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水鄉——柯橋區柯巖鎮阮社村'
司馬昭一直想籠絡名士阮籍,一次,他替兒子司馬炎向阮籍的女兒求婚。阮籍不願意靠近和司馬氏走的太近，就故意狂飲喝得爛醉如泥,幾天都不省人事，使得受命前來求婚的人沒法開口。阮籍醉酒一方面是避世，一方面就是他確實愛酒，據《世說新語?任誕》中記載:“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為了能喝到酒,不惜辭去了司馬氏的幕僚職務,外放去當個不知名的步兵校尉。由此可知,他著實已痴迷於酒了。
公元253年農曆11月，阮籍和侄子阮咸經過山陰懷信裡，時值初冬，天氣陰沉。突然聞到酒香撲鼻，那是從一個島上傳來的。他四處尋找沒有發現上島的路，邊和侄子一起游泳上島。農曆十一月的天氣，落水後的身體經涼風一吹，凍得臉色發紫手腳僵硬，是村裡的爨筒熱老酒，才讓他們緩過氣來的。叔侄倆與文友在阮社的活動，歷史上傳頌不已，阮社人亦以此為榮。村人除了成立前阮會、晉阮會等社團逢年過節安排祭祀，還將他們尊為這方土地之神。阮社民諺所述“二廟五祠堂”中的二廟，指的就是祭祀阮氏叔侄的前廟和後廟。後廟所供阮籍塑像，至今的臉色仍然發紫，據說他們當年進村時，就是這副模樣。
司馬昭一直想籠絡名士阮籍,一次,他替兒子司馬炎向阮籍的女兒求婚。阮籍不願意靠近和司馬氏走的太近，就故意狂飲喝得爛醉如泥,幾天都不省人事，使得受命前來求婚的人沒法開口。阮籍醉酒一方面是避世，一方面就是他確實愛酒，據《世說新語?任誕》中記載:“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為了能喝到酒,不惜辭去了司馬氏的幕僚職務,外放去當個不知名的步兵校尉。由此可知,他著實已痴迷於酒了。
公元253年農曆11月，阮籍和侄子阮咸經過山陰懷信裡，時值初冬，天氣陰沉。突然聞到酒香撲鼻，那是從一個島上傳來的。他四處尋找沒有發現上島的路，邊和侄子一起游泳上島。農曆十一月的天氣，落水後的身體經涼風一吹，凍得臉色發紫手腳僵硬，是村裡的爨筒熱老酒，才讓他們緩過氣來的。叔侄倆與文友在阮社的活動，歷史上傳頌不已，阮社人亦以此為榮。村人除了成立前阮會、晉阮會等社團逢年過節安排祭祀，還將他們尊為這方土地之神。阮社民諺所述“二廟五祠堂”中的二廟，指的就是祭祀阮氏叔侄的前廟和後廟。後廟所供阮籍塑像，至今的臉色仍然發紫，據說他們當年進村時，就是這副模樣。
現廟裡共有三塊碑，這3塊石碑分別刻於清康熙37年11月（1698年11月）、乾隆15年5月（1750年5月）和嘉慶15年7月（1810年7月）。其中，康熙、乾隆年間的兩塊石碑記錄了“龍華勝會”的內容，嘉慶年間更是詳細記錄“蘭盆會公助”的盛況。
司馬昭一直想籠絡名士阮籍,一次,他替兒子司馬炎向阮籍的女兒求婚。阮籍不願意靠近和司馬氏走的太近，就故意狂飲喝得爛醉如泥,幾天都不省人事，使得受命前來求婚的人沒法開口。阮籍醉酒一方面是避世，一方面就是他確實愛酒，據《世說新語?任誕》中記載:“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為了能喝到酒,不惜辭去了司馬氏的幕僚職務,外放去當個不知名的步兵校尉。由此可知,他著實已痴迷於酒了。
公元253年農曆11月，阮籍和侄子阮咸經過山陰懷信裡，時值初冬，天氣陰沉。突然聞到酒香撲鼻，那是從一個島上傳來的。他四處尋找沒有發現上島的路，邊和侄子一起游泳上島。農曆十一月的天氣，落水後的身體經涼風一吹，凍得臉色發紫手腳僵硬，是村裡的爨筒熱老酒，才讓他們緩過氣來的。叔侄倆與文友在阮社的活動，歷史上傳頌不已，阮社人亦以此為榮。村人除了成立前阮會、晉阮會等社團逢年過節安排祭祀，還將他們尊為這方土地之神。阮社民諺所述“二廟五祠堂”中的二廟，指的就是祭祀阮氏叔侄的前廟和後廟。後廟所供阮籍塑像，至今的臉色仍然發紫，據說他們當年進村時，就是這副模樣。
現廟裡共有三塊碑，這3塊石碑分別刻於清康熙37年11月（1698年11月）、乾隆15年5月（1750年5月）和嘉慶15年7月（1810年7月）。其中，康熙、乾隆年間的兩塊石碑記錄了“龍華勝會”的內容，嘉慶年間更是詳細記錄“蘭盆會公助”的盛況。
民國廿三年（1934），紹興城鄉有釀酒作坊2246戶。其中東浦576戶，阮社435戶，湖塘414戶……，可見東浦、阮社、湖塘是紹興著名的“酒鄉”。曹聚仁所著《萬里行記》有專門的篇幅介紹紹興酒。說到阮社，曹聚仁先生寫道“阮社村到處都是釀坊，滿堤都是大肚子的酒罈，一眼看去，顯得這是醉鄉了”。現在東浦和湖塘都改造成了黃酒小鎮，阮社卻已經消失的無影無蹤了。
司馬昭一直想籠絡名士阮籍,一次,他替兒子司馬炎向阮籍的女兒求婚。阮籍不願意靠近和司馬氏走的太近，就故意狂飲喝得爛醉如泥,幾天都不省人事，使得受命前來求婚的人沒法開口。阮籍醉酒一方面是避世，一方面就是他確實愛酒，據《世說新語?任誕》中記載:“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為了能喝到酒,不惜辭去了司馬氏的幕僚職務,外放去當個不知名的步兵校尉。由此可知,他著實已痴迷於酒了。
公元253年農曆11月，阮籍和侄子阮咸經過山陰懷信裡，時值初冬，天氣陰沉。突然聞到酒香撲鼻，那是從一個島上傳來的。他四處尋找沒有發現上島的路，邊和侄子一起游泳上島。農曆十一月的天氣，落水後的身體經涼風一吹，凍得臉色發紫手腳僵硬，是村裡的爨筒熱老酒，才讓他們緩過氣來的。叔侄倆與文友在阮社的活動，歷史上傳頌不已，阮社人亦以此為榮。村人除了成立前阮會、晉阮會等社團逢年過節安排祭祀，還將他們尊為這方土地之神。阮社民諺所述“二廟五祠堂”中的二廟，指的就是祭祀阮氏叔侄的前廟和後廟。後廟所供阮籍塑像，至今的臉色仍然發紫，據說他們當年進村時，就是這副模樣。
現廟裡共有三塊碑，這3塊石碑分別刻於清康熙37年11月（1698年11月）、乾隆15年5月（1750年5月）和嘉慶15年7月（1810年7月）。其中，康熙、乾隆年間的兩塊石碑記錄了“龍華勝會”的內容，嘉慶年間更是詳細記錄“蘭盆會公助”的盛況。
民國廿三年（1934），紹興城鄉有釀酒作坊2246戶。其中東浦576戶，阮社435戶，湖塘414戶……，可見東浦、阮社、湖塘是紹興著名的“酒鄉”。曹聚仁所著《萬里行記》有專門的篇幅介紹紹興酒。說到阮社，曹聚仁先生寫道“阮社村到處都是釀坊，滿堤都是大肚子的酒罈，一眼看去，顯得這是醉鄉了”。現在東浦和湖塘都改造成了黃酒小鎮，阮社卻已經消失的無影無蹤了。
阮社被鑑湖環抱，村內又有小湖池灣
善元泰、茅萬茂等名譽京滬的紹興黃酒品牌都是來自於阮社，做得最大的是章東明酒坊，清道光廿二年（1842）五口通商時，每年釀酒六千多缸，每缸六百餘斤。六年後，章東明酒坊先在上海開設二家酒行，後在天津設立全城明記酒莊。全城是章氏家族的堂號，全城明記不搞零售，專搞批發，作為向北方運銷產品的窗口，客戶遍佈華北，直至東北各省，生意興隆之時，年銷一萬多壇。
