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會之際人書俱老——從歷史維度看沈鵬先生的書法境界和文化擔當

沈鵬書法作品

通會之際，人書俱老

——從歷史維度看沈鵬先生的書法境界和文化擔

文/陳仕彬

放眼當代書壇，範景中先生主編的《當代書法八人集》很受關注。該書“遴選了當代書法創作最活躍、成就最突出、影響力最大的八個人……如果以嚴格意義來定義‘書法家’，那麼在當代書壇可以留存於書法史的，應當不出這八位書法家或受其影響的人。”入選八人中沈鵬先生被列為“壓軸人物”，這對沈先生而言可謂名至實歸。從書法發展的歷史維度探討沈鵬先生的藝術成就，無疑有助於我們更清楚的體認沈先生的獨特價值，更加深入的走進他的藝術世界，並且也會給當代書法家帶來更深刻的啟發。

相對於古典書法堪稱“和諧完美”的發展系統，中國近現代書法史可以說是從“困惑”開始的。這既源於傳統書法經過幾千年的發展讓人感覺“能事畢矣”，也與特殊的時代背景和文化環境息息相關。而這“困惑”恰恰又成為了書法家們上下求索的動力來源，最終呈現了近現代書法創作風格的多樣性。《中國書法》與《書法導報》曾聯合社會各界，評出中國20世紀十大傑出書法家，吳昌碩、林散之、康有為、于右任、毛澤東、沈尹默、沙孟海、謝無量、齊白石和李叔同最終當選。雖然人們對這樣的評選結果有不同的認識，但透過這十人的書法境界、思想學養乃至人生經歷，已經足可反映近現代書法創作的整體風貌，並且為我們反思當代書法的發展，尋找當代書壇的歷史座標人物提供了參照。這種參照不僅僅是針對作品外在風貌的橫向對比，而是讓我們能夠站在歷史的維度進行深度思考，看到不同時代背景下的書法大家應該是怎樣的生命和藝術狀態，他通過自己的創作和實踐解決了什麼問題。作為當代書壇的領軍人物，沈鵬先生首先是承續了上一輩藝術大家的文脈精神，進而與書法史上的每一位書法大家一樣，在書法藝術的廣闊天地中盡情演繹著自己的創造性才華。

另一方面，如克羅齊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事實上，我們在評論當代書家的時候既不能割斷歷史、忽視近現代書法大家們的探索與成就，也無法忽略當下歷史文化語境下更加複雜的書法環境。在經濟迅猛發展、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消退、各種文化交融對話的時代背景下，當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審美取向變得多元化，高節奏的生活和“無紙化辦公”讓國人對毛筆已經變得越來越陌生。書法的實用功能徹底喪失，書法創作趨向專業化，人們越來越注意展覽效果和展廳效應，書法的“藝術性”正在變得更加獨立。同時，“書法家”群體的不斷壯大也讓當代書壇更加熱鬧，各種書風、流派乃至現代書法的湧現既標誌著當代書法人的不斷探索，也折射出大家內在的困惑，時代呼喚真正的書法大家和領軍人物。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站在傳統向現代過渡的歷史節點，沈鵬先生以其卓越的藝術成就在書壇開拓和引領了時代風氣。

以上只是基於對近現代書法史和當代書法環境的認識，概括性的談了沈鵬先生及其藝術成就“承前啟後”的 歷史意義。進一步深入思考，我認為，要成為當代真正的書法大家並且可以留名書法史，必須要通過自己的創作、思考乃至人生實踐不斷追問乃至解決三個問題：其一，當代書法向何處去？即關於書法的本體，這自然包括創作和理論兩個層面。其二，當代書法家應具備怎樣的人文修養？也就是“書外功”，這關係到傳統意義上“書如其人”的當代承續。其三，當代書法家需要具有怎樣的文化使命感？這是一個日益彰顯的問題，更是當代書法環境下一個書法家應有的人文情懷。

立足當代文化背景，對沈鵬先生了解越深入，我們越會發現沈先生有意無意中創造性的給出了這三個問題的答案，並且極富啟發意義。

一、通會與獨創——創作實踐與理論思考

當代書法往何處去？發展和創新的方向與可能性在哪？對這個問題的思考自然需要置身書法史的宏觀背景中，我們可以先來看一段沈先生自己的論述：“書法的革新，歷史上常處在字體變異的時代，中國歷史上從漢末到魏晉，出現了以王羲之為代表的宗師；有唐一代，出現了顏真卿等一大批楷、行、草的宗師。到了清代，再也不可能出現新的字體，面對流派紛爭的貼學，甚至有人以為書法到了極致，不可能再有作為。而由於碑學的興起，進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由此可以說，雖然我們當前時代不可能出現新的字體，一時難以出現新的有巨大影響力的流派，但是各種字體、各種流派的消化、吸收、互補、融合，肯定對書法的創新有極大的推進作用”（《宗師：通會與獨創——紀念韓國書聖金聖喜》）。

