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鎮巒在《讀聊齋雜說》中提出，《聊齋志異》可以有四種讀法：可以讀《左傳》之法讀之，《左傳》闊大，《聊齋》工細；可以讀《莊子》之法讀之，《莊子》惝恍，《聊齋》綿密；可以讀《史記》之法讀之。《史記》氣盛，《聊齋》氣幽。可以讀程、朱語錄之法讀之。語錄理精，聊齋情當。以《聊齋志異》比附《史記》《左傳》是對其思想價值和教化功能的充分肯定；以《聊齋志異》比附《莊子》和程、朱語錄，從創作方面揭示了它題旨正大、議論純正的特色。
馮鎮巒在《讀聊齋雜說》中提出，《聊齋志異》可以有四種讀法：可以讀《左傳》之法讀之，《左傳》闊大，《聊齋》工細；可以讀《莊子》之法讀之，《莊子》惝恍，《聊齋》綿密；可以讀《史記》之法讀之。《史記》氣盛，《聊齋》氣幽。可以讀程、朱語錄之法讀之。語錄理精，聊齋情當。以《聊齋志異》比附《史記》《左傳》是對其思想價值和教化功能的充分肯定；以《聊齋志異》比附《莊子》和程、朱語錄，從創作方面揭示了它題旨正大、議論純正的特色。
《孫必振》是《聊齋志異》中的一篇世情小說，寥寥一百餘字，卻體現了《史記》《左傳》的史著特色和價值，以《莊子》大膽想象、汪洋恣肆的氣勢，表達出程、朱語錄般嚴謹深刻的義理情感，可謂理精而情當。所以，對於這篇小說，同樣可以以《左傳》之法讀之，以《史記》之法讀之，以《莊子》之法讀之，以程、朱語錄之法讀之，這四種讀法無一不是“通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的法門捷徑。
馮鎮巒在《讀聊齋雜說》中提出，《聊齋志異》可以有四種讀法：可以讀《左傳》之法讀之，《左傳》闊大，《聊齋》工細；可以讀《莊子》之法讀之，《莊子》惝恍，《聊齋》綿密；可以讀《史記》之法讀之。《史記》氣盛，《聊齋》氣幽。可以讀程、朱語錄之法讀之。語錄理精，聊齋情當。以《聊齋志異》比附《史記》《左傳》是對其思想價值和教化功能的充分肯定；以《聊齋志異》比附《莊子》和程、朱語錄，從創作方面揭示了它題旨正大、議論純正的特色。
《孫必振》是《聊齋志異》中的一篇世情小說，寥寥一百餘字，卻體現了《史記》《左傳》的史著特色和價值，以《莊子》大膽想象、汪洋恣肆的氣勢，表達出程、朱語錄般嚴謹深刻的義理情感，可謂理精而情當。所以，對於這篇小說，同樣可以以《左傳》之法讀之，以《史記》之法讀之，以《莊子》之法讀之，以程、朱語錄之法讀之，這四種讀法無一不是“通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的法門捷徑。
孫必振渡江，值大風雷，舟船蕩搖，同舟大恐。忽見金甲神立雲中，手持金字牌下示;諸人共仰視之，上書“孫必振”三字，甚真。眾謂孫：“必汝有犯天譴，請自為一舟，勿相累。”孫尚無言，眾不待其肯可，視旁有小舟，共推置其上。孫既登舟，回首，則前舟覆矣。
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孫必振實有其人。據史書記載，孫必振是山東諸城人，順治年間進士，為官清廉，剛正不阿，對老百姓仁愛寬厚，深受百姓愛戴。但像他這樣的清官廉吏勢必不見容於當時的汙濁官場，致使自己處於孤獨且備受排斥的處境，但他有幸受到康熙帝的護佑而得以保全。
孫必振雖然實有其人, 他也確實渡過長江,但小說所敘述的“渡江遇險獲得金甲神顯靈護佑”之事，卻多屬傳說或虛構。這正如《史記.高祖本紀》寫高祖之母，“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與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這段描寫表達了作者 “君權神授”的封建意識，與“神化皇權”的目的有關。但其選材敘事無不體現司馬遷“愛奇”的匠心。司馬遷寫《史記》，通過為歷史人物寫傳記，從而寫出整個時代的歷史。揚雄說：“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愛奇”，是司馬遷選擇人和事的重要審美標準，即選擇“奇人”，描繪“奇事”，從而使《史記》表現出不同於其他史傳文學的傳奇色彩。蒲松齡的“雅愛搜神”與司馬遷的“愛奇”具有相通之處，《孫必振》所寫的奇人奇事也與《史記》中的許多列傳故事有相似的風格。
