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經濟系使用的教科書幾乎清一色是由美國經濟學家撰寫的，中國企業家也多熱衷於美式的MBA，極少關注日本和韓國被稱為“綜合商社”的企業組織。實際上，日本財團注重的團隊合作、共度危機、結成命運共同體，這些模式更多地傳承了中國儒家和道家文化。最近十年，中國基本上是按照美國的模式，把金融和產業剝離，這樣的話很難形成商社。在日本財團體制下，財團裡面既有製造業，也有商社和專門做物流的組織，還有金融企業，實際上是一個“商幫”的形態。

日本財團注重建立企業間的相互依賴關係，形成命運共同體，也就是日本企業文化中“和”的觀念，它強調互助、團結、合作、忍讓。但中國企業往往“打價格戰”，互相拆臺，獨佔山頭，惡性競爭。“和”文化基礎是源自中國的，像儒家、道家的“和思想”保持了漢家王朝400年的基業。這種文化基礎中國一直都有，包括現在的和諧思想也是。做小企業做的是產品，做中型企業做的是市場，做大企業做的是人才，而做超級企業就是大財團，做的是文化和哲學，這是不可否認的。如果一個財團到了海外，你可以有很多情報資源、人脈關係來共享，而現在中國的企業是一家一家殺向海外，成本很高，風險很大。

日本三井財團下的豐田、東芝、索尼、NEC、松下、馬自達等通過經驗、資源、情報、人力資源共享等都殺進了世界500強，而中國企業間最常見的就是相互挖牆腳，打價格戰最後搞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反正一山容不得二虎。

豐田、本田、佳能、松下、東芝、索尼、NEC……這一連串的日本企業，在中國可謂耳熟能詳。大部分國人不曉得的是，這些閃亮的名牌背後都有神祕的“大佬”在支持，就像演藝圈裡，很多光鮮亮麗的大明星背後都有經紀公司的力挺。日本“星企業”的追捧者就是綜合商社。

綜合商社不僅是日本大牌企業的幕後推手，而且是日本政治的決定力量。很多人都以為日本是一個現代民主國家，實際上，日本政治由幾大財閥操縱著，就連日本首相都對財團低聲下氣。日本媒體一度很少敢公開寫“財閥”這兩個字。作為日本財閥核心成員的綜合商社其實是日本經濟的總參謀部，是日本國家經濟戰略的制定者，同時也在日本政治、外交和軍事等方面具有很強的政策影響力。日本財團幾乎都加入經團聯，經團聯主席又被日本民間譽為“財界總理”。日本政府對世界經濟事務的認識和研究幾乎完全依賴於財團的研究機構。日本人都自嘲日本社會本身就是一家超大型綜合商社。

那麼，究竟什麼是綜合商社呢？從字面意義上簡單來說，商社就是貿易公司，而綜合商社就是多元化的貿易公司。綜合商社是日本特有的，以從事貿易批發為主，兼具多種經營，在產品、地區和功能方面均進行了充分多元化的跨國公司。一般而言，綜合商社具有流通、金融與情報三大職能。在流通領域，綜合商社涉足貿易、銷售、物流、保險、營銷與廣告；在金融領域，綜合商社涉足貿易融資、貸款與第三方貸款、股權投資；在情報領域，綜合商社的海外分支機構負責蒐集各方面的相關諮訊，而綜合商社總部負責蒐集、分析、整合全球範圍內的信息。

日本經濟學家、邊際產業擴張論的提出者小島清說：“綜合商社的實質是在一定的時間和場所中起中介作用的類市場合作體系，即綜合商社作為一個開放的綜合體，始終能夠憑藉集中與靈活權變的行為方式所發揮的多功能、綜合有序的運作，將社會經濟活動中的供給與需求緊密聯繫起來。”小島清的這句話簡單地說，即綜合商社是個神通廣大的中介機構，其活動圍繞“中介作用”這一本質特徵和市場定位展開的。通過這個非常中介，日本企業之間建立起來一種內在的交互關係，在競爭的同時避免了過度互掐所造成的悲劇；通過這個非常中介，日本企業與政府聯繫了起來，建立起具有實質性意義的“政商”關係；通過這個非常中介，日本企業與海外市場鏈接起來，踩著綜合商社預先搭建的跳板，日本企業順順當當地走出去了。

在日本人看來，經濟競爭是另一種形式的戰爭，“經濟戰爭”是全體國民的“對外戰爭”，要“內和而外戰”，競爭與合作一直是日本財團企業之間的主旋律。綜合商社的存在正是日本大和精神在經濟領域的體現。

改革開放以來，廣大壯大但遠沒有成熟起來的中國民營企業，懷揣著基業長青的憧憬，飽嘗單打獨鬥的無力感，永遠戰戰兢兢。這麼多年來，我們不自覺地重複洋務運動的西學東漸，一味沉迷於對歐美企業制度上的模仿和技術上的引進，雖有部分企業成功地實現了個體的大寫化，但遺憾的是，整體看來，中國還沒有出現一個脫離全球產業鏈最低端的民族品牌。

我們孜孜不倦地向世界500強等優秀企業學習經驗沒有錯，關鍵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辦法是不夠的，個體修煉內功，永遠不能強大到足以對付猛於虎的外資聯合剿殺。只有聯合起來形成合力一致對外，才能真正的強硬起來。這個道理再簡單不過了。也許，中國企業是時候放下集體性短視，學習一下日本企業的“大和”精神，早日完成產業整合，改變完全仰賴政府扶持的習慣，學會企業聯合，構建真正屬於自己的組織，自己給自己一個可靠的“後臺”。

第一章 中國企業為什麼總是集體性很受傷

偌大一箇中國，卻沒有幾個世界級民族品牌。而日本彈丸之地，擁有大把國際大品牌。每年中國都有大批的民營企業倒下去，很多企業家感嘆在中國做實業實在太難。事實上，在全球任何一個地方，做企業都很難。中國民營企業脆弱不是能怪環境，一個重大的原因就在於中國企業之間缺乏聯合精神。日本的大腕品牌都不是一己之功，而是有著可靠的“後臺”，堅強的推力。中國可以考慮學習日本綜合商社的模式，完成對中國企業的整合，並一致對外。

都是資源有恃無恐惹的禍？

多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一直沒有擺脫高投入、高消耗、重汙染、低產出的模式。從工業的產出看，大部分是資源高耗和高汙染型，如焦炭、鋁業等。生產1噸鋁平均消耗15000度電，相當於消耗4.8噸標準煤。這些產品大多用來出口，也可以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是在為外國節約資源，汙染自己的生存空間。從生產成本及效益上看，我國單位產值的資源和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與國際先進水平比，中國大型鋼鐵企業噸鋼的可比能耗要高出15%，火電供電能耗要高出20%，水泥的綜合能耗要高出23.6%。表面上的經濟繁榮，可能潛藏著資源枯竭的危機。

