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九州篇之：“禹貢九州”和它的“天然邊界”

三國歷史漢朝法國地理路易十四歐洲設計漢武帝東漢黎塞留政治趙武靈王劉備曹操秦朝荊州大禹冀州涼州揚州青州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地緣看世界 2019-07-13

<三國篇> [第2節]

作者：溫駿軒

“禹貢九州”和它的“天然邊界”

“州”這個名字，很容易讓人聯想起用來代指古代中國的“九州”概念。漢王朝將“十三刺史部”命名為“州”，的確源出於“九州”的概念。具體來說，源起於《尚書•禹貢》一書所劃定的天下九州。

因此，這個最初的“九州”設定亦被稱之為“禹貢九州”。在“分久必合”的期冀之下，著書之人依山川地勢，將統一後的中央之國分割為了九個行政區，分別為：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以及雍州。

考慮到禹貢一書為九州所設定的地域範圍，並沒有將河套地區劃入，一般認為這本託名大禹所作之書，成書時間應不晚於趙武靈王征服河套地區，也就是公元前300年這個時間點。

雖然“禹貢”一書的具體成書時間存疑，但“禹貢九州”的規劃圖被設計出來之時，天下顯然還處在諸侯相爭的階段。這一設計更多是對天下歸一之後的一種展望。不過成就中國第一個大一統帝國的秦王朝，在行政規劃上並沒有參照《禹貢》一書的設計，而是僅設計了郡、縣兩級行政區。

漢武帝的“十三刺史部”設計，算是真正的將這一設計理念落地。正因為如此，我們在三國中才會看到曹操擊敗黃巾軍之後，收其精銳所編成的軍隊被稱之為“青州軍”；董卓及馬超家族的興起之地為“涼州”；赤壁之戰所爭奪的焦點是“荊州”；最終讓劉備得以安身立命的地區為“益州”。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東漢十三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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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單一數量來看，你應該也能感覺到，漢王朝所設立的“十三刺史部”，並不完全是對“禹貢九州”概念的照搬。這一方面是因為，為了與“九”這個中國人認為至尊無上的數字相合，“禹貢九州”的設計本身存在值得商榷之處；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漢王朝所覆蓋的版圖已然超出當年“禹貢九州”設計者的認知，對於這些較晚納入中央之國範疇的地理單元，需要進行合理的安排。

不過無論是理想化的“禹貢九州”概念，還是漢王朝落實在行政設計上的“州”，其劃分的基本原則卻是沒有變化的，那就是“山川形便”。

“山川形便”指的是根據山脈、河流等自然地理特徵劃分地理單元，進而切割行政區域的原則無論在“地緣”還是“地緣政治”層面，“山川形便”都是最重要的原則之一。

其核心要義在於，行政區劃應該以地理為基礎。在西方，最先明確提出根據這一原則認定行政區邊界的政治家，是1661年-1715年執政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四。這位將法國推向極盛狀態的君主認為，法國應該以自然界的天然地理特徵做為領土邊界。這些天然邊界，能夠幫助法國抵禦外部侵害。

這一觀點被稱之為“天然邊界/疆界”或“自然邊界/疆界”理論（行文中將以“天然邊界”稱之）。雖然亦有觀點認為，“天然邊界”理論是著名的紅衣主教黎塞留最先認可，或應該遲至法國大革命時期才被確立，但不管哪個時間點更為準確，都意味著最起碼在17世紀以前，將自然邊界與政治邊界相合的理論在西方都沒有成型。由此你才會看到在歐洲歷史上，一個國王所領有的土地，經常會如飛地般的存在於另一個王國境內。

16世紀的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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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東方的“山川形便”還是西方的“天然邊界”理論，其誕出都與“大一統”意識和“中央集權”理念的出現有關。裂土分茅時代，國與國之間的地緣政治關係，更多是靠一套彼此都認可以封建規則來運行。這一背景之下，天然邊界的作用並不像後世那樣大。

在中國進入大一統模式之前，這種情況同樣存在。最為典型的就是“三家分晉”之後，韓、趙、魏三國犬牙交錯的領土格局。這三個被合稱為“三晉”的國家，之所以形成那麼複雜的領土結構，是因為它們當初還在晉國內部，通過封建制度領受封地時，並沒有獨立成國的需求。儘管“三晉”在獨立之後，都意識到這種格局對彼此都是一種牽制，並因此在歷史上多次進行領土互換。無奈初始設定過於混亂，幾乎沒有可能調整出一個三家諸侯都滿意的方案。