馮鎮巒在《讀聊齋雜說》中提出，《聊齋志異》可以有四種讀法：可以讀《左傳》之法讀之，《左傳》闊大，《聊齋》工細；可以讀《莊子》之法讀之，《莊子》惝恍，《聊齋》綿密；可以讀《史記》之法讀之。《史記》氣盛，《聊齋》氣幽。可以讀程、朱語錄之法讀之。語錄理精，聊齋情當。以《聊齋志異》比附《史記》《左傳》是對其思想價值和教化功能的充分肯定；以《聊齋志異》比附《莊子》和程、朱語錄，從創作方面揭示了它題旨正大、議論純正的特色。
《孫必振》是《聊齋志異》中的一篇世情小說，寥寥一百餘字，卻體現了《史記》《左傳》的史著特色和價值，以《莊子》大膽想象、汪洋恣肆的氣勢，表達出程、朱語錄般嚴謹深刻的義理情感，可謂理精而情當。所以，對於這篇小說，同樣可以以《左傳》之法讀之，以《史記》之法讀之，以《莊子》之法讀之，以程、朱語錄之法讀之，這四種讀法無一不是“通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的法門捷徑。
孫必振渡江，值大風雷，舟船蕩搖，同舟大恐。忽見金甲神立雲中，手持金字牌下示;諸人共仰視之，上書“孫必振”三字，甚真。眾謂孫：“必汝有犯天譴，請自為一舟，勿相累。”孫尚無言，眾不待其肯可，視旁有小舟，共推置其上。孫既登舟，回首，則前舟覆矣。
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孫必振實有其人。據史書記載，孫必振是山東諸城人，順治年間進士，為官清廉，剛正不阿，對老百姓仁愛寬厚，深受百姓愛戴。但像他這樣的清官廉吏勢必不見容於當時的汙濁官場，致使自己處於孤獨且備受排斥的處境，但他有幸受到康熙帝的護佑而得以保全。
孫必振雖然實有其人, 他也確實渡過長江,但小說所敘述的“渡江遇險獲得金甲神顯靈護佑”之事，卻多屬傳說或虛構。這正如《史記.高祖本紀》寫高祖之母，“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與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這段描寫表達了作者 “君權神授”的封建意識，與“神化皇權”的目的有關。但其選材敘事無不體現司馬遷“愛奇”的匠心。司馬遷寫《史記》，通過為歷史人物寫傳記，從而寫出整個時代的歷史。揚雄說：“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愛奇”，是司馬遷選擇人和事的重要審美標準，即選擇“奇人”，描繪“奇事”，從而使《史記》表現出不同於其他史傳文學的傳奇色彩。蒲松齡的“雅愛搜神”與司馬遷的“愛奇”具有相通之處，《孫必振》所寫的奇人奇事也與《史記》中的許多列傳故事有相似的風格。
馮鎮巒認為，千古文字之妙，無過《左傳》；以讀《左傳》之法讀《聊齋》，方能“識其文章之妙，窺其用意之微，得其性情之正，服其議論之公”。把《聊齋志異》的藝術價值和思想價值與《左傳》相提並論，打破了小說為“小道末技”的觀念。《左傳》基本上屬於儒家思想體系，不僅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還有極強的故事性。常常寫一些耐人尋味的小故事，以揭示事態發展的必然性。如僖公三年記載：“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寫齊桓公與夫人蔡姬在園林中乘舟遊玩，蔡姬故意晃動小船，桓公嚇得變了臉色，他生氣地制止蔡姬，蔡姬卻一味撒嬌嬉鬧，搖動不止，桓公一怒之下讓她回到了蔡國，但並沒有與她斷絕夫妻關係。蔡姬回家以後，她的哥哥就讓她改嫁了。因此，魯僖公四年，齊桓公率領軍隊攻打蔡國，蔡國潰敗，接著又去攻打楚國。
