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最著名的路線之爭：黃老之術VS儒家學說，孰對孰錯？'

十六歲，就現在來說，還是一個孩子，一個已經進入了叛逆期的孩子。而在公元前141年，十六歲的劉徹失去了父親，登上了皇位。

我們無法考證劉徹在初登皇位時的所思所感，但從事後來看，當頭戴皇冠，身披龍袍的少年劉徹，看著下面群臣跪伏於地的時候，他也許是熱血沸騰、激情澎湃的。

大漢立國一甲子矣。高祖皇帝雄才偉略，太宗皇帝繼往開來，父親孝景皇帝承前啟後。到朕一代，亦當守社稷於祖宗，施功烈於百姓，創他一個萬民擁戴、萬國來朝的大漢盛世。

想幹事就得有人才。可時至今日，跟隨高祖的從龍之臣所剩無及，太宗時代的迎王之臣垂垂老矣，父親也沒給他留下什麼治世之臣。於是，熱血少年劉徹頒佈了舉賢詔，網絡了董仲舒等一大批人才，又撤換了丞相衛綰等老邁之臣，換上了太皇太后家的竇嬰，和太后家的田蚡執掌朝政，起用了趙綰、王臧等同道之臣。

其實，他想幹事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他這這一系列人事調動，其目的都是為了“尊儒”，這可就涉及到路線問題了。必竟，黃老之術才是大漢立國興國的根本路線。

黃老之術是什麼？

所謂“黃老之術”，是黃帝學派和老子學派的合稱，算是道家一脈。

黃老之術源於戰國時期齊國的稷下學宮，具體誰是發起人已不可考，似乎更像是集體的力量。也有人說是齊王田氏為了使政權合法化而組織人制定的理論依據，因為田氏源於陳國，老子是陳國人，同時黃帝又是田氏始祖——炎帝是姜姓始祖，黃帝勝炎帝而取天下，所以田氏壓倒姜氏而取齊國，這是從老祖宗那輩都開始的傳統。

當時稷下學宮中，修習黃老之術比較有名的包括趙人慎到，齊人田駢、接子，以及楚人環淵等。

黃老之術最大的特點是兼容幷包，它吸納了包括儒家、法家、墨家以及陰陽家等各門各派的思想學說。比如它推崇墨家的勤儉節約，主張法家的恩威並施，認同陰陽家的五德終始說，強調儒家的教化和仁政等思想價值。所以說，相對而言，黃老學說在當時是極具開放性的一門學派。

而黃老之術自己的主張，則是“貴清靜而民自定”，這似乎是什麼也不要幹，讓老百姓自生自滅。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因為這個思想的核心有個前提條件，叫做：因勢利導。

簡單來說，就是領導人定規則，然後讓大家按規則辦事就可以了，在這個過程中，領導不要指手畫腳，更不要朝令夕改。

而定規則的時候，要考慮到老百姓到底想要什麼。老百姓不想要的不能強讓人家要，老百姓想要的，你不能不讓人家要。

幾千年後，有個叫亞當·斯密的外國人，在他的《國富論》中將其概括為人的“利己”思想。

也就是說，你只有尊重了人的利己思想，然後才能做到因勢利導。正所謂法、術、勢、利、力五字訣，學會了這五字口訣，就可以縱橫天下了。

劉邦立國之後，他既沒有完全照搬周朝的分封制，也沒有完全沿襲秦朝的郡縣制，而是將兩者結合了起來——這種結合，其實就是黃老之術中“守雌用雄”思想的具體表現。

因為在理想中，他當然不希望有異姓王的出現。但在現實中，他首先有這麼多異姓功臣需要冊封；其次，他清醒地認識到，在當時天下剛剛統一的大背景下，以及落後的通訊和交通環境，朝廷對燕、趙、齊、楚以及百越等地是無法形成直接有效的管控的，不如交由諸侯自治，更符合朝廷的利益。但關中周邊地區，就必須採取郡縣制，實施朝廷直管了。