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和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一些高耗能、高消耗資源性產品轉移到中國，相應加大了我國的資源消耗總量。隨著大量的“中國製造”走向世界，中國也直接或間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資源。

出口以資源為依託的低附加值產品，這種方式其實是在變相賤賣我國寶貴的資源，另外搭售了我們的廉價勞動力。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每天向世界輸送天文數量的產品。這些產品全面消耗著中國的各種資源，許多資源是不可再生的，比如礦物能源。這些初級產品以接近資源的價格被賣到國外，他們將這些初級產品精加工後加價幾倍再賣給我們，我們靠賣資源和苦力賺的一點血汗錢，轉一圈後就又回到外國人手裡了，我們一無所獲，還汙染了環境、浪費了資源、犧牲了健康。因此，資源被賤賣乃是中國最大的痛。

這些年國際上有一個定律：中國進口什麼，什麼漲價，中國出口什麼，什麼就跌價。世界加工廠的顯著特點是擁有大規模的出口製造業。製造業需要豐富的水資源和土地資源作為基礎條件，需要大量的煤炭、電力、石油和便利的交通作為基本保障，特別是產品的原材料，許多都是國內缺乏或必須依賴進口的，如特種鋼鐵和有色金屬。長期以來國際石油市場被西方發達國家所壟斷，中國在已經被瓜分的石油市場上艱難地尋找立足之地。由於受到西方政治和經濟的擠壓，尋求合作開發或購買中東石油、俄羅斯石油、東南亞石油、拉美石油的種種努力收效甚微。近年來國際上原材料大幅度漲價就是託中國需求急增之福，國際市場對中國經濟的趨向非常敏感，中國在國際市場上採購原材料，一般會引發價格抬高。國外學者曾撰文誇張地比喻中國經濟為“中國打個噴嚏，世界就會感冒”。撇開正常的供需關係，國際上還有一股勢力亦在興風作浪，汙衊中國浪費了世界的資源，帶來了全球的環境問題。反思我們自己，高價購入原材料、低價推銷產品，外商拿走92%利潤，中國賺極少加工費，大量消耗能源，與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相差甚遠。

我們憑什麼去輕視自己的資源呢？資源不是貨幣，但是未來人們將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資源的購買力將遠遠大於目前以紙幣為核心的貨幣體系所代表的購買力。資源不僅具有貨幣所具有的功能，還具有貨幣沒有的功能。資源大於貨幣，支配勝於佔有。一個國家擁有的資源越多，這個國家就越主動。

與中國製造大手筆賤賣資源截然相反的是日本一直在極度保護著本國資源。日本通過法律和政策、金融支持，鼓勵民眾到海外購買資源。為了保障礦產資源穩定供應，日本組織各種團體以經濟援助為前導，以各種名義向世界各地派遣事業調查團，收集包括資源信息在內的各類信息。在此基礎上，日本政府以海外礦產勘查補貼計劃的形式，主要通過金屬礦業事業團和海外經濟合作基金會等機構，對日本公司開展海外地質調查、礦產勘查及礦山基本建設提供資助或貸款擔保。

中國的稀缺資源被以令人吃驚的價格賤賣！從1990—2005年，中國稀土的出口量增長了近10倍，可是平均價格卻被壓低到當初價格的64%。在世界高科技電子、激光、通信、超導等材料呈幾何級需求的情況下，中國的稀土價格並沒有水漲船高。一些稀土企業的代表說，按照目前的價格，稀土企業的利潤一般在1%～5%之間。就算最高達到5%左右的利潤，賣的也是土的價錢。外國人拿著印著代表貨幣的符號換走了我們珍貴的資源，一旦將來我們資源短缺，想再重新買回，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假如人家根本就不賣呢？這已經從經濟問題變成國家安全問題了。

必須認識到，資源並不是可以無節制地賤賣的。這是一種令人痛心的謬誤：我們把寶貴的資源甚至是最具有增值潛力的稀缺資源賤賣，換來最容易貶值的紙幣儲備起來。

中國企業對於資源的不珍視，一方面源自急功近利的短視，另一方面源自對於資源地位的淺識，資源不是一種簡單的生產原料，而是一種決定企業在產業鏈中地位的武器。日本人之所以全世界跑著開發資源，不僅僅出於本國能源危機，而是旨在佔領產業鏈上游制高點，掌握在整個產業的話語權。中國企業只把能源實用化，兩眼盯在了其使用價值上，而沒有看到產業價值。

過度依賴外資，外強實則中幹

數據表明，中國患有外資依賴症。近幾年，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的直接投資額超過500億美元，已成為全球最大的FDI（全稱ForeignDirectInvestment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國之一。FDI總量佔中國GDP的比重已經超過40%，大大高於發達國家及亞洲的一些國家和地區。

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2008年7月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比如玻璃行業，該行業中最大的5家企業已全部合資；佔全國產量80%以上的最大的5家電梯生產廠家，已經由外商控股；18家國家級定點家電企業中，11家與外商合資；化妝品行業被150家外資企業控制著；20%的醫藥行業在外資手中；汽車行業銷售額的90%來自國外品牌。

據國家工商總局調查，電腦操作系統、軟包裝產品、感光材料、子午線輪胎、手機等行業，外資均佔有絕對壟斷地位。而在輕工、化工、醫藥、機械、電子等行業，日資公司的產品已佔據1/3以上的市場份額。

不管人們願意不願意，我們不得不承認，外資在中國的勢頭已經非同一般。有人甚至驚呼：外資猛於虎！日本評論家聲稱：“中國經濟有可能被外資左右，有可能發生連鎖性破產。”這不是日本在“嚇唬”我們，理由有二：一是我國許多骨幹企業被外資吃掉了；二是中國外貿依存度已經達到80%，成為世界上外貿依存度最高的國家。

在強大的競爭壓力中，內資品牌與國外巨頭聯姻的故事在日化行業屢見不鮮。然而，不少內資企業發現“錯託終身”。20世紀90年代，寶潔、聯合利華等外資日化巨頭開始進軍中國市場。1994年前後，我國日化品牌掀起了一股“外嫁潮”。當年2月，擁有高富力品牌的廣州浪奇，與寶潔合資組建了廣州浪奇寶潔有限公司，浪奇以當時全國知名的高富力品牌、洗衣粉廠房和設備出資，佔40%的權益。隨後，北京的熊貓也“嫁”入寶潔家庭。一些當時紅紅火火的聯姻，事後證明，結果並不如意。“在合資過程中，我們的確學到了一些先進的管理經驗，但是自己的知名品牌卻被‘雪藏’起來，向外資品牌讓路，最後被迫慢慢地遠離消費者。”一位國內知名品牌的業內人士如是反思道。