這段文字不僅讓我們瞭解沈先生對書法傳承與創新的理解，更是表達出先生堅定的創作立場，通過對書法史的理性梳理，沈先生意識到書法發展到今天，對“各種字體、各種流派的消化、吸收、互補、融合”才應是書法家孜孜以求的“正道”，而且其中恰恰蘊藏著巨大的“創新”的可能性，在這個廣闊的空間進行探索也正是先生自己的創作追求和對書法藝術發展“邊界”的劃定，所以先生才會提出“敬畏漢字傳統。”

當然，沈先生從來沒有徹底否定現代書法，而且早在八十年代就提出當代書法的多元化發展，並且指出“堅持書法本體，必然要求多元化。”正是有了這樣的立場和包容性，沈先生跳出了狹隘的碑帖束縛和流派之爭，自覺地避開了一些“偽學術”問題，不糾纏其中。大道至簡，唯嫌揀擇，此正是沈先生的通達智慧之處，這樣的立場對當代書法家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在對待傳統的態度上，沈先生進而深刻地指出：“（很多人）對傳統的理解侷限於單線思維，拘於某家某派，遠沒有做到取精用宏，進入通變的程度。”（《傳統與一畫》）“取精用宏”與“通變”無疑可以拿來準確地概括先生在學習傳統方面的追求。這樣的追求不僅讓先生沒有侷限於某家某派，也讓先生在書法的表現要素中，十分看重線條。先生認為歷史上的大書家，首先是“線條美的獨特的發現者和創造者”，線條是由“外形到神韻的最重要的手段、橋樑，更確切的說是基因。”中國的書畫，可以說都是“線”的藝術，書畫家的筆墨功夫和才情意蘊透過線條表露無疑，所以，對於當代書法家而言，學習傳統，進而表達自我，首先要加強的便是對線條質量的不斷錘鍊。有了高質量的線條，才可如石濤所言“我自用我法”，在書法創作領域任情揮灑。沈鵬先生的書法作品和理論闡釋讓我們再次認清了這一點。

至於先生站在當代文化立場，提出的“在迴歸中復興發揚心畫傳統”、“書法是純形式的，他的形式即內容”等諸多論題，或追根溯源、條分縷析，或發前人所未發，令人茅塞頓開，都是極其可貴的理論建樹。細讀《沈鵬書畫漫談》真如在山陰道上行，讓人目不暇接，心有所悟。也許我們很多人還沒有體察到，沈鵬先生結合自己創作心得所總結的書法理論在書法本體層面上，已經形成一個完整的系統。概括地講就是：在書法立場上——敬畏漢字傳統；在對待傳統的態度及策略方面——取精用弘，力求通變；在創作心態和追求上——迴歸心畫，發揚個性；在藝術表現上——重視線條，注重形式。最終的作品——熔鑄古今，弘揚原創，創造大美。以這樣的方式概括沈鵬先生的書法本體理論，只能算是拋磚引玉，難免不夠全面和準確，但我相信一個當代書法家越能夠深入全面的把握沈鵬先生的思考脈絡，他便越能更好的從中吸取營養，進而反思自己的創作。

沈鵬先生的創作實踐與理論思考渾然一體，這為當代諸多書家所不能及，也正是其書學理論的獨特意義之所在。對於沈先生的作品，所評者甚多，我只想說，先生的書法線條值得我們反覆揣摩學習，其作品整體氣韻呈現出的清雅之氣，以及貫穿其中的強烈的節奏感與情感性，讓先生的書法自成風貌，當代書家似無出其右者。而先生的作品幾乎無一重複，可以讓人直接感受到其創作時的生命狀態，書法成為“心象”的表達，更是殊為難得。

在這裡，我也無意於去梳理沈先生的學書歷程，比如受哪位書法家影響較大，曾經重點臨摹研讀過哪些碑帖之類。之所以不對此展開論述，一方面是大家所論甚多，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梳理雖有意義但無法執著。弘一大師在魏碑、在《張猛龍》上用功甚勤，然而其晚年成熟風格的作品誰又能說得清楚有多少魏碑的影子？稍一反思，便知歷史上真正的書法大家無不如此， 所謂“能記善忘貴融通”，真正的化境，必然是讓人感到“羚羊掛角，無跡可尋”。好在沈先生對此也有著精彩的闡述，對我們理解其作品不無幫助。

