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煥章

泉州港是我國中世紀著名的對外貿易港，宋元時期一度躍升為世界性的大商港。由於海上交通的發達，對外貿易的需要，宋元以來泉州所管轄的晉江、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和同安等七縣的陶瓷業獲得蓬勃發展，大量產品外銷亞非歐許多國家和地區，促進了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特別是有些產品直接與輸入國的宗教信仰文化結合在一起，為豐富和提高它們的宗教文化生活作出不少貢獻，泉州素來對外來的宗教採取寬容的態度，因而成為一個典型的多宗教聚集地。宋元時期，有些外來宗教在這裡得到迅速傳播和發展，它跟陶瓷都有聯繫，尤其是摩尼教還出現了專門定燒的瓷器，更富有歷史和文化的內涵。

本文僅選擇“明教會”碗和幾種較有代表性的外銷產品，來談談泉州古陶瓷與亞洲地區宗教信仰文化的關係，有錯之處，請批評指正。

一、 “明教會”碗與泉州摩尼教信仰文化

1979年，在距泉州20多公里的晉江縣羅山鄉蘇內村華表山摩尼教寺遺址草菴，發掘出“明教會”碗1件和殘碗片60多片。碗的口徑18.5釐米、高6.5釐米，內外施黑釉，較粗糙，底露胎，圈足，碗內壁劃上陰文“明教會”3字；在60多片的殘碗片中，有13片分別殘留“明”、“教”、“會”之字，裝飾方法和字體與完整的那件相同。由於1982年和1983年在晉江縣磁灶大樹威宋代古窯址的瓷層底水溝邊和山頂各發現1片劃有“明”字的黑釉碗殘片，形體與草菴發現的“明教會”碗一模一樣，證明了此種碗就是宋代磁灶窯燒製的。

明教即是公元3世紀波斯人摩尼所創立的摩尼教，唐朝武則天在位時傳入我國。何喬遠《閩書》卷七“方域志”寫道：

會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祿法師者，來入福唐（今福建福清），授侶三山（今福建福州），遊方泉郡（今福建泉州），卒葬郡北山下。

呼祿法師的墓現尚在泉州城北郊清源山中，這就證實了唐會昌年間，摩尼教在中原地區遭到唐朝政府嚴厲打擊後，確有呼祿法師者逃到福建並來泉州傳教。近代著名高僧弘一法師所撰書的《重興草菴碑》曰：“草菴肇興，蓋在宋代，逮及明初，輪奐盡美。”又從宋代“明教會”碗的發現，可以知道泉州的摩尼教經五代到兩宋已迅速發展，甚至在晉江華表山建造了寺院——草菴。

另者，從宋代“明教會”碗的發現說明了當時在草菴的摩尼教徒還集眾結成會社，即“明教會”，而且人多勢眾因為“明教會”碗是種飲食器具，當時這個“明教會”若不是人數多又勢力大，斷不可能去磁灶統一定燒並標上自己的標記。劉南強（英）在《華南沿海的景教徒和摩尼教徒》一文中寫道：

在中國，就如在奧古斯丁的北非那樣，摩尼教徒發展起一種精緻的基層組織制度，選民巡迴視察各個基層組織。這就促進了教士和俗民之間的聯繫，對於摩尼教的成功傳播有著重要意義。

草菴的“明教會”正是當時摩尼教的一個基層組織，它的出現說明了宋代泉州摩尼教的活躍盛況。可以說，草菴“明教會”碗的燒製，是宋代泉州摩尼教興盛的一個重要標誌，它既意味著古代泉州陶瓷文化與宗教信仰文化的密切結合，也體現了我國與波斯的文化交流。

二、 泉州古外銷陶瓷與亞洲其他國家的宗教信仰文化

１、軍持

“軍持”之名是從印度梵語音譯過來的，系“水瓶”之意。其器形特徵是喇叭口、長頸、扁腹、折腰，流上翹、無把、平底，原為佛教僧侶隨身攜帶用以貯水飲用和淨手的。早在公元四世紀，它就從印度傳入南洋群島，亦傳入我國。在晉朝法顯的《佛國記》中已有詳細的描述，今又發現了唐代初期的實物，它原先亦是跟佛教徒的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繫。在泉州，唐代的僧侶也使用過這種器物。元代釋大圭在《紫雲開士傳》卷一有這樣的記載：

師性高潔、澹然自處，至未嘗乎泉布。其影不出者三十年，連倍（背）金剛（《金剛經》），晝夜有渢渢之聲，室為之生白。所蓄軍持出水，實不涸盥，輒隨寒燠宜殆，類天給侍之者。

釋文師，系唐代泉州開元寺一住持，戚通初建造鎮國塔（即東塔，時為木塔）者，這條材料儘管帶點神話色彩，但它生動說明了唐代泉州的佛教徒在宗教生活中也跟軍持結下不解之緣。至於所用是否為泉州當地的產品，因尚無發現泉州一帶唐代窯址中有此實物資料而難於斷言。