同時，當時的天下經過數年無差別的清洗後，已經是經濟殘破，百廢待興。所以，急需要的是休養生息，恢復民生。

劉邦讓陸賈總結秦亡的教訓時，他根據老子的思想，提出了“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奸逾熾”的結論。再加上蕭何、曹參及陳平等人也好黃老之術，所以，在漢初，黃老思想得到了政治上的極大重視。

於是，自劉邦起至今，在黃老之術的指導下，無論是誰主政，無不秉承了清淨無為、因俗簡禮、休養生息、輕徭薄賦、依法治國、寬刑簡政、刑德並用等政治主張，在北方匈奴不斷肆擾的情況下，為社會民生的復甦，提供了極為寬鬆的平臺。

從這個角度而言，劉邦選擇黃老之術作為治國的大政方針，的確在一定程度上為後來的文景盛世奠定了基礎。

但是，頂層政策的具體執行者是那些權貴，資源的掌控者也是那些權貴。所以，百姓每富一分，權貴就能富十分。百姓之富，溫飽而已；權貴之富，富可抵國。

而農民是脆弱的，任何天災人禍，急政暴賦都會導致一個小康之家破產。到了景帝后期，大漢帝國水、旱、蝗、地震等天災頻頻，最後不得已，景帝只得下詔禁止用糧食餵養馬匹，可見歉收程度已經非常嚴重了。

但這種天災從來隻影響百姓，不影響權貴。所以，隨便發幾場大水，百姓就只能繼續賣田賣房；隨便再來幾場蝗災，百姓就只能接著賣兒賣女。

當時的貧富差距大到什麼程度呢？一個五口之家，一年勞作，能節餘幾百錢，就算是盛世了；可同時，身為長公主的劉嫖，養了個董偃作小白臉，每天給他的零花錢是多少呢？

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漢書》

意思很簡單：每天黃金不超過一百斤，錢不到一百萬，帛不夠一千匹，就隨他取用。

富人憑錢財橫行不法，兼併土地；豪強之輩，作威鄉鄰，橫行霸道；權貴之流，爭權奪利，奢侈無度。

所以，劉徹登基時所面臨的真實情況是：歷時數十年的千古盛世已經走到了極限，一雙雙從地獄深處伸出來的黑手，已經掏爛了盛世的根基。

用政治課本里的話來講，這些權貴世家不事生產，卻通過購買破產農民的田宅，甚至利用手中的權勢兼併農民的田地，進而成為了帝國最大的地主。

然後就是農民苦死，政府窮死，權貴富死。匈奴來了，上陣打仗的是沒有免除徭役權限的農民，花錢辦理各種軍需物資的是政府，而他們保護的卻是權貴的財富。

所以這些權貴根本不想打仗，匈奴來了，他們只想繼續延續之前的和親政策。反正嫁的不是他們的閨女 ，花的不是他們的錢。

所以這些權貴希望剛登基的劉徹繼續以民為重，休養生息。必竟倉庫有糧，國庫有錢，有個水旱災害的，該免稅的免稅，該賑濟的賑濟。反正不用他們出半毛錢。

可以說，如果劉徹繼續採取休身養性、無為而治的政策，其結果必然是持續壯大權貴的勢力，最終，要麼是他自己，要麼是他的繼承人，必然會被權貴勢力吞噬。

所以，黃老之術和儒家學說並不僅僅是兩種學術的爭論這麼簡單，其本質上是治國方向上的競爭，其核心是權力的競爭，其實質是利益的競爭。

黃老之術的政治團體構成很具體，他們包括皇族劉氏，外戚竇氏、王氏家族，還有開國之初以及文帝登基之時受封爵位的功臣世家。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稱謂——權貴。

他們信奉黃老之術並不僅僅因為這是帝國的基本國策，而是因為，黃老之術強調的是清靜無為，垂拱而治，君逸臣勞，寬刑簡政……簡單來說，就是皇帝只管大政方針就行了，具體的操作和執行由“下面人”去幹。

那幹活的“下面人”是誰呢？當然是那些權貴世家了。所以，黃老之術的利益點在於：頂層政策的具體執行者是權貴，底層資源的掌控者也是權貴。至於皇帝，強勢如劉恆，也不敢明目張膽地任用賈誼；而弱勢如劉盈，乾脆被呂后徹底掌控。