中國第一、世界第五的電池生產商福建南孚公司也成為跨國壟斷資本合謀的經典案例。1999年南平市有關部門為改善治理結構而主導引進外資，但竭力避免被同行產業資本（主要是競爭對手美國吉列）所併購。然而，以摩根士丹利為首的國際基金在2002年對南孚實現控股後，2003年就將所持股份全部轉售給吉列。

企業掉入外資依賴的漩渦，無不被一個詞語所蠱惑：雙贏。哪個外資找上門來的時候不是衣冠楚楚地說：我們尋求的是雙贏。這不僅讓我們想起了，當年日本人揮舞刀槍“進入”中國的時候，說的也是“共榮”，是來“幫助”中國人的，結果呢？今天洋人們揮舞著美元進入中國，他們說的“雙贏”，難道不是異曲同工嗎？

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曾在人大會上強調：“如果聽憑跨國公司任意併購，中國的自主創新企業，民族企業將逐漸消失。國內龍頭企業的核心部分、關鍵技術和高附加值就可能被跨國公司控制，甚至作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大批骨幹企業也將不復存在。”

炫耀資金，以雙贏之語誘惑，拼命入股滲透；而後開始併購；併購後清洗創業者，雪藏該品牌，最終絞殺。這就是外資對待中國企業的慣技。令人痛惜的是，上鉤的全是民族精英品牌。消逝的不說，當今我們熟悉的那些品牌有幾個背後沒有西方大鱷在垂簾聽政呢？更可怕的是，對外開放30年，進入中國的外資早已告別“散兵遊勇”狀態，依靠自身雄厚的經濟實力與母國強大的政治後盾，西方大鱷們通過各種方式，活躍於中國各級政府部門與重要民間團體之間。由於缺乏有效地制約與制衡，各類境外利益集團通過各種途徑，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地介入了中國重大事務，並帶來一系列複雜影響。據專家總結，其在華滲透活動手法有五：

其一，公關高管。西方大鱷們熟諳中國國情，巧妙利用各方人脈，想方設法接近各級領導人，一方面試圖進行商業遊說，影響相關決策；另一方面可作炫耀資本，為商業活動鋪路。

其二，誘之以利。西方大鱷們或聘請一些部門領導與職員做諮詢師，或將相關課題配以豐厚的課題經費，給予有關部委研究機構或學者等，以此為途徑，對中國相關部門決策與立法施加影響。某些國際大公司常年、多次以課題研究名義，向國內一家研究中心提供研究經費，該中心投桃報李，一直為跨國公司的在華利益而奔走呼號。此外，以安排出國觀光、子女境外就讀、協助轉移資產等條件，或以參加國際學術研討、邀請做訪問學者、收錄論文進科學引文索引、授予名譽學位或職稱等為誘餌，吸引中國官員、學者為其效力。

其三，栽培經濟“漢奸”。中國滋生了一大批從事“買辦”活動的掮客，這些掮客與西方大鱷們形成日趨緊密的“共生”態勢，遊走在境外利益集團與國內各級政府部門之間，獲取超額收益。與境外利益集團結成利益共同體的還有法人。一些大型中資企業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充當外資的“鋪路石”與“敲門磚”。

其四，紮根地方。在GDP增長作為主要考核政績的制度安排下，一些地方政府紛紛進行“衝向底部”的“割喉戰”，爭相招攬外資，過度引進，超前開放，導致日趨嚴重的“外資崇拜”。

其五，藉助總部所在國政治力量。以政治促進商業利益，是國際社會“通行規則”，境外利益集團自然精於此道。如獲悉中國有關重點工程需要數億美元的設備和技術時，有的外企極力遊說該所在國政府與中國政府溝通，甚至通過國家領導人訪華促成與中方簽署鉅額供貨協議或交易。

積極吸引外資是中國的大政方針之一。託外資的福，中國經濟總量確實增加了，但經濟的自控力和安全性卻逐漸降低。因此，調整中國引進外資的戰略，強化中國經濟主體意識，是防止依賴外資的重要方面。我國所制定的投資鼓勵政策，有很多隻適用於外國投資者，對內外投資者不能一視同仁，一定程度上造成市場機制的扭曲。例如減免稅優惠和費用扣除政策的不同，內資企業所得稅率為33%，外資企業所得稅率大約15%，二者相差一倍多。這種政策歧視對於本來就勢單力薄的民族企業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外資對於中國企業所下的緊箍咒慢慢開始起效，很多企業已經有了切膚之痛。天上掉下來的餡餅未必就可口。天道自助，中國企業與其依賴外資，不如學習日本企業，依靠本國商社的力量，以本國商社為靠山，畢竟，說起來“共贏”，無論如何，自己人還是要比外人相對靠譜。日本企業及與其加盟的商社完全依靠本國力量，共同投資、互惠雙贏的做法，對患有嚴重外資依賴症的中國企業來說，無疑將是很好的借鑑模式。

苟活於全球產業鏈的最底層

中國有著令日本垂涎三尺的資源稟賦，中國企業卻始終處於全球產業鏈的最低端，扮演著辛苦的外資打工仔角色。

根據北京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統計數據分析：2006年中國的GDP總量約為2.6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總量45.8萬億美元的5.6%。2006年中國生產了全球總量51%的水泥、33%的鋼材、42%的建築業材料、38%的服裝、35%紡織品、35%以上家電等電子產品等等。在如此大的國際市場份額中，中國企業又獲得了多少價值呢？以5.6%份額除以最保守的35%的市場份額，得出中國商品價值僅為全球平均商品價值的1/6。

據《環球時報》報道，一雙售價為299瑞典克朗（1瑞典克朗約合1元人民幣）的“中國製造”女式皮鞋，皮鞋進口商支付給中國生產商的價格只有70克朗左右，而中國生產商每雙鞋的實際利潤只有五六元人民幣。中國品牌鞋與國際品牌鞋的價格也相距甚遠，雙星鞋與美國耐克鞋的製造成本只有幾美分之差，然而兩者的銷售價格卻相差整整5倍。

我們勤勤懇懇老老實實給別人做嫁衣，自己收穫一點蠅頭小利，如此忍氣吞聲委曲求全不說，還要莫名背上反傾銷的官司。

走不出去，形成不了國際氣場

“一流企業賣標準，二流企業賣產品，三流企業賣苦力。”品牌就是價值，品牌的差距就是價值的差距。這是中國企業家們對品牌差距最深切、最直接的體會。“我們的產品和那些世界名牌，是由同樣的面料、同樣的流水線甚至是同一條流水線做出來的。但是，我們的產品售價只是人家的1/10。”杉杉老總鄭永剛說，“目前我們國內有很多優秀品牌，但是如果要與優秀的世界品牌相比，還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我們的品質沒有問題，品牌有問題。”

