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兩座山，一座是佘山，另一座是長風公園鐵臂山。”
這是普陀區人對上海地貌的獨家解讀。兒時，倘我哭鬧，爸爸會哄我說：“不要吵了，明天帶你去爬山。”看到我瞪大眼睛，滿懷期盼地注視他時，他自己會先笑起來，“你知道爬哪座山麼？我們去爬長風公園鐵臂山。”雖然知道他只是在逗弄我，並不一定真帶我去長風公園，但很奇怪，“長風公園鐵臂山”這個梗讓我百聽不厭，總是破涕為笑，像舊時兒歌說的那樣“眼睛開大炮”，也不記得先前為著什麼傷心了。
現在想來，我似乎並沒有真的爬過長風公園鐵臂山，只曉得那是一座人造山。長風公園裡還有一座湖，叫銀鋤湖，是座人工湖。早在我有記憶之前，長風公園就已經在我的生命裡留下印記了。兒時家裡來客人，固定的餘興節目是翻看家庭影集，我看到連自己也頗感陌生的一兩歲的小小的我坐在大草坪上，扎著洋蔥頭，渾身肉嘟嘟的，身邊散放著兩三隻長毛絨玩偶，那時的母親還很年輕，穿紅色的波點連衣裙，長髮披肩，額前扎紅色的髮帶，嘴上塗抹紅色的脣膏，她側坐在草坪上看著我，身旁一柄格子花紋遮陽傘綻放如向日葵。
我問：“這是在哪裡？”
母親說：“這是長風公園。”
影集裡還有我坐在爸爸肩膀上逛燈會的照片，那時的我似乎大一些了，大一些的意思是可以從當時的臉龐窺得與如今面容的肖似之處，母親在我的眉宇間點了一點紅色的硃砂痣，我也被“強行”塗上紅脣膏，那時的爸爸很年輕，很瘦，沒有啤酒肚，戴一副四四方方的知識分子眼鏡，我雙手捧著橘子水（我們當時叫“紅包”），似乎很開心。
媽媽告訴我，那個時候長風公園辦燈會。她說：“你很喜歡孫悟空的燈，沒有印象了？”
我完全不記得。
記憶中自己的生命和長風公園發生聯繫是到初中那會兒。長風公園花卉節，是每年學校例行的春遊項目，我們嘴上抱怨，每年的春遊都沒有別的選擇，但真到春遊那天，大家仍舊很高興，因為不用上課。十三四歲的孩子對賞花這種陽春白雪的事情提不起興趣，大家認得的花都沒有幾種！我們大概只認得鬱金香，因為在當時風靡的法國電影《黑鬱金香》裡見過，除此之外恐怕只認得菊花了吧？因為清明節掃墓要用，如今對花卉節本身唯一的印象就是：原來世上有那麼多不同品種的菊花呀？
但孩子總會尋覓孩子的快樂。初二那年我把家裡的傻瓜相機帶著去長風公園花卉節，表面上是拍花，實際上是拍人，因為那時班上有我喜歡的男生。當時相機還算奢侈品，家長不敢胡亂讓孩子帶出門，怕被不小心摔壞，“傷大價錢”，所以我是那天唯一一個帶相機的人。我可以正大光明地喊著我的朋友，偶爾喊著我喜歡的男生，在他們回頭看我的剎那，定格下他們的迷茫和困惑。然而和所有相片的命運一樣，洗出來以後就永遠地收在影集裡，因為不是家人的照片，未被母親收到最重要的那幾本影集裡，所以被翻開的機會也就更稀罕。前年搬家的前夕翻開過這本積灰的相冊——糊掉的鏡頭、因為近距離而顯得特別大的側臉、各種驚慌尷尬的表情，觸目驚心，忽然讓我感到羞愧。
這次是母親問我，“這是什麼時候拍的呀？在哪裡啊？”
我說是長風公園，學校春遊。
她稍微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問：“那這些照片你還要不要啊？”