到了宋元時期，隨著泉州海上交通和對外貿易的飛躍發展，從唐代已傳入泉州的伊斯蘭教更為興盛。這時，泉州的伊斯蘭穆斯林在生活上也廣泛地使用軍持。宋末元初僑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蒲壽在《心泉學詩稿》的“山中井”一詩中曾描述說：“明月照我牖，獨取攜軍持。”為了供給伊斯蘭穆斯林的需要，晉江磁灶和德化都大量生產這種器物，但主要的還是為了適應東南亞的需求而外銷。

這個時期，興起於阿拉伯半島的伊斯蘭教也通過對外貿易逐漸傳入東南亞，大部分人已從信奉佛教改宗伊斯蘭教，有些國家甚至上自國王下至百姓盡成為伊斯蘭穆斯林，即所謂“印度化時代”的結束，“伊斯蘭化時代”的開始。儘管這個地區大部分人的信仰改變，但使用軍持的傳統習慣不變，而且與宗教活動發生的關係更為密切。原故宮博物院陶瓷顧問韓槐準先生在《軍持之研究》中寫道：

南洋土人自信奉回教之後，對於傳統習慣應用之軍持，需要尤多，……除日常拜功（ Sem bahyang）當備此類水壺為小淨之用處。同時古代到天方朝覲（ Hajis Pityiiauage to Mecca）之最大重典時，亦當備此類水壺一個或數個，以為搭船時船主配給淡水之用。及到天方，依例行朝之覲禮，吻天手之玄石（Kiwing of the Blocketone）謁穆罕默德之陵墓後。至將歸時，當以所攜帶之水壺，汲麥嘉阿必（Ab-bae）滲滲井之泉。回教徒對於此井之水，極為重視。據稱可以驅邪治病，且可辟惡獸，止洶濤，馬來人稱為聖水（ Ager Toak Bola Holy Water）……歸贈戚友，以備家用。

由於東南亞的伊斯蘭穆斯林在宗教活動中亟需使用軍持，因此，當時為了擴大我國與東南亞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德化和晉江磁灶就大力發展軍持的生產，然後從泉州港出口外銷。

如今在德化的碗坪倉、屈鬥宮、後坑壟、後壟仔等宋元時期的窯址中所發現的軍持標本，有的與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博物院陳列的相同，有的與在東爪哇出土的一樣，在菲律賓馬尼拉聖安娜貝湖西端的內湖、民都洛的加萊拉港等遺址中也有發現。晉江磁灶的土尾庵和蜘蛛山等出土的軍持標本，在菲律賓也發現不少。1974年，發掘泉州後渚港宋代遠航東南亞的海船時出土1件軍持，以其器形、釉色和裝飾判斷，也是晉江磁灶生產的。從這些發現進一步證實了宋元時期德化和晉江磁灶生產的軍持大量外銷東南亞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印度尼西亞雅加達博物院所收藏的德化生產的軍持，其中有3件上書有阿拉伯文字，更證實是為了適應東南亞伊斯蘭穆斯林的需要。所以說，從德化和晉江磁灶軍持的生產和外銷，體現了宋元時期泉州與東南亞地區伊斯蘭教信仰文化的交流。

２、阿拉伯文大盤和碗

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博物院還收藏有德化窯生產的2件釉外三彩大盤和1件白地青花碗，上面都書有阿拉伯文字。釉外三彩大盤所書的大意是頌讚主宰安拉、至聖穆罕默德的偉大及教長阿布伯加、奧斯曼、阿利等的賢明大度；白地青花碗的外壁繪楔邊圓圈5個，每1圈中都寫同樣的阿拉伯文字，其意是“除安拉及其先知穆罕默德外，無其他上帝”，各圈中的終點也別書一個教長的名字。大盤系元代或明初生產；碗因底有“成化年制”的款識，可知是明代的產品。

據趙汝適《諸蕃志》記載，南宋時東南亞地區的飲食尚無使用器皿，多以植物的葉子作為食具。但自元代我國的陶瓷盤碗大量輸入後，才逐漸改變了他們落後的飲食方式。《明史》外國傳·文郎馬神國（在婆羅洲東岸）”條就這樣記載說：“初用蕉葉為食器，後與華人市，漸用瓷器。”馬歡《瀛涯勝覽》“占城國”條也載曰：“中國青瓷盤碗等品……甚愛之。”在“爪哇國”條更是具體地描述他們使用大盤的情況：

國人坐臥無床，吃食無匙箸。……用盤盛滿其飯，澆酥油湯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可見元、明之時，德化窯所生產的盤碗外銷東南亞，是作為食具之用。