中國是名副其實的“製造大國，品牌小國”。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扮演著“世界加工中心”的角色，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中國有近200種產品的產量居世界第一，物美價廉的“中國製造”商品充斥著世界各國的貨架，世界消費者已經到了離不開“中國製造”的地步了。

《今日美國》曾經這樣描述美國人一天的生活：從清晨起床到晚上睡覺，幾乎每一個生活與工作細節都離不開“中國製造”。早晨，叫醒美國人起床的鬧鐘有1/3印著“中國製造”；接下來洗手間裡的塑膠遮簾、體重秤、捲髮器以及吹風機大多來自中國；出門上班穿的衣服有17%是“中國製造”；路上使用的移動電話有27%從中國購買；到辦公室桌子上擺放的木製書框、各類小文具同樣是來自中國……晚上睡覺前，美國人需要關閉的檯燈或者吊燈大約50%是“中國製造”。

儘管世界離不開“中國製造”，中國在世界上的知名品牌卻是鳳毛麟角。據統計，我國出口商品中90%是貼牌產品，擁有自主品牌的不足10%。品牌缺失，導致我國企業只能陷於全球價值鏈中生產加工的低端環節，辛辛苦苦“為她人做嫁衣”，卻踏不上令人矚目的紅地毯。

目前中國的經濟總量已躍升為世界第三位，並與美國、日本的差距進一步縮小。然而我國的GDP中，品牌所創造的價值不足20%。品牌的短板導致中國並沒有獲得與經濟總量相匹配的整體競爭力，世界經濟論壇公佈的《2007—2008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美國是世界上競爭力最強的經濟體，日本和北歐國家排名繼續靠前，中國僅排名第34位。

互不團結，無法一致對外

有人說，美國是橋牌文化，提倡個人英雄主義；日本是圍棋文化，講究團隊合作；而中國則是麻將文化，盯著上家防著下家，說白了就是“窩裡鬥”。所以會產生“一箇中國人能對付兩個日本人，兩個中國人對付不了兩個日本人，三個中國人對付不了一個日本人”的怪象。有老外說：“一箇中國人是條龍，兩個中國人是頭豬，三個中國人是條蟲。”還有一個更形象的說法：中國人“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總之，擅長“窩裡鬥”是中國人的一個劣根性。

中國有一句諺語“出頭的椽子先爛”。當一個企業獲得成功並超越了同行的時候，落後的企業不是想怎麼奮起直追，而是首先想到如何把它拖下來。

第二章 日本真正的“教父”——商社皆是“潛伏大佬”

豐田、本田、佳能、松下、東芝、索尼、NEC……在很多人的眼中，這些耳熟能詳的企業才是日本競爭力的象徵。但是，你所不知道的是，站在這些光環耀眼的日本金牌製造業企業背後的，是擁有全球獨有商業模式運營的日本綜合商社。它們才是真正水面下的巨鯨，是日本企業界的潛伏教父，日本大企業成長的幕後推手，是主導日本經濟的內在力量，是日本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大莊家、幕後操盤手。

決定日本經濟的六大財團

眾所周知，美國有十大財團：洛克菲勒財團、摩根財團、第一花旗銀行財團、杜邦財團、波士頓財團、梅隆財團、克利夫蘭財團、芝加哥財團、加利福尼亞財團和得克薩斯財團。

在日本，也存在著六大“以資本為紐帶”的“財團型”企業集團。豐田、本田、佳能、松下、東芝、索尼、NFC……站在這些光環耀眼的日本金牌製造業企業背後的，是擁有全球獨有商業模式運營的日本六大財團。它們才是真正水面下的巨鯨，是日本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莊家、幕後操盤手。

日本財團就是一個新型的家族企業，它不再依靠自然人的血緣關係界定家族成員，而是以企業法人之間的資本關係形成新型的命運共同體。“二戰”以前的財閥是法人，集團有組織、有總部；而“二戰”以後不再有財閥，日本《反壟斷法》公佈之後，50%以上的股東控股都不被允許了，家族控股、家族管理的形式完全沒有了，股東十分分散，股份比例不能超過5%，成為了完全的股份制結構。所有集結到財團下的成員企業相互之間只有參股行為，可以說是兄弟公司，“親戚”關係，卻不再由“爸爸”來當總管或統領。沒有了“父子”隸屬關係，也就沒有了“集團公司”、“總部”這樣的行政機構，沒有“財團”的組織形式了。如今的財團就像是一個“品牌”下的利益共同體。其特點是：各成員企業之間呈環狀持股，是“以資本為紐帶”的；各成員企業之間只是一種橫向聯合，主要是為了相互提攜業務，因而它只是鬆散的聯合體；雖然集團以大銀行和金融機構為核心，最高權力機構是“經理會”，但集團沒有統一的管理機構；集團本身不具有獨立的法人地位。

財團綜合商社主辦銀行經理會名牌製造企業

三菱財團三菱商事東京三菱銀行金曜會三菱重工、三菱電機、本田技研、麒麟啤酒、旭玻璃

三井財團三井物產櫻花銀行（原）二木會新王子製紙、東芝、豐田汽車、三越、東麗、三井不動產

住友財團住友商事住友銀行（原）白水會住友金屬、住友化學、松下電器、NEC電器、三洋電機、朝日啤酒

富士集團丸紅商社富士銀行芙蓉會日產汽車、日本鋼管、札幌啤酒、日立、佳能、日本精工及久保田

三和財團日商巖井、日棉三和銀行三水會NTT、科思摩石油、神戶制鋼所、夏普、日本通運、積水化學工業

第一勸銀財團伊藤忠商社、兼鬆第一勸業銀行三金會富士通、清水建設、川崎制鐵、旭化成工業、富士電機、橫濱橡膠

影響世界經濟的九大商社

一般人會把財團和商社混為一談，實際上，商社只是財團的一個重要角色。綜合商社在財團中佔據著核心位置，同時在日本社會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也許中國不缺乏財團式的大企業集團，但是我們尤為缺乏的正是綜合商社這樣的角色。

日本財團分為三個構成部分：綜合商社、主辦銀行以及大型製造企業。財團是生產資本、金融資本、商業資本的有機結合，是一種以相互持股為紐帶，聯而不合的鬆散型聯合體。其中，銀行為集團內生產企業和綜合商社提供資金保證，起到“輸血”作用；綜合商社則作為貿易窗口，通過產品的供銷活動支持集團內生產經營活動，從而形成貿、工、銀一體化。日本財團的本質就在於“財團”二字，財代表“金融”、團代表“商幫”。金融中的企業間相互持股被稱為日本財團的“艦隊護航體制”，而綜合商社則是現代商幫的體現形式。

