他們還是創造者。是這些詩人，將那些在時光流轉中抵制變形的散亂又堅硬的神話素材，與自身所處的時代，與人類的各種基本慾望，糅合在一起，從而創造出一個民族的精神源頭。

在中國，曾經最有可能成為類似這種創世詩人的是屈原。他的《天問》，可以視為一個大混亂時代起意追尋精神源頭和整體性的創世神話總綱，因為任何神話，都起源於人的疑問，和對疑問的解釋。假使屈原可以活得長久一點，那些他所提出的看似沒有答案的問題，或許會一點點逼迫他給出自己的答案，而這答案也不是真理或事實，只是對人的重新理解和意義的創造。

在屈原之後，那些中國人未曾完成的神話欲求，遂朝著兩個方向遁離，即文人筆記體小說和道教，這其中的枝節蔓衍，不是這篇小文章有能力概述的。然而幹寶《搜神記》序雲：“有所感起，是用發憤。”要理解各種“神道設教”中的那顆唯獨屬於寫作者的感發之心，當是今日諸君從事創世神話工作的前提。

本文組稿：徐芳 編輯：伍斌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雅昌新聞、中國畫收藏網 圖片編輯：蘇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