然而，這種書有阿拉伯文字的盤碗跟一般盤碗還有所不同，它有著濃厚的伊斯蘭教文化色彩。一者，從所書的內容來看，帶有明顯的宣傳伊斯蘭教主張的性質。伊斯蘭教的基本信條，即所謂“清真言”是：“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其信仰就是要信安拉、信使者、信天使、信天經、信後世。在其經典《古蘭經》裡也教導說：“難道你不知道真主有天地的國權嗎？除真主之外，你們既沒有任何保護者，又沒有任何援助者。”（第二章黃牛107節）；“真主，除他外絕無應受崇拜的；他是永生不滅的，是維護萬物的……”（第二章黃牛255節）。伊斯蘭教是公元七世紀初阿拉伯半島社會大變動的產物，當時為了統一半島的需要，強調人們必須放棄多神的崇拜，無條件地信奉獨一無二的主宰——安拉，絕對地服從“安拉的使者”——“先知”穆罕默德。

元、明時期，東南亞地區的“伊斯蘭化”進一步深化，虔誠的伊斯蘭穆斯林對於宣傳伊斯蘭教主張的東西必然更為喜愛。於是，我國商人為了適應東南亞這種需要以擴大供銷市場，就特地燒製這種既有實用價值又有宣傳作用的產品。二者，這種盤碗，尤其是大盤得在宗教活動中才使用。由於大盤生產和運輸都比較困難，故其價格較為昂貴，不是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器具。韓槐準先生在《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中講得很明白：

此種大盤，非普通貧窮之民庶所能常備，此應為統治者，或貴人，或地區首長，大量儲藏於家中，以備將來他庶民借用。

他在此書中還描述說：“土人於宴會時以席敷地，置一滿盛米飯之大盤於其中，再以土人應用豬以外之魚肉等類，配濃厚之油膩，與薑黃香辣等料熬成之加里湯汁，澆於飯上。諸客圍坐，以手攝而食之。可見使用這種大盤的宴會必定是屬於宗教性的活動，或者是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重要活動。於是，從德化窯這種書有阿拉伯文的大盤和碗的生產和外銷，更明顯地意味著陶瓷文化與宗教信仰文化的結合，體現出泉州與東南亞伊斯蘭教信仰文化的交流。

３、龍甕

沙善德先生在《福建——中國考古學之新富源》一文中詳細地敘述說：

在古代陶瓷貿易中，自宋以還，皆以各式“龍甕”為主要。所謂“龍甕”者，蓋瓶上繪有一龍繞於此甕。此種“龍甕”為爪哇、渤泥及菲律賓的獵頭部落所珍存，而且代代相傳，尊之為神密之法寶，……餘曾多年來致力研究此種“龍甕”之來源。……在德化途中，一日下午步入一泉州本地陶鋪——泉州餘相信即為馬可波羅之“刺桐”古城，薄暮在該店之暗角中，餘見繪有團龍之缽甕與宋代一式。餘幾不能自制餘之興奮，該店中告餘謂種口瓶系來自附近製陶鄉村。翌日早晨，餘等即可前往該村。餘探究得知此地之陶業活動已有數百年之歷史。其瓷堆及今日之製造，皆足證明此地縱非“龍甕”之“唯一”來源，亦為來源之一。由該村瓷堆中所獲之古瓷碎片，與菲律賓及南海諸島所出者，及宋明時代出口之古瓷，均屬相符。目下雖經千年之久，然該村之陶業仍以製造“龍甕”相傳習。

其所指生產“龍甕”的製陶鄉村，即是晉江磁灶。清乾隆《晉江縣誌》卷一“輿地志”也記載說：“瓷器出晉江瓷灶鄉，取地土開窯，燒大小缽子、缸、甕之屬，甚饒足，並過洋（即過南洋）。”由此可知，自宋代以來，晉江磁灶一直生產這種“龍甕”，並大量外銷東南亞地區。

公元四世紀以降，東南亞地區儘管經歷了“印度化時代”和“伊斯蘭化時代”，長期受到文明社會的影響和衝擊，但由於地理、歷史和民族等諸多因素的制約，使得在菲律賓南部島嶼和北加裡曼丹部分山區等比較閉塞地方的土著居民，一直保留著原始宗教的某些殘餘，如存在鬼魂觀念的祖骨崇拜和鬼神崇拜。自我國的陶瓷輸入後，又跟該地區的這些原始宗教信仰結合在一起，產生了很多富有特色的宗教迷信活動。在這些活動中，晉江磁灶燒製的“龍甕”尤被大量使用。

在古代（甚至延續到現代），菲律賓南部和北加裡曼丹的一些民族所盛行的“甕棺葬”，或稱“洗骨葬”，就是使用這種“龍甕”。明代張燮《東西洋考》“文郎馬神”條在敘述加裡曼丹土著的“甕棺葬”說：“……及通中國，乃漸用瓷器，又好市華人瓷器畫龍其外，人死葬甕中以藏。”清道光《廈門志）卷八“番市，文郎馬神”條也記載曰：“俗用中國瓷器，好市瓷甕為棺具。”據Owen Mutier在《北婆羅洲土著之民俗研究》一文中介紹說，該地土著除了貧民以碩茂的樹身為棺外，“多半杜生人（ Dusuns）及大部分穆律人（Muntrs），皆用各種價目不同大瓶（即甕，下同），葬殮其屍。……通常殮法，剪瓶之首部，使口可以容屍。屍坐瓶中，膝碰下巴，然後以鑼蓋之，封以樹膠，藏之宅中七日，同時舉行葬禮，鑼鼓之聲，喧聒不斷……”

