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狂”，必定一個人，說“狂”，必定論其人格，否則便毫無含義。據《論語·微子第十八》記載：“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闢之，不得與之言”，這是孔子和“狂人”之間的交流，深思之下，二人皆為思想家，然而，“狂”，卻成了交流之壁壘，我們唾棄“楚狂人”，怪他遺世獨立，而推舉孔聖人，緣於其心懷天下。然而，轉念一想，其獨立之人格，又何嘗不使人欣羨？筆者以為，一群“狂人”，大概是罵人的話，指責一群人毫無深思熟慮。“狂”可以和“犬”配詞語，“狂犬”二字，卻毫無可談之處。說“狂”，便是說的是中國古代文人人格獨立之覺醒過程，是“人”本位思想的革命史。

追本溯源，先說“狂”之字解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這樣子寫道：

“狾犬也。從犬㞷聲。忹，古文從心。巨王切”。（狂）狾犬也。二篆為轉注。叚借之為人病之偁。從犬。聲。巨王切。十部。（忹）古文從心。按此字當從古文作。小篆變為從犬。非也。

狾、㞷二字，現在多不見，讀音為zhi和huang，分別為四聲和二聲，一個大意就為“狂”，一箇舊注從《廣韻》巨王切，音狂，非 。翻譯下來，大致意思是，形容狂犬。又古時候從“心”的偏旁，可以寫作“忹”。後面的註釋，極為具有參考價值，首先是反犬旁，“叚借之為人病之偁”，意思是說，原本形容瘋狗，可以用在人的身上，形容人的不健康狀態，也就是瘋子。第二豎心旁的，意思說，小篆以前，也是可以形容人的心。綜合一下，筆者得出結論：狂，是形容瘋狗的詞，可以比喻人病了的狀態，多是和心有關，所呈現出的行為舉止。

簡而言之，“狂”，從出現開始，便是個貶義詞。那麼，狂，為什麼從修飾狗，轉變成修飾一種特定的人格？

《說文解字》汲古閣版

一、從“狂”形容人之根源說起：儒家

中國傳統文人之中，“狂”的基因密碼來自儒家，或者說，從儒家這裡，“狂”被賦予為一種品質的象徵詞，而非單單的性格，並且開始具有人格審美的褒義。據《論語·子路》記載：“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講得是儒家中庸之道，但是側重無法完成中庸的角度，從交友方面，所為“君子周而不比”，君子修養和周圍人之間有著密切聯繫，如若找不到一樣的，狂和狷，是不二之選。這裡的“狂”，特指那些進取的人，雖然不符合儒家中庸之道，也就是“和”，“狂”做不到“和”，和諧眾人，和諧社會，和諧一件事，一位進取難免衝撞，與世格格不入，但是符合了儒家入世精神，也是一種獨立的個性。

《中國文學史新注》裡提出我國早期人的思維特點——重群體而抑個體。這是由於當時惡劣的自然環境所決定的，服從群體，生，叛離群體，為自然所滅。故我國神話系統皆為災難，大禹治水、女媧補天、共工觸不周山……故我國神話無英雄，女媧、大禹等等都是無私之人。這種現象直到五四之後，個性才得以真正意義上解放。

儒家，可以說是群體制度最好的維護者，數千年來，凡是穩固專制制度，非儒家莫屬。但是，這正是因為儒家《論語》裡有關孔子的“狂”的解讀，所以正統思想下，導致“狂”從孤僻、消極避世的“楚狂人”，轉變為個性突出，有違背儒家中庸之“狂”，但是是積極的。從此，“狂”，一種個性，在儒家的保護下，正大光明的“活著”，走過唐宋，來到元明，一直到《狂人日記》。

在儒家思想，我們見過許多狂人，阮籍、李白、柳永、唐寅……他們都與一個共同的特點：雖然“狂”到沒朋友、沒前途，但是對於個人價值的追求，依然存在，而不如是老莊思想，願意活成拖著尾巴死在泥土裡的烏龜。

上海文廟

二、由“儒”入“玄”：“狂”人格的審美化

魏晉是一個拼顏值的時代。

魏晉也是一個儒家思想禁錮破裂的時代。文學，也是人學，走入了自覺時期——對於美的追求。

我國著名的志人小說《世說新語》就是一部當時名士之風的記錄本，不僅用於記載當時名士風流，也為掙相模仿之人提供行為指南。《晉書·嵇康傳》有這樣子一段描寫：“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可見，魏晉評定的標準：才和貌並存，方為名士，記載入史冊。可以說是追求一種完美人生，是當時風氣使然。

