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時光有背面，它一定沾滿了詩歌

如果時光有背面，它一定沾滿了詩歌

——鄒定國問答閻晉

1、問：請談談你對寫作的興趣最初來自於什麼，如今反觀自身，覺得寫作更多的對自己意味著什麼？

答：對我來說，寫作最初的興趣可能來自孤獨。而這種孤獨，不得不從我非主流的童年和少年說起。

我出生在我詩歌中常提及的北山之北的一個小山村——永壽縣南順什村。這也是我現在書房叫“永順堂”的原因。

我的母親是一位大字不識的農村婦女，父親在西安一個國防廠做工程師，我生活在上世紀一個典型的“一頭沉”家庭。作為長子也是家裡唯一的男孩，很小的時候我就被父親帶在身邊。現在想來，父親帶著我的原因有二：一、父親是我們那個小山村裡，走出去見過山外風景的第一人，深知知識的重要，我跟著父親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二、當時生產隊，靠掙工分吃飯，母親一個女人帶著我和兩個妹妹，掙回的工分不夠4個人吃。我自小身體就不好，父親為了能讓我填飽肚子。

我家往上幾輩，算得上是讀過幾本書的，先祖們先後入土為安，卻把書本留了下來。我的爺爺奶奶都是很要強的人，在缺吃少穿的年代，把父親供成村裡第一個走到西安的“公家人”。一個人如果與文字與語言、與書本接觸得越早，就越敏感，這句話在我身上得到印證。那會家裡有啥書我讀啥書，許多線裝本不管能不能識得字都會拿來讀。

父親很早就開始教我識字，所以我上學比同齡人要早。當我在村裡土臺子上讀了一年級第一學期後，就進了父親廠的子弟學校。一個5、6歲的孩子，離開了熟悉的家鄉和夥伴，離開了熟悉的童年和家族，踏進一無所知的陌生環境，這在我心中是件天大的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二元社會階層分明，戶口是不可逾越的天險。還記得我第一次踏進學校，穿著黑色的一身棉襖、棉褲，腳上穿著母親做的棉窩窩，我這個連普通話都不會說的農村孩子，在這群城裡孩子中顯得格格不入。我和周圍的孩子語言不通，又是借讀生的身份，這個非主流的童年，讓我比別的孩子對社會、對人性多了一些理解和認知。我的童年敏感又脆弱。可憐而要強的父親雖然解決了我的教育和溫飽問題，卻無法提供給我同齡人應有的心靈的溫暖。

借讀、黑戶，讓我倍感恥辱和落寞。到了新環境，城裡孩子玩的我不會玩，城裡孩子說的我不會說，我沒有可以聊天、玩耍的夥伴，只能找自己喜歡的事情做。

人真的是有這樣的不幸，就有那樣的幸運。我發現廠裡有圖書館。如今回想起來，這個圖書館只有3、5間屋子，可對於當時的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世界，各類書籍、雜誌多得我看都看不過來，我欣喜若狂地沉浸在書的世界裡。除了上課，我所有的時間幾乎都是在圖書館度過的，在那裡，我接觸到《十月》《延河》《當代》等文學雜誌，知道了會用文字寫作文之外，還有詩歌、散文、小說，我的閱讀興趣就這樣逐漸培養起來。當時，被文革耽誤的男女青年、老職工都在搞學歷考文憑，一窩蜂開始學習的時候，在坐得滿滿當當的圖書館，總有一個揹著破爛黃書包的個頭小小的我。

這期間發生了一件大事，廠裡的圖書館要拆遷，出售藏書。圖書館裡程叔叔特別喜歡我，提前告訴了我這個消息，他給我有優先選書的權利。可是，我張不開口向父親要錢。那時，父親每月定量是三十斤口糧，每次吃飯父親都是先讓我吃飽，年幼的我也不懂這是自己分食了父親口糧，卻不知道父親是如何忍飢挨餓的。可我能看到，自從我來到父親身邊，他是又當爹又當娘，既要輔導作業還要洗衣縫補。單身宿舍裡住著4個人，我寫作業都在走廊或水房完成。與父親在西安生活的4年多裡，除了吃飯，我從沒問父親要過一分錢，就算心裡再想吃5分錢的冰棍，我都羞於開口。聽程叔叔說了這個消息，回到家我翻來覆去睡不著，父親問我，我也不說。當我影響到其他3個叔叔睡覺時，父親在我屁股上輕打一下，說我影響其他人睡覺。我心裡難過極了，就告訴我想買圖書館的書，父親聽後就沉默了。

