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大爆炸》收官：一切都始於宇宙的一次大爆炸
每一次點開20分鐘的屏幕，都像是開啟了一片焦慮現實外的淨土，我們可以體驗失重飛行，探尋復古火車上的餐廳，聊遙遠而美好的宇宙、星空，而終於不用再真切感受人生的無力沉重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
北京時間5月17日早上8點，《The Big Bang Theory》（生活大爆炸）將連播長達1小時的最後兩集特別篇，至此，這部陪伴了觀眾十二年的情景喜劇也將在歡笑與不捨中畫上句點。
作為美國電視史上製作時間最長的多鏡頭情景喜劇（3月27日，《生活大爆炸》進行了第276集的拍攝，打破了美劇《Cheers》（乾杯酒吧）275集的紀錄），它的特殊不僅僅在於跨度之久，更難得的，是在電視劇紛紛轉向精緻化、電影化的同時，這部特效粗糙、拍攝方式陳舊的作品仍能不斷地脫穎而出。
在過去的11季裡，它獲得了艾美獎的52次提名和10個獎項，2016年刷新收視率紀錄，近2000萬觀眾同時收看。拍攝地帕薩迪納市因劇爆紅，甚至有一條以“生活大爆炸”命名的道路。
邀請觀眾在攝影棚內觀看，並如實收錄他們的笑聲，這樣的製作方式更像是上個世紀的產物，老土但帶有溫度。2017年，ABC（美國廣播公司）一部情景喜劇都沒有投，《生活大爆炸》也是CBS（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僅存的多鏡頭情景喜劇，如今它的結束或許也意味著這一時代的謝幕。
攝影棚打包清空
與情景喜劇的爆笑對應的，是其熒幕後創作過程的艱辛，編劇馬不停蹄，每週需要像寫專欄一樣交出新的一集。本劇的編劇之一Chuck Lorre將這種感覺形容為“帶著恐懼與絕望、被火車追趕著穿過隧道”，像是一場不知終點在何方的奔跑，隨時需要切換道路：“我們不是在寫《迷失》（懸疑劇），故事的走向，我們也不曉得。”
每週三早晨，演員們和導演、編劇、製作人一起讀劇本，由編劇記錄哪些笑點好，哪些不好，之後著手修改，週四和週五加緊排練，找感覺，在製作人和電視臺攝影棚人員面前演一遍，這時劇本也改好了，平均改動30-40%，有些甚至100%，週末背好新改的臺詞，週一在攝像機前排練好幾小時，週二在觀眾面前現場錄製。謝場後，馬上遞來一個信封，裡面裝著明天的新劇本。
觀眾的現場反應決定了臺詞的最終版本，比如Leonard有句臺詞原本是“我是宅男之王，誰惹惱我了，我就用垃圾郵件塞爆他的郵箱”，見笑聲不夠熱烈，便改成了“我就不幫他裝打印機”；而有時把Sheldon寫得太mean（刻薄），觀眾根本不會笑，只會心碎地說“哦”。
比爾·蓋茨與生活大爆炸主創合影
Chuck Lorre的編劇經驗豐富，創作過《好漢兩個半》《極品老媽》《柯明斯基理論》等經典美劇，開始寫《生活大爆炸》，是由於他的搭檔Bill Prady（本劇另一名編劇）跟他說起自己80年代在紐約當程序設計員的故事，說到當年的朋友和同事，全是專業領域的天才，但在其他領域卻成了蠢材。
這啟發了《生活大爆炸》的核心笑點——幾位理論物理學家、天體物理學家、試驗物理學家、神經生物學家和微生物學家，如何對社交與生活一竅不通。他們會在接過一杯龍舌蘭日出雞尾酒時評價，“這杯酒很好地證明了不同比重的液體是如何與一個圓柱形容器相互作用的”；也會在送禮物時誠懇地說“看，我把它保存在1%的聚乙烯醇縮醛樹脂裡了”。
劇中需要用到很多科學用語，從一開始，就請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教授David Saltzberg來作科學顧問，Sheldon和Leonard公寓裡白板上那些潦草又複雜的方程式都是真的，是David為搭配劇中的笑話而寫上去的。第三季開始，還迎來了Mayim Bialik（Amy的扮演者）的加入，她本身就是神經系統科學家，還幫助劇組選好了自己實驗室場景裡需要用的器材。《美國數學月刊》最近發表了一篇有趣的論文，題目是《謝爾頓猜想的證明》，在劇中，Sheldon對73這個素數情有獨鍾，認為它是最美的數字組合，如今也得到了科學期刊的認可。
Amy作為Sheldon的預備女友出場時，純粹像個bazinga，粉絲們怨聲載道：Sheldon要談戀愛？怎麼可能！編劇對此的解釋是，不想讓劇中角色錯失以自己的方式去生活的機會，所以建立了一段適合他們的、美好而古怪的戀愛關係。隨著他們認真簽訂《戀愛協議》，一起拿朋友和猩猩做試驗，一起在客廳搭帳篷玩遊戲，一起錄無人問津的旗幟節目，一起申請做第一批火星移民……這段關係越來越有說服力，甚至讓人感到很甜蜜。有一集裡Sheldon送給Amy的生日禮物是一張他大腦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圖，“我的眶額皮層被激活了，因為我當時在想著你。”
即使聽不懂晦澀的專有名詞，依然可以感受到這份高知識含量的浪漫。就像儘管我們不理解弦理論、量子力學、宇宙暗物質和光譜湮滅，卻不妨礙在看到Sheldon穿著黑白豎條的連體褲cosplay多普勒效應時哈哈大笑。
