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組織研究」李意：“伊斯蘭國”組織的演變與沙特的政策調整

文章來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3期

內容提要

“伊斯蘭國”組織源於“全球聖戰主義”思潮，其本質是宗教極端主義與國際恐怖主義的結合體。從意識形態、組織來源、外交政策上來看，沙特不僅與“伊斯蘭國”組織的前身“基地”組織關係複雜，而且其某些外交政策也助推了“伊斯蘭國”組織的興起。隨著“伊斯蘭國”組織的發展壯大，該組織開始對沙特政權產生不滿，認為自己比沙特王室更有能力捍衛遜尼派教義，並以此對抗伊朗在中東的擴張。通過廣泛的宣傳活動和發動恐怖襲擊等方式，該組織對沙特的政權合法性屢屢發起挑戰。為應對“伊斯蘭國”組織的威脅，沙特政府通過軟硬兩手展開反恐鬥爭，具體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在軍事層面，沙特組建伊斯蘭國家反恐軍事聯盟；在社會層面，沙特採用柔性的針對極端分子的“再改造”計劃；在法律方面，沙特大力推行新反恐法。這一系列舉措有效抑制了“伊斯蘭國”組織的恐怖活動。

關鍵詞

沙特阿拉伯；“伊斯蘭國”組織；伊斯蘭極端主義；恐怖主義

作者簡介

李意，博士，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副研究員

基金項目

本文系2016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全球伊斯蘭極端主義研究”（16ZDA09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正文

圖片來源：Agencies

有學者指出，“‘9•11’事件後，中東地區的恐怖主義經歷了三次革新，即“基地”組織的1.0版、伊拉克戰爭後的2.0版和‘伊斯蘭國’的3.0版。”這三次革新具有一個共同點，即它們的極端思想都是在戰爭和戰亂中滋生的，其結果都是恐怖活動的不斷升級。2011年以來不斷升級的敘利亞危機為“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的壯大創造了機會，該組織潛入敘利亞境內後成立了“支持陣線”，並逐漸發展成為敘利亞戰場上最重要的極端勢力之一。2013年4月，該分支頭目阿布•巴克爾•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正式宣佈將“伊斯蘭國”伊拉克分支和“支持陣線”合併為“伊拉克和沙姆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該以第一沙特王國時期（1744年至1818年）的瓦哈比派的真正後繼者自居，其意識形態不但繼承和發展了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極端主義思想，而且深受聖戰薩拉菲主義的影響。2014年6月29日，巴格達迪自稱“哈里發”，將組織更名為“伊斯蘭國”，並宣稱自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後裔，對整個伊斯蘭世界擁有權威地位。“伊斯蘭國”組織在伊拉克境內攻擊庫爾德人和什葉派政權，對除遜尼派以外的“異教徒”進行殘忍迫害；在敘利亞境內以推翻阿薩德政權、建立“伊斯蘭國”政權為目的進行武裝活動；在政治抱負上，“伊斯蘭國”意欲建立一個不僅包括伊斯蘭世界，還涵蓋意大利、西班牙等地區的“哈里發帝國”，企圖統治全世界的穆斯林。

作為遜尼派極端組織的“伊斯蘭國”最早起源於1999年建立的“認主獨一和聖戰組織”（Organisation of Monotheism and Jihad），其後歷經“聖戰士協商委員會”（Mujahideen Shura Council）、“伊拉克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伊拉克與沙姆伊斯蘭國”等階段而最終形成。早在“伊拉克伊斯蘭國”時期，它就妄稱“建立一個遜尼派伊斯蘭國家，擺脫什葉派和十字軍佔領者的壓迫……使真主之言成為世界至偉，並恢復伊斯蘭教的榮耀”。該組織提出重新劃分中東版圖的總體目標，意欲在敘利亞沿地中海沿岸到伊拉克一帶建立一個遜尼派掌權的跨兩河流域和地中海東岸的“伊斯蘭酋長國”。為此，“伊斯蘭國”組織通過各種手段把自己包裝成為遜尼派的捍衛者與代言人，招募了眾多年輕的穆斯林追隨者。2014年6月29日，該組織改名為“伊斯蘭國”並宣告其頭目巴格達迪為“哈里發”，不但號召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向巴格達迪宣誓效忠，而且宣稱為多起恐怖襲擊事件負責，引起了全世界的廣泛關注。本文著重分析“伊斯蘭國”組織興衰過程中沙特的政策調整，旨在揭示中東極端組織的蟄伏性、複雜性與持久性等特點。

