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蒲松齡寫的《聊齋志異》，其中一篇《孫必振》的短文，讓我時而聯想到清康熙年間，在山西陵川出任過知縣的孫必振。此人會否就是《聊齋志異》裡孫必振的人物原型呢？品讀《聊齋志異·孫必振》原文，瞭解孫必振在官場的現實作為，以及他與《聊齋志異》作者蒲松齡的特殊關係，可確認此孫必振就是《聊齋志異》裡孫必振的原型。
《孫必振》原文如下：
“孫必振渡江，值大風雷。舟船蕩搖，同舟大恐。忽見金甲神立雲中，手持金牌下示。諸人共仰視之，上書‘孫必振’三字，甚真。眾謂孫：‘汝必有犯天譴，請自為一舟，勿相累。’孫尚無言，眾不待其肯可，視旁小舟，共推置其上。孫既登舟，回首，則前舟覆矣。”
孫必振，字孟起，號臥雲，山東諸城人。清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康熙三年（1664）授河南淮慶（懷慶）府推官，康熙八年（1669）改任山西陵川知縣，康熙十六年（1677）升河南道御史。後因病辭職，病逝於家中。
孫必振任職淮慶府推官期間，廉潔勤政，多有政績。康熙老師、《康熙字典》總裁官、文淵閣大學士光祿大夫工戶刑吏“四部尚書”的山西陽城籍人陳廷敬（陽城、陵川同屬澤州管轄），在為孫必振撰寫的《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必振墓誌銘》中提到，孫必振到任淮慶時，武陟縣一位富豪已在獄中關押了3年。他查明此人是被人訛詐錢財不成，遭誣告蒙冤入獄。孫必振將富豪釋放，並嚴懲了誣告者，使濫訟之風逐漸杜絕。另，所屬的修武知縣送其一竹籠鮮筍，孫必振打開一看卻是黃金白銀，勃然大怒訓斥道：“你怎麼敢如此辱我？”責令其速將禮品拿走。孫必振押送漕糧到達河北大名縣，管事者按慣例送給他白銀二千兩，他堅拒道：“此乃百姓血汗，我豈敢受？”令人勒石立碑，刻上禁令，將此陋習革除。
然而，官場險惡，孫必振斷他人財路，自然有人對他恨之入骨，上下聯手迫使孫必振突然被罷官還鄉。直到康熙八年，孫必振才被重新起用，任職陵川知縣。
陳廷敬在撰寫《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必振墓誌銘》之前，還為孫必振撰寫過兩篇碑文，記述孫必振在陵川任上的不凡政績。
第一篇碑文是《修建孫公峪路碑記》，記述了孫必振率邑中之民修築“孫公峪”道路的事蹟。該碑文立足於陵川的交通運輸，著眼於澤州乃至整個上黨地區（也是歷史上多次分合的潞、澤兩州），表明了孫必振率民修通這條路的意義重大：
“澤郡環山而立，居太行絕巘，據中州上游，山峻而險，水澤而陡。居民往來，商旅輻輳，每當險阻阽危，驚心駭目，則絕山通道，為最急雲。屬邑若陵，尤在萬山深處。東臨其城，南接寧邑，道路險巘，幾於懸度之厄。……乃上黨以南與中州山左，商旅往來，必由於此。舊有小徑，歲久，為山水所噬，逼窄難行，且多河患。士人病（心病）之，時欲改修，而力維艱。……琅琊孫公（孫必振是山東諸城人，舊稱琅琊，故有此稱），來令茲邑，廢舉興利。色指事集，聞鳥道之崩頹，即切已溺之思，親必履山谷，勸率鼓舞。於是遠近歡赴。……康熙八年四月，僝工與山，至再歲七月，頓成康莊。始於陵（陵川）之冶頭，至輝（河南輝縣）之平羅。斷者續之，高者下之，阻塞者鑿通之，蜿蜒百餘里。凡土石資力，費金三百餘兩。”
孫必振不僅率眾修通這條“始於陵之冶頭，至輝之平羅”的路，而且迅速改變沿途村莊凋敝、土地荒蕪的狀況：“山中村落，如孫公峪（百姓為紀念孫必振而命名）、蓮花村，自兵燹之後，久無人煙。公設法招徠，勸給子種，開田若千頃。昔也，為荊棘之林，而今禾黍油油，雲疇片片矣。昔也，為虎狼之窟，而今且居民叢集，竟成樂土矣。昔也，望巖而思阻，今且與馬奔馳，山無畏途矣。”陳廷敬滿懷崇敬地感嘆：“公之嘉惠陵民與鄰封之民，不僅一世而已也！”