清朝中後期至民國初年，章東明酒坊因子孫後代對釀酒事業的繼承拓展，先後衍生信記、浚記、正記等作坊，號稱“三東明”，隨後又衍生介記、芳記、伯記等酒坊，均為紹興著名的釀酒商號。這時，原有場地不敷使用，便陸續遷往阮社東江對岸的章家匯頭置地擴建，僅留濬記酒坊在陳家漊底。濬記掌門章壽昌為紹興縣參議員，曾任開泰鄉鄉長，管轄阮社及附近村落，時任省長陳儀曾為其臺門題寫匾額。章壽昌是見過世面的人物，喜追潮流，愛趕時髦，且有配槍，帶勤務兵，阮社的第一臺收音機就是他從上海帶回來的。
司馬昭一直想籠絡名士阮籍,一次,他替兒子司馬炎向阮籍的女兒求婚。阮籍不願意靠近和司馬氏走的太近，就故意狂飲喝得爛醉如泥,幾天都不省人事，使得受命前來求婚的人沒法開口。阮籍醉酒一方面是避世，一方面就是他確實愛酒，據《世說新語?任誕》中記載:“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為了能喝到酒,不惜辭去了司馬氏的幕僚職務,外放去當個不知名的步兵校尉。由此可知,他著實已痴迷於酒了。
公元253年農曆11月，阮籍和侄子阮咸經過山陰懷信裡，時值初冬，天氣陰沉。突然聞到酒香撲鼻，那是從一個島上傳來的。他四處尋找沒有發現上島的路，邊和侄子一起游泳上島。農曆十一月的天氣，落水後的身體經涼風一吹，凍得臉色發紫手腳僵硬，是村裡的爨筒熱老酒，才讓他們緩過氣來的。叔侄倆與文友在阮社的活動，歷史上傳頌不已，阮社人亦以此為榮。村人除了成立前阮會、晉阮會等社團逢年過節安排祭祀，還將他們尊為這方土地之神。阮社民諺所述“二廟五祠堂”中的二廟，指的就是祭祀阮氏叔侄的前廟和後廟。後廟所供阮籍塑像，至今的臉色仍然發紫，據說他們當年進村時，就是這副模樣。
現廟裡共有三塊碑，這3塊石碑分別刻於清康熙37年11月（1698年11月）、乾隆15年5月（1750年5月）和嘉慶15年7月（1810年7月）。其中，康熙、乾隆年間的兩塊石碑記錄了“龍華勝會”的內容，嘉慶年間更是詳細記錄“蘭盆會公助”的盛況。
民國廿三年（1934），紹興城鄉有釀酒作坊2246戶。其中東浦576戶，阮社435戶，湖塘414戶……，可見東浦、阮社、湖塘是紹興著名的“酒鄉”。曹聚仁所著《萬里行記》有專門的篇幅介紹紹興酒。說到阮社，曹聚仁先生寫道“阮社村到處都是釀坊，滿堤都是大肚子的酒罈，一眼看去，顯得這是醉鄉了”。現在東浦和湖塘都改造成了黃酒小鎮，阮社卻已經消失的無影無蹤了。
阮社被鑑湖環抱，村內又有小湖池灣
善元泰、茅萬茂等名譽京滬的紹興黃酒品牌都是來自於阮社，做得最大的是章東明酒坊，清道光廿二年（1842）五口通商時，每年釀酒六千多缸，每缸六百餘斤。六年後，章東明酒坊先在上海開設二家酒行，後在天津設立全城明記酒莊。全城是章氏家族的堂號，全城明記不搞零售，專搞批發，作為向北方運銷產品的窗口，客戶遍佈華北，直至東北各省，生意興隆之時，年銷一萬多壇。
清朝中後期至民國初年，章東明酒坊因子孫後代對釀酒事業的繼承拓展，先後衍生信記、浚記、正記等作坊，號稱“三東明”，隨後又衍生介記、芳記、伯記等酒坊，均為紹興著名的釀酒商號。這時，原有場地不敷使用，便陸續遷往阮社東江對岸的章家匯頭置地擴建，僅留濬記酒坊在陳家漊底。濬記掌門章壽昌為紹興縣參議員，曾任開泰鄉鄉長，管轄阮社及附近村落，時任省長陳儀曾為其臺門題寫匾額。章壽昌是見過世面的人物，喜追潮流，愛趕時髦，且有配槍，帶勤務兵，阮社的第一臺收音機就是他從上海帶回來的。
老宅
“章茅李諸陳,除出不阮社人”阮社本地人除了嫁進來的媳婦都是這五姓，只有零星的葉姓、苗姓是從湖塘遷過來的。許多大戶人家，多數靠經營酒作坊起家致富。中國人的傳統是“在外闖蕩賺錢，回鄉購地建宅”，紹興人自然也不例外，房屋建得多了，戶與戶之間就形成了弄堂。阮社池灣的酒弄堂，就是紹興黃酒鼎盛時期留下的烙印。
司馬昭一直想籠絡名士阮籍,一次,他替兒子司馬炎向阮籍的女兒求婚。阮籍不願意靠近和司馬氏走的太近，就故意狂飲喝得爛醉如泥,幾天都不省人事，使得受命前來求婚的人沒法開口。阮籍醉酒一方面是避世，一方面就是他確實愛酒，據《世說新語?任誕》中記載:“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為了能喝到酒,不惜辭去了司馬氏的幕僚職務,外放去當個不知名的步兵校尉。由此可知,他著實已痴迷於酒了。
公元253年農曆11月，阮籍和侄子阮咸經過山陰懷信裡，時值初冬，天氣陰沉。突然聞到酒香撲鼻，那是從一個島上傳來的。他四處尋找沒有發現上島的路，邊和侄子一起游泳上島。農曆十一月的天氣，落水後的身體經涼風一吹，凍得臉色發紫手腳僵硬，是村裡的爨筒熱老酒，才讓他們緩過氣來的。叔侄倆與文友在阮社的活動，歷史上傳頌不已，阮社人亦以此為榮。村人除了成立前阮會、晉阮會等社團逢年過節安排祭祀，還將他們尊為這方土地之神。阮社民諺所述“二廟五祠堂”中的二廟，指的就是祭祀阮氏叔侄的前廟和後廟。後廟所供阮籍塑像，至今的臉色仍然發紫，據說他們當年進村時，就是這副模樣。
現廟裡共有三塊碑，這3塊石碑分別刻於清康熙37年11月（1698年11月）、乾隆15年5月（1750年5月）和嘉慶15年7月（1810年7月）。其中，康熙、乾隆年間的兩塊石碑記錄了“龍華勝會”的內容，嘉慶年間更是詳細記錄“蘭盆會公助”的盛況。
民國廿三年（1934），紹興城鄉有釀酒作坊2246戶。其中東浦576戶，阮社435戶，湖塘414戶……，可見東浦、阮社、湖塘是紹興著名的“酒鄉”。曹聚仁所著《萬里行記》有專門的篇幅介紹紹興酒。說到阮社，曹聚仁先生寫道“阮社村到處都是釀坊，滿堤都是大肚子的酒罈，一眼看去，顯得這是醉鄉了”。現在東浦和湖塘都改造成了黃酒小鎮，阮社卻已經消失的無影無蹤了。
阮社被鑑湖環抱，村內又有小湖池灣
善元泰、茅萬茂等名譽京滬的紹興黃酒品牌都是來自於阮社，做得最大的是章東明酒坊，清道光廿二年（1842）五口通商時，每年釀酒六千多缸，每缸六百餘斤。六年後，章東明酒坊先在上海開設二家酒行，後在天津設立全城明記酒莊。全城是章氏家族的堂號，全城明記不搞零售，專搞批發，作為向北方運銷產品的窗口，客戶遍佈華北，直至東北各省，生意興隆之時，年銷一萬多壇。
清朝中後期至民國初年，章東明酒坊因子孫後代對釀酒事業的繼承拓展，先後衍生信記、浚記、正記等作坊，號稱“三東明”，隨後又衍生介記、芳記、伯記等酒坊，均為紹興著名的釀酒商號。這時，原有場地不敷使用，便陸續遷往阮社東江對岸的章家匯頭置地擴建，僅留濬記酒坊在陳家漊底。濬記掌門章壽昌為紹興縣參議員，曾任開泰鄉鄉長，管轄阮社及附近村落，時任省長陳儀曾為其臺門題寫匾額。章壽昌是見過世面的人物，喜追潮流，愛趕時髦，且有配槍，帶勤務兵，阮社的第一臺收音機就是他從上海帶回來的。
老宅
“章茅李諸陳,除出不阮社人”阮社本地人除了嫁進來的媳婦都是這五姓，只有零星的葉姓、苗姓是從湖塘遷過來的。許多大戶人家，多數靠經營酒作坊起家致富。中國人的傳統是“在外闖蕩賺錢，回鄉購地建宅”，紹興人自然也不例外，房屋建得多了，戶與戶之間就形成了弄堂。阮社池灣的酒弄堂，就是紹興黃酒鼎盛時期留下的烙印。
石蕭牆
據傳，酒弄堂舊名溝弄堂，原是周邊百畝農田的洩水溝，兩邊房屋建成後，洩水溝被蓋上青石板，成為人們行走的通道。這條弄堂長不到百米，寬不足六尺，兩邊都是石蕭牆，南側是三板蕭牆，北側是兩板蕭牆，但兩板的蕭牆做得比三板的還高。曾聽人說，古代石蕭牆拼板多少，並非取決於主家貧富，而源於地位高低。三板蕭牆是做官人家的，二板比三板做得高，是因為富貴不仕，做得高過比鄰，有鬥氣的味道。