蔡姬只是喜好戲謔撒嬌，齊桓公卻認為冒犯了他的王侯之尊嚴，一怒之下把她送回了孃家。由此可見他們不同的性格特點。而“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這二言七句，音節急促，簡潔生動，揭示了兩人不同的心態。這個偶然的小事件，成了齊桓公侵蔡伐楚的導火索。體現了《左傳》“闊大亦工細”的藝術特徵。而《孫必振》通過對人物現實原型的高度抽象和對其真實生活素材的巧妙提煉，以奇幻的場景展現了他的小說形象和 “被官場小人所排擠”的現實遭遇。其中寄寓著作者愛憎分明的感情和以儒家的“仁”為標準的價值判斷，使人們從中得到多方面的啟示和教益。其敘事簡潔、節奏明快、結構簡單，具有明顯的史傳特徵，給人以“工細亦闊大”的審美體驗和閱讀感受。
馮鎮巒在《讀聊齋雜說》中提出，《聊齋志異》可以有四種讀法：可以讀《左傳》之法讀之，《左傳》闊大，《聊齋》工細；可以讀《莊子》之法讀之，《莊子》惝恍，《聊齋》綿密；可以讀《史記》之法讀之。《史記》氣盛，《聊齋》氣幽。可以讀程、朱語錄之法讀之。語錄理精，聊齋情當。以《聊齋志異》比附《史記》《左傳》是對其思想價值和教化功能的充分肯定；以《聊齋志異》比附《莊子》和程、朱語錄，從創作方面揭示了它題旨正大、議論純正的特色。
《孫必振》是《聊齋志異》中的一篇世情小說，寥寥一百餘字，卻體現了《史記》《左傳》的史著特色和價值，以《莊子》大膽想象、汪洋恣肆的氣勢，表達出程、朱語錄般嚴謹深刻的義理情感，可謂理精而情當。所以，對於這篇小說，同樣可以以《左傳》之法讀之，以《史記》之法讀之，以《莊子》之法讀之，以程、朱語錄之法讀之，這四種讀法無一不是“通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的法門捷徑。
孫必振渡江，值大風雷，舟船蕩搖，同舟大恐。忽見金甲神立雲中，手持金字牌下示;諸人共仰視之，上書“孫必振”三字，甚真。眾謂孫：“必汝有犯天譴，請自為一舟，勿相累。”孫尚無言，眾不待其肯可，視旁有小舟，共推置其上。孫既登舟，回首，則前舟覆矣。
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孫必振實有其人。據史書記載，孫必振是山東諸城人，順治年間進士，為官清廉，剛正不阿，對老百姓仁愛寬厚，深受百姓愛戴。但像他這樣的清官廉吏勢必不見容於當時的汙濁官場，致使自己處於孤獨且備受排斥的處境，但他有幸受到康熙帝的護佑而得以保全。
孫必振雖然實有其人, 他也確實渡過長江,但小說所敘述的“渡江遇險獲得金甲神顯靈護佑”之事，卻多屬傳說或虛構。這正如《史記.高祖本紀》寫高祖之母，“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與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這段描寫表達了作者 “君權神授”的封建意識，與“神化皇權”的目的有關。但其選材敘事無不體現司馬遷“愛奇”的匠心。司馬遷寫《史記》，通過為歷史人物寫傳記，從而寫出整個時代的歷史。揚雄說：“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愛奇”，是司馬遷選擇人和事的重要審美標準，即選擇“奇人”，描繪“奇事”，從而使《史記》表現出不同於其他史傳文學的傳奇色彩。蒲松齡的“雅愛搜神”與司馬遷的“愛奇”具有相通之處，《孫必振》所寫的奇人奇事也與《史記》中的許多列傳故事有相似的風格。
馮鎮巒認為，千古文字之妙，無過《左傳》；以讀《左傳》之法讀《聊齋》，方能“識其文章之妙，窺其用意之微，得其性情之正，服其議論之公”。把《聊齋志異》的藝術價值和思想價值與《左傳》相提並論，打破了小說為“小道末技”的觀念。《左傳》基本上屬於儒家思想體系，不僅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還有極強的故事性。常常寫一些耐人尋味的小故事，以揭示事態發展的必然性。如僖公三年記載：“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寫齊桓公與夫人蔡姬在園林中乘舟遊玩，蔡姬故意晃動小船，桓公嚇得變了臉色，他生氣地制止蔡姬，蔡姬卻一味撒嬌嬉鬧，搖動不止，桓公一怒之下讓她回到了蔡國，但並沒有與她斷絕夫妻關係。蔡姬回家以後，她的哥哥就讓她改嫁了。因此，魯僖公四年，齊桓公率領軍隊攻打蔡國，蔡國潰敗，接著又去攻打楚國。