“在我的書法作品中，有人認為已經在傳統裡注入了現代因素，這當然是我樂於聽到的，也可以說是一個努力目標。究竟在怎樣的角度上融合，達到何種程度，評論者可能進行若干邏輯分析，對本人來說則是更多的依賴直覺。

這種直覺並非與理性絕緣，更非憑空產生，應是作者素養、氣質、技巧長期綜合積累而成。具體到創作過程中，所謂‘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最高的便達到化境，即便達到化境，也不會從此止步，因為化境也是相對的。只要生命不息，創作不止，就不會畫上一個停頓的句號。”（《繼續探索》）

總之，在新的歷史語境之中，圍繞書法本體方面的諸多問題，沈鵬先生通過自己的創作實踐和理論思考，為我們釐清了方向，提供了指導與借鑑，堪稱書法藝術的時代引領者。而每次見到先生，感受到先生對藝術單純而強烈的執著與熱愛，體會到先生對藝術之外事情的淡泊從容，我便會不由的想到吳冠中先生，他們不僅僅是身材與外在風神的相似……

二、書內與書外——世間無物非草書

沈鵬先生在國家畫院提出十六字書法教學方針的後八個字為“書內書外，藝道並進。”無疑，沈先生在這裡再次強調了當代書家“書外功”和綜合人文修養的重要，繼續深追，我們可以迴歸到中國書學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那就是“書如其人”——“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劉熙載《藝概》）。

考察這一觀念，我們首先要回到中國的古典書法語境當中。在中國傳統書法家看來，書法是文人遣性怡志的自在手段，亦是文人人格氣象和綜合學養的自然流露，技乃至藝的層面反在其次。所以，縱覽中國書法史，我們可以看到，傳統書法家無不重視自身學養和綜合的人格修為。歷史上的大書法家往往又是大文學家、大學問家乃至大政治家。他們的成長，伴隨著“四書五經”、詩詞歌賦以及豐厚的人生體驗，在某種角度上，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饋贈——他們所受到的文化薰染是當代書法家已經無法企及的，這是現實。

所以，歷史發展到今天，書法邁入當代，“書如其人”的書法理念依然魅力不減，但是我們不得不追問，在當代書法環境之下，一個書法家應該以怎樣的心態和狀態踐行這一理念，或者說，怎樣在實踐層面上更好的做好“書外功”，這問題正是我們需要釐清的，否則，所謂的“書如其人”和“書外功”只能流於口號，成為口頭禪。

也正是基於此，沈鵬先生一方面有感於當代書壇人文精神的缺失，“書外功”的不夠，另一方面，他提出這樣的口號確是發自切身的創作心得。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想有深刻的體悟，較之閱讀沈鵬先生的相關論述，遠不如全面瞭解和領會沈先生在實際生活中到底具有了怎樣的“書外功”。

眾所周知，沈鵬先生是個詩人，而且有著深厚的美術編輯經驗，先生亦喜歡音樂。這至少說明，先生對文字，對文學，對美術（自然包括西方美術和國畫）和音樂，有著特殊的敏感、熱愛和學習。對先生的詩歌，除了其情意之真，文字之美，我更想強調先生詩歌創作的當代意識和時代精神。比如他那經常被人們所樂道的：“汽車深巷馳金笛，寵物高樓搭電梯”，充滿時代感的詼諧意境中留露出別樣的文化情思，瞭解其創作背景之後更讓人叫絕。可以說，先生在詩歌創作方面的創造性才華與其書法的原創性和時代氣息有著內在的關聯，這正是沈鵬先生與很多亦作古體詩的書家的區別，這關係到真正詩心的有無和對生活的敏感度與介入的深度。正如我們所熟知的韓愈在《送高閒上人序》中對張旭評論：“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

至於讀書，沈先生的閱讀視野和歷程自然是無限寬廣深厚的。在此我也想特別對沈先生提到的書法家應該讀點自然科學書籍的問題稍作闡釋。實際上，這不僅僅是藝術與科學有其深層次的相通性，也關係到書法家本人的思維方式和想象力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近現代的科學思辨精神正是傳統文人所缺少的。沈鵬先生在給學員上課時數次提到科學精神和想象力的問題，自有其獨到的體會與深意。這一點其實我與先生亦有共鳴，年輕時讀《時間簡史》等著作的感受現在還依然在心底發酵。