陳廷敬確有先見之明，預測非常準確。修好這條路，使得明清至民國時期，商旅絡繹不絕，物資流通活躍，極大地繁榮了此路沿途村鎮的經濟，更使許多村鎮“頓成康莊”。其中，冶頭村成為冶煉紅火、商鋪林立、往來客商濟濟的古代陵川八小鎮之一。深山之地的古郊村，也躋身八小鎮。冶頭周圍村莊和浙水等深山村莊，多有門樓高聳的高堂大院，村中廟宇輝煌，光浙水村就有大小10座廟宇，足見經濟實力之雄厚。
第二篇碑文是《邑琅琊孫公碑記》。綜合評述了孫必振在陵川任上的政績。主要是肅吏風、減民賦、抑豪強、息訴訟、辦教育、興禮義、正民氣，使陵川社會秩序各方面好轉。可惜，因原本缺失，《陵川縣誌》只有標記曰：“下文缺失，有六行。”但其他資料對此進行了補充。孫必振在陵川愛民如子，做了許多興利除弊之事。首先，他保持了自己的一貫作風，對社會上仗勢欺人的霸道奸滑之徒，以及衙門裡狐假虎威欺負百姓的劣跡公差人員，均“除豪猾蠹役”，予以懲治，使陵川“訟庭閒闃，民鹹樂生。”孫必振初到陵川時，按舊例老百姓每年須繳納黃絲黃絹的省賦，負擔很重。孫必振通過向上爭取，終於為百姓“祛除其累，省賦歸民，民情稍舒”。
陵川地處太行幹石山區，人畜飲水困難。孫必振到任後，首重民生，著手解決縣城百姓飲水困難問題。他親自勘察地形，選擇在縣衙西邊開鑿水井，終於打出了泉水源源而出、水質清冽甘甜的深井。這眼井就是舊陵川農行西側不遠處的古井，一直使用到新中國成立後磨河提水工程開始向縣城供水，方棄之不用。孫必振尤其重視陵川的教育。陵川於宋金元三代出狀元7名，中進士54人（各代共93名），可在他到任前的40年中，再無人中舉。孫必振為重振學風，栽培人才，易地重建了一座孔廟。孔廟又稱文廟，既是祭祀先聖孔子的地方，又是培養儒學人才的施教之所，故又有學宮、廟學、縣學之稱，是宮廟一體的傳統教育典範。文廟甫成，他親自撰寫了《改建學宮記》，刻於石上，情真意切訴說興教辦學對於振興學風廣出人才的重要意義，以及通過興盛學風、廣興教化、起到“培民風、端士習”的社會功效。除此外，孫必振還創建書院，請飽學儒士授課，鼓勵民間開設義學，並親到各地勸學，到書院檢查督促學子。《陵川縣誌·官師志》載：“於是得連舉於鄉。”
孫必振在任期間，還組織人手新修了《陵川縣誌》。《陵川縣誌》錄《續修陵川縣誌序》中載：“餘（此知縣佚名）於雍正十一年調補茲邑，因索邑志於掌故氏，得琅琊孫公必振重修本，披閱之下，思夫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他在陵川任上8年，因善行義舉受到全縣百姓衷心擁戴，在他任滿離開陵川時，士紳與民眾一直將他送到百里開外，連連揮淚，依依惜別，並祀他於陵川的“名宦祠”。
離開陵川后的孫必振，升任河南道御史一職。在任期間，先後彈劾封奏50多起，所上建言也因切中政弊而多被採納。
好人自有好報，孫必振有如此好的人品與官品，感化民眾被賦予了神話色彩。於是，就有了蒲松齡筆下的《孫必振》這篇傳奇短文，並納入《聊齋志異》而廣傳於世。
史料記載，孫必振確有渡過長江的經歷，但並非如蒲松齡在《聊齋志異》裡講述的那樣。清康熙十八年，身為欽差大臣的孫必振，曾奉命視察浙江鹽政，渡江順利，沒有遇險經歷。金甲神立在雲頭舉牌示意“孫必振”的情節,不過是文學作品中虛構而已。蒲松齡之所以創作這篇載入《聊齋志異》的神話故事，正是因為他仰慕孫必振的人品和官品，藉此故事宣揚一種道義。
《孫必振》一文雖短，卻寓意深刻。它提醒入仕之人，應該持節自重，潔身自好，留得清名於世間。
認定孫必振就是《聊齋志異》中《孫必振》的原型，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人際關係因素。孫必振與蒲松齡不僅都是山東人，而且孫必振的從兄、淄川教諭的孫瑚，也與蒲松齡私交甚好，兩個人常在一起詩酒唱和，談論時政。蒲松齡應該是從孫瑚嘴裡瞭解到孫必振為人為官的品端，深受感動才寫下了《孫必振》這樣一個寓意深刻的傳奇故事。
可以肯定，《聊齋志異》中《孫必振》的人物原型，就是清代任過陵川知縣的孫必振。
來源：欻莽陵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