而信奉儒家學說的政治團體構成就比較複雜了。他們通過孝文皇帝開啟的舉賢良方正一途進入朝堂，一般擔任博士、大夫等職位；在朝堂之外，他們以名士的身份在各地講學，或成為地方官吏的幕僚。

換句話來說，他們雖然地位不高，但卻無孔不入，甚至掌握著一定的話語權。

在文帝時期，儒家代表賈誼幾乎就成功地說服劉恆進行禮制改革，但當時劉恆剛剛即位不久，條件並不成熟，所以沒有采納。

但現在，在做太子期間就已經被儒家思想武裝頭腦的少年劉徹，卻沒有他爺爺那樣的政治智慧。他們只管興沖沖地建明堂、改曆法、更服色、定禮制、開放關禁、令列侯歸國……但卻都忘掉了一個關鍵人物：太皇竇太后。

他們也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終文、景皇帝兩代，所有在朝的儒家博士都只是有銜而無權，沒有一個得到重用的。就連名士賈誼，也只能在藩王處擔任個太傅之職。

如果他們稍加註意，就會知道，太皇太后是黃老之術堅定的擁躉，在她眼中，黃老之術作為大漢立國的基本路線，是不容有任何改變的——因為這個路線代表著以她為首的權貴階層的直接利益。

劉徹雖然已經舉行了成人禮，按理來說可以直接親政。但再怎麼說，他也不過是個十六歲的孩子，登基不過一年；而他奶奶太皇竇太后則已經干政了十餘年，已經積累了足夠的政治實力，他爹孝景皇帝在一些事情上也不得不順著她的意思來。更何況，劉徹實施的新政，直接得罪了太多有實權的權貴階層。他如果再對抗下去，那就只能是魚死網破了——不，以他當前的實力，只會魚死，不會網破。

所以，竇嬰、田蚡被解職；所以，趙綰、王臧入獄自殺；所以，少年皇帝劉徹也得暫時收起他昂揚的鬥聲，在太皇太后面前，繼續充當一個好孫子的角色。

太皇竇太后去世後，劉徹再次亮出獨尊儒術的寶劍，終其一朝，斬盡了所有的世家權貴。到最後，就連他自己的兒子也沒有放過。在他去世時，環顧左右，再無任何世家權貴能把持朝政。然後，他放心地把皇位交給了沒有任何權貴外戚依附的劉弗陵。

回過頭來再說儒家學說。

雖然儒家學說作為影響了後世兩千多年的思想體系，也不能以一句所謂“封建禮教”所能概括，因為這裡面也包含一定的法治思想。比如他在給劉徹的奏疏中，提出君王要想達到終極王道的境界，應該是“……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所謂“正”，就帶有“整肅”的意思。

而儒家學說也並不是在劉徹時代就完成了治國理念的統治。劉徹只是在表面上“獨尊儒術”，將儒家學說上升到官學的地位，但卻並未像剛剛登基時，無條件的採納儒家的一切禮制。

針對百姓，他宣揚儒道以統一思想，強調了君權神授的正統性和合法性，加強思想上的集權；針對官員、權貴，他強管制，重刑罰，實施更為嚴苛的律法，加強行為上的集權——這算是以儒為主，以法為輔，外儒內法的實用之術。

也就是說，儒家之術的學說雖由孔子創立，由劉徹開始發揚光大，但具體的解釋權，卻是在歷代帝王手中。

儒家學說一直要到隋唐時期，才徹底確立了思想上的統治地位。但綜觀此後的宋、明、清等朝，對儒家學說的解釋其實並不盡相同。

所以，黃老之術和儒家學術並無對錯之分。有人說如果中國一直堅持黃老之術的學說，發展到現在就如何如何。其實完全是臆想。只能說，當時代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與之相配套的理論依據必須適應和解決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黃老之術只適應劉邦創立天下時，給治事之人以足夠利益和權力的需要；而儒家學說則適應了承平日久時，帝王對中央集權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