此說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弄堂兩旁院落的主人，是一對親兄弟，系章東明三弟章渭山的後代，章鴻記酒坊創始人章文鴻的傳人。兄弟倆年少時在上海善元泰酒店學徒，民國廿年，兄弟分炊自立，兄長楚南膝下兒女眾多，分得弄堂北側住宅為業，弄堂南側酒坊則歸弟弟榮生所有。兄弟分家時，楚南已改習儒業，不再專注酒坊業務，為兄的將酒坊讓給弟弟經營，多少有點謙讓的意思。但話說回來，為弟者的確很爭氣，時屆而立的章榮生接過善元泰酒坊大旗，親自掌控釀酒工藝環節，將酒坊做到年產千缸以上的規模後，由酒弄堂遷往與章東明酒坊隔岸相望的百羅井。
司馬昭一直想籠絡名士阮籍,一次,他替兒子司馬炎向阮籍的女兒求婚。阮籍不願意靠近和司馬氏走的太近，就故意狂飲喝得爛醉如泥,幾天都不省人事，使得受命前來求婚的人沒法開口。阮籍醉酒一方面是避世，一方面就是他確實愛酒，據《世說新語?任誕》中記載:“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為了能喝到酒,不惜辭去了司馬氏的幕僚職務,外放去當個不知名的步兵校尉。由此可知,他著實已痴迷於酒了。
公元253年農曆11月，阮籍和侄子阮咸經過山陰懷信裡，時值初冬，天氣陰沉。突然聞到酒香撲鼻，那是從一個島上傳來的。他四處尋找沒有發現上島的路，邊和侄子一起游泳上島。農曆十一月的天氣，落水後的身體經涼風一吹，凍得臉色發紫手腳僵硬，是村裡的爨筒熱老酒，才讓他們緩過氣來的。叔侄倆與文友在阮社的活動，歷史上傳頌不已，阮社人亦以此為榮。村人除了成立前阮會、晉阮會等社團逢年過節安排祭祀，還將他們尊為這方土地之神。阮社民諺所述“二廟五祠堂”中的二廟，指的就是祭祀阮氏叔侄的前廟和後廟。後廟所供阮籍塑像，至今的臉色仍然發紫，據說他們當年進村時，就是這副模樣。
現廟裡共有三塊碑，這3塊石碑分別刻於清康熙37年11月（1698年11月）、乾隆15年5月（1750年5月）和嘉慶15年7月（1810年7月）。其中，康熙、乾隆年間的兩塊石碑記錄了“龍華勝會”的內容，嘉慶年間更是詳細記錄“蘭盆會公助”的盛況。
民國廿三年（1934），紹興城鄉有釀酒作坊2246戶。其中東浦576戶，阮社435戶，湖塘414戶……，可見東浦、阮社、湖塘是紹興著名的“酒鄉”。曹聚仁所著《萬里行記》有專門的篇幅介紹紹興酒。說到阮社，曹聚仁先生寫道“阮社村到處都是釀坊，滿堤都是大肚子的酒罈，一眼看去，顯得這是醉鄉了”。現在東浦和湖塘都改造成了黃酒小鎮，阮社卻已經消失的無影無蹤了。
阮社被鑑湖環抱，村內又有小湖池灣
善元泰、茅萬茂等名譽京滬的紹興黃酒品牌都是來自於阮社，做得最大的是章東明酒坊，清道光廿二年（1842）五口通商時，每年釀酒六千多缸，每缸六百餘斤。六年後，章東明酒坊先在上海開設二家酒行，後在天津設立全城明記酒莊。全城是章氏家族的堂號，全城明記不搞零售，專搞批發，作為向北方運銷產品的窗口，客戶遍佈華北，直至東北各省，生意興隆之時，年銷一萬多壇。
清朝中後期至民國初年，章東明酒坊因子孫後代對釀酒事業的繼承拓展，先後衍生信記、浚記、正記等作坊，號稱“三東明”，隨後又衍生介記、芳記、伯記等酒坊，均為紹興著名的釀酒商號。這時，原有場地不敷使用，便陸續遷往阮社東江對岸的章家匯頭置地擴建，僅留濬記酒坊在陳家漊底。濬記掌門章壽昌為紹興縣參議員，曾任開泰鄉鄉長，管轄阮社及附近村落，時任省長陳儀曾為其臺門題寫匾額。章壽昌是見過世面的人物，喜追潮流，愛趕時髦，且有配槍，帶勤務兵，阮社的第一臺收音機就是他從上海帶回來的。
老宅
“章茅李諸陳,除出不阮社人”阮社本地人除了嫁進來的媳婦都是這五姓，只有零星的葉姓、苗姓是從湖塘遷過來的。許多大戶人家，多數靠經營酒作坊起家致富。中國人的傳統是“在外闖蕩賺錢，回鄉購地建宅”，紹興人自然也不例外，房屋建得多了，戶與戶之間就形成了弄堂。阮社池灣的酒弄堂，就是紹興黃酒鼎盛時期留下的烙印。
石蕭牆
據傳，酒弄堂舊名溝弄堂，原是周邊百畝農田的洩水溝，兩邊房屋建成後，洩水溝被蓋上青石板，成為人們行走的通道。這條弄堂長不到百米，寬不足六尺，兩邊都是石蕭牆，南側是三板蕭牆，北側是兩板蕭牆，但兩板的蕭牆做得比三板的還高。曾聽人說，古代石蕭牆拼板多少，並非取決於主家貧富，而源於地位高低。三板蕭牆是做官人家的，二板比三板做得高，是因為富貴不仕，做得高過比鄰，有鬥氣的味道。
此說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弄堂兩旁院落的主人，是一對親兄弟，系章東明三弟章渭山的後代，章鴻記酒坊創始人章文鴻的傳人。兄弟倆年少時在上海善元泰酒店學徒，民國廿年，兄弟分炊自立，兄長楚南膝下兒女眾多，分得弄堂北側住宅為業，弄堂南側酒坊則歸弟弟榮生所有。兄弟分家時，楚南已改習儒業，不再專注酒坊業務，為兄的將酒坊讓給弟弟經營，多少有點謙讓的意思。但話說回來，為弟者的確很爭氣，時屆而立的章榮生接過善元泰酒坊大旗，親自掌控釀酒工藝環節，將酒坊做到年產千缸以上的規模後，由酒弄堂遷往與章東明酒坊隔岸相望的百羅井。
現存年代最久的黃酒就是產於阮社，釀於1920，距今已99年，現存於紹興黃酒博物館。
阮社一帶的酒坊業主常常把陳酒藏於夾牆密室內。1946年初夏，在阮社章東明酒坊的樓梯下找到一罈百年老酒。時隔四年又發現了一罈釀於光緒初年的地道紹興陳酒。這些陳酒當時都被賣了，喝過這些酒的人回憶，陳酒清淡，飲了二杯，即有沉沉醉意。去過黃酒博物館的人，一定看到過一罈用玻璃罩罩著的“百年陳釀”，在這壇酒的旁邊還陳列一份酒坊單，坊單用宣紙石印，“史文並述”地記述著酒的歷史等內容，落款是：民國庚申年正月本坊章鴻記主人謹述（蓋）善元泰麗號石印。從這張“酒坊單”，可知道這壇“百年陳釀”，是一個叫“章鴻記善元泰麗號”的坊主，釀於民國庚申年正月，即1920年，至今已有99個年頭，是名副其實的百年陳釀，亦是目前我國貯存最久的紹興黃酒實樣。
阮社的古建築多數是磚木串架結構建造的，用現代防火的眼光看，屬於B3級防火材料，極易燃燒，且無任何阻燃效果，火災危險性很大。當時紹興農村三餐的柴火，是農田收割後的幹稻草；夜裡照明的，是沒有防護的油燈盞；冬天取暖的，是盛有炭火的銅火熜。這些東西都是易燃之物，一旦引起火災，後果不堪設想，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個或幾個救火組織，也就是阮社人俗稱的“水龍局”。
司馬昭一直想籠絡名士阮籍,一次,他替兒子司馬炎向阮籍的女兒求婚。阮籍不願意靠近和司馬氏走的太近，就故意狂飲喝得爛醉如泥,幾天都不省人事，使得受命前來求婚的人沒法開口。阮籍醉酒一方面是避世，一方面就是他確實愛酒，據《世說新語?任誕》中記載:“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為了能喝到酒,不惜辭去了司馬氏的幕僚職務,外放去當個不知名的步兵校尉。由此可知,他著實已痴迷於酒了。
公元253年農曆11月，阮籍和侄子阮咸經過山陰懷信裡，時值初冬，天氣陰沉。突然聞到酒香撲鼻，那是從一個島上傳來的。他四處尋找沒有發現上島的路，邊和侄子一起游泳上島。農曆十一月的天氣，落水後的身體經涼風一吹，凍得臉色發紫手腳僵硬，是村裡的爨筒熱老酒，才讓他們緩過氣來的。叔侄倆與文友在阮社的活動，歷史上傳頌不已，阮社人亦以此為榮。村人除了成立前阮會、晉阮會等社團逢年過節安排祭祀，還將他們尊為這方土地之神。阮社民諺所述“二廟五祠堂”中的二廟，指的就是祭祀阮氏叔侄的前廟和後廟。後廟所供阮籍塑像，至今的臉色仍然發紫，據說他們當年進村時，就是這副模樣。
