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天翻地覆，天下鼎革，赤縣神州。一群又一群的異見者、疑慮者，倉皇辭廟，流離他鄉。這是歷史上人數最眾的一起群體流失事件，從此大江大海，生離死別。

晚年沈從文在寓所

作家沈從文，是此前郭沫若受命欽賜的“反動人物代表”，為此還鬧出自殺。顯而易見，如果不跟著胡適那幫人遠走，必定難被接納，在劫難逃。按道理，他理應是其中最積極群體的一分子，且他和胡適等京派大佬交誼匪淺，完全有條件轉身離開。對他來說，離開父母之邦，雖屬被迫，萬般無奈，但似乎是當時所能有的唯一合適的選擇。

可他出人意料地留了下來。是什麼狀況讓他“君不行兮蹇誰留兮”，既是一個讓人有點費解的謎，可供人想象的空間也是廣闊的。

我常常覺得，亂世浮生中，一介文人太多隱祕而無力的情感，在這裡隱現著。

沈公雖然總自黑自己是“鄉下來”，可他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已隱然文壇一方勢力。各方文化、政治力量都在力圖拉攏他，或者狙擊剿滅他。

從流落街頭的京漂到京派文學大佬，沈從文差不多隻用了5年

一者，那時的沈公，依靠自己的創作實績，後來居上，寖寖然有京派文化圈新共主之勢。沈從文是在京圈大佬徐志摩、郁達夫等人的提攜下，在20年代中期走上文壇並逐漸成名的。到了三四十年年代，隨著京圈原三大巨頭的胡適之投筆從政、徐志摩機難早逝、周作人附逆投敵，京圈實際群龍無首，而當時的沈從文，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基本已經寫完，論質論數在當時文壇都是一騎絕塵的。在林徽因、楊振聲、朱光潛、李健吾等干將的拱衛下，沈從文實際在默認不宣中成為他們的臺前人物，與話語中心。他在1930年代後期敢於公開宣示對於左翼文學的反感和厭惡態度，勇於就京派海派之爭和左聯盟主魯迅幹架，絕對不僅僅是個人話語權利與文學信念的簡單表達，而是代表著京圈文化山頭、及自由主義政治勢力在發聲，在宣告態度的。

二者，此際的沈老師，也是眾多大報、大方向輿論喉舌的掌控者之一，用現在的話說，他是新聞界輿論場核心的大V。1933 年，沈從文以從學衡派吳宓手中接編《大公報》“文藝副刊”為肇始，陸續主編或參編當時大報大刊諸如《學文》月刊、《文學雜誌》、《戰國策》、《益世報·文學週刊》、《現代文錄》雜誌、《平明日報·星期藝文》等等，在三四十年代他可以說是掌握要刊重報最多的作家，在蕭乾的回憶錄中，那時的沈從文已然是最活躍的文學活動家，也是最炙手可熱的文壇領袖之一。在中原逐鹿的紛擾中，他抱持政治中立態度，但是政治傾向是明顯的自由主義，文學觀念則是價值獨立的那一套；同時似乎真的有些膨脹了，那時的文章，他主要轉向了評論文字，充滿對於現實與時政的批判，提倡走第三條道路，對俄化的貶斥也是不遺餘力的。

沈從文、張兆和夫婦——“鄉下人”終於抱得名媛歸家

正因為沈老師在當時文化界舉足輕重的地位，當1949年前後，中國社會的政權再一次作交接時，他會成為眾矢之的。1948年3月，左方刊物《大眾文藝叢刊》發表的系列文章，將矛頭對向了崇尚自由主義的沈從文等人，稱“沈從文之流是躲在統治者的袍角底下對新文藝作無恥誣衊之徒”；接著，同月，尚書房行走郭公發表《斥反動文藝》，將沈從文定為“桃紅反動作家”，沈公成為文化圍剿核心。

1949年，隨著局勢的日益明朗，去還是留，已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沈從文雖然對以後的生活有一定擔憂，但還是選擇了留在北京。