接下來的一週，吃完晚飯，父親叫我好好寫字，他出去有事。我不知道父親出去做什麼了，只知道父親每天都很晚才回來。有一天，父親回來時跛著腳，我問他怎麼回事，他也不說，還是別人告訴我，父親晚上去幫人幹拆遷，讓釘子紮了腳。父親帶著我來到圖書館，拿著他辛苦掙來的20元錢，讓我去挑書。《靜靜的頓河》《呼嘯山莊》《悲慘世界》《紅樓夢》等以及葉芝的詩選、葉賽寧的詩選，都是父親買下的。那些書，至今還在我做了整面牆的書櫃最中間，整齊地碼放著。

複雜的童年，帶給了我對生活更深刻的體驗和感悟，因為孤獨而閱讀，因為孤獨又特別想說出心裡的話。書讀得多了，就需要一個可以宣洩的缺口，寫作的衝動就自然而然地爆發了。

也許正是這種多元的文化撞擊與交鋒才讓一個人更敏感，更深具生活的痛感。

至於說寫作對我意味著什麼？還得說到我的父親。父親的文字功夫和詩詞功底都很好，文理兼通，曾參加過我國某型轟炸機的研製，是個很有才華、道德和骨氣的人，他沒有像一些在城裡工作的人那樣，拋棄了鄉下的我們母子三人，在我執意要回老家讀初中後，他放棄了提拔的機會，放棄了好的工作單位和優越的生活條件，也回到了故土永壽做了一名教師。父親說，人無論貧富貴賤，一家人一定要待在一起。飽受骨肉分離之苦的父親，體會比我要深刻得多，他帶著我，既當父親又當母親地生活在西安，母親也是既當母親又當父親地帶著兩個妹妹在鄉下。所以，我到咸陽工作後最大的願望，就是把我們一家人都聚攏在身邊。痛苦的是，剛過十年，前年秋天，父親永遠離開了我們。面對父親留下的盈尺厚的詩文，我突然明白，文字是比人的生命更持久更巨大的存在。這個生我養我，教我育我的人，最後，以生命告訴了我寫作的祕密和意義。

父親走後的那一個月，我躺在父親的床上，幾乎沒有睡著過，椎心泣血的大悲之下，我用父親手把手教會的3500個漢字，日夜寫著哀痛之詩。那是我與父親穿越了生死的對話，這裡面，有悲苦，有溫暖，有尊嚴。

2、問：你曾經年少成名，又一度中斷寫作，繼而重新寫作，為什麼？

答：談不上少年成名，那個時代，剛好是全民文學熱的時代。朦朧詩、現代、後現代詩的興起，各大流派的興起，長我們十歲的人，才是扛旗的主力，如果說那場文學是一個浩瀚的大海，我最多算是一朵浪花。我最初的寫作都是原生態的，自發的，沒有任何功利的目的，反觀過去，當時的寫作對一個要走寫作之路的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奠定了寫作的氣質和維度，雖顯雜亂、幼稚，但卻是文學的地基。

我真正在成人刊物上發表作品，是在1988、1989年，在《詩神》《綠風》《星星》《詩歌報》等發表詩歌。現在反思，有些作品，如《花期如約》《無題青春》《桃花》《山魂》《冬天的童話》等也獲過一些小獎，也被媒體和詩歌評論界關注過，但因為痴迷閱讀和寫作，造成嚴重偏科，成績不佳，當時我自作聰明，所以抱著功利心，想通過文學給自己找一條捷徑。拼命地寫，拼命地投，陸續發了些詩，引起了一點小小反響，也達到一些小目的，被推薦參加過某大、某大的保送（在這裡，就不玷汙人家名校的名頭了），但因數學成績太差，連保送單考都沒通過，徒混了一身詩名。