對於三者關係，專門長期研究三井財團的中國學者白益民先生有一個很形象的比喻：“大型製造企業就是財團家族的子女角色。主辦銀行（或金融集團）扮演著父親的角色，通常決定家庭成員的血緣關係和姓氏歸屬，是家庭成員穩定的經濟來源。而綜合商社自然扮演了母親的角色，她負責生育兒女（眾多製造業），照顧家庭成員的起居，對孩子的教育和成長施加影響，為子女長大後外出求學與發展謀劃（獲得情報），甚至為子女選擇對象和操辦婚嫁（創辦合資企業）。”

在整個日本經濟活動中，日本綜合商社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明治維新後，日本確立了經濟工業化的國家發展戰略。日本自然資源貧乏，工業化所需的原料、機器設備等等完全依賴國外市場。但是，自從日本國門被打開後，歐洲帝國依靠強大的海上運輸力量和長期貿易經驗，強迫日本政府接受一些不平等條件，控制了日本的進口貿易。日本政府為實現獨立貿易，扶持擁有一定外貿能力的商人開辦自己的商社，從事進口業務，突破歐洲貿易商對日本進口市場的壟斷。這就是綜合商社的誕生原因，從成立伊始就擔當著重大使命。

財團和商社左右日本政治

說到官商互護這一點，日本財團和綜合商社可以說做到了極致。與洛克菲勒這個民間財團不同的是，日本財團具有很強的“政商”色彩。財團和商社，作為日本戰後政治決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不僅影響著日本經濟的發展，而且直接參與了政治的運作過程。在日本重大的政治決策中，都可以看到日本財團和商社的身影。日本政府的重大國策多諮詢於財團，而非院校學者，財團領袖成為內閣高級顧問是常有的事。日本政商之間一直處於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狀態。

不僅如此，日本從前各屆內閣的組成人選，也不是首相一個人就能夠決定的。為了照顧各派系的利益，每一個新首相都會為了組成新政府煞費苦心，語氣謙恭地給各位大佬打電話徵詢意見。

以貿易為主體，以金融為後盾

商社既然是豐田、本田、佳能、松下、東芝、索尼、NEC這樣大名鼎鼎企業的幕後力量，那麼，它是通過什麼樣的魔力去掌控和服務這些superstar們呢？

正如日本著名的經濟評論家柴田明夫說：“商社的主要內容是貿易與投資。但是，商社不是管理工廠的企業，也不是投資銀行那樣的金融公司。綜合商社是一種以貿易為主體，以金融為紐帶，集貿易、金融、信息、投資、協調組織、綜合服務為一體的大型跨國公司。”

日本的綜合商社的基本定位是提供交易服務，為出口商開發海外市場，為進口商提供最有效的商業動態、市場行情等信息，監督貿易雙方的商業信用，幫助籌措資金或安排貿易，甚至提供全球範圍的運輸服務。從商社的歷史沿革看，它最傳統的業務是做貿易，一做就是百年。作為企業之間交易的組織者，它們從事國內貿易、進出口貿易和第三國間的貿易，構築起了龐大的交易網絡、信息網絡和物流網絡。它們對日本經濟、產業的貢獻及其舉足輕重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

在日本處於向近代國家轉變的階段，綜合商社發揮了從歐美髮達國家引進資源、技術以及向國外出口產品的橋樑紐帶作用。日本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為日本綜合商社的產生創造出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加之當時明治政府的大力扶植和保護，使綜合商社得以迅速發展起來。

由此可見，商社是日本近代以來堅持“貿易立國”的產物，做貿易是它的老本行，一直都是它的主體業務。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商社又不同於單純的貿易公司，而是能夠運用現代金融、信息、物流和諮詢等手段，不斷創造出新商業機會的實業公司。

綜合商社在日本又被稱為“第二銀行”，或“影子銀行”，但它與單純的銀行又不同，有投資銀行的功能，又有對關聯中小企業的融資功能。金融功能是綜合商社以巨大的籌資能力為基礎，以廣泛的金融服務為紐帶和手段，建立起貿易、金融、產業相互聯動發展的一種金融運作機制。綜合商社自產生起就發揮著潛力巨大的金融功能，以此為後盾，使其在貿易、金融、信息、投資、服務領域佔有壟斷優勢，在國際競爭中保持強大的生命力。綜合商社利用其強大的融資能力、廣泛的信息網和有效的組織能力為國內外企業提供“商社金融”服務，包括：商社信用、直接投資融資和租賃服務。

實力隱藏，大象無形

為什麼大多數國人都壓根不知道商社這樣的企業大亨呢？一方面，是我們在商業層面對日本的關注不夠；另一方面，是因為商社對自己的實力掩藏得太好。老子曰：“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不是中國企業而恰恰是日本商社為此做了最好的註解。

20世紀80年代雄起於世界的日本經濟十分張揚顯赫，四處擴張，“日本威脅論”甚囂塵上，結果是四面楚歌，招徠了一片喊打聲。經過了一番痛苦體驗後，日本吸取了教訓，一改其咄咄逼人的強大氣勢，借泡沫經濟破裂後的短暫頹勢，將自己打扮成了一個始終無法從頹勢中走出、失去了10年美好光陰的虛弱巨人。世人面對這一光景，無不為日本的夕陽西沉而感慨萬分。一改過去對日本戒備和警惕的心態，轉而用同情或嘲笑的目光關注和打量起這個昔日不可一世的經濟“巨人”。這正中了日本“暗渡陳倉”的陰謀。正如專家所言，所謂經濟衰退是日本政府對外宣傳上實施的“哀兵經濟”策略，目的就是為了隱蔽本國經濟實力。善於隱藏自己的實力，虛虛實實真真假假是日本民族的本性，而在數字上弄虛作假是日本最擅長也是最拿手的“把式活”。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只要是需要，都可以毫無愧色地施展這一慣用的伎倆。日本的企業管理者曾直言：“說到做假賬，日本的經營者都會笑著點頭同意。日本的企業一般有四本賬，真正的賬簿、給股東看的賬簿、給銀行看的賬簿、給稅務所看的賬簿。”