對於沈先生來講，詩歌、繪畫、音樂、舞蹈、讀書、乃至日常生活已經和書法創作融合在了一起，沈先生曾經引用翁方綱的“世間無物非草書”來闡述草書創作理念。在此，我想把翁方綱的此句詩作一下“曲解”或者進行一下泛化的引申。“道”無處不在。對一個當代書法家而言，不僅可以從相關藝術門類甚至是所有事物中去感悟書法，而且更應該勇敢地將自己置身於時代潮流和當代生活中，在實際的歷練和體悟中體會時代精神與書法境界，所謂“世間無事無物不關書”，這關乎書法家的心胸與性情，善悟者自會懂得其中真意。

當然，每個人的個性不同，氣質才情和興趣愛好亦有差異，所以，對於“書外功”我們無法拘泥於形式和外在，這也正是沈鵬先生對我們的啟示。比如，先生不涉獵篆刻和國畫，但先生的綜合修養非一般書家所能及。對我而言，一直在國畫和書法的創作中進行滲透性體悟，而且對當代藝術，甚至是當代的文化創意領域亦有所關注和實踐，這無意中亦與先生“尊重個性”的理念相合。這個個性，自然包括作品風貌的“個性”與書家氣質才情的“個性”兩個方面。

總之，對於當代書法家，“書外功”已經不僅僅包括傳統的藝術和哲學精神，只有我們結合時代背景和自己的個性把“書外功” 做到實處，真正提高自己的人文修養，才能正本清源， “書如其人”。沈鵬先生在這方面無疑給我們做出了最好的表率。

三、使命與擔當——批評精神、可持續發展、書法教育及其他

對於明清之前的傳統書法家而言，他們的文化使命感和擔當意識可以說是“隱性”的，是自然而然的，雖然他們無一不受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但是書法的“存亡與發展”的問題在一定意義上不是他們所需要考慮的，他們可以悠然自得地遊戲筆墨。而文章開頭我們便提過，近現代書法史便是帶著“困惑”開始和發展的，我們甚至可以聯想到有人要直接“廢除漢字”，我們也可以去追溯于右任為什麼要創建“標準草書”。

而對於當代的書法家而言， “使命與擔當”的問題更是非常迫切，而且容易被一般書家所忽視。這個問題不僅僅關係到書法家的文化自覺，意識是其文化人格和內在人文精神的重要體現。縱觀近現代書法史中的書法大家，可以說無一不具有熱切的文化情懷。

沈鵬先生雖然曾任書法家協會的主席，但其在文化上的全局意識和擔當精神實在是其文化情懷的自然流露，與其對書法的熱愛水乳交融，已經切實滲透到他生活和思考的各個方面。

概括的講，沈鵬先生以自己的書法創作和理論思考為核心和原點，圍繞書法批評、書法發展，書法教育等諸多方面通過撰寫文章和實踐行動擔負起歷史賦予的特殊使命，對生態環境和人類命運的關注與擔憂更見其悲天憫人的大家情懷。只要細讀《發揚書法批評的獨立性、個性和民主性》、《藝術評論的獨立品格》、《書法環境變異與持續發展》、《推進中國書法事業的可持續發展》、《書法的教與學》、《美育的渴求與淨化》、《書法課不可少》、《保衛生命之源》等文章，我們不能不被先生的熱情和精神所感動、所鼓舞。先生的勇於擔當，不僅釐清和解決了很多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問題，而且以當代書法家和人文學者的立場切實影響和改變著我們的社會和生活。

而年近耄耋的老先生在國家畫院繼續執教“書法精英班”，深入闡釋書法教學的“十六字方針”，不辭勞倦地言傳身教，授人以漁，又是何等的魄力與擔當。不能不讓人聯想到近現代于右任、沙孟海等諸多書法大家對書法文化和書法教育的熾熱情懷。曾來德先生說沈鵬先生已經成為當代書法的一個象徵、一面旗幟，誠哉斯言。

“通會之際，人書俱老”。可以說，站在歷史發展的維度，深入解讀沈先生的書法與人生境界，讓我們意識到沈鵬先生不僅與近現代的諸多書法大家有文化精神和藝術造詣上的相通，而且在當代特殊的書法歷史文化環境下，他的探索和藝術成就有著極其特殊的標誌性意義，而以沈先生目前旺盛的創作精力和思考活力，我們相信，他將不斷給世人新的驚喜，繼續在中國書法的歷史長卷上進行更加絢爛的筆墨渲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