一、沙特對“伊斯蘭國”組織的政策變化

近年來，“伊斯蘭國”組織的快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源於2011年阿拉伯大變局導致的中東局勢動盪，這給了該組織喘息和投機的機會；而該組織的迅速擴張又進一步加劇了中東地區的混亂局面，各類極端暴恐組織在西亞和北非地區迅速擴散，甚至形成了“阿富汗—巴基斯坦、敘利亞—伊拉克、阿拉伯半島”和“北非馬格里布國家、非洲之角索馬里、西非尼日利亞”兩個大三角，嚴重威脅地區穩定及世界安全，為國際反恐行動帶來不少困難。在沙特，“伊斯蘭國”組織不斷激化沙特國內的教派矛盾，使其面臨近十年來最嚴重的恐怖主義威脅，而這與沙特的內政外交不無聯繫。一方面，沙特近年來著力在中東地區扶持遜尼派、打壓什葉派，為遜尼派極端勢力借勢而起打開了方便之門；另一方面，沙特在國內嚴打“伊斯蘭國”，但對外又一定程度地助長其勢力發展，這種矛盾的政策反而為“伊斯蘭國”組織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從資金來源上看，沙特的一些私人投資銀行，曾為一些恐怖組織“慷慨解囊”。美國國會情報委員會公佈的一份報告顯示，沙特政府或許並未直接向“基地”組織提供過資助或任何支持，但一些獲得沙特政府資助的慈善機構曾向“基地”組織轉移過資金。儘管“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後來產生了較大分歧，前者主要襲擊什葉派政府和民眾，而後者主要襲擊美國和以色列，但“伊斯蘭國”組織與“基地”組織在全球“聖戰”運動中體現出的極端和暴力傾向可謂一脈相承。

從意識形態上看，沙特王國在立國之初就與瓦哈比教派結成了政教聯盟。而瓦哈比派被認為是遜尼派中最保守的分支之一，它吸收了四大教法學派中罕百里學派的教法學說和伊本•泰米葉的復古思想，嚴格奉行認主獨一思想，強調回歸伊斯蘭教早期的純潔性和嚴格性。除“認主獨一”外，它還堅持以《古蘭經》和“聖訓”立教，主張整肅社會風尚，“淨化”穆斯林的“心靈”。其極端思想主要體現在“定叛”（Takfir）、“聖戰”（Jihad）等觀念上。當代瓦哈比教派通常自稱為“薩拉菲主義者”（Salafiyyun），而“伊斯蘭國”組織也不斷強化“聖戰薩拉菲主義”，它們都重視通過暴力手段奪取政權，從而建立一個“純粹的伊斯蘭國家”。在現實政治中，從保守到極端的理念，往往會因為一些外部因素就發生質變，從而使沙特的宣教活動在客觀上助長了“伊斯蘭國”組織的意識形態。不僅如此，“深受瓦哈比教派影響的‘伊斯蘭國’組織思想更加極端，手段更加殘忍，在本質上可以被視為是對當代瓦哈比教派的糾正運動”。西方政治家和學者通過追尋“伊斯蘭國”意識形態的根源，發現其源頭最終都指向了瓦哈比主義，導致西方國家與沙特的關係發生了一些變化。正是出於這些原因，對沙特懷有敵意的言論逐漸成為西方媒體的“標配”。

從外交政策上看，沙特的一系列外交舉措有可能助推了“伊斯蘭國”組織的興起，特別是沙特長期以來在地區事務中以教派劃線和扶持遜尼派、遏制什葉派的行為，在客觀上為遜尼派極端思想的發展提供了機會。