1993年，三井物產排名世界500強第一，在其後的10年間也都基本排名500強前10位。2003年以後，三井物產將能源部門等重要產業機構獨立核算，並且在全球設立獨立法人公司，使得自己在《財富》雜誌的世界500強排名中的位置迅速下降，其真正的實力和活動被隱藏起來，不為外界所注意。三井物產對500強排名從來都不屑一顧。三井物產作為三井財團的母體已經培育出眾多世界級的企業，三井財團體系內的500強企業更是有一大把，其中就有豐田、東芝、索尼、三井住友銀行、商船三井、三井造船、石川島播磨重工、三越百貨等知名企業。在世界範圍內，三井投資、參股的企業幾乎無所不在，但是在三井關聯企業的身上基本看不到三井的名稱。三井物產向來是一家“默默無聞”的企業，中國人對它知之甚少。

時至今日，日本綜合商社已變成一個強大的機構，擔負著日本的資源進口、產品出口、海外市場開拓的重任，促進了日本經濟國際化、產業結構高級化，成為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發動機”。有些西方經濟學家將日本的經濟模式稱為“會社主義”，意思是說，整個日本就是一個大企業。因此，不誇張地說，綜合商社是日本經濟的命脈。

《隱形冠軍》的作者赫爾曼·西蒙說：“隱形冠軍是21世紀有效管理企業的典範。他們遠離公眾視線卻取得了令世人瞠目的成就，令全世界的競爭對手敬畏。這樣的企業才有可能基業長青。”日本商社憑藉著卓越的藏拙能力，一天天地壯大自己，同時也成功地避開了中國的視野，悄悄地展開著“經濟略華”。

資源優勢互補，經營相互扶持

達爾文說：“除了某些微生物之外，地球上沒有任何物種能夠獨立生存。換句話說，絕大多數生物都是被其他類型的生物所包圍，甚至侵擾。經過長期的進化，這些緊鄰的生物以許多不同的方式相互影響。自然選擇有時似乎促成了這樣的事實：即使是生存鬥爭的敵人，只要滿足了關係持續，作為互相回報的條件，有可能是合作。”合作共生作為一種生存手段，在動物世界也很常見。草原上到處都是喜歡打洞的黃鼠，他們深藏在地下並且異常警覺，因此狼拿它們沒辦法——狼挖洞的技巧實在太差了。蜜獾則剛好相反，它打洞的速度比人都快，但是它行動太慢，黃鼠就在它面前都吃不到。因此這兩個食物鏈上的上下級在這件事上達成了約定：蜜獾負責挖掘，而狼則負責抓捕。狼沒有過河拆橋，因為它深明合作是優勢策略，與蜜獾一起捕獵的效率是單獨捕獵的三倍。

動物界如此，人類亦如此，日本人深諳這個道理。在日本，“共生共榮”是普遍的價值觀。而商社最大的意義就是能建立龐大的生產體系，分工合作，避免競爭，力求共贏。日本商社通過聯合互補的方式，解決了本國資源緊缺、海外擴張的難題。加入以商社為核心的財團有利於企業之間進行優勢互補，在經營上財團內部所屬企業之間可以相互扶持。

財團內的企業群體會將集團外部的中小企業群作為長期穩定的交易對象——外包公司，也就是將它們納入自己的業務經營範圍。這些外包公司有的向著水平方向延伸，如三菱公司旗下囊括了190家成員公司；有的朝著垂直方向發展，豐田公司下屬175個初級供應廠商和4000多個二級供應廠商就是最好的佐證。此外，在主要的製造商和全國幾千個零售商之間還存在著銷售聯盟。這樣一來，如同鑄造了銅牆鐵壁，刀槍難入。

同門之間的聯合演戲尚可理解，但是不同財團間的暗中密謀就多少出人意料。在日本，不同的商社之間也存在表面競爭卻私下合作的情況。據曾在日本商社工作多年的中國職業經理人介紹，商社負責人會定期聚首共商事宜，通過協商和利益均分，確定各自的客戶群體和目標市場。彼此一旦達成共識，也就意味著商社新的演出就要開始了。

在中國企業界，為了爭奪一塊共同的市場，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兩家實力相當的行業巨頭在拼個你死我活。而在日本，因為有了商社的從中撮合，企業間分享地盤的景象就會很常見。

合則兩利，分則雙敗，這個故事說明只有合作雙贏，才是人間正道。正如金融巨頭摩根說：“競爭是浪費時間，聯合與合作才是繁榮穩定之道。”日本企業以綜合商社為中心，資源優勢互補，經營相互扶持，不斷地實現加法效應。

經濟危機時刻，抱團取暖求生

金融危機的時候，中國成批成批的民營企業在倒下，而日本的很多企業卻安然無恙。並不是這些企業本身的實力比之中國企業強太多，而是他們能夠及時地抱團取暖。是誰促使這些企業在非常時期充滿信任地聯姻？正是日本財團及綜合商社。

日本總是舉國炒作能源緊張的話題，不少高收入的人卻在一滴水、一度電上精打細算。其實日本幾乎從來不停電，用電也無限制。日本這種憂患意識不僅是客觀國情的“加工型”反映，而且是日本人認識、約束自我思維方式的展現，是日本國民意識及價值觀的基石。

強烈的危機意識是日本強大的關鍵因素，也是日本商社存在的根基。美國企業背後的文化是個人主義，崇尚獨立性，利潤第一。當危機來臨時，美國公司總是企圖擺脫和剔除其陷入困境的產業和部門；而日本財團更加註重建立企業間的相互依賴關係，形成命運共同體，共度危機，共求發展，共同抵禦外部侵略。在金融危機的衝擊之下，一直受西方思維支配的中國很多企業才不得不嘗試與競爭對手“抱團取暖”。而抱團求生一直就是日本商社的成立宗旨。

三井物產的《三井氏家規》中最重要的一條是：“獨木易折，成林難摧，汝等要和睦親厚，共圖三井家運昌盛……同族絕不可相爭。”就是說，三井財團的成員企業在任何時候都要團結與共，共渡難關，一起走向昌盛，而萬萬不可同族起內訌。

在危機時刻，日本企業間這種與競爭對手“抱團取暖”的做法，看似是一種單純的企業聯手行為，實際上背後牽扯到財團之間的決策。促成這些企業走到一起的正是綜合商社。

在這一次的危機流中，我們很抱憾地看到，中國的企業沒有幾個成功地抱在了一起。原因有關鍵的兩點：第一，危機意識不夠，在危機來了的時候突然抱到一起，彼此很難做到百分百信任；第二，缺乏一個第三方的牽線人，如果兩個企業彼此不信任，卻有一個彼此都信任的組織做中間人，還是很可能抱緊的，中國企業就是缺乏像日本綜合商社這樣可信任和依賴的組織。所以，中國的企業是經不起危機考驗的，君不見此次金融危機，破產了多少民營企業。

