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卻好像更加活泛了。他是孔子。
在漫長的中華文明裡，孔子的名字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這位出生在亂世的悲憫者，大概不會想到，他和他的儒學會成為大一統中國的統治思想，歷經兩千多年，至今仍有著巨大影響力。
在那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孔子的儒家學說並非時代的主流，甚至在禮樂崩壞的背景下，他的學說還稍顯反動。
因此，孔子的一生並不十分成功，晚年的孔子甚至在傳播儒學中苦尋入世之道。
但在他去世三百多年後，這位早已湮沒在歷史塵埃中的人物，卻起死回生一般，成為中華文明的象徵。
儒學成為古人的“文明信仰”，這位先賢也被抬進宗廟，接受億萬黎民的祭拜和頌揚。
從一個普通的門派領袖到中華民族的至聖，孔子的地位可謂芝麻開花節節高。那麼，孔子是怎樣一步步成聖的？孔子封聖賢，總共分幾步？
（圖）孔子
1、人必須作古
在中國，這是成聖的先決條件。
包括黃帝被封為“中華民族始祖”，林默娘（媽祖）被封為“海神”、“天上聖母”等，都是死後才開啟了升級模式。
在萬民敬仰中，這些遠去的身影愈發高大，並最終成為國人心中的信仰。
當然，也有在世就被封聖併到處立生祠的成功人士，魏忠賢在這一點特別成功，連袁崇煥都為這位大太監修生祠歌功頌德。不過鑑於人品問題，這段光輝歷史被刻意抹去。
在中國人心中，死後晉級是符合崇拜規律的。
我們講究尊卑有序，對年長者總是習慣性尊敬，畢竟他們走過的橋比我們走過的路還多，在閱歷上已經碾壓了年輕人，因此他們更有權威性。
而且由於年長者經歷了太多太多，因此他們有足夠的資本將自己的經驗和教訓分享給後來者，使其少走彎路。
衝這一點功德，他們就值得後人鞠躬磕頭。
再者，只有人死後，他的缺點才能被人們習慣性遺忘，如果時間夠長，效果更好。
這種情況下，由於人物已經作古很長時間，關於他的記憶喪失殆盡，他的形象就有了穿鑿附會、重新塑造的可能。
可以說，這時的孔子，已經不是有血有肉、如假包換的孔子。他是後人根據自己的實際需求，不斷包裝、不斷加工美化的一個形象。此時的孔子已經超脫了他個人的範疇，他成為一種象徵，一種精神的寄託，一種理想的映照。
因此，我們看到了一個大公無私、大愛無疆、大雪無痕的孔子。
這個孔子沒有缺點，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的小瑕疵。
而且他自身發現這一問題後，能夠及時發現，並給予糾正和反思：“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種知錯就改、善於自省的優良品質再次將孔子的光輝形象襯托得高大了許多。
孔子的成功告訴我們為什麼需要一個作古很久的人來成聖。
我們的鄰國朝鮮，金家王朝創始人金Ri成，是一個被神化的朝鮮領袖。
然而，這位從年輕時就建立起高度個人崇拜的人，上位之路充滿坎坷。二戰結束後，朝鮮獲得解放，苦難的朝鮮人民第一次見到了那個活在人民心中的民族英雄金大將軍。
然而見到本人後，朝鮮人民憤怒了，人們怎麼也不相信，這麼一個三十出頭的年輕後生會是領導朝鮮解放的大英雄（實際上也不是），一時間扶植金日成上位的斯大林也倍感尷尬。
最後不得不讓金日成先回老家，在那個與世隔絕的小農村，你說啥就是啥。這樣金日成才一步步建立自己的“神威”。
看來，聖人非去世已遠不可為。
（圖）孔子畫像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2、弟子必須給力
看看釋迦牟尼弟子對佛法的傳承，耶穌的弟子們對基督教的發揚，就能發現有一幫好弟子是多麼重要。
孔子雖然做官不行，但是育人得道。他的身後，有“七十二賢人”，這是儒家學說得以發揚光大的基本班底。
孔子去世後，弟子們繼續老師未竟的事業，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整理老師生前的語錄。
地球人都知道，孔子是一個儒學大家，這位大家究其一生都在為發揚儒學而努力，我們有理由相信：孔子在做官時、教書育人時、侃大天時、甚至是吐槽罵人時，都包含著深邃的智慧和無窮無盡的思想財富。
事實也確實如此，比如孔子反對用俑殉葬，他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開始用俑殉葬的人，大概沒有後嗣了吧！）（《孟子•梁惠王上》），於是有了“始作俑者”的成語流傳後世。
後世對孔子的認知始於其弟子整理的《論語》，這本類似於會議記錄的書籍包含了儒家學說的基本思想。
所謂“仁義禮智信”，以“禮”為儒家思想的核心。
孔子的一生始終在奔波，在呼喊，在勸導所有人恢復周朝的禮制。
孔子認為：“周禮是最完備的禮儀宗法，按照周禮治理天下，則天下距大同社會便不再遙遠。”
但是現實狠狠地教育了孔子。
按孔子的邏輯，就好比勸現代社會的人，都自覺放棄眼前的一切，回到那個淳樸的古代世界，這顯然行不通。當時的中原大地，冶鐵技術的發展帶來了社會的全面革新，新舊社會的拉鋸戰更加慘烈，孔子的思維明顯戴著不合時宜的帽子。
但是這不影響儒家的生生不息啊。