第一，沙特一直試圖推翻敘利亞阿薩德政權，扶持敘利亞反對派武裝。沙敘雙方積怨已久，敘利亞掌權的是屬於什葉派分支的阿拉維教派，而沙特的遜尼派分支瓦哈比派影響力巨大，現實中的不同利益訴求使雙方逐漸勢不兩立。特別是在主流的遜尼派眼裡，阿拉維派是“叛教者”。正因為此，歷史上的教派分歧與現實的地緣政治衝突促使沙特積極支持反阿薩德的“溫和”伊斯蘭武裝分子，並向他們提供大量資金和武器。為加速顛覆阿薩德政權，沙特等海灣國家在敘利亞危機期間向“伊斯蘭國”組織提供了大量資金支持，在打壓巴沙爾政權的同時，也給“伊斯蘭國”的發展創造了機會，從而進一步惡化了中東地區的安全形勢。沙特的敘利亞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伊斯蘭國”的發展，從而使其在短時間內迅速興起。

第二，為打擊伊拉克的什葉派政權，沙特鼎力支持伊拉克的遜尼派。他們有些是前薩達姆政權中訓練有素的遜尼派軍官，是頗具戰鬥力的遜尼派武裝力量。這些勢力在馬利基上臺後遭受打壓，使其面臨生死攸關的境遇。在敘利亞戰爭延宕的背景下，伊拉克遜尼派的一些部落和前薩達姆政權勢力被迫選擇加入了“伊斯蘭國”組織，其中有不少是遜尼派士兵和失業青年。因此，“伊斯蘭國”的迅速發展得益於部分遜尼派國家的資金和物質支持，以及包括敘利亞和伊拉克人在內的大量遜尼派穆斯林的認可與支持。其中，遜尼派青年則構成其人員招募主力，特別是當沙特年輕人對未來感到迷茫時，極端組織充分利用了這種不滿情緒進行人員招募。截至2015年底，沙特已有2,500名年輕人加入了“伊斯蘭國”。不僅如此，在“伊斯蘭國”建立之初，雖然曾引起過約旦和沙恃的關注，但它們通過權衡利弊，仍然對“伊斯蘭國”採取了保守的態度，並沒有採取軍事打擊等手段，致使“伊斯蘭國”進一步獲得了壯大的機會。

第三，沙特與伊朗長期爭奪地區霸主地位，具有遜尼派盟主和什葉派盟主相互競爭的色彩。兩者的持續對立不但刺激了海灣地區教派矛盾的不斷升級，而且激化了什葉派與遜尼派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矛盾，無形中為“伊斯蘭國”組織的成長提供了政治土壤。特別是2015年7月，伊朗與歐美國家就核問題簽署協議，宣告了對伊朗制裁已經階段性解除。解除制裁後的伊朗有高達上千億美元被凍結的資產迴歸國內，加之不斷增長的石油貿易利潤幫助伊朗進一步強化與同屬什葉派的敘利亞阿薩德政權、黎巴嫩真主黨和伊拉克阿巴迪政權之間的良好關係，並大力支持也門的胡塞武裝，從而使沙特面臨更加不利的安全環境。儘管沙特也意識到“伊斯蘭國”的嚴重危害並採取過反制措施，但沙特一直把伊朗及其領導的什葉派陣營當作更大的敵人，因此不但沒有采取適當措施緩和地區的教派對立，而且貿然出兵也門進一步激化了教派矛盾。由此，沙特對內嚴打“伊斯蘭國”，對外又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它的發展，其內外政策呈現出彼此矛盾的特點。

事實上，伊朗和沙特間的緊張關係並不僅僅由宗教矛盾引發，它涉及的是中東的地區主導權之爭。一直以來，沙特認為由遜尼派統治的伊拉克是對伊朗最好的抗衡，它可以有效遏制伊朗向阿拉伯半島和東地中海地區的擴張，但隨著什葉派主導的政府在巴格達建立，沙特無疑感受到政治上的嚴重挫敗。在此背景下，“伊斯蘭國”組織則成為沙特借力打擊伊朗的工具，由於它是一支反什葉派、反伊朗的特殊力量，並對什葉派主導的伊拉克政權構成威脅，因此沙特起初並沒有認真對待打擊“伊斯蘭國”組織的相關行動，一定程度上為“伊斯蘭國”組織的發展壯大創造了機會。