那麼，“醜”的人怎麼辦呢？如《世說新語·容止》記載：“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悴”，然而人家是竹林七賢，以個性聞名與當時，不入流俗。

我們先談談玄學興起。正始時期，統治者以名教（可理解為當時儒家）迫害人，故當時已竹林七賢為代表的正義人士，轉而走向玄學。玄學是老莊之學，社會的動亂，儒家已經不能保持統治地位，人們迫切尋找一種精神自由的是世界，來擺脫這個身體不自由的世代。這當然是和黑暗社會相矛盾的，是不符合主流的，於是——“狂”人，出現了。

然而此時的“狂”，不在如同之前，但是一種“個性”，而是一種藝術化的人生行為，一種追求。《滕王閣序》有一句話是引用阮籍的典故的——“誰悲失路之人”。阮籍駕車任意而走，一直到前途面壁，終於痛哭，人生之路，亦然如此，不見前路。可見，阮籍以坐車必然無路的行為，來安慰自己的人生悲劇。這種行為是藝術，是不為人所理解，與是格格不入，真“狂人”也。殊不知，阮籍一低頭，便是功名而來。時阮籍有《酒狂》一古琴曲，為顛倒“中正平和”之音，亦然作佯狂，強顏笑對濁世。為一時風流，後人稱為“魏晉風流”，其中少許人，便是是“狂”的藝術化人生。

畫：《酒狂》

三、唐宋之際：“狂”之多元化審美

從唐朝開始，我國思想文化不斷髮展，同一時期不同人物，不同時期不同人物，這些都為“狂”的人格文化發展，提供了足夠的內容。而在這個時期，“狂”者，雖然也成為了一種被刻意藝術的化的人生追求，但是表現的目的、方式是不盡相同的，尤其突出的是，“狂”似乎和人生價值、身外功名結合在一起，是隨著魏晉之後，又一次迴歸到儒家的“軌道”之上。

1、李白——“酒狂”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將進酒》可以說是李白“狂士”形象的代表了，為何——“酒”。李白自有“斗酒詩百篇”之自譽，當然是誇張，百篇之詩，可是他李白一會兒就，李白所說，是他之才氣，“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此是“狂”之其一。

“酒”，在李白詩歌中，代表了一種生命力的象徵，“金樽清酒鬥十千”，一種揮霍生命反而覺得生命可貴的享樂主義，“酒”抒發了李白自己對於生命的認識，換句話說，以某種事物為寄託，從而抒發個人認為是對的之生命價值觀，是筆者以為的“酒狂”姿態，而唯有“酒”最為恣意。此為其二。

然而，這種狂的內核是人生的一種愁緒。《將進酒》言“五花馬，千金裘，呼爾將出換美酒。於而同銷萬古愁。”愁，從何來？李白的享樂，是苦澀的，才氣和對於生命的意識，構成了他對於現狀的痛苦，借就抒發，也就住酒醉掩蓋。

所以，“酒狂”是才華、生命意識和悲愁綜合的一種狀態。

李白

2、蘇軾——“老夫之狂”

在蘇東坡筆下，狂放來自曠達，筆者以為曠達由於憂患意識、苦難意識、獨立的人格意識結合而成。蘇東坡是詩詞兼善，以豪放、新為主要特點，前有“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之氣勢，後有《江城子·密州出獵》之老夫之態。筆者以為後一首更具有代表性，便淺析之：

首先了解這首詩歌的背景，是蘇軾被貶的時期，然而蘇軾沒有“巴山楚水淒涼地”的感嘆，而是十分接地氣，“老夫聊發少年狂……”，詩人豁達，可以從第一句就感受到，老夫和少年的對比，一身體一心態，相互結合，可以說非樂觀之人不可言語。

儒家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之語，蘇軾的樂觀向上的態度，是面對苦難的態度，毫無在意前路艱辛，殊不知常人難以忍受，此人為何不是“狂人”？然而，蘇軾對於儒家精神的表現，不是刻板地遵守，而是以自己的態度、行為表達出來。這邊獨立之人格。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當然是憂患意識，“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詩末句子“何日遣馮唐？會挽起雕弓如滿月,親射虎，看天狼”，古代“天狼”比喻戰爭，而且是必勝決心。蘇軾，一個在患難之中仍然操心邊疆，甚至不惜自己的年老紙軀，這是“狂”，儒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之精魂之所在。

3、柳永——“才子之狂”