蔡姬只是喜好戲謔撒嬌，齊桓公卻認為冒犯了他的王侯之尊嚴，一怒之下把她送回了孃家。由此可見他們不同的性格特點。而“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這二言七句，音節急促，簡潔生動，揭示了兩人不同的心態。這個偶然的小事件，成了齊桓公侵蔡伐楚的導火索。體現了《左傳》“闊大亦工細”的藝術特徵。而《孫必振》通過對人物現實原型的高度抽象和對其真實生活素材的巧妙提煉，以奇幻的場景展現了他的小說形象和 “被官場小人所排擠”的現實遭遇。其中寄寓著作者愛憎分明的感情和以儒家的“仁”為標準的價值判斷，使人們從中得到多方面的啟示和教益。其敘事簡潔、節奏明快、結構簡單，具有明顯的史傳特徵，給人以“工細亦闊大”的審美體驗和閱讀感受。
《莊子》是一部以寓言闡述道家思想的哲學著作，其寓言故事充滿神奇怪誕的幻想，表現出汪洋恣肆的文風。《孫必振》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個寓言，它所展示的半現實半魔幻的藝術世界中蘊含著深邃的人生哲理和道德意蘊，堪與《莊子》相媲美。
小說開篇即設置了一個驚心動魂的場景：風雷交加，舟船搖盪。咆哮的江水即將傾覆整個船隻。面臨生死考驗的船上乘客，其內心的驚恐萬狀無異於江上的狂濤巨浪。金甲神、金字牌的神奇出現，使危急凶險的現場更增加了神祕恐怖的色彩，彷彿世界末日已經來臨。諸人認定金字牌上書“孫必振”三字，必是孫必振有犯天遣。於是請他自為一舟，免得相累。在這種非常時刻，“逼出”了船上諸人在平時所不能表現出來的本質：殘酷和自私，為了自保不惜犧牲別人的生命。諸人以險惡之心推測金甲神的旨意，於是不由分說把孫必振推下大船，任他隨著一葉小舟飄泊在巨浪滔天的茫茫大海上自生自滅。船上諸人意在以孫必振之死換來自己的生，當所有人認定孫必振必死而船上諸人已得救時，卻驚奇地發現“前舟覆矣”，孫必振卻安然無恙。小說“寫景如在目前，敘事則節次分明，鋪排安放，變化不測”，深得《莊子》意趣。
金字牌上所寫“孫必振”三字，它的含意就像一個謎，所謂天機不可洩露，人們完全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孫必振究竟是惹禍的災星還是救厄的菩薩？耐人尋味的是，船上諸人只想到孫必振有犯天遣，這種充滿了惡意的猜測是陷孫必振於死地絕境的原因，他因此被眾人毫不猶豫地推翻到隨波飄搖的小舟之上。但從故事的結局來看，這種致人於死地的惡意和狹隘自私的心理也正是船上諸人喪命的根由。它告誡人們，“利人之死，以求已之生；致人之危，以求已之安；逼人以敗，以求已之成；揚人之惡，以求已之善…敗人名節，傾人身家，絕人性命，以求已之功名富貴，伊古以來，罔不傾覆”。船上諸人為保全自己的性命而將別人置之死地的行為，顯然有悖於同舟共濟、患難與共的情理，違背了儒家所提倡的“仁者愛人”的社會道德規範，這種非人的行為暴露出船上諸人殘忍的、非人的本質。
馮鎮巒在《讀聊齋雜說》中提出，《聊齋志異》可以有四種讀法：可以讀《左傳》之法讀之，《左傳》闊大，《聊齋》工細；可以讀《莊子》之法讀之，《莊子》惝恍，《聊齋》綿密；可以讀《史記》之法讀之。《史記》氣盛，《聊齋》氣幽。可以讀程、朱語錄之法讀之。語錄理精，聊齋情當。以《聊齋志異》比附《史記》《左傳》是對其思想價值和教化功能的充分肯定；以《聊齋志異》比附《莊子》和程、朱語錄，從創作方面揭示了它題旨正大、議論純正的特色。
《孫必振》是《聊齋志異》中的一篇世情小說，寥寥一百餘字，卻體現了《史記》《左傳》的史著特色和價值，以《莊子》大膽想象、汪洋恣肆的氣勢，表達出程、朱語錄般嚴謹深刻的義理情感，可謂理精而情當。所以，對於這篇小說，同樣可以以《左傳》之法讀之，以《史記》之法讀之，以《莊子》之法讀之，以程、朱語錄之法讀之，這四種讀法無一不是“通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的法門捷徑。