但有些土著民族使用的方法略有不同：如拖蘭的杜生人是常從舊墓中挖取已葬過的甕，將原藏之骨拋入江中，然後再用，於是一個古甕往往葬過四五代；而蘭敦和朋湘甘的穆律人則將死者先殮木棺之中，一年過後開棺移骨入甕再葬。在菲律賓的土著民族中，也普遍實行甕棺葬，如明多省南部的Hanano人和呂宋島北部的Hugao人等都採用這種葬俗。據呂純聲先生分析說：“洗骨葬是東南亞古代文化特質之一，同時也是東南亞最原始的葬式。”

另者，菲律賓和加裡曼丹的一些土著居民還存在“甕崇拜＂的習俗，其中對“龍甕”尤為崇拜，而且在加裡曼丹大多是跟鬼神崇拜結合在一起。《中國殖民史》記載說：“婆羅洲之勞仔人（Dayaks）嘉顏人（Kayans）所藏之瓦甕，或來自中國，上雕龍形，視為傳家之寶。土人謂瓦甕有神呵護，對之極恭敬。”加裡曼丹的杜生人（Dusuns）甚至認為這種“龍甕”是由龍變來的，更是視為神聖的東西。他們每年都要舉行一次“聖甕節”，即在每年農作物收成後舉行拜甕的祭典。節期一共有七天，崇拜活動由女巫們主持，全村參加。他們把“聖甕”和其他各類甕集中在一起，派一小孩護衛。前六天每晚都宴飲舞蹈，第六天晚上殺牛祭甕。至半夜，女巫們拿飯和酒敬甕，然後帶領眾人周遊全村，舞蹈、唸咒、驅鬼，最後遊至江邊，在特製的小禮船上放置食物和衣服，以饗惡鬼。爾後推船入江，使它順流出海。第七天晚上，又狂飲一夜而告終。如需要搬動“聖甕”，必須用珍貴的布加以包裹後再謹慎搬運。一般是嚴禁用船載甕，因擔心船會不堪“聖甕”的重量而致下沉，如一定要運甕過江，則需由女巫專程唸咒護送。於是，Owen Mutier在《北婆羅洲土著之民俗研究》一文中介紹說：

他們在“聖甕節”崇拜聖甕的情形頗為熱鬧。“聖甕節”當地叫做麗加候（ Menga-hou），所行的儀式稱為“摩伯”（ Mobog），目的是驅逐村中全年裡的一種邪魔。

從宋代以來晉江磁灶“龍甕”的外銷，並在加裡曼丹和菲律賓的土著民族中被大量使用於“祖骨崇拜”，而且還直接產生了對“龍甕”本身的崇拜，可以看出在東南亞陶瓷文化又與原始宗教信仰文化密切結合，這也反映了古代泉州與東南亞文化的交流。

４、瓷塑佛像：

泉州的瓷塑以德化最為著名，它出現於宋代，元代已相當盛行，至明代由於“象牙白”瓷土的運用，並誕生了何朝宗、張壽山、林朝景、陳偉等瓷塑大師而達到高峰。明清時期，其產品暢銷亞非許多國家，甚至遠達西歐，享有“東方藝術”之讚譽。吳仁敬、辛安潮在《中國陶瓷史》一書中描述說：

白建似定窯，無開片，質若乳白之滑膩，宛若象牙，光澤如絹，釉水瑩厚，以善制佛像著名。如如來、彌陀、觀世音、菩提、達摩等，皆精品。……明季自寧波流入日本，日本富人至不惜以萬金爭購之，足見其精美矣。

何朝宗 送子觀音瓷塑佛像

在德化的瓷塑佛像中，尤以何朝宗的瓷塑觀音最為珍貴。清乾隆《泉州府志）有記載說：

“何朝宗……善陶瓷像，為僧伽大士，天下傳寶之。”

這些瓷塑佛像流傳到亞非歐一些國家，是被當作珍貴的藝術品供陳列觀賞用的，然而在日本和東南亞一些佛教國家或沒被完全“伊斯蘭化”的國家，卻作為偶像來崇拜，有不少華僑也將它們帶到所在國供奉。鴻鵠先生在《明代瓷塑大師何朝宗》一文中記述何之瓷塑佛像說：