霍金在《生活大爆炸》中客串
Howard曾說他們幾個主演也不懂科學，也不迷星際迷航和漫威的周邊，但他們跟很多不迷這些的粉絲一樣愛看這個劇。演對手戲時Kunal Nayyar（Raj的扮演者）最容易笑場，有時Raj笑得太誇張，以至於Leonard不得不湊過去，小聲跟他說，“sometimes babies die”，提醒他想想那些夭折的嬰兒，他才笑不出來。這也正是編劇想要的“笑果”，他們的創作原意不是要取笑宅男，而是幫他們發聲，讓人們理解他們的思維和行為模式，甚至讓他們身邊的普通人在不知道蝙蝠俠的扮演者是誰或分不清星際迷航和星球大戰時淪為笑柄。
不論智商高低，每個人在生活的某些時刻都會像個外來者，也想要像Sheldon試圖分辨別人言語中是不是“sarcasm（嘲諷）”一樣清楚社會的潛規則，弄懂人生。另外一些觀眾喜歡這部劇的原因，如Amy所說，“講一群聰明人中的怪胎，跟其他劇集不同，不是外表出眾的人換著對象亂搞。”
十二年來，他們沒有經歷婚後疲倦，債務危機，車禍失憶……這群收入無憂的高校博士，平日只需為尋寶遊戲拼得你死我活，為動漫展的門票奔波，絞盡腦汁的不是如何處理好婆媳關係，而是不同材質的綠巨人將會如何影響漫威的劇情。每一次點開20分鐘的屏幕，都像是開啟了一片焦慮現實外的淨土，我們可以體驗失重飛行，探尋復古火車上的餐廳，聊遙遠而美好的宇宙、星空，終於不用再真切感受人生的無力沉重。
也許正是因為劇情的輕鬆好玩，劇中的演員們合作愉快，沒有像有些美劇一樣因演員不和不歡而散（《慾望都市》多年來一直有內架的傳聞，《絕望的主婦》為此寫死了好幾個角色）。三位主演Jim Parsons（Sheldon）、Johnny Galecki（Leonard）和Kaley Cuoco（Penny）在近日接受最新一期《娛樂週刊》採訪時，不約而同談到彼此已像親人一樣，並且所有人對《生活大爆炸》的結局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把電梯修好！
負責佈景的藝術指導John Shaffner曾一手打造《老友記》，他最喜歡《生活大爆炸》裡兩個公寓之間的過道，相隔的距離恰好把電梯放在中間，但由於製片人希望有能走路和說話的樓梯間，“我們不需要電梯，因為有電梯，還走樓梯幹嘛”，只好讓電梯從頭到尾處於維修狀態。樓梯往下挖了6英尺（約1.8米），走到盡頭，轉個彎，能看到土堆和一面粘滿演員們在此候場時吐出的口香糖的牆。
2012年，《生活大爆炸》拍到第五季共計一百集時，英國演員Rick Edwards走進片場，對各主創與幕後人員進行了採訪，其中有一題是問主演們對各自角色的劇情期待。
Howard希望早日逃離他媽媽的五指山；Bernidett不知道她和男友Howard會不會結婚，後來他們不僅在劇中率先結婚，還生了兩個小孩；penny希望有一份新工作，她不想再待在芝士蛋糕工廠，因為已經穿膩了那套服務員制服，“或許去壽司店上班也不錯”，後來編劇給了她一份比這好得多的工作；Raj甚至還不確定他最終敢不敢當面開口跟女孩講話；至於Sheldon，“我還能對他做什麼要求呢？難不成得一座諾貝爾獎嗎？那到時候他還有什麼追求呢，和Amy弄個試管嬰兒嗎？我不想每週在片場和小孩一起工作，所以還是算了吧。”
在最終季裡，Sheldon當年的玩笑猜測真的如願以償，有機會和Amy獲得諾貝爾獎。這樣看來，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季終，也就顯得情有可原。對此，Sheldon的理解是，“既複雜又簡單，就是感覺時候到了，雖然還可以繼續拍，但我們真的已經把骨頭吃得一點肉都不剩了。”
沒有酷炫手段，甚至人物造型都沒有過多變換，《生活大爆炸》之所以十幾年來獲得喜愛，靠的也許就是這股“啃勁”，在情節上花功夫，不斷打磨人物，直到讓他們鮮活、熟悉得如同身邊相識多年的好友。以至於很長一段時間以後，哪怕不再見面，我們還是會記得Leonard的皺眉，愛穿假領子、緊身褲、花哨自戀的Howard，感情不順、對寵物和朋友都肝膽相照的Raj，以及無人能敵、擁有完美強迫症的Sheldon——雞蛋要特大號，蘋果要特別脆，薯條裡發現一根彎的就以為有人下毒，測量可疑痣的直徑，專座不可侵犯，熱愛指定規則，把生活的一切都安排得明明白白，週一早上要喝燕麥粥，週六晚上洗衣服……
5月1日，《生活大爆炸》最後一集正式殺青，劇組成員現身中國劇院留下手足印
還是會在聽到《星球大戰》、動漫展等字眼時想起這群可愛的宅男；會在看到片頭曲快速滾過金字塔、壁畫、火山爆發、生物進化時感慨人生海海——人類歷程、星際變幻不過幾十秒間，雞毛蒜皮實在不值一提——並跟著歡快節拍，彷彿即將要和主角們一起決定是要玩3D象棋還是龍與地下城的遊戲，外賣是點中餐還是泰國菜，懷著這樣的心情，在最後一句“That all started with a big bang”後跟著喝一聲“Bang！”
孫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