現廟裡共有三塊碑，這3塊石碑分別刻於清康熙37年11月（1698年11月）、乾隆15年5月（1750年5月）和嘉慶15年7月（1810年7月）。其中，康熙、乾隆年間的兩塊石碑記錄了“龍華勝會”的內容，嘉慶年間更是詳細記錄“蘭盆會公助”的盛況。
民國廿三年（1934），紹興城鄉有釀酒作坊2246戶。其中東浦576戶，阮社435戶，湖塘414戶……，可見東浦、阮社、湖塘是紹興著名的“酒鄉”。曹聚仁所著《萬里行記》有專門的篇幅介紹紹興酒。說到阮社，曹聚仁先生寫道“阮社村到處都是釀坊，滿堤都是大肚子的酒罈，一眼看去，顯得這是醉鄉了”。現在東浦和湖塘都改造成了黃酒小鎮，阮社卻已經消失的無影無蹤了。
阮社被鑑湖環抱，村內又有小湖池灣
善元泰、茅萬茂等名譽京滬的紹興黃酒品牌都是來自於阮社，做得最大的是章東明酒坊，清道光廿二年（1842）五口通商時，每年釀酒六千多缸，每缸六百餘斤。六年後，章東明酒坊先在上海開設二家酒行，後在天津設立全城明記酒莊。全城是章氏家族的堂號，全城明記不搞零售，專搞批發，作為向北方運銷產品的窗口，客戶遍佈華北，直至東北各省，生意興隆之時，年銷一萬多壇。
清朝中後期至民國初年，章東明酒坊因子孫後代對釀酒事業的繼承拓展，先後衍生信記、浚記、正記等作坊，號稱“三東明”，隨後又衍生介記、芳記、伯記等酒坊，均為紹興著名的釀酒商號。這時，原有場地不敷使用，便陸續遷往阮社東江對岸的章家匯頭置地擴建，僅留濬記酒坊在陳家漊底。濬記掌門章壽昌為紹興縣參議員，曾任開泰鄉鄉長，管轄阮社及附近村落，時任省長陳儀曾為其臺門題寫匾額。章壽昌是見過世面的人物，喜追潮流，愛趕時髦，且有配槍，帶勤務兵，阮社的第一臺收音機就是他從上海帶回來的。
老宅
“章茅李諸陳,除出不阮社人”阮社本地人除了嫁進來的媳婦都是這五姓，只有零星的葉姓、苗姓是從湖塘遷過來的。許多大戶人家，多數靠經營酒作坊起家致富。中國人的傳統是“在外闖蕩賺錢，回鄉購地建宅”，紹興人自然也不例外，房屋建得多了，戶與戶之間就形成了弄堂。阮社池灣的酒弄堂，就是紹興黃酒鼎盛時期留下的烙印。
石蕭牆
據傳，酒弄堂舊名溝弄堂，原是周邊百畝農田的洩水溝，兩邊房屋建成後，洩水溝被蓋上青石板，成為人們行走的通道。這條弄堂長不到百米，寬不足六尺，兩邊都是石蕭牆，南側是三板蕭牆，北側是兩板蕭牆，但兩板的蕭牆做得比三板的還高。曾聽人說，古代石蕭牆拼板多少，並非取決於主家貧富，而源於地位高低。三板蕭牆是做官人家的，二板比三板做得高，是因為富貴不仕，做得高過比鄰，有鬥氣的味道。
此說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弄堂兩旁院落的主人，是一對親兄弟，系章東明三弟章渭山的後代，章鴻記酒坊創始人章文鴻的傳人。兄弟倆年少時在上海善元泰酒店學徒，民國廿年，兄弟分炊自立，兄長楚南膝下兒女眾多，分得弄堂北側住宅為業，弄堂南側酒坊則歸弟弟榮生所有。兄弟分家時，楚南已改習儒業，不再專注酒坊業務，為兄的將酒坊讓給弟弟經營，多少有點謙讓的意思。但話說回來，為弟者的確很爭氣，時屆而立的章榮生接過善元泰酒坊大旗，親自掌控釀酒工藝環節，將酒坊做到年產千缸以上的規模後，由酒弄堂遷往與章東明酒坊隔岸相望的百羅井。
現存年代最久的黃酒就是產於阮社，釀於1920，距今已99年，現存於紹興黃酒博物館。
阮社一帶的酒坊業主常常把陳酒藏於夾牆密室內。1946年初夏，在阮社章東明酒坊的樓梯下找到一罈百年老酒。時隔四年又發現了一罈釀於光緒初年的地道紹興陳酒。這些陳酒當時都被賣了，喝過這些酒的人回憶，陳酒清淡，飲了二杯，即有沉沉醉意。去過黃酒博物館的人，一定看到過一罈用玻璃罩罩著的“百年陳釀”，在這壇酒的旁邊還陳列一份酒坊單，坊單用宣紙石印，“史文並述”地記述著酒的歷史等內容，落款是：民國庚申年正月本坊章鴻記主人謹述（蓋）善元泰麗號石印。從這張“酒坊單”，可知道這壇“百年陳釀”，是一個叫“章鴻記善元泰麗號”的坊主，釀於民國庚申年正月，即1920年，至今已有99個年頭，是名副其實的百年陳釀，亦是目前我國貯存最久的紹興黃酒實樣。
阮社的古建築多數是磚木串架結構建造的，用現代防火的眼光看，屬於B3級防火材料，極易燃燒，且無任何阻燃效果，火災危險性很大。當時紹興農村三餐的柴火，是農田收割後的幹稻草；夜裡照明的，是沒有防護的油燈盞；冬天取暖的，是盛有炭火的銅火熜。這些東西都是易燃之物，一旦引起火災，後果不堪設想，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個或幾個救火組織，也就是阮社人俗稱的“水龍局”。
百羅井，阮社菜市場對面。現在已成廢墟。
當今阮社人記得的“水龍局”有三家，一家在紙灰漊，由李氏家族發起，名字堂號暫無法考證；一家在池灣，發起人是章楚南、章榮生兄弟，取名永潛救火會；還有一家是東江的永安救火會，發起人叫章瑞年，人稱“五店王”，也是開酒作坊的。當時的救火會是有嚴格組織的，有董事、理事、監事，有管理維修的專門人員，還有專職的賬房先生。每條龍船除了龍兵，還配有泥水木匠，泥匠機靈，能上房控制水槍，木匠帶斧，可破門而入救人。東江永安救火會配有兩支水龍，一支是手動的撳槓龍，一支是德國進口的機器龍，是當時很罕見的進口貨。
阮社的“水龍局”常年值班人員，接到火警就亮起紅燈，值班人員分頭而行，敲鑼向村裡人報警。聽到鑼聲或者見到紅燈，龍兵和村民就會飛快趕來集合。每條龍船兩旁有七八個人划槳，誰坐前艄，誰去後艄，位置都有明確的分工。趕到火場，機器龍出水壓住火勢，撳槓龍跟進專攻餘火，看似分頭滅火，其實規範嚴謹，“水龍局”可以說是個英雄群體，阮社這麼多人家的房屋，歷數百年得以比較完整的保存，老老少少幾代龍兵的功勞，是誰也不能忘記的。
陳橋驛的自傳《八十逆旅》中深情回憶自己年輕時出任阮社小學校長的經歷。他說，“這是一個富裕的大村，所以這個學校在當地的最後優勢是經濟寬裕，而教師的待遇也比較好。學生只收書籍費，不收其他費用，比當今義務教育制度下的小學收費要低。經費的來源是兩項，最大頭的是酒捐，因為這裡是著名的酒鄉，每制一缸酒除了正規的捐稅外，附加一點很少的教育費。”
司馬昭一直想籠絡名士阮籍,一次,他替兒子司馬炎向阮籍的女兒求婚。阮籍不願意靠近和司馬氏走的太近，就故意狂飲喝得爛醉如泥,幾天都不省人事，使得受命前來求婚的人沒法開口。阮籍醉酒一方面是避世，一方面就是他確實愛酒，據《世說新語?任誕》中記載:“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為了能喝到酒,不惜辭去了司馬氏的幕僚職務,外放去當個不知名的步兵校尉。由此可知,他著實已痴迷於酒了。
公元253年農曆11月，阮籍和侄子阮咸經過山陰懷信裡，時值初冬，天氣陰沉。突然聞到酒香撲鼻，那是從一個島上傳來的。他四處尋找沒有發現上島的路，邊和侄子一起游泳上島。農曆十一月的天氣，落水後的身體經涼風一吹，凍得臉色發紫手腳僵硬，是村裡的爨筒熱老酒，才讓他們緩過氣來的。叔侄倆與文友在阮社的活動，歷史上傳頌不已，阮社人亦以此為榮。村人除了成立前阮會、晉阮會等社團逢年過節安排祭祀，還將他們尊為這方土地之神。阮社民諺所述“二廟五祠堂”中的二廟，指的就是祭祀阮氏叔侄的前廟和後廟。後廟所供阮籍塑像，至今的臉色仍然發紫，據說他們當年進村時，就是這副模樣。