二、“伊斯蘭國”挑戰沙特合法性的政治宣言

2011年中東劇變以來，“伊斯蘭國”組織乘機利用極端意識形態招募新成員，逐步發起對沙特政權合法性的挑戰。該組織認為，伊斯蘭教聖地麥加和麥地那不能由腐敗墮落的沙特王室執掌，必須儘快恢復伊斯蘭哈里發時代的“無上榮光”。因此，“伊斯蘭國”組織不斷表達對沙特王室的諸多不滿，特別是面對伊朗在中東地區的擴張主義，該組織認為“沙特已經失去了執行文明防禦所需的正當性和合法性”，自己比沙特政府更有資格成為遜尼派教義的捍衛者。除了通過戰略戰術和恐怖活動來擴大影響力或實現政治目標外，“伊斯蘭國”組織還擅長通過新媒體和網絡來贏取更大範圍的支持。它將意識形態、戰略訴求等信息通過網絡傳達給追隨者或反對者，這一方面有助於塑造自身行為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也起到警示或脅迫對手的作用。有分析指出，“伊斯蘭國”是最擅於進行網絡宣傳的恐怖組織之一，它藉助網絡和新媒體，發佈英語、阿拉伯語、俄語、法語、德語、土耳其語和庫爾德等多語種的音頻或視頻，用以招募人員和鼓動恐襲，其宣傳效果顯著。在意識形態的“正統性”上，“伊斯蘭國”組織透過媒體宣傳對沙特王室提出的質疑與挑戰主要體現在巴格達迪發表的三次重要演講中。演講中，他均以沙特政權作為主要攻擊對象，基本上反映了“伊斯蘭國”組織對沙特的主要立場。

第一次演講是巴格達迪於2014年6月宣佈建立“伊斯蘭國”後不久發表的，它明確地將沙特定性為“伊斯蘭國”組織及其追隨者戰鬥的終極目標之一。為了將沙特政府的注意力從攻擊“伊斯蘭國”組織上引開，巴格達迪為“伊斯蘭國”組織的擁護者們制定了一系列“待辦事項”，策劃了在沙特國內的恐怖活動，並呼籲將目標設定為沙特的什葉派和沙特王室家族。很明顯，巴格達迪十分擔心敘利亞境內的“伊斯蘭國”受到來自沙特空軍及其他海灣國家聯合部隊的空中打擊。他對沙特境內的支持者承諾“伊斯蘭國”的領導者將很快與他們會合，並宣稱該組織把美國拉入地面戰爭的策略在有條不紊地推進。為此，“伊斯蘭國”率先宣佈在沙特境內建立三個“省份”（漢志、內志和巴林），彰顯出該組織意欲掌握國土控制權的野心，它企圖佔領包括沙特和伊拉克交界地帶的廣大領土，從而實現“哈里發帝國”的夢想。

巴格達迪在這個階段的演講和行動充分表明，“伊斯蘭國”把什葉派穆斯林當作敵人，並通過削弱什葉派伊朗在中東的擴張，妄圖取代遜尼派領導力量沙特的地位。作為遜尼派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核心成員視什葉派為“異端”。在其發行的電子刊物《達比克》（Dabiq）中曾有這樣的論述：“什葉派針對遜尼派犯下了諸多罪行，他們殺害了許多聖戰士、學者、知識分子、醫生、工程師。他們是背叛者，也是膽小鬼，他們只會恃強欺弱，專門攻擊無依無靠者。他們是比美國人還要巨大的障礙，也是更危險的敵人。”鑑於此，巴格達迪將另外一個關注點集中在也門胡塞什葉派武裝組織上，他在這次演講中號召“伊斯蘭國”的戰士要與胡塞武裝組織鬥爭到底，直到消滅胡塞武裝。2015年3月23日，“伊斯蘭國”在也門的武裝人員對胡塞武裝組織發動了襲擊，他們發起了4起針對清真寺和政府機構的爆炸襲擊，造成至少137人死亡、350人受傷。不僅如此，“伊斯蘭國”還襲擊了伊拉克、阿富汗等國的什葉派目標。

