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環球》雜誌記者 吳美娜
“我要說，我們必須要有共舉復興大業的考慮，並且我們知道此舉必會付諸實踐，因為我們同為歐洲人，亦同為西方人!”這是時任法國臨時政府總理的戴高樂1945年10月3日視察德國法佔區建設時的表態，預言了法德共同復興歐洲的歷史使命，也是當前法國歐洲政策的生動表述。
法國新總統馬克龍上任後首訪國家就是德國。他與德國總理默克爾商定將加強法德關係，並“歷史性地重建歐盟”。有德國媒體將二人的組合稱為“默克龍”，“法德軸心重塑”的調子一時不絕於耳。不過，表面契合的背後，是更多深層次的分歧和無奈。
所謂“法德軸心”、“法德引擎”、“法德配偶”等稱呼，是對法德兩國在歐洲建設中扮演關鍵角色的認同。然而，面對歐盟當前的危機，法德兩國要想繼續拉動歐洲列車前進，必將會遇到重重阻力。能不能改變已持續多年的力不從心的狀況？
法德分歧
按照官方說法，默克爾與馬克龍商定要制訂一份歐盟中期發展路線圖。“不能僅僅應對英國‘脫歐’之事，而是應該首先思考如何深化歐盟一體化，特別是重振歐元區”。
不過，此事說來容易做來難。
首先，馬克龍當選並不意味著法國國情和歐洲局勢的突然改變。馬克龍陣營獲得國民議會多數席位，為下一步實施改革打開了方便之門。而在改革的道路上，馬克龍能否複製在總統選舉和議會選舉時的成功，法國乃至歐洲各國的輿論並不十分樂觀。
同濟大學德國研究所朱苗苗副教授說，馬克龍面臨的挑戰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從此次投票結果看，馬克龍的實際支持率並不是很高；二是勒龐（2012年、2017年法國總統大選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候選人）在議院外的反對力量仍然很強；三是馬克龍改革和施羅德（1998年至2005年任德國總理）有相似之處，可能造成並不太好的後果；四是法國國內持反歐情緒的民眾佔總人數的四分之一，而在德國僅有10%。
其次，法德雖然在歐盟改革議程中達成一定共識，但分歧依然棘手。馬克龍希望為歐元區設置獨立的預算、立法機構和財政部長，對此，德國從一開始就表示反對。德國財政部發言人表示，“修改歐盟條約必須獲得歐盟全體成員國同意，這在當前不切實際。”德國外交部發言人指出，政府內部的一致共識是，鑑於歐洲當前面臨的困境，需要修改條約的計劃並非好主意。雖然近日默克爾的姿態有所緩和，稱自己“正在考慮馬克龍的改革方案”，但也不排除只是一種外交層面的“客套話”。
第三，德國大選的影響。德國擬於9月24日舉行的聯邦大選已經進入了最後三個月的倒計時階段，默克爾為了迎合民意，在歐盟改革問題上可能不會願意讓德國承擔更多責任。所以，有媒體稱，“默克龍”組合究竟會有什麼作為，恐怕還要等到德國大選結束之後。
第四，歐盟成員國主權的讓渡程度問題，這也是歐洲一體化從始至終都面臨的一個難題。主權讓渡是國家和國家之間、國家和國際組織之間主權移交或部分移交的行為，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不少摩擦都和主權讓渡問題有關。在涉及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的領域，成員國會對決策過程嚴加控制，各成員國對主權讓渡的底線持不同立場，導致矛盾的不可調和，比如此次法德在歐盟改革問題上的分歧。專家指出，除非在馬克龍提議的預算一體化制度下德國聯邦議會繼續保有對本國預算的最終決定權，否則德國將只有制定新憲法一途才可能實現預算最終決定權讓渡到歐盟的結果。
“一家獨大”
與法德軸心相關，還有一個貫穿歐洲一體化始終的因素——德國“一家獨大”引發的“恐德症”。縱觀歐洲歷史，自1871年德意志帝國統一以降，歐洲的“恐德症”階段性出現，“歐洲的德國”和“德國的歐洲”不時被用來描述時局，而兩次世界大戰均由德國發動，更是加深了“症狀”。
法國對德國的態度始終是矛盾的，壓制與謀求合作的聲音共存。“德國的命運是世界的中心問題”，這是戴高樂的原話。二戰結束初期，在不利於法國的複雜國際形勢下，戴高樂借德國問題打開法國的外交局面，開創了一個有利於法國的歐洲環境。
標誌著“法德軸心”形成的《愛麗捨宮條約》（1963年1月22日，時任法國總統戴高樂和聯邦德國總理阿登納在法國總統府愛麗捨宮簽署的法德合作條約）指出，過去100年間法德之間的三次戰爭（1870年普法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給兩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為促進法德和解和合作，條約強制規定了兩國領導人定期磋商機制，基於共同利益，解決在外交、國防等方面的分歧，達成統一立場，宣告法德之間用合作代替了對抗。