現廟裡共有三塊碑，這3塊石碑分別刻於清康熙37年11月（1698年11月）、乾隆15年5月（1750年5月）和嘉慶15年7月（1810年7月）。其中，康熙、乾隆年間的兩塊石碑記錄了“龍華勝會”的內容，嘉慶年間更是詳細記錄“蘭盆會公助”的盛況。
民國廿三年（1934），紹興城鄉有釀酒作坊2246戶。其中東浦576戶，阮社435戶，湖塘414戶……，可見東浦、阮社、湖塘是紹興著名的“酒鄉”。曹聚仁所著《萬里行記》有專門的篇幅介紹紹興酒。說到阮社，曹聚仁先生寫道“阮社村到處都是釀坊，滿堤都是大肚子的酒罈，一眼看去，顯得這是醉鄉了”。現在東浦和湖塘都改造成了黃酒小鎮，阮社卻已經消失的無影無蹤了。
阮社被鑑湖環抱，村內又有小湖池灣
善元泰、茅萬茂等名譽京滬的紹興黃酒品牌都是來自於阮社，做得最大的是章東明酒坊，清道光廿二年（1842）五口通商時，每年釀酒六千多缸，每缸六百餘斤。六年後，章東明酒坊先在上海開設二家酒行，後在天津設立全城明記酒莊。全城是章氏家族的堂號，全城明記不搞零售，專搞批發，作為向北方運銷產品的窗口，客戶遍佈華北，直至東北各省，生意興隆之時，年銷一萬多壇。
清朝中後期至民國初年，章東明酒坊因子孫後代對釀酒事業的繼承拓展，先後衍生信記、浚記、正記等作坊，號稱“三東明”，隨後又衍生介記、芳記、伯記等酒坊，均為紹興著名的釀酒商號。這時，原有場地不敷使用，便陸續遷往阮社東江對岸的章家匯頭置地擴建，僅留濬記酒坊在陳家漊底。濬記掌門章壽昌為紹興縣參議員，曾任開泰鄉鄉長，管轄阮社及附近村落，時任省長陳儀曾為其臺門題寫匾額。章壽昌是見過世面的人物，喜追潮流，愛趕時髦，且有配槍，帶勤務兵，阮社的第一臺收音機就是他從上海帶回來的。
老宅
“章茅李諸陳,除出不阮社人”阮社本地人除了嫁進來的媳婦都是這五姓，只有零星的葉姓、苗姓是從湖塘遷過來的。許多大戶人家，多數靠經營酒作坊起家致富。中國人的傳統是“在外闖蕩賺錢，回鄉購地建宅”，紹興人自然也不例外，房屋建得多了，戶與戶之間就形成了弄堂。阮社池灣的酒弄堂，就是紹興黃酒鼎盛時期留下的烙印。
石蕭牆
據傳，酒弄堂舊名溝弄堂，原是周邊百畝農田的洩水溝，兩邊房屋建成後，洩水溝被蓋上青石板，成為人們行走的通道。這條弄堂長不到百米，寬不足六尺，兩邊都是石蕭牆，南側是三板蕭牆，北側是兩板蕭牆，但兩板的蕭牆做得比三板的還高。曾聽人說，古代石蕭牆拼板多少，並非取決於主家貧富，而源於地位高低。三板蕭牆是做官人家的，二板比三板做得高，是因為富貴不仕，做得高過比鄰，有鬥氣的味道。
此說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弄堂兩旁院落的主人，是一對親兄弟，系章東明三弟章渭山的後代，章鴻記酒坊創始人章文鴻的傳人。兄弟倆年少時在上海善元泰酒店學徒，民國廿年，兄弟分炊自立，兄長楚南膝下兒女眾多，分得弄堂北側住宅為業，弄堂南側酒坊則歸弟弟榮生所有。兄弟分家時，楚南已改習儒業，不再專注酒坊業務，為兄的將酒坊讓給弟弟經營，多少有點謙讓的意思。但話說回來，為弟者的確很爭氣，時屆而立的章榮生接過善元泰酒坊大旗，親自掌控釀酒工藝環節，將酒坊做到年產千缸以上的規模後，由酒弄堂遷往與章東明酒坊隔岸相望的百羅井。
現存年代最久的黃酒就是產於阮社，釀於1920，距今已99年，現存於紹興黃酒博物館。
阮社一帶的酒坊業主常常把陳酒藏於夾牆密室內。1946年初夏，在阮社章東明酒坊的樓梯下找到一罈百年老酒。時隔四年又發現了一罈釀於光緒初年的地道紹興陳酒。這些陳酒當時都被賣了，喝過這些酒的人回憶，陳酒清淡，飲了二杯，即有沉沉醉意。去過黃酒博物館的人，一定看到過一罈用玻璃罩罩著的“百年陳釀”，在這壇酒的旁邊還陳列一份酒坊單，坊單用宣紙石印，“史文並述”地記述著酒的歷史等內容，落款是：民國庚申年正月本坊章鴻記主人謹述（蓋）善元泰麗號石印。從這張“酒坊單”，可知道這壇“百年陳釀”，是一個叫“章鴻記善元泰麗號”的坊主，釀於民國庚申年正月，即1920年，至今已有99個年頭，是名副其實的百年陳釀，亦是目前我國貯存最久的紹興黃酒實樣。
阮社的古建築多數是磚木串架結構建造的，用現代防火的眼光看，屬於B3級防火材料，極易燃燒，且無任何阻燃效果，火災危險性很大。當時紹興農村三餐的柴火，是農田收割後的幹稻草；夜裡照明的，是沒有防護的油燈盞；冬天取暖的，是盛有炭火的銅火熜。這些東西都是易燃之物，一旦引起火災，後果不堪設想，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個或幾個救火組織，也就是阮社人俗稱的“水龍局”。
百羅井，阮社菜市場對面。現在已成廢墟。
當今阮社人記得的“水龍局”有三家，一家在紙灰漊，由李氏家族發起，名字堂號暫無法考證；一家在池灣，發起人是章楚南、章榮生兄弟，取名永潛救火會；還有一家是東江的永安救火會，發起人叫章瑞年，人稱“五店王”，也是開酒作坊的。當時的救火會是有嚴格組織的，有董事、理事、監事，有管理維修的專門人員，還有專職的賬房先生。每條龍船除了龍兵，還配有泥水木匠，泥匠機靈，能上房控制水槍，木匠帶斧，可破門而入救人。東江永安救火會配有兩支水龍，一支是手動的撳槓龍，一支是德國進口的機器龍，是當時很罕見的進口貨。
阮社的“水龍局”常年值班人員，接到火警就亮起紅燈，值班人員分頭而行，敲鑼向村裡人報警。聽到鑼聲或者見到紅燈，龍兵和村民就會飛快趕來集合。每條龍船兩旁有七八個人划槳，誰坐前艄，誰去後艄，位置都有明確的分工。趕到火場，機器龍出水壓住火勢，撳槓龍跟進專攻餘火，看似分頭滅火，其實規範嚴謹，“水龍局”可以說是個英雄群體，阮社這麼多人家的房屋，歷數百年得以比較完整的保存，老老少少幾代龍兵的功勞，是誰也不能忘記的。
陳橋驛的自傳《八十逆旅》中深情回憶自己年輕時出任阮社小學校長的經歷。他說，“這是一個富裕的大村，所以這個學校在當地的最後優勢是經濟寬裕，而教師的待遇也比較好。學生只收書籍費，不收其他費用，比當今義務教育制度下的小學收費要低。經費的來源是兩項，最大頭的是酒捐，因為這裡是著名的酒鄉，每制一缸酒除了正規的捐稅外，附加一點很少的教育費。”
司馬昭一直想籠絡名士阮籍,一次,他替兒子司馬炎向阮籍的女兒求婚。阮籍不願意靠近和司馬氏走的太近，就故意狂飲喝得爛醉如泥,幾天都不省人事，使得受命前來求婚的人沒法開口。阮籍醉酒一方面是避世，一方面就是他確實愛酒，據《世說新語?任誕》中記載:“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為了能喝到酒,不惜辭去了司馬氏的幕僚職務,外放去當個不知名的步兵校尉。由此可知,他著實已痴迷於酒了。
公元253年農曆11月，阮籍和侄子阮咸經過山陰懷信裡，時值初冬，天氣陰沉。突然聞到酒香撲鼻，那是從一個島上傳來的。他四處尋找沒有發現上島的路，邊和侄子一起游泳上島。農曆十一月的天氣，落水後的身體經涼風一吹，凍得臉色發紫手腳僵硬，是村裡的爨筒熱老酒，才讓他們緩過氣來的。叔侄倆與文友在阮社的活動，歷史上傳頌不已，阮社人亦以此為榮。村人除了成立前阮會、晉阮會等社團逢年過節安排祭祀，還將他們尊為這方土地之神。阮社民諺所述“二廟五祠堂”中的二廟，指的就是祭祀阮氏叔侄的前廟和後廟。後廟所供阮籍塑像，至今的臉色仍然發紫，據說他們當年進村時，就是這副模樣。
