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遺物的故事之詩詞手稿

1963年12月，一群詩人、作家受邀來到豐澤園頤年堂，與一部分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了一次特別的座談會。

會議桌上擺著兩張字條，一張開列受邀與會者的名單，一張寫著會議的議題，內容很簡單，只有一句話：我寫的這些東西，請同志們一議。

是誰出面邀請了這麼多人？他又想請大家討論自己寫的什麼東西呢？

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陳晉說：“1963年底，毛澤東指導編選他的《毛澤東詩詞選》。

在他把書編出來後，印了幾十本，送給了很多人。有朱德、鄧小平、彭真，也有文化界的人，像周揚、臧克家、袁水拍等。還提出讓這20多人專門開一個會，討論詩詞的問題。”

原來是毛澤東邀請各位專家，斧正自己即將結集出版的詩詞。這不禁令人為之驚詫，以毛澤東的才大如海，和他舉世公認的詩家地位，還用得著徵求別人的修改意見嗎？

早在《毛澤東詩詞》出版前許多年，他的詩詞成就就已經舉世公認，甚至轟動一時了。比如1945年的那首《沁園春·雪》。

陳晉說：“在1945年8月，毛主席到重慶出席國共和談，而且見了很多文化人。柳亞子就是其中之一。柳亞子跟毛澤東的關係很深。在這之前，柳亞子讀到過毛主席一首詩，就是《七律·長征》。他希望主席把這個詩寫下來，贈給他。”

老朋友的盛情難卻，毛澤東只得答應了。但卻沒有送出自己的長征舊作，而是另選了一首不為人知的作品。

陳晉說：“在1945年，他送給柳亞子的時候還專門寫了一封信，信裡邊說，我的這首詞的風格和先生你的詩作的風格大致相似。所以我勉強拿得出來。”

贈送的詞就是後來轟動一時的《沁園春·雪》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得詞後的柳亞子驚喜異常，不禁讚道：“展讀之餘，以為中國有詞以來第一作手，雖蘇（軾）辛（棄疾）未能抗。況餘子乎？”

並立即和詞一首，送到當時的《新華日報》請求發表。

陳晉說：“《新華日報》的有關負責人答覆他，說你要發表毛主席的原詞，必須得經過毛本人同意，我們沒有權利。所以柳亞子說，那你不發表原詞，你就把我的和詞先發表出來，這個和詞在《新華日報》上一發表以後，重慶的文化界就感到驚訝，也震動了，就說既然有和詞，就希望看到毛主席的原詞是什麼。”

後來，毛主席的詞在《新民晚報》上發表。《沁園春·雪》的發表，像一枚重磅炸彈，震動了整個山城重慶，一時間，山城人民奔走相告，競相傳誦，而國民黨當局卻驚慌失措，對主管新聞的官員大加訓斥。說他們是：為共黨張目，向共黨投降。

吳歡說：“為了打掉共產黨的氣焰，因為蔣介石作為政治家太敏感了，他知道這首詞要出亂子，毛澤東簡直不得了，所以蔣介石立刻派文人，寫詞來和毛澤東《沁園春·雪》，不和便罷，這一和就更發酵了。重慶進步文化界的人士挺身而出，非常鮮明地來維護和宣傳毛澤東的《沁園春·雪》這首詞。包括郭沫若，說他們（國民黨）是朽木之才不可雕，而且推崇毛澤東的詩詞，是氣度雍容格調高。”

就連當時在重慶的，美國記者路易斯·斯特朗也注意到了這場軒然大波，美國記者路易斯·斯特朗在自己的著作中留下了這樣的評述：他們原以為他是一個來自西北窯洞的土宣傳家，可是遇見的卻是一個在哲學修養和文學風格方面都遠遠勝過他們自己的人。

而受到國民黨，諸多謾罵“和詞”的毛澤東，在致老教育家黃齊生的信中，這樣寫道：若飛寄來報載諸件付上一閱。閱後乞予退還，其中，國民黨罵人之作，鴉鳴蟬噪，可以噴飯，並付一觀。

好一個“鴉鳴蟬噪，可以噴飯”。在拙劣的對手面前，詩家毛澤東是如此自信非凡。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就是《沁園春·雪》這樣一首中華詩詞史上的經典之作，從創作到公諸於眾，相隔竟長達近10年之久。

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研究員楊勝群說：“《沁園春·雪》這首詞是1936年創作的，1945年，毛澤東把這首詞抄給柳亞子，在重慶的報紙上發表。大約過了10年。”

如果說鎖詩10年，還不足以說明毛澤東對自己作品的嚴謹態度的話，那麼發生在另一首作品上的真實經歷，就幾乎可稱得上戲劇性了。

1949年4月，在香山別墅住的時候，毛澤東寫了《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這首七律。

鐘山風雨起蒼黃， 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寫完以後，毛澤東沒有在意，又或者覺得不太理想，就把它扔了。