雖然孔子沒有讓當朝君王捧起來，但是他的弟子們辦到了。
孟子就顯然牛氣了很多，和各國國君喝茶論道就如同街坊串門一樣平常。但是孟子也沒有等到那個呼喚儒學的時代。
儒家弟子在繼續等待。
社會在發展，儒學也在不斷進步。
後世的儒學之所以能夠成為文化之正統，很大原因是儒家弟子們在不斷對儒學進行著革新（荀子的徒弟韓非子成為法家代表為秦國所器重）。
他們的革新不斷追隨社會潮流、不斷適應統治者口味，為儒學的最終入世上位打下了堅實基礎。
“焚書坑儒”是儒學的一大挫折，但也間接說明了儒學改造的成功。
正因為此時儒學的改造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才導致秦始皇痛下殺手。
這一事件與其說是浩劫，不如說是曙光前最後的黑暗。
漢朝立國和興盛是建立在對秦朝的反思上的。
為了避免秦亡的教訓，漢朝推行道家“無為而治”思想，最大限度減少對民眾的干預，終於用了一百年時間恢復了強大國力。
等到漢武帝執政，時代要求這位雄才大略的天子締造王朝盛世，必須有所作為，此時儒學的齒輪終於和統治者完美契合。
弟子的存在如同當下明星的粉絲，正是由於他們的追捧，孔子的形象才愈發高大，儘管他的一生不怎麼成功。
但就如同梵高生前的窮困潦倒一樣，這不耽誤他死後畫作的價值連城。
3、必須迎合皇帝的胃口
從“人性本善”到“人性本惡”，從呼籲恢復“周禮”到“民貴君輕”的仁政思維，儒學門人一直在不斷豐富儒學內涵，將孔子的思想加工改造併發揚光大。
儒學門人從未忘記孔子入世的政治理想，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孔子的思想被不斷加工和改造，最終成為可以被統治者利用的工具。
董仲舒不是儒家學派人，但他仍然向漢武帝上書，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這說明了：此時的儒學改造已經到了一個新層次。儒家思想，已不是春秋戰國時代的原貌，它摻雜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種融合的、與時俱進的新思想。它的宗旨轉向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神化專制皇權，強調君權神授，因而被漢武帝接受並推崇。
漢武帝接受新儒家思想，不僅是維護統治秩序的需要，而在於它的封建大一統思想，這和漢武帝宏大的政治理想不謀而合。
因此，漢武帝大力發展儒家思想。經過改造的儒家思想迅速取代道家地位，成為其後兩千多年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
漢武帝是第一個認可並弘揚儒家思想的統治者。
由於漢武帝的巨大影響力，以及儒學對統治者的完美適應性，儒學一步步鞏固了自己的思想統治地位。
這保證了中國思想的大一統，後世雖幾經分裂，但是最後都能走向大一統。
儒家對思想的“霸佔”對於百家而言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從此思想自由不再有，專制成為封建社會主流。但是這維護了中國大一統的局面，並最終被新中國基本繼承了下來。
隋唐期間，由於三教並流，儒家的地位受到一定影響，特別是唐朝皇帝認祖宗選擇了道教始祖老子（李耳）。
但由於科舉制的開創，加上歷代統治者對儒家的慣性，儒家思想繼續被統治者所接受和使用，並全面確立了統治地位。
宋代朱熹對理學的發展使儒學再度昇華成一種辯證的哲學。
明清科舉以《四書五經》為考試範圍，最終將儒家思想徹底烙進國人心中。
孔子作為儒家思想始祖，成為國人心中的大聖人。
由於統治者的推崇，為了適應皇帝大人英明的決策。
孔子地位被不斷拔高：
漢平帝元始元年（１年）封“褒成宣尼公”；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４９２年）封“文聖尼父”；
隋文帝開皇元年（５８１年）封“先師尼父”；
唐太宗貞觀二年（６２８年）封“先聖”；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６３７年）封“宣父”；
唐高宗乾封元年（６６６年）封“太師”；
武則天天授元年（６９０年）封“隆道公”；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７３９年）封“文宣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１００８年）封“玄聖文宣王”；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公元１０１２年）封“至聖文宣王”；
元成宗大德十二年（公元老派３０７年）封“大成至聖文宣王”；
明世宗嘉靖八年（１５２９年）封“至聖先師”；
清世祖順治二年（１６４５年）封“大成至聖文宣先師”
…
沒有人生來就是聖賢。孔子在成聖前，也是一個普通人。
歷史大學堂團隊作品 | 文：澀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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