在東西洋市場上都是熱門貨，各方以高價爭購，也有一部分由華僑攜帶出國，日本及東南亞佛教國家對它格外喜愛。

有趣的是，當時在日本不少信奉基督教中的一派即天主教的信徒們，竟將德化生產的送子觀音瓷塑佛像當作聖母瑪麗婭來崇拜。上田恭輔在《支那古陶磁研究入門》中敘述說：

福建德化窯生產的手抱嬰孩的白高麗手法的觀音在日本的基督信徒中當作瑪麗婭的聖像大受歡迎，其需用量之大幾乎達到驚人的程度。

瓷塑佛像本是陶瓷文化與佛教信仰文化結合的產物，然而從上可以看出，明清時期的德化瓷塑佛像不僅受到日本和東南亞佛教徒的珍愛和崇祀，甚至受到日本天主教徒的珍愛和崇祀，這更充分地反映了泉州古陶瓷對日本和東南亞宗教信仰文化的影響。

總之，泉州的古陶瓷，無論在泉州本地或在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都與宗教信仰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繫，產生過重大的影響，因而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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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鄭煥章

泉州港是我國中世紀著名的對外貿易港，宋元時期一度躍升為世界性的大商港。由於海上交通的發達，對外貿易的需要，宋元以來泉州所管轄的晉江、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和同安等七縣的陶瓷業獲得蓬勃發展，大量產品外銷亞非歐許多國家和地區，促進了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特別是有些產品直接與輸入國的宗教信仰文化結合在一起，為豐富和提高它們的宗教文化生活作出不少貢獻，泉州素來對外來的宗教採取寬容的態度，因而成為一個典型的多宗教聚集地。宋元時期，有些外來宗教在這裡得到迅速傳播和發展，它跟陶瓷都有聯繫，尤其是摩尼教還出現了專門定燒的瓷器，更富有歷史和文化的內涵。

本文僅選擇“明教會”碗和幾種較有代表性的外銷產品，來談談泉州古陶瓷與亞洲地區宗教信仰文化的關係，有錯之處，請批評指正。

一、 “明教會”碗與泉州摩尼教信仰文化

1979年，在距泉州20多公里的晉江縣羅山鄉蘇內村華表山摩尼教寺遺址草菴，發掘出“明教會”碗1件和殘碗片60多片。碗的口徑18.5釐米、高6.5釐米，內外施黑釉，較粗糙，底露胎，圈足，碗內壁劃上陰文“明教會”3字；在60多片的殘碗片中，有13片分別殘留“明”、“教”、“會”之字，裝飾方法和字體與完整的那件相同。由於1982年和1983年在晉江縣磁灶大樹威宋代古窯址的瓷層底水溝邊和山頂各發現1片劃有“明”字的黑釉碗殘片，形體與草菴發現的“明教會”碗一模一樣，證明了此種碗就是宋代磁灶窯燒製的。

明教即是公元3世紀波斯人摩尼所創立的摩尼教，唐朝武則天在位時傳入我國。何喬遠《閩書》卷七“方域志”寫道：

會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祿法師者，來入福唐（今福建福清），授侶三山（今福建福州），遊方泉郡（今福建泉州），卒葬郡北山下。

呼祿法師的墓現尚在泉州城北郊清源山中，這就證實了唐會昌年間，摩尼教在中原地區遭到唐朝政府嚴厲打擊後，確有呼祿法師者逃到福建並來泉州傳教。近代著名高僧弘一法師所撰書的《重興草菴碑》曰：“草菴肇興，蓋在宋代，逮及明初，輪奐盡美。”又從宋代“明教會”碗的發現，可以知道泉州的摩尼教經五代到兩宋已迅速發展，甚至在晉江華表山建造了寺院——草菴。

另者，從宋代“明教會”碗的發現說明了當時在草菴的摩尼教徒還集眾結成會社，即“明教會”，而且人多勢眾因為“明教會”碗是種飲食器具，當時這個“明教會”若不是人數多又勢力大，斷不可能去磁灶統一定燒並標上自己的標記。劉南強（英）在《華南沿海的景教徒和摩尼教徒》一文中寫道：

在中國，就如在奧古斯丁的北非那樣，摩尼教徒發展起一種精緻的基層組織制度，選民巡迴視察各個基層組織。這就促進了教士和俗民之間的聯繫，對於摩尼教的成功傳播有著重要意義。

草菴的“明教會”正是當時摩尼教的一個基層組織，它的出現說明了宋代泉州摩尼教的活躍盛況。可以說，草菴“明教會”碗的燒製，是宋代泉州摩尼教興盛的一個重要標誌，它既意味著古代泉州陶瓷文化與宗教信仰文化的密切結合，也體現了我國與波斯的文化交流。