三晉主要擴張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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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法國提出“天然邊界”理論的歷史背景，亦有著相似的歷史背景。在走出封建體系支撐的中世紀之後，法國是最早開始中央集權嘗試的歐洲國家。“英法百年”戰爭（1337年 - 1453年）的結束，讓法國得以收復之前英格蘭君主所控制的領土。

此後法蘭西的君主開始著手解決內部的封建割據問題。經過不斷的努力，17-18世紀的法蘭西，成為了歐洲當時最為成功的“中央集權”式國家。由此你也應該能夠感覺到，為什麼作為法蘭西中央集權傾向代表的路易十四，同時也被認定為是“天然邊界”理論的提出者。

19世紀末，在西方憑藉工業力量，開始有實力瓜分整個地表時，“天然邊界”成為了殖民帝國們分割世界的主要依據。作為輔助手段，橫平堅直的經緯度劃界法，則主要出現在那些幾無地理特徵的大沙漠地帶。

值得玩味的是，作為硬幣的另一面，分權傾向的英國在分割殖民地時，卻採取以經緯度劃界法為主的做法。如果你去觀察：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這三個英國以外最重要英語國家的行政地圖，會發現它們國內的大部分都是呈“橫平堅直”狀態。即使各行政區之間，有明顯的山脈或者河流幫助它們分割。

最能體現這兩種劃界法異同的，是今天的美加邊界。英法這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在這裡碰撞出了一條 “西直東曲”的邊境線。其東半部，之所以呈現出尊重“天然邊界”的曲折狀態，正是因為這部分加拿大領土，原本屬於被稱之為“新法蘭西”的前法國殖民地。而在完全可以用英式思維的西半部，絕大部分邊界是呈現出直線狀態。

關於英、法兩個相愛相殺的歐洲國家，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影響世界的，在《地緣看世界》的另一個系列“英美文明”中有詳細的解讀。在解讀“禹貢九州”的設計時，跨越時空將西方的“天然邊界”理論拿出來做對比，意義在於無論比較理論設計的時間點還是落實時間，你都會發現：在尊重地理規律進行“地緣政治”設計的問題上，中央之國較之西方有著長達兩個千年的領先度。而這一切的發生，又與中國較早結束“封建”時代，進入大一統模式的歷史背景有著直接關聯。

對地理規律的研究及應用，不僅幫助中央之國遵循“山川形便”的基本原則，釐清了內部諸板塊的邊界，更讓滋生於這片土地上的華夏文明，很早就認識到自身核心區的範圍。

正因為如此你才會看到，儘管在秦王朝之後，中央之國核心區內所發生的一切，乃至與諸邊緣板塊的關係史，總有周期律式的重複感，但將長城以南地區置於同一政權覆蓋之下，始終是一種執念。就像我們現在所切入的“三國時代”，無論哪一方諸侯，心底其實都十分清楚，天下最終將重新歸於一統。

“重複”並非沒有積極意義。一個文明的延續時間越長、越穩定，那麼它被消除的難度就越大。如果將一甲子時間視為一個可能激發質變的“地緣量變期”，那麼當發現在經歷過數十個這樣的“地緣量變期”後，華夏文明和中央之國的地緣基本面都沒有發生質的變化時，你很難不對自身文明的穩定性產生一種信任感。

當然，這並不代表一個文明不需要與時俱進，去學習其它文明的優點。只不過一如魯訊在《且介亭雜文集》中所寫的那樣：“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世界的活力在於其多樣性，有自己的獨特性，於這個世界便是有價值的。若能揚長補短、主動學習，有的便不只是樣本的價值，而是貢獻了。

回到“九州”的話題上來。既然“禹貢九州”的設計，對漢朝、三國，乃至整個中央之國地緣政治結構的形成，都造成了深遠影響，那麼最初的設計者又是以什麼樣的地理特徵，來將認知中的天下切割為九個大區的呢？

答案是“水”。山脈和河流，是最具識別度的兩大地理特徵。一座山脈或者一條大河，不僅容易基於這種識別度，成為一個地緣板塊的邊界，更可以成為庇佑板塊安全的天然防線。

相比之下，在這兩大地理特徵中，人類對“河流”認知較之“山脈”要更為全面。在能夠從空中俯視地球表面之前，人類很難全景式的瞭解一座山脈的結構，但在探究一條河流、一個水系的走向及結構時，卻能夠做到更多。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古代存在《水經注》這類，系統研究水系的地理名著，但在山體的研究及命名上卻顯得雜亂的多。