孫必振渡江，值大風雷，舟船蕩搖，同舟大恐。忽見金甲神立雲中，手持金字牌下示;諸人共仰視之，上書“孫必振”三字，甚真。眾謂孫：“必汝有犯天譴，請自為一舟，勿相累。”孫尚無言，眾不待其肯可，視旁有小舟，共推置其上。孫既登舟，回首，則前舟覆矣。
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孫必振實有其人。據史書記載，孫必振是山東諸城人，順治年間進士，為官清廉，剛正不阿，對老百姓仁愛寬厚，深受百姓愛戴。但像他這樣的清官廉吏勢必不見容於當時的汙濁官場，致使自己處於孤獨且備受排斥的處境，但他有幸受到康熙帝的護佑而得以保全。
孫必振雖然實有其人, 他也確實渡過長江,但小說所敘述的“渡江遇險獲得金甲神顯靈護佑”之事，卻多屬傳說或虛構。這正如《史記.高祖本紀》寫高祖之母，“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與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這段描寫表達了作者 “君權神授”的封建意識，與“神化皇權”的目的有關。但其選材敘事無不體現司馬遷“愛奇”的匠心。司馬遷寫《史記》，通過為歷史人物寫傳記，從而寫出整個時代的歷史。揚雄說：“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愛奇”，是司馬遷選擇人和事的重要審美標準，即選擇“奇人”，描繪“奇事”，從而使《史記》表現出不同於其他史傳文學的傳奇色彩。蒲松齡的“雅愛搜神”與司馬遷的“愛奇”具有相通之處，《孫必振》所寫的奇人奇事也與《史記》中的許多列傳故事有相似的風格。
馮鎮巒認為，千古文字之妙，無過《左傳》；以讀《左傳》之法讀《聊齋》，方能“識其文章之妙，窺其用意之微，得其性情之正，服其議論之公”。把《聊齋志異》的藝術價值和思想價值與《左傳》相提並論，打破了小說為“小道末技”的觀念。《左傳》基本上屬於儒家思想體系，不僅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還有極強的故事性。常常寫一些耐人尋味的小故事，以揭示事態發展的必然性。如僖公三年記載：“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寫齊桓公與夫人蔡姬在園林中乘舟遊玩，蔡姬故意晃動小船，桓公嚇得變了臉色，他生氣地制止蔡姬，蔡姬卻一味撒嬌嬉鬧，搖動不止，桓公一怒之下讓她回到了蔡國，但並沒有與她斷絕夫妻關係。蔡姬回家以後，她的哥哥就讓她改嫁了。因此，魯僖公四年，齊桓公率領軍隊攻打蔡國，蔡國潰敗，接著又去攻打楚國。
蔡姬只是喜好戲謔撒嬌，齊桓公卻認為冒犯了他的王侯之尊嚴，一怒之下把她送回了孃家。由此可見他們不同的性格特點。而“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這二言七句，音節急促，簡潔生動，揭示了兩人不同的心態。這個偶然的小事件，成了齊桓公侵蔡伐楚的導火索。體現了《左傳》“闊大亦工細”的藝術特徵。而《孫必振》通過對人物現實原型的高度抽象和對其真實生活素材的巧妙提煉，以奇幻的場景展現了他的小說形象和 “被官場小人所排擠”的現實遭遇。其中寄寓著作者愛憎分明的感情和以儒家的“仁”為標準的價值判斷，使人們從中得到多方面的啟示和教益。其敘事簡潔、節奏明快、結構簡單，具有明顯的史傳特徵，給人以“工細亦闊大”的審美體驗和閱讀感受。
《莊子》是一部以寓言闡述道家思想的哲學著作，其寓言故事充滿神奇怪誕的幻想，表現出汪洋恣肆的文風。《孫必振》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個寓言，它所展示的半現實半魔幻的藝術世界中蘊含著深邃的人生哲理和道德意蘊，堪與《莊子》相媲美。