二、 泉州古外銷陶瓷與亞洲其他國家的宗教信仰文化

１、軍持

“軍持”之名是從印度梵語音譯過來的，系“水瓶”之意。其器形特徵是喇叭口、長頸、扁腹、折腰，流上翹、無把、平底，原為佛教僧侶隨身攜帶用以貯水飲用和淨手的。早在公元四世紀，它就從印度傳入南洋群島，亦傳入我國。在晉朝法顯的《佛國記》中已有詳細的描述，今又發現了唐代初期的實物，它原先亦是跟佛教徒的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繫。在泉州，唐代的僧侶也使用過這種器物。元代釋大圭在《紫雲開士傳》卷一有這樣的記載：

師性高潔、澹然自處，至未嘗乎泉布。其影不出者三十年，連倍（背）金剛（《金剛經》），晝夜有渢渢之聲，室為之生白。所蓄軍持出水，實不涸盥，輒隨寒燠宜殆，類天給侍之者。

釋文師，系唐代泉州開元寺一住持，戚通初建造鎮國塔（即東塔，時為木塔）者，這條材料儘管帶點神話色彩，但它生動說明了唐代泉州的佛教徒在宗教生活中也跟軍持結下不解之緣。至於所用是否為泉州當地的產品，因尚無發現泉州一帶唐代窯址中有此實物資料而難於斷言。

到了宋元時期，隨著泉州海上交通和對外貿易的飛躍發展，從唐代已傳入泉州的伊斯蘭教更為興盛。這時，泉州的伊斯蘭穆斯林在生活上也廣泛地使用軍持。宋末元初僑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蒲壽在《心泉學詩稿》的“山中井”一詩中曾描述說：“明月照我牖，獨取攜軍持。”為了供給伊斯蘭穆斯林的需要，晉江磁灶和德化都大量生產這種器物，但主要的還是為了適應東南亞的需求而外銷。

這個時期，興起於阿拉伯半島的伊斯蘭教也通過對外貿易逐漸傳入東南亞，大部分人已從信奉佛教改宗伊斯蘭教，有些國家甚至上自國王下至百姓盡成為伊斯蘭穆斯林，即所謂“印度化時代”的結束，“伊斯蘭化時代”的開始。儘管這個地區大部分人的信仰改變，但使用軍持的傳統習慣不變，而且與宗教活動發生的關係更為密切。原故宮博物院陶瓷顧問韓槐準先生在《軍持之研究》中寫道：

南洋土人自信奉回教之後，對於傳統習慣應用之軍持，需要尤多，……除日常拜功（ Sem bahyang）當備此類水壺為小淨之用處。同時古代到天方朝覲（ Hajis Pityiiauage to Mecca）之最大重典時，亦當備此類水壺一個或數個，以為搭船時船主配給淡水之用。及到天方，依例行朝之覲禮，吻天手之玄石（Kiwing of the Blocketone）謁穆罕默德之陵墓後。至將歸時，當以所攜帶之水壺，汲麥嘉阿必（Ab-bae）滲滲井之泉。回教徒對於此井之水，極為重視。據稱可以驅邪治病，且可辟惡獸，止洶濤，馬來人稱為聖水（ Ager Toak Bola Holy Water）……歸贈戚友，以備家用。

由於東南亞的伊斯蘭穆斯林在宗教活動中亟需使用軍持，因此，當時為了擴大我國與東南亞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德化和晉江磁灶就大力發展軍持的生產，然後從泉州港出口外銷。

如今在德化的碗坪倉、屈鬥宮、後坑壟、後壟仔等宋元時期的窯址中所發現的軍持標本，有的與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博物院陳列的相同，有的與在東爪哇出土的一樣，在菲律賓馬尼拉聖安娜貝湖西端的內湖、民都洛的加萊拉港等遺址中也有發現。晉江磁灶的土尾庵和蜘蛛山等出土的軍持標本，在菲律賓也發現不少。1974年，發掘泉州後渚港宋代遠航東南亞的海船時出土1件軍持，以其器形、釉色和裝飾判斷，也是晉江磁灶生產的。從這些發現進一步證實了宋元時期德化和晉江磁灶生產的軍持大量外銷東南亞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印度尼西亞雅加達博物院所收藏的德化生產的軍持，其中有3件上書有阿拉伯文字，更證實是為了適應東南亞伊斯蘭穆斯林的需要。所以說，從德化和晉江磁灶軍持的生產和外銷，體現了宋元時期泉州與東南亞地區伊斯蘭教信仰文化的交流。

２、阿拉伯文大盤和碗

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博物院還收藏有德化窯生產的2件釉外三彩大盤和1件白地青花碗，上面都書有阿拉伯文字。釉外三彩大盤所書的大意是頌讚主宰安拉、至聖穆罕默德的偉大及教長阿布伯加、奧斯曼、阿利等的賢明大度；白地青花碗的外壁繪楔邊圓圈5個，每1圈中都寫同樣的阿拉伯文字，其意是“除安拉及其先知穆罕默德外，無其他上帝”，各圈中的終點也別書一個教長的名字。大盤系元代或明初生產；碗因底有“成化年制”的款識，可知是明代的產品。