“奉旨填詞柳三變”，“凡飲水處皆有柳七詞”，這恐怕是柳永最真實的寫照，他的才華，不同於李白，更像是一種裝飾，一種自己的名片，是一種小才，而非天才。可以說是許多文人的寫照。

柳永有一首《鶴沖天》雲：“未遂風雲變，怎不恣曠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如此自稱，是年少輕狂，不服輸之姿態。大有恃才放曠，言無所忌。“黃金榜上，偶失龍頭忘”，自己沒有高中，卻說和第一擦肩而過，對功名的勢在必得，大和李白有所區別。此是其一。“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而柳永當時在年少採取的排解愁苦的方式，就是留戀風月之地，同為享樂，和李白完全不同，李白是認為自己才華濟世，有必要享受，柳永之“狂”，確是普通文人的共有特徵——“風流”。

當然，他也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

4、辛棄疾——“英雄之狂”

還有一種“狂”，它具有一種虛無性，是真實和夢幻之間聯繫起來的媒介，和蘇軾類似，但是又有不同，他不發自“狂人”的本性，而是來自他自身的悲劇意識，或者說是不得已而為之。

辛棄疾“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而。知我者，二三子”，者一首《賀新郎》裡最後幾句話，是他心軌跡的自我陳述，是一種無人知曉的焦慮，“二三子”便是借用孔子的典故，道出自己才華不被重用的無奈，這種“狂”，是一種悲憤在其中。

此外，結合辛棄疾其他的詩作，不難發現，還有一種年華逝去的哀傷。《破陣子》“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好一無奈，縱然自己雄心未泯，卻無奈自己已經衰老，在時間的桎梏下，緩緩低下自己的頭顱。

夕陽，我見青山多嫵媚

可見，英雄之狂，若非身外功業，便是一種悲劇。

筆者選取四種“狂”的表現狀態，不難發現，辛棄疾、柳永、蘇軾、李白，他們的狂都是和自己的事業結合在了一起，呈現出不同的姿態，其實這些時期還是處於儒家思想在不斷推動社會發展的時期，儒家制度自身的弊端雖然存在，但是總的來說利大於弊，所以多能以儒家思想的的價值觀來做追求。可是後來的明清時期，則不同了。

四、晚明到五四：真正意義上的狂者精神

其實，我們發現，“狂”的基因除了從被排斥——品質——人生行為——價值觀體現，都是在不斷下移，凡是脫離物質的精神化需求，最開始都是貴族的特權，孔子是落魄貴族，阮籍是當時名士，李白是大詩人……但是從歷史縱向角度看，這些身份和“狂”的聯繫越來越緊密，所出現在的人也是越來越平民化。

桃花庵：桃花樹下眠

於是，在晚明，真正意義上對於大面積的儒學生產生重大影響。

筆者在前文說道，中國是一個重視群體，抑制個人的社會，即便是今天也是如此，但是，“狂”的精神成為人作為歷史上在群體面前失語後，重新獲得的嘴巴。之所以在明朝大面積出現，其原因如下：

1、上文所述：“狂”的平民化

2、理學的桎梏和心學的出現：最能概括理學的內涵的莫過於“存天理，去人慾”，儒家思想此刻已經完全僵化，所以，體現人的主體性的狂者就誕生了——心學。雖然心學不是在提倡“狂者”，但是心學動搖了理學的霸權。我們知道了李贄的思想，受到心學的影響，就是十分大。而李贄，除了機子是狂人一個，他的“童心說”，也是對後世影響非常大的一個學說。

我們以唐寅“世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一句，是最好的體體現，這句話出自《桃花庵歌》。歷史上的桃花庵是唐寅在歷經半身漂泊之後才搭建完成的，自己在這裡以夢幻般的生活，排解著自身的悲傷。這時候，這種“狂”，已經是一種和世間的一種宣戰宣言，並非瘋癲，確是故作瘋癲，以諷刺世間。

眾人看“狂人”

五四時期，第一步白話小說的誕生——《狂人日記》，就是以一個儒家所不能容忍的“狂人”的形象道出吃人的本質，這個“狂人”從一開始的儒家裡的基因，最終在魯迅筆下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和腐朽的儒家制度作對。

五四的思想解放，“狂人”作為一種性格卻消失在現代社會，這是應為，“狂”其實是一種極為個性，極具個人意識的行為，首先，五四之後思想相解放的青年，實際做的事情，在古代皆為狂，然而卻不在稱之為狂，而叫作——啟蒙。

可以說，狂又稱為了人身上的一種基因，卻又和以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