客觀上，由於山脈承擔著“分水嶺”的職責，在一張地圖上即使不標註山體，你也有很大機會通過水系結構識別出一個地理單元的邊界。就“九州”概念來說，無論是最初的“禹貢九州”，還是後來的“十三刺史部”，你都會發現，充當板塊邊界的不是河流本身，就是兩大水系之間的分水嶺。

中國水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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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之於人類生活的意義，並不止於依託它們尋找板塊的邊界。水是生命之源，河流不僅能夠提供人類生產、生活所需要的淡水，還是天然的通道。在工業技術可以幫助人類截彎取直，構築現代地面交通系統前，無論是人員的通行、物資的交流，都極度依賴河流本身及其兩側所形成的天然道路。

比如你想翻越一條山脈進入另一個地理單元，標準做法是在山脈的一側先找尋一條能夠通行的河谷，溯流而上接近分水嶺。然後再翻越馬鞍狀的山口，對接入另一條反方向延伸的河谷通道。這一做法使得處在同一水系的定居者們，更容易發生緊密的聯繫。當然，這種緊密度究竟有多高，還要參看其它地理條件。包括地理距離、氣候條件、海拔高度、通行難度等等。

技術上看，文明的誕生和發展，需要足夠的人口基數，及將一部分人從生產活動中解放出來。成熟的農業，則能夠幫助人類做到這點。一般來說，河流在中、下游段所沖積形成的平原，最具農業和人口潛力。

依託這一路徑發展出來的古代文明類型，被稱之為“大河文明”；與之相對應的，是在經濟上對海路和商業倚重比例更高的“海洋文明”。至於說哪一種文明更具競爭力，並不能一概而論。一個地區的人口潛力與這一地區能獲取了糧食數量成正比，發達的農業能夠養育更多的人口；而具備“互通有無”價值的商業，則是經濟和技術的加速器。

需要說明的是，海洋文明的基礎同樣是農業；而大陸文明同樣會有商品經濟成分。兩大文明體系之間的區別，更多是看天平往哪邊傾斜。作為最為典型的“大河文明”，重農抑商的華夏文明對農業和人口異常重視。這一思維幫助中央之國孕育出了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單一民族。同時也讓這個民族，成為了這個世界上最會種地的一群人。易於進行農業開發的沖積平原，則成為了地緣博弈的焦點。

問題在於，在進行農業開發的問題上，沖積平原固然有著：土地平整、肥沃等特點，但激發這一潛力的前提，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能夠在發展農業的同時，不為水患所困擾。在這個星球上，不乏有類似尼羅河平原這樣，只需要掌握自然規律就可以發展文明的天賜之地。每年夏季，氾濫的尼羅河都會為中下游兩岸熱帶沙漠屬性的土地，帶來厚達幾英寸的沃土。有了被河水浸潤的肥沃土壤，加上熱帶沙漠氣候區從未缺乏的陽光，古埃及人幾乎只要把種子隨意灑下去，就能夠等待豐收了。

尼羅河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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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古埃及人的這份幸運並不是常態。大多數的大河文明，必須依託堤壩、灌渠等水利技術，磨合出與河水的相處之道。雖然較之尼羅河的開發，這樣看起來會比較辛苦，但也有兩個顯而易見的好處：一是治水及營造水利系統，需要強大的社會組織能力。能夠提升一個族群、一個國家的凝聚力；二是改造自然的能力，可以在擁有類似條件的土地上覆制。

與兩河文明、印度河文明這些在熱帶沙漠氣候區改造自然的“大河文明”相比，身處溫帶地區的華夏文明，在治水和發展農業上的難度還要更高些。複雜的地形及土壤條件，加上與熱帶氣候區相比較短的農時，使得華夏文明在運行和發展過程中，需要更強的凝聚力和執行力。當然，這些努力並非沒有收穫。你會發現，那些更多受到上天垂青的古老熱帶沙漠文明，都已經消失在歷史長河中；而古老的中央之國，今天依然在書寫著自己的歷史。

從治水和大河文明的角度，去探尋中央之國的起點（不是文明的起點），這個點無疑會落在“大禹治水”這一標誌性事件上。雖然夏王朝的存在，還有賴更多的考古發現，但華夏先民通過治水形成最初的國家認同，是符合地緣邏輯的。

後世之所以要託名大禹設計“九州”概念，一方面是認同“大禹治水”與中央之國概念出現有著直接關聯；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劃分地理單元時，河流起著決定性作用。一定要託名一個古聖先賢的話，沒有比大禹更合適的了。

大禹治水地點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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