沈從文書信，他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身份是書法家

沈從文自小走闖江湖，閱人成空，見多識廣，並非純粹書呆子。他是時局變遷和自身的處境是敏感的。早在1948年初，他就寫了篇題為《中國往何處去》的文章，做了明晰而悲感的結論，“這種對峙內戰結束，中國往何處去，往最後而已”，“我們為下一代準備的，卻恐將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幾權”；

1949年2月28日，在憂世傷生中，他用剃刀劃破脖頸和兩腕脈管，又喝煤油，意圖自戕，幸虧他的親戚張中和發現及時，得以被送進醫院挽回一命。在國家變色之際，他的內心危機重重，來自時代與政治的壓力重不可負，在此前後的文章與日記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他的恐懼，和自己在新的時代自己必將會陷入孤立的敏銳嗅覺。

沈從文一般署名“上官碧”的書法，在民國時代也是聞名一時

我自己的閱讀體會，也感覺到，就沈從文的內心意願而言，他也是傾向遠走的——他不諳政治，也甚少接觸理論，但他對危險到來有著不折不扣的直覺。最終，他選擇留下，實際上有一些更加不得已的無奈，和一些不切實際但自覺有用的希望，使得他在惶懼不安中留守在故園，等待迎接變幻莫測的暴風雨。

1，他全家都傾向於留在大陸，迎接新政權，開始新生活

關於此時期沈從文的去留取捨，學者傅國湧在他在《1949年：中共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一書中曾有明確的考辨。

湖南太平溪——沈從文小說《長河》裡夭夭的家

根據他的研究論述，他說，那段時間前後，沈從文在日記中明確寫過，“竟只想回到家鄉去隱居，或到廈大或嶺南大學去。對於革命，除感到一種恐怖只想逃避外，其他毫無所知”，而到最後，他選擇了繼續留在大陸，日後談及此選擇時，沈從文說過，“更多的是為了家人”。

從後來披露的沈從文寫下的一些“囈語”文字，我們也知道了，面對時代鉅變，像很多當時家庭一樣，沈家人的政治認同並非鐵板一塊。因為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失望透頂，解放時社會整體都很興奮；沈從文的妻子張兆和傾向認同新政權，對於沈從文的很多疑慮不是很理解；沈從文兒子們，在後來的訪談中，也曾說過那時很不理解父親的痛苦，只覺得新社會處處都是希望，離開祖國是愚蠢的。

左起：蕭乾、曹禺、沈從文、靳以，1930年代

正因為沈家家庭成員幾乎都偏向留在大陸，使得沈從文作為一家之主，即便再不情願，也沒有了選擇的自由。此外，他也擔心一旦去國，不好謀生，他在給兄長的家信中也提到：“一動即先破家，即半路不免或成流民也”。

那時，出於家庭因素考慮，留下的文化人不少。比如沈的好友朱光潛，為給女兒治病，雖然一起被點名了，也只要硬著頭皮留在大陸。

2，遊說他留下的勢力擔保過他平安，他相信了這些政治承諾

作為著名的文化人物，沈從文的動向也為各方做矚目，各種勢力也趁機滲入，對他展開遊說。

1948年底，時任北大校長鬍適悽惶告別北大，黯然揮手離開了即將陷城的北平，沈從文是他的好友，在搶救名單中沈從文也是上榜人物，避親遠禍離開，似乎是他唯一正確的選擇。但是他拒絕了這份好意。

1950年沈從文與表侄黃永玉在北京

當胡適之倉促南飛時，北平這座古都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但在這樣千鈞一髮戰火隨時降臨的時刻，北平沈從文的家中，卻是人來人往，說客盈門。根據學者張新穎的解讀，當時來往沈家的勢力主要有兩種，一方是北大校方，接受胡適等人的指意，給沈從文送來了去臺灣的機票，及其一些必要的保障措施安排；另一方面，則是中共地下黨組織，其中主要成員，是來自北大學生、中共地下黨員即後來的名學者樂黛雲，以及左翼進步學生李瑛與王一平。

