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旭
所謂甲午戰爭，從近代軍事的角度看，不過是一個小戰役。放在世界上，比它規模大得多的海戰、陸戰多的是，如勒班陀海戰、日德蘭海戰、中途島海戰、耶拿會戰、索姆河會戰、基輔會戰，等等。但是，這些戰役的失敗者都沒有像中國這樣，舉國悲情，一蹶不振。
放在中國，比這場戰役大得多的敗仗也多的是：九一八事變、南京保衛戰之敗。但，為什麼甲午戰役變成了甲午戰爭？
民國兵學理論家蔣百里先生在抗戰前就已經給出了答案。他精闢地指出，要想看穿日本的國民性，要從三樣東西上著眼。第一個是清酒，第二個是櫻花，第三個是鯉魚。清酒雖好但缺乏後勁，代表的是日本國力難以為繼。櫻花雖然絢麗，可能在一夜之間凋零，代表日本國運無常。鯉魚放在砧板上，無論廚師如何切割都巋然不動，代表日本武士的死的精神。正因為蔣百里從這個角度看透了日本人的實質，整個抗戰的變化也正是如此。日本人雖然長驅直入取得一時的勝利，但最終未能迫使中國向其屈服。相反，雖然日本在1944年仍然能在中國戰場上縱橫馳騁，但是到了1945年8月，一夜之間整個國家土崩瓦解，正驗證了蔣百里對這個國家的判斷。
從這個角度看甲午。我們遺憾李鴻章沒有聽到這個聲音，他自己也沒有這個智慧和勇氣。太平天國打了多少年？捻軍之亂打了多少年？波及多少省份？為什麼打內戰那麼英勇，那麼不計成本，到打外戰的時候就不行了呢？這本身就是清王朝腐敗無能、內外顛倒、本末不清的體現。假如清王朝在甲午戰爭中拿出打內戰的決心和勇氣，和日本進行一場持久戰，日本是根本沒有能力支撐下去的。
甲午戰爭是中日兩國爭國運盛衰的一場關鍵性決戰。這種打法是沒有含糊餘地的，是要竭盡全力使用最後一個營、最後一艘軍艦、最後一門火炮血戰到底的。既拼物質，更拼意志。
清廷的要員們，尤其是李鴻章，雖然早在1874年前後，就已經看到了日本近在肘腋，或將為中土永遠大患的現實，卻並沒有意識到這個大患的迫切性。李鴻章也強調發展海軍，防範日本，但仍然只是大而化之地說一下，心裡面並不清楚日本的威脅到底有多大、有多急迫，也不知道日本的戰爭時間表是如何制定的，自己也沒有對日作戰時間表，一切都是糊塗賬。
甲午年戰爭開打的時候，李鴻章的心裡沒有戰，只有和。戰爭開始之前，李鴻章要做的只有四個字——避戰保和，要竭力維持和平大局。所以，李中堂就變成了“李大局”。“李大局”要保這個大局，而日本人要破壞這個大局，日本人是不要和平的。日本人已經準備好大打一場了，李鴻章卻沒有準備，也就談不上把握戰爭機會了。
甲午之戰主要是日本陸軍挑起的一場戰爭，他們事先並沒有和海軍進行密切溝通。所以，當他們6月在朝鮮挑起爭端的時候，日本海軍的軍艦還散佈在從日本本土到夏威夷、到山東半島的廣大範圍之內。日本海軍聽說要開戰的時候，急如星火開始了急行軍，所有的軍艦全部向戰場前進。但是這些軍艦的位置不同、速度不同，最後是一艘一艘陸續抵達戰場的。當時，中國海軍是可以迅速全部集中到仁川的。在此情況下，如果李鴻章敢幹，集中力量先打掉日本三四艘軍艦，雙方海軍力量對比就會立即改變。因為當時日本還是一個弱國，一旦失去了海軍的幫助，很難和清軍對抗，等於是用一隻手打清軍的兩隻手。李鴻章從來沒這樣想過，腦子裡只有一個“和”字，他也派鐵甲艦去仁川，也一再增兵，目的只有一個字：“嚇”。當時有人說要不要把南洋的軍艦調過來？李鴻章說不用。為什麼呢？他說南洋的軍艦不中看，“豈能嚇倭”。既然他認為軍艦嚇不住日本人，也就用不到了。
李鴻章就是沒想過如何和日本人打。
日本人會被嚇住嗎？日本人是最不怕嚇的。日本的武士文化是寧折不彎，寧死不屈。日本是全世界最崇拜死亡的民族，他們蔑視千秋孤立的山嶺，而嚮往瞬間綻放的櫻花；他們欣賞的是壯烈的死亡，鄙夷的是屈辱的苟活。對於這樣一個民族、這樣一支軍隊，李鴻章卻幻想去嚇住它，根據何在？
在此完全不切實際的幻想之下，李鴻章連走臭棋。
就在日本海軍急如星火集中兵力的時候，李鴻章手上集結著當時東亞最強大的艦隊。但是，李鴻章讓這些軍艦三三兩兩地轉了一圈之後，又陸陸續續撤了回來。等到日本已經完成了海軍集結，李鴻章還沒有意識到危險的到來，反而動了一個小聰明念頭：租了三艘英國商船，掛英國國旗，幫他運陸軍到牙山去。他認為日本人不敢對英國船開炮，如果開炮一定挑起國際糾紛。這又暴露了李鴻章的幻想，總想推卸責任，就是不敢自己頂到前面。