現廟裡共有三塊碑，這3塊石碑分別刻於清康熙37年11月（1698年11月）、乾隆15年5月（1750年5月）和嘉慶15年7月（1810年7月）。其中，康熙、乾隆年間的兩塊石碑記錄了“龍華勝會”的內容，嘉慶年間更是詳細記錄“蘭盆會公助”的盛況。
民國廿三年（1934），紹興城鄉有釀酒作坊2246戶。其中東浦576戶，阮社435戶，湖塘414戶……，可見東浦、阮社、湖塘是紹興著名的“酒鄉”。曹聚仁所著《萬里行記》有專門的篇幅介紹紹興酒。說到阮社，曹聚仁先生寫道“阮社村到處都是釀坊，滿堤都是大肚子的酒罈，一眼看去，顯得這是醉鄉了”。現在東浦和湖塘都改造成了黃酒小鎮，阮社卻已經消失的無影無蹤了。
阮社被鑑湖環抱，村內又有小湖池灣
善元泰、茅萬茂等名譽京滬的紹興黃酒品牌都是來自於阮社，做得最大的是章東明酒坊，清道光廿二年（1842）五口通商時，每年釀酒六千多缸，每缸六百餘斤。六年後，章東明酒坊先在上海開設二家酒行，後在天津設立全城明記酒莊。全城是章氏家族的堂號，全城明記不搞零售，專搞批發，作為向北方運銷產品的窗口，客戶遍佈華北，直至東北各省，生意興隆之時，年銷一萬多壇。
清朝中後期至民國初年，章東明酒坊因子孫後代對釀酒事業的繼承拓展，先後衍生信記、浚記、正記等作坊，號稱“三東明”，隨後又衍生介記、芳記、伯記等酒坊，均為紹興著名的釀酒商號。這時，原有場地不敷使用，便陸續遷往阮社東江對岸的章家匯頭置地擴建，僅留濬記酒坊在陳家漊底。濬記掌門章壽昌為紹興縣參議員，曾任開泰鄉鄉長，管轄阮社及附近村落，時任省長陳儀曾為其臺門題寫匾額。章壽昌是見過世面的人物，喜追潮流，愛趕時髦，且有配槍，帶勤務兵，阮社的第一臺收音機就是他從上海帶回來的。
老宅
“章茅李諸陳,除出不阮社人”阮社本地人除了嫁進來的媳婦都是這五姓，只有零星的葉姓、苗姓是從湖塘遷過來的。許多大戶人家，多數靠經營酒作坊起家致富。中國人的傳統是“在外闖蕩賺錢，回鄉購地建宅”，紹興人自然也不例外，房屋建得多了，戶與戶之間就形成了弄堂。阮社池灣的酒弄堂，就是紹興黃酒鼎盛時期留下的烙印。
石蕭牆
據傳，酒弄堂舊名溝弄堂，原是周邊百畝農田的洩水溝，兩邊房屋建成後，洩水溝被蓋上青石板，成為人們行走的通道。這條弄堂長不到百米，寬不足六尺，兩邊都是石蕭牆，南側是三板蕭牆，北側是兩板蕭牆，但兩板的蕭牆做得比三板的還高。曾聽人說，古代石蕭牆拼板多少，並非取決於主家貧富，而源於地位高低。三板蕭牆是做官人家的，二板比三板做得高，是因為富貴不仕，做得高過比鄰，有鬥氣的味道。
此說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弄堂兩旁院落的主人，是一對親兄弟，系章東明三弟章渭山的後代，章鴻記酒坊創始人章文鴻的傳人。兄弟倆年少時在上海善元泰酒店學徒，民國廿年，兄弟分炊自立，兄長楚南膝下兒女眾多，分得弄堂北側住宅為業，弄堂南側酒坊則歸弟弟榮生所有。兄弟分家時，楚南已改習儒業，不再專注酒坊業務，為兄的將酒坊讓給弟弟經營，多少有點謙讓的意思。但話說回來，為弟者的確很爭氣，時屆而立的章榮生接過善元泰酒坊大旗，親自掌控釀酒工藝環節，將酒坊做到年產千缸以上的規模後，由酒弄堂遷往與章東明酒坊隔岸相望的百羅井。
現存年代最久的黃酒就是產於阮社，釀於1920，距今已99年，現存於紹興黃酒博物館。
阮社一帶的酒坊業主常常把陳酒藏於夾牆密室內。1946年初夏，在阮社章東明酒坊的樓梯下找到一罈百年老酒。時隔四年又發現了一罈釀於光緒初年的地道紹興陳酒。這些陳酒當時都被賣了，喝過這些酒的人回憶，陳酒清淡，飲了二杯，即有沉沉醉意。去過黃酒博物館的人，一定看到過一罈用玻璃罩罩著的“百年陳釀”，在這壇酒的旁邊還陳列一份酒坊單，坊單用宣紙石印，“史文並述”地記述著酒的歷史等內容，落款是：民國庚申年正月本坊章鴻記主人謹述（蓋）善元泰麗號石印。從這張“酒坊單”，可知道這壇“百年陳釀”，是一個叫“章鴻記善元泰麗號”的坊主，釀於民國庚申年正月，即1920年，至今已有99個年頭，是名副其實的百年陳釀，亦是目前我國貯存最久的紹興黃酒實樣。
阮社的古建築多數是磚木串架結構建造的，用現代防火的眼光看，屬於B3級防火材料，極易燃燒，且無任何阻燃效果，火災危險性很大。當時紹興農村三餐的柴火，是農田收割後的幹稻草；夜裡照明的，是沒有防護的油燈盞；冬天取暖的，是盛有炭火的銅火熜。這些東西都是易燃之物，一旦引起火災，後果不堪設想，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個或幾個救火組織，也就是阮社人俗稱的“水龍局”。
百羅井，阮社菜市場對面。現在已成廢墟。
當今阮社人記得的“水龍局”有三家，一家在紙灰漊，由李氏家族發起，名字堂號暫無法考證；一家在池灣，發起人是章楚南、章榮生兄弟，取名永潛救火會；還有一家是東江的永安救火會，發起人叫章瑞年，人稱“五店王”，也是開酒作坊的。當時的救火會是有嚴格組織的，有董事、理事、監事，有管理維修的專門人員，還有專職的賬房先生。每條龍船除了龍兵，還配有泥水木匠，泥匠機靈，能上房控制水槍，木匠帶斧，可破門而入救人。東江永安救火會配有兩支水龍，一支是手動的撳槓龍，一支是德國進口的機器龍，是當時很罕見的進口貨。
阮社的“水龍局”常年值班人員，接到火警就亮起紅燈，值班人員分頭而行，敲鑼向村裡人報警。聽到鑼聲或者見到紅燈，龍兵和村民就會飛快趕來集合。每條龍船兩旁有七八個人划槳，誰坐前艄，誰去後艄，位置都有明確的分工。趕到火場，機器龍出水壓住火勢，撳槓龍跟進專攻餘火，看似分頭滅火，其實規範嚴謹，“水龍局”可以說是個英雄群體，阮社這麼多人家的房屋，歷數百年得以比較完整的保存，老老少少幾代龍兵的功勞，是誰也不能忘記的。
陳橋驛的自傳《八十逆旅》中深情回憶自己年輕時出任阮社小學校長的經歷。他說，“這是一個富裕的大村，所以這個學校在當地的最後優勢是經濟寬裕，而教師的待遇也比較好。學生只收書籍費，不收其他費用，比當今義務教育制度下的小學收費要低。經費的來源是兩項，最大頭的是酒捐，因為這裡是著名的酒鄉，每制一缸酒除了正規的捐稅外，附加一點很少的教育費。”
古纖道上的阮社橋，橋聯“一聲漁笛憶中郎，幾處村酤祭兩阮。”
司馬昭一直想籠絡名士阮籍,一次,他替兒子司馬炎向阮籍的女兒求婚。阮籍不願意靠近和司馬氏走的太近，就故意狂飲喝得爛醉如泥,幾天都不省人事，使得受命前來求婚的人沒法開口。阮籍醉酒一方面是避世，一方面就是他確實愛酒，據《世說新語?任誕》中記載:“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為了能喝到酒,不惜辭去了司馬氏的幕僚職務,外放去當個不知名的步兵校尉。由此可知,他著實已痴迷於酒了。
公元253年農曆11月，阮籍和侄子阮咸經過山陰懷信裡，時值初冬，天氣陰沉。突然聞到酒香撲鼻，那是從一個島上傳來的。他四處尋找沒有發現上島的路，邊和侄子一起游泳上島。農曆十一月的天氣，落水後的身體經涼風一吹，凍得臉色發紫手腳僵硬，是村裡的爨筒熱老酒，才讓他們緩過氣來的。叔侄倆與文友在阮社的活動，歷史上傳頌不已，阮社人亦以此為榮。村人除了成立前阮會、晉阮會等社團逢年過節安排祭祀，還將他們尊為這方土地之神。阮社民諺所述“二廟五祠堂”中的二廟，指的就是祭祀阮氏叔侄的前廟和後廟。後廟所供阮籍塑像，至今的臉色仍然發紫，據說他們當年進村時，就是這副模樣。
