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攝影》雜誌曾經發表過我的天文攝影作品,而在上個世紀90年代,天文攝影還不是大眾攝影中常見的門類。有人提出一種器材決定論的觀點:認為不同的攝影家在使用不同的器材時,都會被歸入不同的風格。這也許是一種偶然。生活中充滿偶然,我稱之為“機緣”。
2002年,和日本攝影家山崎政幸的在上海美術館的相識是一次純粹的偶然。攝影家對待自己的作品的態度是不同的,對於我來說,過去在西部旅行攝影的經驗使得我懂得攝影是一個旅行記錄,作品本身反映作者本人。那還是互聯網剛剛興起不久的時代,膠捲時代還沒有完全過去,很多觀點我和山崎政幸是通過郵件和照片及畫冊交換的,雖然不是很頻繁,但是卻為彼此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覺窗口。自由攝影師的困境是:必須自己經營自己的作品題材,而生活中有很多環境和機遇需要克服和把握。人,恐怕是有惰性的。
山崎政幸是一個很勤奮的攝影旅行者。和山崎政幸不同,在他為了他的旅行攝影奔走全球的時候,我早已經決定把自己的足跡就侷限在上海這個城市的固定的幾個地方和幾個人身上。誰說攝影是一個與全世界發生關係的“藉口”?和陸元敏顧錚等上海攝影界的一些攝影家的交往更堅定了我準備不再變化的攝影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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