據趙汝適《諸蕃志》記載，南宋時東南亞地區的飲食尚無使用器皿，多以植物的葉子作為食具。但自元代我國的陶瓷盤碗大量輸入後，才逐漸改變了他們落後的飲食方式。《明史》外國傳·文郎馬神國（在婆羅洲東岸）”條就這樣記載說：“初用蕉葉為食器，後與華人市，漸用瓷器。”馬歡《瀛涯勝覽》“占城國”條也載曰：“中國青瓷盤碗等品……甚愛之。”在“爪哇國”條更是具體地描述他們使用大盤的情況：

國人坐臥無床，吃食無匙箸。……用盤盛滿其飯，澆酥油湯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可見元、明之時，德化窯所生產的盤碗外銷東南亞，是作為食具之用。

然而，這種書有阿拉伯文字的盤碗跟一般盤碗還有所不同，它有著濃厚的伊斯蘭教文化色彩。一者，從所書的內容來看，帶有明顯的宣傳伊斯蘭教主張的性質。伊斯蘭教的基本信條，即所謂“清真言”是：“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其信仰就是要信安拉、信使者、信天使、信天經、信後世。在其經典《古蘭經》裡也教導說：“難道你不知道真主有天地的國權嗎？除真主之外，你們既沒有任何保護者，又沒有任何援助者。”（第二章黃牛107節）；“真主，除他外絕無應受崇拜的；他是永生不滅的，是維護萬物的……”（第二章黃牛255節）。伊斯蘭教是公元七世紀初阿拉伯半島社會大變動的產物，當時為了統一半島的需要，強調人們必須放棄多神的崇拜，無條件地信奉獨一無二的主宰——安拉，絕對地服從“安拉的使者”——“先知”穆罕默德。

元、明時期，東南亞地區的“伊斯蘭化”進一步深化，虔誠的伊斯蘭穆斯林對於宣傳伊斯蘭教主張的東西必然更為喜愛。於是，我國商人為了適應東南亞這種需要以擴大供銷市場，就特地燒製這種既有實用價值又有宣傳作用的產品。二者，這種盤碗，尤其是大盤得在宗教活動中才使用。由於大盤生產和運輸都比較困難，故其價格較為昂貴，不是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器具。韓槐準先生在《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中講得很明白：

此種大盤，非普通貧窮之民庶所能常備，此應為統治者，或貴人，或地區首長，大量儲藏於家中，以備將來他庶民借用。

他在此書中還描述說：“土人於宴會時以席敷地，置一滿盛米飯之大盤於其中，再以土人應用豬以外之魚肉等類，配濃厚之油膩，與薑黃香辣等料熬成之加里湯汁，澆於飯上。諸客圍坐，以手攝而食之。可見使用這種大盤的宴會必定是屬於宗教性的活動，或者是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重要活動。於是，從德化窯這種書有阿拉伯文的大盤和碗的生產和外銷，更明顯地意味著陶瓷文化與宗教信仰文化的結合，體現出泉州與東南亞伊斯蘭教信仰文化的交流。

３、龍甕

沙善德先生在《福建——中國考古學之新富源》一文中詳細地敘述說：

在古代陶瓷貿易中，自宋以還，皆以各式“龍甕”為主要。所謂“龍甕”者，蓋瓶上繪有一龍繞於此甕。此種“龍甕”為爪哇、渤泥及菲律賓的獵頭部落所珍存，而且代代相傳，尊之為神密之法寶，……餘曾多年來致力研究此種“龍甕”之來源。……在德化途中，一日下午步入一泉州本地陶鋪——泉州餘相信即為馬可波羅之“刺桐”古城，薄暮在該店之暗角中，餘見繪有團龍之缽甕與宋代一式。餘幾不能自制餘之興奮，該店中告餘謂種口瓶系來自附近製陶鄉村。翌日早晨，餘等即可前往該村。餘探究得知此地之陶業活動已有數百年之歷史。其瓷堆及今日之製造，皆足證明此地縱非“龍甕”之“唯一”來源，亦為來源之一。由該村瓷堆中所獲之古瓷碎片，與菲律賓及南海諸島所出者，及宋明時代出口之古瓷，均屬相符。目下雖經千年之久，然該村之陶業仍以製造“龍甕”相傳習。

其所指生產“龍甕”的製陶鄉村，即是晉江磁灶。清乾隆《晉江縣誌》卷一“輿地志”也記載說：“瓷器出晉江瓷灶鄉，取地土開窯，燒大小缽子、缸、甕之屬，甚饒足，並過洋（即過南洋）。”由此可知，自宋代以來，晉江磁灶一直生產這種“龍甕”，並大量外銷東南亞地區。