不過，值得欣慰的是，在中國，也有著類似“可信賴的組織”存在。在中國，這樣的組織不叫商社，而是叫商會、商幫。商會、商幫雖然存在形式不同，但是也發揮著類似的作用。以溫州商會為例，溫州商會已經成了一個專有名詞，有著豐富的內涵：政府的影子內閣、民企的聚合效應、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第三種力量等等。

第三章 不斷變化著的“軟體動物”

把握市場，嗅察商機，不僵化公司的固有形態，這是商社的基因。從拉麵到火箭、從衛星到雞蛋，甚至更有比衛星大的宇宙，比雞蛋小的芯片和肉眼根本看不見的生物工程，隨需而變，無所不做，這就是商社的魅力根源。

“綜合”是商社的金字招牌

日本製造型大企業與歐美企業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典型的日本大企業擁有大量的子公司，通過這些子公司涉足範圍極廣、彼此關聯度並不大的業務領域，而典型的歐美企業的業務則往往集中於某一個領域，旗下子公司的專業關聯度一般很高。按產業經濟學的觀點，此所謂“多元化”與“專業化”之別。只是，日本商社的“綜合”的特徵並不僅僅是單純的“多元化”，日本商社是以商業職能為主導，兼具生產、流通、金融、信息、服務、組織功能為一體的，它一般是由一個緊密核心團，以及圍繞緊密核心團的半緊密層、鬆散層和關聯層構成的。緊密核心團是幾個實力雄厚的大型企業相互持股，在資金、資產上結成利益與共的經濟聯合體；半緊密層是由構成核心團的各大企業分別控股的子公司或分公司組成的；鬆散層是由核心團成員控股各子公司（或分廠、分公司）參股的許多中小型企業形成的；關聯層是由集團核心團、半緊密層和鬆散層的各個企業的協作單位組成的。

我們常說“狼來了”，其實一隻狼並不可怕，真正讓人害怕的是，一隻狼的出現，往往意味著一群狼的到來。狼其實不是最凶猛的食肉動物，而且獨狼也極難自保和生存。但由於狼總是一群一群地出現，且善於聯合作戰，因此狼群團隊的力量常令獅子等猛獸都心存敬畏，所謂“餓虎鬥不過群狼”。

商社的綜合特性，使得它發展成為了有著群狼精神的雄獅，在商場叢林中保持著“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霸主地位。

以鋼鐵行業為例。在澳大利亞、巴西等礦區密集的地方，到處可以看見三井旗下新日鐵的標誌；商船三井為各國的鋼鐵企業提供鐵礦石的運輸服務；而運輸所用的大型礦砂船又由三井船舶製造……三井物產協調、貫通了上下游整個產業鏈，作為一箇中介，它“既知道供應方的條件，又知道需求方的需要”，自然在行業內擁有了巨大的話語權。

哈佛商學院亞當·M.布蘭登勃格曾指出：“創造價值是一個合作過程，而攫取價值自然要通過競爭，這一過程不能孤軍奮戰，必須要相互依靠，企業就是要與顧客、供應商、僱員及其他相關人員密切合作。”“多元化”的最大掣肘是無端內耗的發生，而日本商社的聯合作戰思維，成功地解決了這個難題。

當然，商社的多元化項目並不一定全部都是成功的，有統計數據顯示，商社投資項目的成功率只在1‰，一般來說，投資一個項目後，商社會看三年，不賺錢的項目，商社就放棄、撤資、轉讓，但是單純的1‰，就成功地讓商社不斷擴張，越滾越大。這是因為在商社模式下，各企業能夠實現優勢互補，優化資源配置，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研究與開發，最終擴大市場份額；同時，通過強強聯合，不僅有利於優化國內的資源配置，還能夠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處於有利地位；而強弱聯合的收效也不小，強企業可以吸收了弱企業的長處，形成更大的競爭優勢；弱企業依託強企業可以改變原有的弱勢地位。

從拉麵到火箭從衛星到雞蛋“無所不做”

在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發生的“泡沫經濟”和所謂“失去的十年”後，日本經濟表現得很頑強，依舊保持著“亞洲龍頭”的地位，至今仍健康發展的企業不在少數，各大綜合商社更是“無所不做”。這是為什麼呢？

跨行業的非關聯性多元化在很多商業模式的嘗試中都是失敗的，這是因為存在一個“不協同”的問題，這種無邊界的擴張，使得企業在原有的人才資源，原有的市場渠道資源、採購渠道資源、研發能力、製造能力，包括管理經驗、企業文化、品牌資源等等，全部都不支持“新業務”，新開業務與原有業務之間沒有可以相互支持、相得益彰的業務能力，沒有任何共享資源，新業務必須重起爐灶，一切從零開始，稍有不慎，極易發生崩盤。

而商社模式恰恰解決了“不協同”的問題。在商社模式下，在商社找到並確立了產品項目後，一般就會分社，實際就是變成子公司，讓它們獨立出去。商社對它們只是擁有股權，從0.5%到60%不等。參股比較大的公司，商社會派人去管理，擔任董事長、總經理、副總經理或財務總監。公司下面的幹部、員工，都由公司自己招聘，不是商社本身的職員。還有很多情況下，廠家的盈利來自於增加設備、買原料，擴大投資，這要佔用很多資金。商社參股後，先把原料供給你，貨到再收錢，這實際就是變相在給廠家融資。這樣，商社就不會龐大無比，而分公司也保持著相對的獨立性，商社只是單方面的提供各種支援，並不會過多地干預，讓“不協同”的問題根本就不會出現。

當被問到商社的經營範圍時，三菱商事中國總代表助理小山雅久先生說了這樣兩句話：“商社不直接做產品”、“我們沒有主業”。而據相關報告記載，三菱商社經辦的商品品種有：

（1）開發建設類：

（2）燃料類：

（3）鋼鐵類：

（4）有色金屬：

（5）機械類：

（6）食品原料類：

（7）纖維類：

（8）化學品類：

（9）原材料類：

（10）其他類：保險代理業等。

在日本，沒有任何企業能像綜合商社那樣，經辦這麼多的商品。商社既是產業的組織者，又是產業的扶持者，這樣一種存在使得“除棺材和空氣之外無所不做”的經營模式成為了可能。

進口貿易、國內貿易和轉口貿易活動廣泛

從商社的歷史沿革看，商社最傳統的、最擅長的、也最根本的業務就是做貿易。作為企業之間交易的組織者，它們從事國內貿易、進出口貿易和第三國間的貿易，構築起了龐大的交易網絡、信息網絡和物流網絡。

商社在貿易活動中都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

在對外貿易中，商社扮演著服務者的角色，他主要的服務對象是中小企業。日本資源匱乏，向國外發展是最好的出路，在國外建廠可以使用當地勞動力，就近生產、就近銷售，還可以規避貿易壁壘等。隨著日本企業走出國門，他們對於走出去的套路——當地的法律、人員關係、政府關係、當地的合作伙伴等都不瞭解、不清楚。這種情況下，一個有著成熟經驗的引路人就格外重要，商社就是這個引路人。