現在回想起來，學生好好學習才是主業，而不應該本末倒置，這是我一生最後悔的事。可那時對詩歌非常狂熱，感覺這一生，在我心目中，沒有什麼能取代詩的位置，甚至可以達到為詩犧牲肉體的程度。後來，雖然也被選拔參加過北京的長城詩會、北戴河詩會等，但一參加工作後就把詩歌放下了。與我情況相同的，比如曾蒙、趙曉夢、馬蕭蕭等，他們也曾狂熱到能為詩歌獻身，可或長或短，都一度中斷，直到多年後再重新寫起。中國詩壇將這一現象稱之為詩人迴歸，這其中，有個人原因，也有外力，而外力巨大。

我從小在詩歌寫作的同時就非常熱愛新聞。中學時，開始給縣廣播站、省廣播電臺、咸陽電視臺、《咸陽報》投新聞稿件，一月裡總會有幾篇寫校園新聞和校園身邊事的稿件被採用，也會因此得些稿酬。工作後，能在新聞單位，這讓我覺得非常幸運。來單位報到時，我的包裡裝著三本書：《惠特曼詩選》《新聞採訪學》和一本個人的詩歌自選集。可一進入新聞單位，那股子年輕人對新聞的理想得到釋放，全新的環境，繁忙的工作，加上社會對記者全方位的開放，而又恰逢詩歌熱、文學熱的退潮期，我發現詩歌和新聞創作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搞新聞的人，管新聞的領導，都對詩人有種偏見，安身立命有口飯吃最重要，所以，我把會寫詩一度當成祕密保守著。把對文字的全部熱愛轉化到新聞上去，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那些年我雖不寫詩，但一直訂閱國內主流詩刊，是一個離開了詩歌但一直關注詩歌的人。人到中年，我依然拼命地熱愛著新聞，但靈魂中時不時就有種空空蕩蕩寢食難安的感覺，總覺得生命裡缺少了一些什麼。人都說新聞是易碎品，我一直有我的理想和追尋，就是想把筆下的新聞，記成這個時代的草稿，但總有力不從心的感覺，越是力不從心，就越需要補缺。這時發現，離生命的事實和真相越來越近，而新聞卻不足以寫出我心。一直以為詩歌的語言化呈現是一種流蕩的飛揚和無形的物質，如果它能把我們的生活，詠唱歌吟，刻畫記錄，我想這未嘗不是一種詩意的非虛構。在這個意義上講，是詩歌拯救了日漸空虛的我。如今，隨著年齡增長，對生活、社會和人的命運的感悟，越來越接近真相。我越發覺得，寫作，已成為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一直堅持，詩歌不能模仿，不能虛構。既然回來了，而且，幸運地回到少年的原生態寫作，那就老老實實地寫下去，這既是對生命的深深感動，又是對生命的歡喜解放。

3、問：《大地神遊》組詩是你近期最滿意的作品嗎？對此，你的寫作體會是？

答：說到《大地神遊》，我首先得感謝我的職業。人在生命的某一時刻，是需要出走和逃離的，《大地神遊》這一組詩，正是我外出採風或療養休閒時隨走隨寫的一組山河詩。我曾經說過，一介書生，走遍大地山川，只留幾頁詩篇。所以說，這也是一組即興而做的行吟詩。談不上最好，也談不上滿意，只是當時行走中的一種心情記錄。但為迴應自己的內心，我還是把它們專門整理了出來，以記錄我在時空逶迤之後的所思所想。這裡有因遠離而觸發的思念，有因觀感而觸動的喟嘆，也有把自己置身其中而獲得的山水神授。

人在行走中的狀態，人在離群索居中的狀態，人在自我流放中的狀態，和安守日常的心態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與其說，這組《大地神遊》是寫山川風貌，倒不如說，寫出的是流浪的我，面對山川風貌時，冷眼熱淚的深思與遠慮。

4、問：你是如何理解地域、時代與一個詩人的關係的？

答：在這個全球化時代，帶有顯著性格的地域，對詩人而言，顯然已成為一種珍貴的詞語。這是烙印，也是基因，卻都要求我們追尋一種詩歌延伸再造的可能性。這是一個三維空間的問題，也是一個宏大的人文研究課題。我只能說說自己。