然而，隨著柏林牆的倒塌及冷戰的結束，法德矛盾再度激化。歐洲一體化研究專家伍貽康認為，德國重新統一使歐洲力量對比發生根本變化，從而動搖了法德軸心賴以運行的基礎。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說，“德國已經過於強大，現存的歐洲體系已不可能依靠自身力量在德國與其歐洲夥伴間保持平衡”。德國前總理施密特曾斷言，自柏林牆被推倒後，“波恩和巴黎之間的合作已經開始崩潰”。在這種情況下，由來已久、根深蒂固的“恐德症”又重新回潮了。
進入新世紀，歐洲一體化進程遇新挑戰——歐債危機。被救助的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希臘、塞浦路斯等國曾紛紛表達對救助主力德國的不滿，德國處於出力不討好的境地。英國《金融時報》曾刊發題為《“德國主導歐洲”的危險》的文章指出，德國影響力不斷增長以及由此引發的怨恨不斷加深，現在成了歐洲政治的主題。這是對歷史的嘲諷，因為發端於上世紀50年代的歐洲一體化進程主要目的就是要永遠終結那種認為德國太過強大、無法與四鄰和諧共處的觀念。
分析稱，近幾年由於法國經濟低迷，實力下降，曾經的法德軸心逐漸被德國“一家獨大”所取代。如果馬克龍不能順利地推行改革，提升法國的實力，那麼法國與德國平起平坐是不現實的。國際關係學界將類似法德差距懸殊的這種現象稱作“不對稱性”。朱苗苗表示，法德之間的不對稱性近一段時間內不會出現改變，德國的領導地位也不會發生變化。雖然馬克龍依賴於德國的經濟支持，但德國若給予法國大量支持，可能會引起國內民眾的負面情緒。德法需要在新的合作框架下尋找新的合作支撐點。
大國博弈
法德兩國作為發動機本身有矛盾，而其所處的歐洲乃至全球大環境，更增添了幾許無奈，對其軸心作用的發揮形成掣肘。
首先是歐洲右翼勢力的崛起。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抬頭，但長期處於邊緣狀態，最近幾年存在感驟增。以法國“國民陣線”和荷蘭自由黨為典型，雖然這兩個極右翼政黨在今年的選戰中最終落敗，但影響持續存在，加劇歐洲的“撕裂”態勢。另外，去年柏林聖誕恐襲後，德國選擇黨支持率達到新高，奧地利、比利時、丹麥、瑞典等國的極右翼政黨也在不同程度顛覆著各國的傳統政治格局。在這樣的背景下，法德兩國的合作受阻，發動機“歇火”機率增加。
第二是英國“脫歐”的破壞性影響。英國與歐盟就“脫歐”事宜談判已經正式啟動。歐盟預算委員京特·厄廷格6月28日說，英國脫離歐盟後，歐盟的預算將出現總額達200億歐元（約合1542億元人民幣）的“窟窿”，需要其餘27個國家填補。除了顯而易見的財政方面的壓力，英國“脫歐”還可能加劇歐盟離心力。德國《南德意志報》指出，逐漸擔任歐洲領導人角色的默克爾顯然不希望看到英國“脫歐”，因為這將讓歐盟面臨質疑。
英國長期以來充當著歐洲大陸的離岸平衡手角色，核心是平衡法德關係。伍貽康認為，法德英三角關係處理得好，則能更好地推進歐洲一體化，維護和鞏固歐盟，否則摩擦和危機必然增多。眼下，法德英關係進入了新一輪調整期，各種摩擦難以避免。按照英媒的說法，德國失去了一個抗衡法國經濟干預政策的力量；法國則失去了一個支持歐盟在非洲及其他地方採取軍事行動的重要夥伴。
第三，美歐俄大國博弈的複雜化，影響法德軸心作用的發揮。歐洲主導權爭奪戰仍在持續，美、俄、歐盟兩兩之間並不存在絕對信任。近幾年來，面對陰霾重重的歐盟，美國頻頻“落井下石”，對歐洲的銀行業施以重拳。特朗普上臺以來，美歐矛盾進一步凸顯。有分析稱，一定程度上選擇了孤立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的特朗普令德國和歐洲頭疼不已。德國政府認為，如果能夠保住當下G20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議程不受美國新總統的影響，就已經算是一個巨大勝利了。此外，對美國“又愛又恨”的立場加劇歐盟其他外交政策的矛盾，在可預見的未來，俄歐“鬥則兩傷”的局面仍將延續。
凡事也都具有兩面性，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危”與“機”並存。比如英國“脫歐”對歐盟而言也不失其積極意義的一面，“脫歐”對英國的負面影響或對其他某些躍躍欲試的“脫歐派”構成壓力，從而促使歐陸國家更加團結。面對棘手難題，作為“發動機”的法德兩國也在竭力扭轉頹勢。簡言之，歐洲一體化道阻且長，法德軸心唯有上下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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