毛澤東的祕書田家英的女兒說：“我父親曾說：‘這個詩是主席寫了以後丟在紙簍裡，我撿起來的。’1963年在編主席詩詞的時候，我父親作為主席的祕書，參加了編輯的全過程，當時交給主席的時候，我父親還附了一封簡信。主席看了這個信和這首詩，哈哈一笑：‘還有這麼一首詩我都忘記了。’”

一首偉大的的史詩，險些與世人擦肩而過。這首詩也因此被人們稱為“撿回來的國寶”。

而當我們慶幸如此優秀的詩篇得以傳世的同時，也忍不住猜測，以毛澤東的才大如海。為什麼僅僅只給世人留下了數十首詩詞。

在他的一生中，究竟還丟棄過多少他自認為“不足為外人道”的作品？其中又有多少令人擊節叫好的華彩辭章我們無緣得見？

或許我們應該埋怨毛澤東對自己的創作太過苛求。然而，也恰恰是這種對自己過分嚴厲的苛求，才使得他的詩詞如此摧殘，令我們百讀不厭回味無窮吧。

煉詩未就自長吟。

毛澤東生前多次說，詩要改，不但要請人改，而且主要靠自己改。放一段時候，看了、想了再改，就有可能改得好一些。這就是所謂“推敲”的好處。

陳晉說：“毛澤東修改他的詩詞是家常便飯，比如他寫於長征途中的那首《清平樂·六盤山》，開頭兩句是‘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這個‘紅旗’，最早的原始稿裡面是叫‘赤旗’。在1949年8月，在上海一家報紙上發表的時候，就改成了‘紅旗漫卷西風’，在1957年1月，在詩刊上發表的時候，毛澤東又把它改成了‘矛頭漫卷西風’。到1961年他為寧夏寫這首詞的時候，又改回到‘紅旗漫卷西風’。就這麼兩個字，改了四次。”

如果說自行修改，還只是個人創作態度的嚴肅，那麼拿自己的作品主動徵求他人意見，以得到別人的修改正為盼，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

1965年，鄧穎超陪同毛澤東接見外賓，在休息的時候，鄧穎超就和毛澤東提起說，好久沒有讀到主席寫的詩詞新作了。很希望能得到你的新作。

毛澤東就把這個話記下來了，大概兩三個月以後，就把自己新創作的兩首詞，《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一首《念奴嬌·鳥兒問答》抄送給了鄧穎超。而且給鄧穎超寫了一封信說：“鄧大姐，自從你壓迫我寫詩以後，沒有辦法，只得從命，花了兩夜未睡，寫了兩首詩，改了幾次，還未改好。現在送上請教，如有不妥，請予痛改為盼。”

毛澤東在黨內也好，還是在黨外也好，有很多詩友，包括董必武包括陳毅、郭沫若、藏克家。都經常參與他的詩詞修改。

把自己的詩抄錄過去，請他們修改的時候，往往都是這樣的話：錄陳審正、請予修改、再予審改、加以筆削等。

加以筆削，痛改為盼。

毛澤東的求教之情，如此真切。正因為有這樣的虛懷若谷，才有了我們開頭提到的那次廣邀朋友共改詩的座談會吧。

陳晉說：“在討論過程中，人們提了一些意見，比如說臧克家，他寫了23條修改意見。後來等書出來以後，臧克家一對照。發現毛澤東吸收了他13條。”

求教於專家與朋友，已經難能可貴。詩人毛澤東的虛心卻不止於此。哪怕陌生的普通讀者提出的不同意見，他同樣能認真對待。

羅元貞的女兒羅芸說：“當時我爸爸拜讀了毛主席的詩詞，非常的欽佩，但是有一首詩，就是《七律·長征》這首詩，他感覺，那首詩裡如果出現兩個浪字，是有點不太貼切，是否可以改為水字？他在1952年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信，就把他的想法提出來了。”

羅元貞的信發出後，並沒有指望能得到迴音。畢竟毛澤東工作太忙了，一個普通讀者的冒昧來信，怎麼可能得到共和國主席兼詩壇泰斗地重視和回覆呢？

羅芸說：“他收到中央辦公廳寄來的一封信，拆開信封之後，裡邊還有一個小信封，再打開之後，居然是毛主席的親筆回信：元貞先生，一月一日來信收到，感謝你的好意，此復順頌，教褀，毛澤東。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

1957年，《七律·長征》在《詩刊》一月號上發表。“金沙浪拍雲崖暖”果然改作了“金沙水拍雲崖暖”。

直到1958年12月，毛澤東還記掛著這位陌生讀者地指教，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詩詞十九首》上，他在批註中這樣寫道：浪拍改水拍，這是一位不相識的朋友建議如此改的。他說不要一篇內有兩個浪字，是可以的。

詩詞不厭百回改。

世人熟悉的，是毛澤東詩詞成就的燦爛輝煌。而當我們拿出毛澤東詩詞的手稿，與公開發表的定稿相對照，我們卻可以列出一份長長的“差異表”。

大到整句詩，小到一個標點符號，詩人毛澤東正是依靠這樣常人不能企及的嚴禁謙遜，依靠他的虛心求教，反覆推敲，才於千錘百煉中，成就了這一首首輝煌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