小說開篇即設置了一個驚心動魂的場景：風雷交加，舟船搖盪。咆哮的江水即將傾覆整個船隻。面臨生死考驗的船上乘客，其內心的驚恐萬狀無異於江上的狂濤巨浪。金甲神、金字牌的神奇出現，使危急凶險的現場更增加了神祕恐怖的色彩，彷彿世界末日已經來臨。諸人認定金字牌上書“孫必振”三字，必是孫必振有犯天遣。於是請他自為一舟，免得相累。在這種非常時刻，“逼出”了船上諸人在平時所不能表現出來的本質：殘酷和自私，為了自保不惜犧牲別人的生命。諸人以險惡之心推測金甲神的旨意，於是不由分說把孫必振推下大船，任他隨著一葉小舟飄泊在巨浪滔天的茫茫大海上自生自滅。船上諸人意在以孫必振之死換來自己的生，當所有人認定孫必振必死而船上諸人已得救時，卻驚奇地發現“前舟覆矣”，孫必振卻安然無恙。小說“寫景如在目前，敘事則節次分明，鋪排安放，變化不測”，深得《莊子》意趣。
金字牌上所寫“孫必振”三字，它的含意就像一個謎，所謂天機不可洩露，人們完全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孫必振究竟是惹禍的災星還是救厄的菩薩？耐人尋味的是，船上諸人只想到孫必振有犯天遣，這種充滿了惡意的猜測是陷孫必振於死地絕境的原因，他因此被眾人毫不猶豫地推翻到隨波飄搖的小舟之上。但從故事的結局來看，這種致人於死地的惡意和狹隘自私的心理也正是船上諸人喪命的根由。它告誡人們，“利人之死，以求已之生；致人之危，以求已之安；逼人以敗，以求已之成；揚人之惡，以求已之善…敗人名節，傾人身家，絕人性命，以求已之功名富貴，伊古以來，罔不傾覆”。船上諸人為保全自己的性命而將別人置之死地的行為，顯然有悖於同舟共濟、患難與共的情理，違背了儒家所提倡的“仁者愛人”的社會道德規範，這種非人的行為暴露出船上諸人殘忍的、非人的本質。
Satan1988的插畫
蒲松齡以虛構的故事情節，展示世情的險惡，解剖人心的卑鄙自私，既有警世勸懲之意，亦有發洩孤憤之心。那電閃雷鳴狂風怒吼的天象，那波濤洶湧、深不可底的令人心驚的海水，是孫必振在現實生活中的遭遇和處境的形象化描述，也是世道人心的象徵，是誇張放大了的現實世相，含蘊著作者憤世刺世的強烈情感，從而使得這篇表面看來荒誕不經的小說具有了鮮明生動的意境和凝重宏闊的思想內涵。
金甲神的行為也頗耐人尋味。他的本意是想將孫必振從在劫的諸人中拯救出來，以他對世態人性的透骨入髓的觀察，料到船上諸人必將臨危自保而不惜置人於死地， 所以，金字牌上只書“孫必振”三字，使孫必振先被眾人置於死地而後生，金甲神料事無爽的神性為小說增加了神奇玄幻的色彩，又辛辣地諷刺、嘲弄了險惡墮落的世態人情。
《孫必振》作為世情小說，以其“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的情節結局體現其憤世勸世的創作宗旨。“船上諸人”是作者所否定的人物，其醜惡卑下的人性因故事情節的非現實性而被誇張放大，從而使之更顯其可鄙，故事的結果對他們的初始動機形成強烈的反諷。以為必死的反而沒死, 以為能活的反而沒活。但明倫認為這樣的結果符合天理：“金字牌下示人, 是明使諸人推置小舟也。然即此推置之心, 舟中人皆當全覆矣。”觀孫必振其人其事，不向聖賢位中去，定向仙佛位中來，所以，他受到金甲神的垂青保佑，既是民心也是天意。“民心即是天意，人情即是天道”，也正是這個幻想故事的魅力所在。綜觀《孫必振》的思想觀念與藝術手法，與《莊子》，與程、朱語錄，都有可比之處，都有相通和相似之處。
馮鎮巒在《讀聊齋雜說》中提出，《聊齋志異》可以有四種讀法：可以讀《左傳》之法讀之，《左傳》闊大，《聊齋》工細；可以讀《莊子》之法讀之，《莊子》惝恍，《聊齋》綿密；可以讀《史記》之法讀之。《史記》氣盛，《聊齋》氣幽。可以讀程、朱語錄之法讀之。語錄理精，聊齋情當。以《聊齋志異》比附《史記》《左傳》是對其思想價值和教化功能的充分肯定；以《聊齋志異》比附《莊子》和程、朱語錄，從創作方面揭示了它題旨正大、議論純正的特色。
《孫必振》是《聊齋志異》中的一篇世情小說，寥寥一百餘字，卻體現了《史記》《左傳》的史著特色和價值，以《莊子》大膽想象、汪洋恣肆的氣勢，表達出程、朱語錄般嚴謹深刻的義理情感，可謂理精而情當。所以，對於這篇小說，同樣可以以《左傳》之法讀之，以《史記》之法讀之，以《莊子》之法讀之，以程、朱語錄之法讀之，這四種讀法無一不是“通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的法門捷徑。