第二次演講於2015年5月發表，巴格達迪把批判的矛頭主要指向沙特的外交政策，特別是沙特對也門軍事行動的失利。2015年3月26日，沙特以捍衛也門總統哈迪領導的合法政府的名義，率領10國聯軍向也門發動代號為“決斷風暴”（Decisive Storm）的軍事行動，對胡塞武裝的什葉派民兵進行空中打擊。巴格達迪認為，沙特將這次軍事行動稱為“決斷風暴”，其實暗示了沙特政府並沒有做好戰爭的準備，更何況沙特的真實目的是要在“伊斯蘭國”之前在也門奪取先機。

“伊斯蘭國”認為，只有削弱和顛覆沙特政權才有可能在伊斯蘭世界確立自己的地位。巴格達迪羅列了近年來在伊拉克、敘利亞、緬甸、印度、印度尼西亞、高加索、巴勒斯坦和阿富汗等國家和地區發生的衝突，並質問沙特政府為何在軍事上花費如此龐大，卻不能維護穆斯林社會的穩定。巴格達迪進一步分析稱，沙特的無能是因為沙特王室長期以來聽命於“猶太人和十字軍的主人”，而沙特在也門作戰的決定是為了再次向他們的“主人”效忠的無用的“垂死掙扎”，這就是沙特把軍事行動放在也門而不是敘利亞的主要原因。鑑於此，“伊斯蘭國”組織列出了攻擊對象的順序：首先要打擊什葉派，然後再針對沙特王權，最後輪到十字軍及其支持者，顯然它已經做好隨時與沙特作戰的準備。

第三次演講於2015年12月26日發表，巴格達迪對沙特的“伊斯蘭軍事反恐聯盟”宣言進行了強烈抨擊。伊斯蘭反恐聯盟於2015年12月15日成立，它是沙特推動組建的一個國際軍事聯盟。這個由34個伊斯蘭國家（後增至41個國家）組成的反恐軍事聯盟一致決定就打擊極端恐怖主義和消滅恐怖分子進行合作，加強在軍事、財政、情報和政治領域的反恐合作。巴格達迪在演講中指出：“我們看見基督教的十字軍和無信仰的國家及其追隨者，以及在猶太人支持下的勢力，他們不敢正面對抗聖戰士，他們因為內心充滿恐懼而互相推搡。他們知道等待他們的將會是戰敗、衰竭和毀滅，而我們將把他們消滅殆盡，伊斯蘭教將再一次君臨世界直到永遠。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想盡一切辦法阻止我們……直到沙特最近宣佈成立伊斯蘭聯盟。如果有真正的伊斯蘭聯盟，那麼它一定會為在敘利亞遭受壓迫和拋棄的人民提供幫助和救援，向阿拉維派教徒和俄羅斯宣戰；如果有真正的伊斯蘭聯盟，那麼它一定會向殺害、拋棄、掠奪遜尼派穆斯林的什葉派和無信仰的庫爾德人宣戰；如果有真正的伊斯蘭聯盟，那麼它一定會遠離猶太和十字軍的主人，將打擊猶太人、解放巴勒斯坦作為它的目標。”

巴格達迪發表的三篇演講體現了“伊斯蘭國”對沙特政策的變化。有學者指出：“對伊斯蘭國來說，沙特王國是最重要的終極目標，因為它對穆斯林來說意義重大。”巴格達迪不再只是嘲諷沙特王室的順從和墮落，其語言充斥著蔑視和警告，甚至是危言聳聽的威脅。他號召全世界的穆斯林保衛“伊斯蘭國”，聲稱該組織在諸多方面已經超越了沙特政府，並將沙特定為他們推翻的終極目標之一。在第三篇演講公佈之前，“伊斯蘭國”屬下多個媒體分支同時在多個社交網絡平臺上發佈了20多個視頻、文章、詩歌和海報，均以反對沙特現政權為主題，包括沙特政府忽略“效忠與拒絕”（al-wala’ wel bara’）的做法；聽從聯合國等人為的法律和行政機構的指使；頒佈與伊斯蘭教法矛盾的法律；允許銀行業中高利貸和利息等商業行為；允許什葉派等“異教徒”在阿拉伯半島或聖城麥加和麥地那公開舉行宗教儀式；僱傭順從的宗教人員論證其暴行的合法性；與國際社會合作打擊其他穆斯林和“聖戰”分子等。作為一個特殊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規劃、建構並公開宣傳其敘事的過程中，不但利用了伊斯蘭教中既有的社會或宗教觀念，而且緊密結合事態的演變和自身的發展狀況，調整具體的演講內容。在此過程中，“伊斯蘭國”組織有選擇性地針對沙特政府的相關事務進行解讀，從而構建出契合自身政治訴求、社會基礎、思想理念以及發展方向的宣傳內容，形成了極具蠱惑性和號召力的現代宣傳模式。