傅國湧的《1949年：中共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是這樣描述的，“他們先後登門，希望他不要去臺灣，留下來迎接解放，為新時代的文化教育事業出力”，並且給了承諾，保障新社會會比腐敗的國民黨更加優越地安排沈從文這樣一些“社會賢達”與“知名人士”，讓他們繼續發揮原有的貢獻。

(左)胡也頻與丁玲. (右)樑思成和沈從文

從後來的日記中，我們看到，沈從文對此承諾，不能說歡喜雀躍與完全信服，至少也是增添了一絲安穩的期待的。

3，他自認清白，以為自己一向不參與政治，並無黑料

在1949前後，為了爭取國統區和淪陷區人才，即將“進京趕考”的新政是非常努力地利用自身的文宣優勢，展開宣傳，安定人心，爭取民意，團結高級知識分子的。

那時的知識分子政策宣傳已經開始攻勢，除了對極個別的首魁定性為“戰犯”外，對一般知識分子是非常歡迎的，對像沈從文這樣並無大過錯的知識分子，在宣講上也是持既往不咎的態度，這一政策使得真心支持的人存在，也讓之前有疑慮的人們多少感到寬心。

紀念會

沈從文顯然屬於後者。在內心上，他其實從來都不曾覺得自己是新政權的對抗者，對於郭沫若那份殺氣騰騰的檄文，他多少是感到委屈的。他說，“基於一切政治的不信任，對新政的政治主張有過懷疑，但從來不曾與之為敵”；這也是沈從文何以會選擇自殺，為何會先後兩次積極地想證明自己的清白，最後為何選擇沉默的根本原因，更是他在政權更迭之際不願選擇離開的一個重要動因。

像當時大部分知識分子一樣的心理：我不過一介讀書人，從來都不曾參與政治，一貫中立，也不曾對新政有所對抗，在往後的日子中，我保持沉默就是，政權也理應不會和他為難。中國歷史上也沒有一個新朝會故意和沒有任何野心只想讀書寫字的文人過不去。

湘西鳳凰沈從文故居

通過那幾年的記錄，我們可以看出，沈從文在經歷了激烈的精神世界的危機後，帶著這樣的心理考慮，逐漸尋得了內心和現實的平衡，也找到了繼續留下的心理安慰。

4，自忖與幾位文壇左翼大佬交好，可以藉機融通

在過去的國共文化爭奪戰中，沈從文像多數京派文化界人士一樣，保持中立態度，對於左翼作家們，雖然不認同，但也很少疾言厲色，甚至和其中的一些大佬私交不錯。

這其中，作家丁玲是他最熟悉和信任的人。他和丁玲，是故友，是知交，相識於貧賤，曾一個屋內同起同臥不少時日，共過休慼患難，當丁玲入獄時，他也設法搭救。雖然後來走的道路不同，但他依然相信是可以彼此交心的朋友，更為重要的是，丁玲此刻貴為文化界主要領導，也瞭解他，可以為他證明“清白”，甚至可以為他“請命”。

沈從文最重要的作品《邊城》

1949年6月，丁玲從瀋陽回到北平。在日記中，沈從文聽聞這一消息，在去留猶豫之間，感受到了莫大的希望。他非常相信，以他與丁玲的交往和相知，她完全可以也一定會證明自己的清白。這是他的定心丸。

當然，後來事實證明，時代變了，人心也變了。這次與故友的會面，實際遠非他所想的順利。丁玲和何其芳是到過沈從文家裡，但都只是套話，並沒有重逢的喜悅和貼心的交談，沈從文的希望又一次破滅了。只是，事已至此，一切改變都不可能存在了，他只能聽天由命，默默祈福了。就這樣，默默地熬到了80年代春暖花開季節。

晚年沈從文夫婦

可以說，1949年之際與之後的沈從文，一直被一種挫折感、惶恐感折磨著。他基本放棄了視為生命延續的文學創作，轉向了更加與世無爭的文物研究。只是，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他依然很容易流淚。

晚年，臨死前，接受某雜誌記者採訪，他說，自己在建國後，最大的功勞是掃廁所，“特別是女廁所，我打掃得可乾淨了”。說完，抱著對方大哭。

匆匆閒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