孫必振渡江，值大風雷，舟船蕩搖，同舟大恐。忽見金甲神立雲中，手持金字牌下示;諸人共仰視之，上書“孫必振”三字，甚真。眾謂孫：“必汝有犯天譴，請自為一舟，勿相累。”孫尚無言，眾不待其肯可，視旁有小舟，共推置其上。孫既登舟，回首，則前舟覆矣。
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孫必振實有其人。據史書記載，孫必振是山東諸城人，順治年間進士，為官清廉，剛正不阿，對老百姓仁愛寬厚，深受百姓愛戴。但像他這樣的清官廉吏勢必不見容於當時的汙濁官場，致使自己處於孤獨且備受排斥的處境，但他有幸受到康熙帝的護佑而得以保全。
孫必振雖然實有其人, 他也確實渡過長江,但小說所敘述的“渡江遇險獲得金甲神顯靈護佑”之事，卻多屬傳說或虛構。這正如《史記.高祖本紀》寫高祖之母，“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與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這段描寫表達了作者 “君權神授”的封建意識，與“神化皇權”的目的有關。但其選材敘事無不體現司馬遷“愛奇”的匠心。司馬遷寫《史記》，通過為歷史人物寫傳記，從而寫出整個時代的歷史。揚雄說：“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愛奇”，是司馬遷選擇人和事的重要審美標準，即選擇“奇人”，描繪“奇事”，從而使《史記》表現出不同於其他史傳文學的傳奇色彩。蒲松齡的“雅愛搜神”與司馬遷的“愛奇”具有相通之處，《孫必振》所寫的奇人奇事也與《史記》中的許多列傳故事有相似的風格。
馮鎮巒認為，千古文字之妙，無過《左傳》；以讀《左傳》之法讀《聊齋》，方能“識其文章之妙，窺其用意之微，得其性情之正，服其議論之公”。把《聊齋志異》的藝術價值和思想價值與《左傳》相提並論，打破了小說為“小道末技”的觀念。《左傳》基本上屬於儒家思想體系，不僅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還有極強的故事性。常常寫一些耐人尋味的小故事，以揭示事態發展的必然性。如僖公三年記載：“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寫齊桓公與夫人蔡姬在園林中乘舟遊玩，蔡姬故意晃動小船，桓公嚇得變了臉色，他生氣地制止蔡姬，蔡姬卻一味撒嬌嬉鬧，搖動不止，桓公一怒之下讓她回到了蔡國，但並沒有與她斷絕夫妻關係。蔡姬回家以後，她的哥哥就讓她改嫁了。因此，魯僖公四年，齊桓公率領軍隊攻打蔡國，蔡國潰敗，接著又去攻打楚國。
蔡姬只是喜好戲謔撒嬌，齊桓公卻認為冒犯了他的王侯之尊嚴，一怒之下把她送回了孃家。由此可見他們不同的性格特點。而“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這二言七句，音節急促，簡潔生動，揭示了兩人不同的心態。這個偶然的小事件，成了齊桓公侵蔡伐楚的導火索。體現了《左傳》“闊大亦工細”的藝術特徵。而《孫必振》通過對人物現實原型的高度抽象和對其真實生活素材的巧妙提煉，以奇幻的場景展現了他的小說形象和 “被官場小人所排擠”的現實遭遇。其中寄寓著作者愛憎分明的感情和以儒家的“仁”為標準的價值判斷，使人們從中得到多方面的啟示和教益。其敘事簡潔、節奏明快、結構簡單，具有明顯的史傳特徵，給人以“工細亦闊大”的審美體驗和閱讀感受。
《莊子》是一部以寓言闡述道家思想的哲學著作，其寓言故事充滿神奇怪誕的幻想，表現出汪洋恣肆的文風。《孫必振》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個寓言，它所展示的半現實半魔幻的藝術世界中蘊含著深邃的人生哲理和道德意蘊，堪與《莊子》相媲美。