三、沙特打壓“伊斯蘭國”的多重舉措

2011年中東劇變以來，沙特反恐局勢日益嚴峻。“伊斯蘭國”組織興起之後，有學者預測“該組織的發展將會給沙特帶來更嚴重的安全威脅”。特別是“伊斯蘭國”組織把沙特作為主要的攻擊目標之一，使本來就頻頻告急的沙特安全局勢雪上加霜。僅2016年一年，沙特境內就發生了34起恐怖襲擊事件，沙特政府逮捕了近200名“伊斯蘭國”組織的恐怖分子。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曾指出：“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最大的威脅不僅是殺害無辜民眾並傳播仇恨，而且破壞我們宗教的名譽並扭曲我們的信仰。”為此，沙特政府施展軟硬兩手，通過去極端化、軍事打擊和出臺反恐法等方式來應對“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的威脅。事實上，從沙特的經驗來看預防性措施必須注重打擊宗教極端主義的意識形態，僅靠軍事措施打擊極端組織還不夠，還要實施有效的政治解決方案，從而阻止“伊斯蘭國”、“基地”組織或其他恐怖組織“東山再起”。

（一）軍事舉措：組建伊斯蘭軍事反恐聯盟

因為擔心受到極端主義的影響，沙特此前就明令禁止人們到國外參加戰爭，也禁止任何鼓勵參戰的行為。自1932年王國成立以來，沙特統治者一直避免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但近年來，沙特政府不斷塑造自身致力於領導伊斯蘭國家軍隊維護社會秩序的形象：2011年3月，巴林發生嚴重騷亂，沙特派遣1,000名沙特士兵進駐巴林，協助巴林王室鎮壓並維護安全局勢；2015年3月，國王薩勒曼登基後不久，沙特就對也門胡塞武裝進行了軍事打擊。可見，沙特的地區政策和對外政策表現得越來越激進。

2015年4月29日，沙特國王薩勒曼將穆罕默德•本•納伊夫（Muhammad Bin Nayef）立為王儲，後者在反恐問題上以“鐵拳政策”著稱，被稱為“反恐王子”和“間諜專家”，曾領導打擊“基地”組織的反恐行動。穆罕默德•本•納伊夫認為，恐怖主義“必須被當作一種很嚴重的犯罪行為，予以無情打擊”。為此，沙特積極推進國際反恐合作，並於2015年12月15日宣佈組建伊斯蘭軍事反恐聯盟。這一聯盟宣稱要保護伊斯蘭國家避免遭受各類恐怖團體或組織的威脅，不論其來自於何種教派或打著何種旗號。不僅如此，沙特官員還於2016年密集訪問了亞洲多國，旨在促進與亞洲國家之間的反恐合作。2017年1月，沙特任命巴基斯坦前陸軍參謀長拉希勒•沙里夫（Raheel Sharif）為反恐聯盟的首任軍事統帥。與此同時，孟加拉國、巴基斯坦、土耳其和阿聯酋等國均承諾在需要時提供武力支援。美國和德國等國家也在該聯盟成立之初就表達了合作反恐的意願。到2017年11月，沙特領導的反恐聯盟幾乎涵蓋了所有遜尼派伊斯蘭國家。該聯盟允許成員們互相請求援助以打擊武裝分子，不但要反擊“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而且要無情打擊極端主義組織直至其徹底消亡。據悉，聯盟成員之間除了互相提供軍事援助、財政支持、技術設備和專業知識外，還將集中力量打擊恐怖主義融資渠道和意識形態。