支援長風公園的義務即便到了課業繁忙的高中時期，也沒有消停。彼時長風公園新建了水族館，當時似乎是全上海的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水族館，普陀區人民好像從來都有種“下只角”、矮人一分的感覺，好不容易爭到了“第一”，區內的學校自然需要責無旁貸地表示支持。
我在高中的頭兩年去了三次長風公園水族館。
第一次是初中升高中時的優秀少先隊幹部夏令營，去水族館。雖然一個相識的朋友都沒有，而且大家還都戴著奇怪的寫有“普陀區優秀少先隊幹部夏令營”的黃色鴨舌帽，但這些遊動在巨型魚缸裡的生物很能緩解我的孤單。我還記得頭一次走進鯊魚館的情景，整個通道是一整條拱形的玻璃魚缸——法國落地窗的升級版——當時的我尚未見過真正的海，浴缸裡亮藍色的海水就凝固成我對海洋的浪漫想象。也不知道哪裡來的光，那些礁石上永遠閃爍著條狀的斑紋，暗示著海浪的洶湧，很偶爾的，一條巨大的鯊魚游過來，我們看著它三角形的白肚皮，看著它張著血盆大口，看著血盆大口裡鋸子一般密集的牙齒，我和身邊的營友相互拉緊了小手，說：“你看，是鯊魚！”也沒在意對方粘膩的手汗，握得牢牢的，緊緊的，因為我們都想到了不久前大熱的災難片《大白鯊》，我們說了很多類似“這條鯊魚和《大白鯊》裡的一模一樣喏”的廢話，也不知道這麼站了多久，最後被領隊催促著離開，臨別也沒有問對方要個名字。
然而，很快高一學校又組織集體去參觀。因我的同學多是頭一次去，他們的新鮮感感染著我，所以我沒有感到過多的無聊，而且那時多了白鯨館，我們同坐在和體育館一樣的階梯座位上，看著白鯨嬰兒似的微笑，壽星公公那樣隆起的額頭，聽著它樂呵起來高頻的叫喚，拍著手。但到高二上學期得知還要再去長風公園水族館的消息時，就連脾氣最好的同學都忍不住調侃：“聽說企鵝的記憶很好，我想我再去，企鵝一定心裡想，哎喲，你怎麼又來了！”
然而最終還是去了，水族館固然是美的，但再美的東西也耐不住短時間內反覆地觀賞，我們像長途拉練的戰士，只希望早點完成任務，回家休息。
第二天，有同學說，水族館的門票是我們自己付的，班裡頓時炸開了鍋，畢竟是高中生，大家“義憤填膺”，紛紛表示要向學校討個說法，最後討要說法似乎是不了了之，只是此後再沒有去長風公園水族館。
時至今日，懷想起過往這些“被迫”支援長風公園的往事，反而更加寬容，用如今時髦的術語，這大概就是所謂的“社區營造”吧？如果沒有這些義務的脅迫，或許長風公園和我們最好年華的聯繫就不會這麼緊密；如果沒有這種關聯，我們也不會把休閒時的會面地點慷慨地劃分給長風公園。
學生時代春天的週末，很偶爾地和同學約去長風公園划船，因為長風公園有很多門，我們必須要敲定一個確定的碰面地點，而那個地點永遠是：長風公園三號門。
“記得喔，星期六下午一點，長風公園三號門碰頭！”
我很喜歡這個提法，總讓我想起革命電影裡地下黨的接頭暗號，好像我們的划船背後有著更莊嚴的使命一般。
於是就這樣，這座公園融進了生長在普陀區的我們的血肉裡。高中的好友高三那年頭一回去杭州的西湖遊玩，回來對我們說：“這個西湖啊，就是一個放大版的長風公園！”
本文編輯 沈軼倫 圖片來源：蔣迪雯 攝、新華社、本報資料圖 圖片編輯：徐佳敏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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