小說開篇即設置了一個驚心動魂的場景：風雷交加，舟船搖盪。咆哮的江水即將傾覆整個船隻。面臨生死考驗的船上乘客，其內心的驚恐萬狀無異於江上的狂濤巨浪。金甲神、金字牌的神奇出現，使危急凶險的現場更增加了神祕恐怖的色彩，彷彿世界末日已經來臨。諸人認定金字牌上書“孫必振”三字，必是孫必振有犯天遣。於是請他自為一舟，免得相累。在這種非常時刻，“逼出”了船上諸人在平時所不能表現出來的本質：殘酷和自私，為了自保不惜犧牲別人的生命。諸人以險惡之心推測金甲神的旨意，於是不由分說把孫必振推下大船，任他隨著一葉小舟飄泊在巨浪滔天的茫茫大海上自生自滅。船上諸人意在以孫必振之死換來自己的生，當所有人認定孫必振必死而船上諸人已得救時，卻驚奇地發現“前舟覆矣”，孫必振卻安然無恙。小說“寫景如在目前，敘事則節次分明，鋪排安放，變化不測”，深得《莊子》意趣。
金字牌上所寫“孫必振”三字，它的含意就像一個謎，所謂天機不可洩露，人們完全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孫必振究竟是惹禍的災星還是救厄的菩薩？耐人尋味的是，船上諸人只想到孫必振有犯天遣，這種充滿了惡意的猜測是陷孫必振於死地絕境的原因，他因此被眾人毫不猶豫地推翻到隨波飄搖的小舟之上。但從故事的結局來看，這種致人於死地的惡意和狹隘自私的心理也正是船上諸人喪命的根由。它告誡人們，“利人之死，以求已之生；致人之危，以求已之安；逼人以敗，以求已之成；揚人之惡，以求已之善…敗人名節，傾人身家，絕人性命，以求已之功名富貴，伊古以來，罔不傾覆”。船上諸人為保全自己的性命而將別人置之死地的行為，顯然有悖於同舟共濟、患難與共的情理，違背了儒家所提倡的“仁者愛人”的社會道德規範，這種非人的行為暴露出船上諸人殘忍的、非人的本質。
Satan1988的插畫
蒲松齡以虛構的故事情節，展示世情的險惡，解剖人心的卑鄙自私，既有警世勸懲之意，亦有發洩孤憤之心。那電閃雷鳴狂風怒吼的天象，那波濤洶湧、深不可底的令人心驚的海水，是孫必振在現實生活中的遭遇和處境的形象化描述，也是世道人心的象徵，是誇張放大了的現實世相，含蘊著作者憤世刺世的強烈情感，從而使得這篇表面看來荒誕不經的小說具有了鮮明生動的意境和凝重宏闊的思想內涵。
金甲神的行為也頗耐人尋味。他的本意是想將孫必振從在劫的諸人中拯救出來，以他對世態人性的透骨入髓的觀察，料到船上諸人必將臨危自保而不惜置人於死地， 所以，金字牌上只書“孫必振”三字，使孫必振先被眾人置於死地而後生，金甲神料事無爽的神性為小說增加了神奇玄幻的色彩，又辛辣地諷刺、嘲弄了險惡墮落的世態人情。
《孫必振》作為世情小說，以其“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的情節結局體現其憤世勸世的創作宗旨。“船上諸人”是作者所否定的人物，其醜惡卑下的人性因故事情節的非現實性而被誇張放大，從而使之更顯其可鄙，故事的結果對他們的初始動機形成強烈的反諷。以為必死的反而沒死, 以為能活的反而沒活。但明倫認為這樣的結果符合天理：“金字牌下示人, 是明使諸人推置小舟也。然即此推置之心, 舟中人皆當全覆矣。”觀孫必振其人其事，不向聖賢位中去，定向仙佛位中來，所以，他受到金甲神的垂青保佑，既是民心也是天意。“民心即是天意，人情即是天道”，也正是這個幻想故事的魅力所在。綜觀《孫必振》的思想觀念與藝術手法，與《莊子》，與程、朱語錄，都有可比之處，都有相通和相似之處。
蒲松齡“以玩世之意，作覺世之言，握化工之筆，為揶揄之論，凡其所言…鬼怪神仙，因果報應之說，無不可以警醒頑愚，鍼砭賢智，即所謂事異而理常，言異而志正”。正如釋氏憫眾生之顛倒，借因果為筏喻，刀山劍樹，牛鬼蛇神，罔非說法，開覺有情。作品中之恍惚幻妄，光怪陸離，皆其微旨所存，寓化人解脫之意。所以，以讀《史記》之法，讀《左傳》之法，讀《莊子》之法，讀程、朱語錄之法，去解讀《孫必振》，才能真正理解其“事異而理常，言異而志正”的審美境界和思想價值。
（作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外國語學院 郭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