（二）社會舉措：對極端分子實施“再改造”計劃

早在21世紀初期，由極端組織實施的恐怖襲擊已經嚴重威脅到沙特的國家安全，不斷影響著沙特國內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然而，要打敗恐怖主義僅靠軍事手段還不夠，還要從根本上遏制賦予其活力的極端思想。為此，2003年後，沙特政府發起了一個全稱為“預防、康復和善後關懷”(Prevention, Rehabilitation and After-Care)的針對極端分子的“再改造”計劃(Rehabilitating Terrorists)。這是一項綜合治理戰略，它著力從思想觀念上肅清極端主義影響，採用去極端化措施對極端分子進行再教育和改造，輔之以監督手段使被改造者重新融入社會。這一柔性反恐戰略由沙特內政部全權負責，為此，沙特內政部於2004年專門設立了“諮詢委員會”（Munasaha），通過一系列康復計劃，藉助溫和宣講、宗教辯論和心理諮詢等方式，對暴力極端分子進行康復再教育，旨在從根源上剷除極端主義的毒素與危害。不僅如此，沙特還修建了專門的極端分子思想改造中心，由神職人員和心理學家督導，其目的是通過宗教諮詢和思想“戒毒”，防止罪犯在服刑完畢後重返聖戰組織。為了有效推行去極端化措施，沙特政府還聲稱向普通民眾和世界各國人民傳播溫和的伊斯蘭教義，並特設公共關係部（Public Relation Department），通過在國內外舉辦展覽、召開會議、組織研討會等一系列活動，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政府和民眾之間的緊張關係。在這些活動中，沙特政府與各國宗教領袖密切合作，向國內外穆斯林揭露宗教極端思想的謬誤，不斷強化沙特官方宗教的權威性，從而壓縮極端思想的活動空間。尤為重要的是，通過組織和參與一系列會議，沙特政府向國內外傳達了一個信號，即“唯有官方的、正式的宗教人士給出的宗教解釋才具有權威性”。

從沙姆周邊地區局勢來看，隨著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伊拉克的膨脹，恐怖分子不斷越過伊拉克與沙特的邊境，屢屢對沙特的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近年來，也門的胡塞武裝組織更是異軍突起，“從原來小規模反政府行動發展到當下的武裝奪權，也門的恐怖主義活動進入活躍期”。不僅如此，埃及、敘利亞、伊拉克等國的安全局勢頻頻告急，使沙特的周邊安全環境日益惡化，它們與沙特境內的恐怖組織形成呼應之勢，嚴重威脅了沙特國內安全和政權穩定。為了應對“伊斯蘭國”組織的威脅，沙特政府發佈了禁止參加支持恐怖組織活動的宗教法令即“法特瓦”（Fatwa），強化在國內社會環境中開展去極端化工作。2012年時任沙特內政大臣的穆罕默德•本•納伊夫曾經領導並打擊“基地”組織，他不但精通打擊恐怖組織的相關技術，而且掌握改造極端分子思想的主要方法。在他的主持下，沙特內政部已修建五座改造中心，總共關押了3,500名極端組織的成員。據悉，從這些改造中心釋放的成員，僅有20%重返恐怖組織，這一比例已遠低於美國和歐洲。本著對這些成員進行改造並真正促進去極端化的目的，這些被關押者享受一定的津貼，有的被允許親戚探望，甚至可以在監督下參加婚禮和葬禮。與此同時，他們的家人也會得到政府相應的照顧。