現廟裡共有三塊碑，這3塊石碑分別刻於清康熙37年11月（1698年11月）、乾隆15年5月（1750年5月）和嘉慶15年7月（1810年7月）。其中，康熙、乾隆年間的兩塊石碑記錄了“龍華勝會”的內容，嘉慶年間更是詳細記錄“蘭盆會公助”的盛況。
民國廿三年（1934），紹興城鄉有釀酒作坊2246戶。其中東浦576戶，阮社435戶，湖塘414戶……，可見東浦、阮社、湖塘是紹興著名的“酒鄉”。曹聚仁所著《萬里行記》有專門的篇幅介紹紹興酒。說到阮社，曹聚仁先生寫道“阮社村到處都是釀坊，滿堤都是大肚子的酒罈，一眼看去，顯得這是醉鄉了”。現在東浦和湖塘都改造成了黃酒小鎮，阮社卻已經消失的無影無蹤了。
阮社被鑑湖環抱，村內又有小湖池灣
善元泰、茅萬茂等名譽京滬的紹興黃酒品牌都是來自於阮社，做得最大的是章東明酒坊，清道光廿二年（1842）五口通商時，每年釀酒六千多缸，每缸六百餘斤。六年後，章東明酒坊先在上海開設二家酒行，後在天津設立全城明記酒莊。全城是章氏家族的堂號，全城明記不搞零售，專搞批發，作為向北方運銷產品的窗口，客戶遍佈華北，直至東北各省，生意興隆之時，年銷一萬多壇。
清朝中後期至民國初年，章東明酒坊因子孫後代對釀酒事業的繼承拓展，先後衍生信記、浚記、正記等作坊，號稱“三東明”，隨後又衍生介記、芳記、伯記等酒坊，均為紹興著名的釀酒商號。這時，原有場地不敷使用，便陸續遷往阮社東江對岸的章家匯頭置地擴建，僅留濬記酒坊在陳家漊底。濬記掌門章壽昌為紹興縣參議員，曾任開泰鄉鄉長，管轄阮社及附近村落，時任省長陳儀曾為其臺門題寫匾額。章壽昌是見過世面的人物，喜追潮流，愛趕時髦，且有配槍，帶勤務兵，阮社的第一臺收音機就是他從上海帶回來的。
老宅
“章茅李諸陳,除出不阮社人”阮社本地人除了嫁進來的媳婦都是這五姓，只有零星的葉姓、苗姓是從湖塘遷過來的。許多大戶人家，多數靠經營酒作坊起家致富。中國人的傳統是“在外闖蕩賺錢，回鄉購地建宅”，紹興人自然也不例外，房屋建得多了，戶與戶之間就形成了弄堂。阮社池灣的酒弄堂，就是紹興黃酒鼎盛時期留下的烙印。
石蕭牆
據傳，酒弄堂舊名溝弄堂，原是周邊百畝農田的洩水溝，兩邊房屋建成後，洩水溝被蓋上青石板，成為人們行走的通道。這條弄堂長不到百米，寬不足六尺，兩邊都是石蕭牆，南側是三板蕭牆，北側是兩板蕭牆，但兩板的蕭牆做得比三板的還高。曾聽人說，古代石蕭牆拼板多少，並非取決於主家貧富，而源於地位高低。三板蕭牆是做官人家的，二板比三板做得高，是因為富貴不仕，做得高過比鄰，有鬥氣的味道。
此說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弄堂兩旁院落的主人，是一對親兄弟，系章東明三弟章渭山的後代，章鴻記酒坊創始人章文鴻的傳人。兄弟倆年少時在上海善元泰酒店學徒，民國廿年，兄弟分炊自立，兄長楚南膝下兒女眾多，分得弄堂北側住宅為業，弄堂南側酒坊則歸弟弟榮生所有。兄弟分家時，楚南已改習儒業，不再專注酒坊業務，為兄的將酒坊讓給弟弟經營，多少有點謙讓的意思。但話說回來，為弟者的確很爭氣，時屆而立的章榮生接過善元泰酒坊大旗，親自掌控釀酒工藝環節，將酒坊做到年產千缸以上的規模後，由酒弄堂遷往與章東明酒坊隔岸相望的百羅井。
現存年代最久的黃酒就是產於阮社，釀於1920，距今已99年，現存於紹興黃酒博物館。
阮社一帶的酒坊業主常常把陳酒藏於夾牆密室內。1946年初夏，在阮社章東明酒坊的樓梯下找到一罈百年老酒。時隔四年又發現了一罈釀於光緒初年的地道紹興陳酒。這些陳酒當時都被賣了，喝過這些酒的人回憶，陳酒清淡，飲了二杯，即有沉沉醉意。去過黃酒博物館的人，一定看到過一罈用玻璃罩罩著的“百年陳釀”，在這壇酒的旁邊還陳列一份酒坊單，坊單用宣紙石印，“史文並述”地記述著酒的歷史等內容，落款是：民國庚申年正月本坊章鴻記主人謹述（蓋）善元泰麗號石印。從這張“酒坊單”，可知道這壇“百年陳釀”，是一個叫“章鴻記善元泰麗號”的坊主，釀於民國庚申年正月，即1920年，至今已有99個年頭，是名副其實的百年陳釀，亦是目前我國貯存最久的紹興黃酒實樣。
阮社的古建築多數是磚木串架結構建造的，用現代防火的眼光看，屬於B3級防火材料，極易燃燒，且無任何阻燃效果，火災危險性很大。當時紹興農村三餐的柴火，是農田收割後的幹稻草；夜裡照明的，是沒有防護的油燈盞；冬天取暖的，是盛有炭火的銅火熜。這些東西都是易燃之物，一旦引起火災，後果不堪設想，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個或幾個救火組織，也就是阮社人俗稱的“水龍局”。
百羅井，阮社菜市場對面。現在已成廢墟。
當今阮社人記得的“水龍局”有三家，一家在紙灰漊，由李氏家族發起，名字堂號暫無法考證；一家在池灣，發起人是章楚南、章榮生兄弟，取名永潛救火會；還有一家是東江的永安救火會，發起人叫章瑞年，人稱“五店王”，也是開酒作坊的。當時的救火會是有嚴格組織的，有董事、理事、監事，有管理維修的專門人員，還有專職的賬房先生。每條龍船除了龍兵，還配有泥水木匠，泥匠機靈，能上房控制水槍，木匠帶斧，可破門而入救人。東江永安救火會配有兩支水龍，一支是手動的撳槓龍，一支是德國進口的機器龍，是當時很罕見的進口貨。
阮社的“水龍局”常年值班人員，接到火警就亮起紅燈，值班人員分頭而行，敲鑼向村裡人報警。聽到鑼聲或者見到紅燈，龍兵和村民就會飛快趕來集合。每條龍船兩旁有七八個人划槳，誰坐前艄，誰去後艄，位置都有明確的分工。趕到火場，機器龍出水壓住火勢，撳槓龍跟進專攻餘火，看似分頭滅火，其實規範嚴謹，“水龍局”可以說是個英雄群體，阮社這麼多人家的房屋，歷數百年得以比較完整的保存，老老少少幾代龍兵的功勞，是誰也不能忘記的。
陳橋驛的自傳《八十逆旅》中深情回憶自己年輕時出任阮社小學校長的經歷。他說，“這是一個富裕的大村，所以這個學校在當地的最後優勢是經濟寬裕，而教師的待遇也比較好。學生只收書籍費，不收其他費用，比當今義務教育制度下的小學收費要低。經費的來源是兩項，最大頭的是酒捐，因為這裡是著名的酒鄉，每制一缸酒除了正規的捐稅外，附加一點很少的教育費。”
古纖道上的阮社橋，橋聯“一聲漁笛憶中郎，幾處村酤祭兩阮。”
拆遷前
司馬昭一直想籠絡名士阮籍,一次,他替兒子司馬炎向阮籍的女兒求婚。阮籍不願意靠近和司馬氏走的太近，就故意狂飲喝得爛醉如泥,幾天都不省人事，使得受命前來求婚的人沒法開口。阮籍醉酒一方面是避世，一方面就是他確實愛酒，據《世說新語?任誕》中記載:“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為了能喝到酒,不惜辭去了司馬氏的幕僚職務,外放去當個不知名的步兵校尉。由此可知,他著實已痴迷於酒了。
公元253年農曆11月，阮籍和侄子阮咸經過山陰懷信裡，時值初冬，天氣陰沉。突然聞到酒香撲鼻，那是從一個島上傳來的。他四處尋找沒有發現上島的路，邊和侄子一起游泳上島。農曆十一月的天氣，落水後的身體經涼風一吹，凍得臉色發紫手腳僵硬，是村裡的爨筒熱老酒，才讓他們緩過氣來的。叔侄倆與文友在阮社的活動，歷史上傳頌不已，阮社人亦以此為榮。村人除了成立前阮會、晉阮會等社團逢年過節安排祭祀，還將他們尊為這方土地之神。阮社民諺所述“二廟五祠堂”中的二廟，指的就是祭祀阮氏叔侄的前廟和後廟。後廟所供阮籍塑像，至今的臉色仍然發紫，據說他們當年進村時，就是這副模樣。