當然，打了半輩子仗的李鴻章也知道這種事情畢竟是有風險的，故而派了兩艘巡洋艦，帶了一艘訓練艦跑到牙山口。事前他說得非常清楚，讓這三艘軍艦在口外巡遊警戒，以避免日本發動偷襲。豈知事到臨頭，“濟遠”號的指揮官方伯謙居然躲在牙山口內不敢出，只派了一艘老朽的木質訓練艦到口外巡邏，而且巡邏的方向是向北。但是，日本人是從南面來的。整個部署可以說是伸出手來讓人家剁。後來果不其然，日本三艘最現代化的巡洋艦，宛如虎入羊群一般，先把中國的兩艘巡洋艦咬了個半殘，然後幹掉了中國的運兵船。
這時候，仗是必須打了。但李鴻章這時候還沒抱定集中全力一決死戰的意志和信心。他這時的指導思想又是四個字：“以戰促和。”想的還是和中法戰爭一樣，和日本人打上幾仗，在戰場上形成僵局，然後再喊上幾個調停人，就像鄉下兩家人打架，象徵性打幾下之後，馬上喊幾個老頭調停，然後雙方坐下來喝個茶，談談條件，就此結束，各自回家。豈料日本人是決心將中國徹底打翻在地，不是要奪取朝鮮的問題，而是要徹底奪走中國在東亞幾千年的領導地位，要取代中國，成為東亞的新家長。
李鴻章看不到這一點，因此就談不上像樣的戰略戰術了。一會兒調這裡的部隊到那裡，一會兒又調那裡的部隊到這裡，調到最後，前線的防禦沒整頓好，後方又出來一大堆漏洞。日本人抓住這些漏洞，長驅直入，先是在牙山痛擊了葉志超；接著在平壤擊潰了淮軍的主力部隊；緊接著尾追撤退的清軍，一路直奔鴨綠江。就在清軍的注意力全部被引向鴨綠江的時候，日本的軍隊突然在花園口登陸，一路直奔金州，行進中半天佔領大連灣，接著長驅而南，一天攻佔旅順口！
儘管戰爭才剛剛打到家門口，清政府卻已徹底喪失了戰爭意志。於是清廷上下又形成了新的戰爭指導方針，叫“以和停戰”。先是找美國，再找英國，然後找俄國，希望列強能出面調停，讓中日坐下來談一談。但是，日本人會在這時候和你談嗎？日本人是“宜將剩勇追窮寇”，想徹底消滅殘存的北洋海軍，奪取山東半島最重要的軍港威海，做好在北京登陸的準備，以此恐嚇紫禁城裡面的慈禧和光緒，迫使中國大尺度割讓利益。
可憐清政府還幻想著通過和談停戰。清政府派出的第一批和談使節張蔭桓、邵友濂吃了日本人的閉門羹，日本以他們沒有全權授權為由，將他們趕回中國。後來，清廷迫不得已又派出李鴻章。這次日本倒是接納了李鴻章，並且擺下了談判桌。但是，一開始日本人就列出了舉座皆驚的條件：此次和談不涉及停戰。當時的國際法——只要是和談就停戰，而日本卻破了這個例，就像一開始日本人不宣而戰已經破了例一樣。既然日本人已經破了一次例，再破一次又有什麼奇怪的呢？
在日本人這種強勢的談判風格面前，清廷君臣就應該斷然撤回使節，並且做出遷都再戰的姿態。事實上，當時日本人雖然在戰場上連戰連勝，但是經濟上已經快山窮水盡了。與此同時，英國主要的目標還是阻止俄國南下，非常害怕中國真的被徹底打倒之後，會給俄國控制中國黃河以北地區的機會。所以，它並不希望中國被打得太狠。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事實上底氣不足。清廷內部上下沒有這個眼光和魄力，不僅沒有在和談之初撤使，甚至在李鴻章吃了一個槍子之後，也沒有撤使。這時候整個世界的輿論都同情中國，各國外交大使都認為日本野蠻，何況這時候在戰場上發生了旅順大屠殺這樣的事情。日本可以說已經陷入了外交危機之中。
清政府沒有打外交戰、輿論戰、心理戰的能力，所以抓不住機會。日本人一方面高調道歉，嚴懲凶手，同時表示因為這一槍，免掉一億兩白銀的賠款。事實上這種大幅度降價的行為，已經展現了日本人的心虛。但是清廷上下，根本沒有人意識到這是個把大敗局變回小戰役的戰機，反而認為能減掉一億兩已經是個勝利了。李鴻章沒有抓住這一外交戰略機遇，逆轉戰爭結局，是他在整個甲午戰爭中最大的失敗。總有人認為，李鴻章不應該為《馬關條約》的簽訂負主要責任，認為應該是慈禧和光緒。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李鴻章作為清朝統治者的核心成員，作為北洋海軍的主要統帥，作為甲午戰爭的軍事總指揮，作為外交總管，他不負主要責任，誰來負？慈禧和光緒要負的是領導責任。
可惜，清王朝就是清王朝，心弱手軟，註定被欺辱宰割。
最終，李鴻章頭纏紗布，坐在春風樓上和伊藤博文談判，像一個無助的乞丐一樣，祈求伊藤博文，哪還有半點大國宰相的尊嚴！
這是李鴻章的悲哀，更是大清國的悲哀。
節選自《戴旭講甲午戰爭 : 從晚清解體透視歷代王朝的政治敗因》，有刪減。題目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