利用日本國內複雜的銷售體制，綜合商社得以把外國競爭者排斥在外，確立起自己在國內市場的統治地位，同時，通過綜合商社，日本國內市場才既能夠與國際市場發生密切的聯繫，又能夠免於國際市場的直接衝擊，從而確保了日本這樣一個加工貿易國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能經常處於有利地位。

獨立而強悍的現代物流體系

準時生產方式，即“在需要的時候，按需要的量生產所需的產品”，也就是通過生產的計劃和控制及庫存的管理，追求一種無庫存，或庫存達到最小的生產系統。說起來很簡單，但僅及時物流這一點，很多企業都難以做到。有“日本經濟研究第一人”之稱的白益民指出，豐田生產模式的背後是三井商社。或許這才是豐田模式無法模仿的關鍵。

綜合商社特別強調對全球資源的控制力，並不斷推進對物流領域的滲透。綜合商社在海外獲取資源，在整合產業鏈的過程中更多的資本投放在對生產企業的上游原料物流和下游產品的銷售代理權中，日本大企業通過綜合商社（綜合商社對產業鏈的各個環節的企業採用小額入股）“小資本+大物流”的方式被組織在一起。這種“只服務不控股”（控股主要由日本的生產型企業來做）的方式更易於形成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而且又把經營風險降到了最低。

對於商社來說，商社統一負責產銷，可以集中訂貨，解決用戶資金週轉上的困難，還可以發揮信息功能和市場預測功能，協調不同廠家、不同運距的產品價格。據統計，日本鋼材總銷量的97%都是通過商社銷售的，生產廠家倚重商社，源於生產與流通專業化分工明確、物資流通高度社會化的模式。

日本人經常把分銷渠道比作河流，製造商位於上游，零售商居於下游。製造商通過與下游零售商的整合形成先進的物流系統。商社積極地推動了產業鏈之間的事業合作與整合，實現了實時物流的順暢，這才使得實時生產發揮出作用，使得JIT成為可能。

在商社的參與下，零配件廠商和生產企業的關係是一種長期的、穩定的合作關係，是一種特殊的契約關係。一個零配件廠商的絕大部分產出都供應給一個或兩個主要的生產企業，而主要的生產企業一般會在供應商那裡擁有一定的股份和指揮權。由於在長期交易關係中居於支配地位，大企業可以要求協作企業採用“最佳時態”供貨制，通過適時適量供應零部件來降低庫存，提高有效開工率。

如今，是一個全球化物流的時代，對於商社來說，機遇大於挑戰，過去貿易業務所累積出來的網絡和專門技術為它強悍的物流體系的推進打下了基礎，在這種物流模式下，成功可以任意複製。

依據龐大的信息網絡相時而動

美國經濟學家CebrowsArthur說：“信息就是力量，信息領域將是未來的戰場。”信息是生命，離開信息，企業就將面臨夭折的命運。

作為日本經濟的總參謀部，以及日本國家經濟戰略的制定者，綜合商社同時也對日本政治、外交和軍事等方面具有很強的政策影響力。日本政府對世界經濟事務的認識和研究幾乎完全依賴於如三井財團的“三井物產戰略研究所”和三菱財團的“三菱綜合研究所”這樣的研究機構。實際上，各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研究和制定都是來自於對世界範圍內收集來的各種情報的分析和研究。日本綜合商社在經濟情報方面有著無與倫比的巨大資源，這也決定了它在國家經濟決策中的重要地位。

評價企業成功與否，一個簡易的辦法是看其物流、工作流和信息流“三流”的情況，其中，信息流的質量、速度和覆蓋範圍，尤其可以“映照”企業的生產、管理和決策等各方面的“成色”。因為物流、工作流在企業的“生命活動”中最終無不以信息流的“高級形式”展現，就像生物體的所有活動都是基於神經系統傳遞的生物電信號一樣。

日本人的觀念裡做生意的本質就是利用信息不對稱，包括數量上的不對稱、質量上的不對稱和速度上的不對稱。這種觀念從博弈經濟學的角度來說無疑是相當正確的。

綜合商社國際化的最大收穫，就是掌握全球資訊，為下屬成員企業找出各地貿易、投資的互補機會，從中賺取利益。綜合商社是一個貿易組織，也是一個情報組織。

在國際化的道路上，製造企業需要什麼樣的信息，只要求助於綜合商社，商社就會立即啟動自己的龐大信息網絡，為其提供最滿意的答案。綜合商社是感觸世界經濟變化最靈敏的鼻子，它時刻關注著世界經濟甚或政局的最新動向，任何信息都難逃其信息網絡。不光生產製造企業離不開它，甚至日本政府也離不開它。

商社成功的最大資本是人

在綜合商社的體系中，內部團隊的建設顯得更為重要。企業的成功，說到底都是“人”的成功。對於任何產業，任何公司而言，人才都是制勝的法寶。人才是企業最重要的資本，誰擁有最多最優秀的人才，誰就擁有最大的資本。日本綜合商社的成功，正是因為商社都雲集了一大批優秀人才。綜合商社將一般企業的年功序列制度與選拔制度有機地結合起來，施行嚴格的考評和升級制度，培養出知識全面、經驗豐富的綜合型人才。近幾年來，綜合商社一直是日本大學生擇業的首選目標。每個商社都認為自己最主要的資產和最寶貴的財富是人才。這些人才不僅懂技術、會經營，更重要的是，具有事業心和奉獻精神。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曾說過：員工的培訓與教育是使員工不斷成長的動力與源泉。彼得·聖吉先生在《第五項修煉》中也指出：從整個五項修煉來講，團隊學習才是真正的中堅力量，不然其他是不可能的。在進入綜合商社工作的招聘面試時，面試教官會事先說道：商社就是一所大學，你是來這裡學習的。各綜合商社均致力於努力培養高素質員工，大部分商社均成立了自己的大學或研修機構，從一般職員到管理階層都必須接受嚴格的再培訓，以充分理解公司理念、明確公司運作方式，成為符合公司需要的各類人才。

商社在終身僱傭制基礎上，實施嚴格考評和升遷制度，促使員工以商社為家，對商社忠誠。因此，商社對於年資的要求是比較嚴格的。一位綜合商社的課長，可能需要在公司工作10年以上，部長則要20年以上的經驗。當然除了部分職員可不斷在商社本部內贏得更高職位外，更多的職員是在步入中年後走向了商社投資的關係企業的領導崗位。（文章源自微信訂閱號：三井商道有聊 shangdaoyoul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