現廟裡共有三塊碑，這3塊石碑分別刻於清康熙37年11月（1698年11月）、乾隆15年5月（1750年5月）和嘉慶15年7月（1810年7月）。其中，康熙、乾隆年間的兩塊石碑記錄了“龍華勝會”的內容，嘉慶年間更是詳細記錄“蘭盆會公助”的盛況。
民國廿三年（1934），紹興城鄉有釀酒作坊2246戶。其中東浦576戶，阮社435戶，湖塘414戶……，可見東浦、阮社、湖塘是紹興著名的“酒鄉”。曹聚仁所著《萬里行記》有專門的篇幅介紹紹興酒。說到阮社，曹聚仁先生寫道“阮社村到處都是釀坊，滿堤都是大肚子的酒罈，一眼看去，顯得這是醉鄉了”。現在東浦和湖塘都改造成了黃酒小鎮，阮社卻已經消失的無影無蹤了。
阮社被鑑湖環抱，村內又有小湖池灣
善元泰、茅萬茂等名譽京滬的紹興黃酒品牌都是來自於阮社，做得最大的是章東明酒坊，清道光廿二年（1842）五口通商時，每年釀酒六千多缸，每缸六百餘斤。六年後，章東明酒坊先在上海開設二家酒行，後在天津設立全城明記酒莊。全城是章氏家族的堂號，全城明記不搞零售，專搞批發，作為向北方運銷產品的窗口，客戶遍佈華北，直至東北各省，生意興隆之時，年銷一萬多壇。
清朝中後期至民國初年，章東明酒坊因子孫後代對釀酒事業的繼承拓展，先後衍生信記、浚記、正記等作坊，號稱“三東明”，隨後又衍生介記、芳記、伯記等酒坊，均為紹興著名的釀酒商號。這時，原有場地不敷使用，便陸續遷往阮社東江對岸的章家匯頭置地擴建，僅留濬記酒坊在陳家漊底。濬記掌門章壽昌為紹興縣參議員，曾任開泰鄉鄉長，管轄阮社及附近村落，時任省長陳儀曾為其臺門題寫匾額。章壽昌是見過世面的人物，喜追潮流，愛趕時髦，且有配槍，帶勤務兵，阮社的第一臺收音機就是他從上海帶回來的。
老宅
“章茅李諸陳,除出不阮社人”阮社本地人除了嫁進來的媳婦都是這五姓，只有零星的葉姓、苗姓是從湖塘遷過來的。許多大戶人家，多數靠經營酒作坊起家致富。中國人的傳統是“在外闖蕩賺錢，回鄉購地建宅”，紹興人自然也不例外，房屋建得多了，戶與戶之間就形成了弄堂。阮社池灣的酒弄堂，就是紹興黃酒鼎盛時期留下的烙印。
石蕭牆
據傳，酒弄堂舊名溝弄堂，原是周邊百畝農田的洩水溝，兩邊房屋建成後，洩水溝被蓋上青石板，成為人們行走的通道。這條弄堂長不到百米，寬不足六尺，兩邊都是石蕭牆，南側是三板蕭牆，北側是兩板蕭牆，但兩板的蕭牆做得比三板的還高。曾聽人說，古代石蕭牆拼板多少，並非取決於主家貧富，而源於地位高低。三板蕭牆是做官人家的，二板比三板做得高，是因為富貴不仕，做得高過比鄰，有鬥氣的味道。
此說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弄堂兩旁院落的主人，是一對親兄弟，系章東明三弟章渭山的後代，章鴻記酒坊創始人章文鴻的傳人。兄弟倆年少時在上海善元泰酒店學徒，民國廿年，兄弟分炊自立，兄長楚南膝下兒女眾多，分得弄堂北側住宅為業，弄堂南側酒坊則歸弟弟榮生所有。兄弟分家時，楚南已改習儒業，不再專注酒坊業務，為兄的將酒坊讓給弟弟經營，多少有點謙讓的意思。但話說回來，為弟者的確很爭氣，時屆而立的章榮生接過善元泰酒坊大旗，親自掌控釀酒工藝環節，將酒坊做到年產千缸以上的規模後，由酒弄堂遷往與章東明酒坊隔岸相望的百羅井。
現存年代最久的黃酒就是產於阮社，釀於1920，距今已99年，現存於紹興黃酒博物館。
阮社一帶的酒坊業主常常把陳酒藏於夾牆密室內。1946年初夏，在阮社章東明酒坊的樓梯下找到一罈百年老酒。時隔四年又發現了一罈釀於光緒初年的地道紹興陳酒。這些陳酒當時都被賣了，喝過這些酒的人回憶，陳酒清淡，飲了二杯，即有沉沉醉意。去過黃酒博物館的人，一定看到過一罈用玻璃罩罩著的“百年陳釀”，在這壇酒的旁邊還陳列一份酒坊單，坊單用宣紙石印，“史文並述”地記述著酒的歷史等內容，落款是：民國庚申年正月本坊章鴻記主人謹述（蓋）善元泰麗號石印。從這張“酒坊單”，可知道這壇“百年陳釀”，是一個叫“章鴻記善元泰麗號”的坊主，釀於民國庚申年正月，即1920年，至今已有99個年頭，是名副其實的百年陳釀，亦是目前我國貯存最久的紹興黃酒實樣。
阮社的古建築多數是磚木串架結構建造的，用現代防火的眼光看，屬於B3級防火材料，極易燃燒，且無任何阻燃效果，火災危險性很大。當時紹興農村三餐的柴火，是農田收割後的幹稻草；夜裡照明的，是沒有防護的油燈盞；冬天取暖的，是盛有炭火的銅火熜。這些東西都是易燃之物，一旦引起火災，後果不堪設想，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個或幾個救火組織，也就是阮社人俗稱的“水龍局”。
百羅井，阮社菜市場對面。現在已成廢墟。
當今阮社人記得的“水龍局”有三家，一家在紙灰漊，由李氏家族發起，名字堂號暫無法考證；一家在池灣，發起人是章楚南、章榮生兄弟，取名永潛救火會；還有一家是東江的永安救火會，發起人叫章瑞年，人稱“五店王”，也是開酒作坊的。當時的救火會是有嚴格組織的，有董事、理事、監事，有管理維修的專門人員，還有專職的賬房先生。每條龍船除了龍兵，還配有泥水木匠，泥匠機靈，能上房控制水槍，木匠帶斧，可破門而入救人。東江永安救火會配有兩支水龍，一支是手動的撳槓龍，一支是德國進口的機器龍，是當時很罕見的進口貨。
阮社的“水龍局”常年值班人員，接到火警就亮起紅燈，值班人員分頭而行，敲鑼向村裡人報警。聽到鑼聲或者見到紅燈，龍兵和村民就會飛快趕來集合。每條龍船兩旁有七八個人划槳，誰坐前艄，誰去後艄，位置都有明確的分工。趕到火場，機器龍出水壓住火勢，撳槓龍跟進專攻餘火，看似分頭滅火，其實規範嚴謹，“水龍局”可以說是個英雄群體，阮社這麼多人家的房屋，歷數百年得以比較完整的保存，老老少少幾代龍兵的功勞，是誰也不能忘記的。
陳橋驛的自傳《八十逆旅》中深情回憶自己年輕時出任阮社小學校長的經歷。他說，“這是一個富裕的大村，所以這個學校在當地的最後優勢是經濟寬裕，而教師的待遇也比較好。學生只收書籍費，不收其他費用，比當今義務教育制度下的小學收費要低。經費的來源是兩項，最大頭的是酒捐，因為這裡是著名的酒鄉，每制一缸酒除了正規的捐稅外，附加一點很少的教育費。”
古纖道上的阮社橋，橋聯“一聲漁笛憶中郎，幾處村酤祭兩阮。”
拆遷前
拆遷後孤零零的
阮社水鄉多橋，也不乏名橋，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太平橋，此橋在《中國科學技術史》（橋樑卷）有載，該橋由一座半圓拱橋與九孔高低石樑橋組成，始建於明天啟年間。建於清道光年間的阮社橋，橋長20米，寬2.5米，跨徑2米。拱券最高處5米，拱角淨距4.5米，是纖道上的古橋，溝通運河支流及幹流。阮社先鋒村的信公橋，建於咸豐年間，石樑橋東側同跨向並接木樑橋，木樑橋上建磚木結構房屋三間，中間一間寬度與石橋樑跨徑相同，屋廊名為文昌閣。屋簷與石樑橋平行，使石樑橋成為風雨無阻的廊橋。橋面與屋樑之間豎有兩根石柱，上刻：“囗水壯文瀾□□□沾帝德、阮川留正氣伏魔蕩寇壯神威”。信公指的是信國公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