（三）法律舉措：實施新反恐法

近年來，沙特政府不斷加大打擊恐怖活動的力度，除了破獲恐怖襲擊陰謀、改造恐怖分子等措施外，還以法律形式在全國範圍內強調去極端化工作的重要性，通過立法徹底阻斷沙特極端組織支持或參與恐怖活動。2013年12月16日，沙特內閣會議通過了一項由協商會議和內政部聯名提交的新反恐法案，內容包括對恐怖活動的界定和對資助者、恐怖分子以及相關組織進行嚴厲制裁。沙特新的反恐法對恐怖主義行為進行了清晰的界定，其中包括教唆他人實施恐怖犯罪的行為，任何質疑伊斯蘭宗教的行為；任何煽動顛覆政權的行為（包括批評王室）。根據該法案，恐怖活動是指個人或組織實施的，具有犯罪動機，直接或間接損害公共秩序、國家安全和穩定的行為，具體包括危害國家統一、違犯國家基本法律、詆譭國家名譽、破壞國家基礎設施和資源的行為，以及為達到上述目的進行威脅，教唆他人實施上述犯罪的行為。伊斯蘭教法中關於侵犯人權的犯罪也被納入該項法案。法案還規定了審理和處置恐怖嫌疑人和資助者的具體程序。

沙特新反恐法主要針對包括“伊斯蘭國”組織在內的沙特境內極端組織。在敘利亞局勢較為嚴重期間，當地“基地”組織得到了更多的人員支持和物質補給，在沙特國內大有捲土重來之勢。“伊斯蘭國”勢力及其成員也不斷越過邊境向沙特境內滲透，利用互聯網等新興科技手段，在沙特境內進行極端主義宣傳、成員招募和資金籌集等活動。為了通過實施新反恐法有效遏制國內恐襲事件的高發態勢，沙特政府切實賦予了負責反恐事務的內政部和安全部隊以更大的權力，允許軍警逮捕、關押恐怖嫌疑分子，還以重金獎勵提供重要反恐情報的公民，不僅嚴厲打擊了向恐怖分子和組織提供資金支持的團伙，在防範沙特公民赴境外參與恐怖活動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四、結語

從2013年4月到2017年7月，“伊斯蘭國”組織經歷了由盛轉衰的歷程，其間沙特的相關政策調整一直貫穿始終。在“伊斯蘭國”組織的初創期，沙特在外交上輕視了該組織的存在，客觀上助推了“伊斯蘭國”組織的崛起。藉助2011年以來的中東亂局，“伊斯蘭國”組織用極端意識形態招攬新成員，大肆擴大恐怖襲擊的範圍，並以取代沙特政府成為遜尼派捍衛者為目標，逐步發起對沙特政權合法性的挑戰。由此，沙特成為“伊斯蘭國”組織的主要攻擊目標之一，其反恐形勢日益嚴峻。為此，沙特政府通過軟硬兩手展開反恐鬥爭：在軍事層面，沙特發起組建伊斯蘭軍事反恐聯盟；在社會層面，沙特採用柔性的針對極端分子的“再改造”計劃；在法律方面，沙特大力推行新反恐法。這一系列舉措有效控制了“伊斯蘭國”組織的恐怖活動。

目前，國際社會打擊“伊斯蘭國”組織的反恐鬥爭取得了重大進展。“伊斯蘭國”組織實體瓦解，其有形的“哈里發國家”逐步解體。“伊斯蘭國”已經從有獨立軍隊、地盤和行政體系的半軍事化新型恐怖組織，迴歸到傳統的常規恐怖組織。法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阿蘭•鮑爾（Alain Bauer）指出，儘管實力受到嚴重削弱，但“伊斯蘭國”的外溢威脅將使地區安全形勢變得更加複雜多變，其成員有可能不定點、不定時地採取任何形式製造恐怖襲擊，標誌著全球恐怖主義進入了“微恐怖主義”時代。“伊斯蘭國”組織分散的組織結構網絡即便在被摧垮後依然擁有較強的生命力，從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阿富汗、也門、埃及西奈半島恐怖襲擊頻發，到巴格達迪《呼籲支持者堅持下去》的錄音重現，都表明“伊斯蘭國”組織的戰略重心已從敘利亞和伊拉克向外圍轉移。從長遠來看，“伊斯蘭國”組織分支機構及其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的威脅依然存在，值得國際社會進一步關注。

本訂閱號關注中東研究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發佈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的學術信息。

微信ID：MESI_SISU長按二維碼關注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