首先，任何作家的筆下，都有他的文學根系、地域座標。比如，莫言的高密，陳忠實的白鹿原，賈平凹的商州，路遙的陝北，林雪的雪鄉。我也有我的詩歌地理緯度，那就是我詩中無數次吟唱的北山之北。一個沒有自己精神原鄉與元鄉的詩歌創作者，一定是蒼白和失敗的。

說到時代，應該說我們是幸運的。一個詩人與時代的關係，就像苗木與大地的關係，時代給予你什麼營養，你就會長成什麼模樣，但又要突破這個時代的侷限。這叫我想起了但丁，他是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也是新時代的第一位詩人，他讓神性在文藝復興中又一次回到了人性。其實，從《詩經》開始，就不難看到，詩歌從來都是屬於人性的，而我們只需要堅持神性的思考而已。神性的思考人性的寫作，這是詩歌的出路。也就是說，詩人要包含悲憫之心，要飽含對大地與時代的熱愛，哪怕這塊大地上長滿苦難，哪怕這個時代荊棘叢生，我們也要以欣喜之心，擁抱並熱吻。

只有這樣，這些高於生活的分行文字，才能成為我們給這個時代和地域的禮物。也就是我說的，一個負責的詩人，要清晰的記錄這個時代臉龐上的每一個細節和大地上的每一次悲欣。

5、問：能列舉下你的讀書單嗎，換句話說，你最喜歡的中外作家及詩人的書籍有哪些，理由是？

答：我是一個不太會讀書的人，也是一個沒有嚴格閱讀計劃的人。前面說過我對書的熱愛，那是童少年時代。儘管有幾年都雄心勃勃地拉出了讀單，但從工作到現在，我對書的熱愛，卻一直在兩個狀態中游離，一個是不知疲倦的逛舊書攤、逛書店，有時在外地出差，也是整捆地背書回來，但可惜的是，大多一回來就上到書櫃成了我的藏品。一個是為了應付工作和某一個突發奇想的想法和理論，我會瘋狂地就這一個問題進行大補惡補，充滿了醜陋的實用主義，真正想讀的書，倒沒讀幾本。

也許正是由於職業原因，我涉獵的行業和書本雜亂，也是需用什麼讀什麼，想研究哪個問題讀什麼，但大都用過之後便拋之腦後不了了之，用家鄉的土話講，成了“一瓶子不滿半瓶子晃盪”，反而與自己多年傾心的文史哲越走越遠。而且我在閱讀中有一個無法克服的毛病，除了詩歌我幾乎不讀翻譯過來的其他任何外國作品，人名字太難記，那些巨大的人類的精神營養不能得到吸收，也造成了自己知識結構和閱讀上的嚴重“偏科”。

至於說喜歡哪個作家，說實話，我最喜歡蘇軾。一度，我幾乎蒐集全了當下所能見到的有關蘇軾的所有傳記和研究資料，包括他的書法影印本，而且，我還用了一個寒假，把林語堂的《蘇東坡傳》一節節講給當時上初中的兒子聽。另外一個喜歡的作家是郁達夫，因為他們身上都有一股中國文人的率真和天趣，他們對社會的責任和大義，對人生、友情和生活，甚至對女人的態度，都讓我著迷。

6、問：你覺得一個詩人最重要的品質是什麼，關於寫作，接下來還有什麼計劃？

答：一個詩人最重要的品質是良善。對萬物都應抱有悲憫之心，同時，要有一顆柔軟的心和一根堅硬的骨頭，而這根骨頭最好是脊樑。有這一軟一硬，你不做個好詩人都難。至於寫作計劃，我從來都是想寫就寫，對自己沒規劃、沒目標、沒任務，興之所至，我手我心，心口如一。

但是我還是要說，就我而言，站在新聞與文學之間，日夜在新聞寫實與詩歌寫意中輪迴，春秋在庸常生活與詩意歌吟中往返。新聞是我的主業，是為A面，我為之傾情；詩歌是我的副業，是為B面，我為之傾心。

我想，如果艱難的時光也有背面，它一定沾滿了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