公元四世紀以降，東南亞地區儘管經歷了“印度化時代”和“伊斯蘭化時代”，長期受到文明社會的影響和衝擊，但由於地理、歷史和民族等諸多因素的制約，使得在菲律賓南部島嶼和北加裡曼丹部分山區等比較閉塞地方的土著居民，一直保留著原始宗教的某些殘餘，如存在鬼魂觀念的祖骨崇拜和鬼神崇拜。自我國的陶瓷輸入後，又跟該地區的這些原始宗教信仰結合在一起，產生了很多富有特色的宗教迷信活動。在這些活動中，晉江磁灶燒製的“龍甕”尤被大量使用。

在古代（甚至延續到現代），菲律賓南部和北加裡曼丹的一些民族所盛行的“甕棺葬”，或稱“洗骨葬”，就是使用這種“龍甕”。明代張燮《東西洋考》“文郎馬神”條在敘述加裡曼丹土著的“甕棺葬”說：“……及通中國，乃漸用瓷器，又好市華人瓷器畫龍其外，人死葬甕中以藏。”清道光《廈門志）卷八“番市，文郎馬神”條也記載曰：“俗用中國瓷器，好市瓷甕為棺具。”據Owen Mutier在《北婆羅洲土著之民俗研究》一文中介紹說，該地土著除了貧民以碩茂的樹身為棺外，“多半杜生人（ Dusuns）及大部分穆律人（Muntrs），皆用各種價目不同大瓶（即甕，下同），葬殮其屍。……通常殮法，剪瓶之首部，使口可以容屍。屍坐瓶中，膝碰下巴，然後以鑼蓋之，封以樹膠，藏之宅中七日，同時舉行葬禮，鑼鼓之聲，喧聒不斷……”

但有些土著民族使用的方法略有不同：如拖蘭的杜生人是常從舊墓中挖取已葬過的甕，將原藏之骨拋入江中，然後再用，於是一個古甕往往葬過四五代；而蘭敦和朋湘甘的穆律人則將死者先殮木棺之中，一年過後開棺移骨入甕再葬。在菲律賓的土著民族中，也普遍實行甕棺葬，如明多省南部的Hanano人和呂宋島北部的Hugao人等都採用這種葬俗。據呂純聲先生分析說：“洗骨葬是東南亞古代文化特質之一，同時也是東南亞最原始的葬式。”

另者，菲律賓和加裡曼丹的一些土著居民還存在“甕崇拜＂的習俗，其中對“龍甕”尤為崇拜，而且在加裡曼丹大多是跟鬼神崇拜結合在一起。《中國殖民史》記載說：“婆羅洲之勞仔人（Dayaks）嘉顏人（Kayans）所藏之瓦甕，或來自中國，上雕龍形，視為傳家之寶。土人謂瓦甕有神呵護，對之極恭敬。”加裡曼丹的杜生人（Dusuns）甚至認為這種“龍甕”是由龍變來的，更是視為神聖的東西。他們每年都要舉行一次“聖甕節”，即在每年農作物收成後舉行拜甕的祭典。節期一共有七天，崇拜活動由女巫們主持，全村參加。他們把“聖甕”和其他各類甕集中在一起，派一小孩護衛。前六天每晚都宴飲舞蹈，第六天晚上殺牛祭甕。至半夜，女巫們拿飯和酒敬甕，然後帶領眾人周遊全村，舞蹈、唸咒、驅鬼，最後遊至江邊，在特製的小禮船上放置食物和衣服，以饗惡鬼。爾後推船入江，使它順流出海。第七天晚上，又狂飲一夜而告終。如需要搬動“聖甕”，必須用珍貴的布加以包裹後再謹慎搬運。一般是嚴禁用船載甕，因擔心船會不堪“聖甕”的重量而致下沉，如一定要運甕過江，則需由女巫專程唸咒護送。於是，Owen Mutier在《北婆羅洲土著之民俗研究》一文中介紹說：

他們在“聖甕節”崇拜聖甕的情形頗為熱鬧。“聖甕節”當地叫做麗加候（ Menga-hou），所行的儀式稱為“摩伯”（ Mobog），目的是驅逐村中全年裡的一種邪魔。

從宋代以來晉江磁灶“龍甕”的外銷，並在加裡曼丹和菲律賓的土著民族中被大量使用於“祖骨崇拜”，而且還直接產生了對“龍甕”本身的崇拜，可以看出在東南亞陶瓷文化又與原始宗教信仰文化密切結合，這也反映了古代泉州與東南亞文化的交流。

４、瓷塑佛像：

泉州的瓷塑以德化最為著名，它出現於宋代，元代已相當盛行，至明代由於“象牙白”瓷土的運用，並誕生了何朝宗、張壽山、林朝景、陳偉等瓷塑大師而達到高峰。明清時期，其產品暢銷亞非許多國家，甚至遠達西歐，享有“東方藝術”之讚譽。吳仁敬、辛安潮在《中國陶瓷史》一書中描述說：

白建似定窯，無開片，質若乳白之滑膩，宛若象牙，光澤如絹，釉水瑩厚，以善制佛像著名。如如來、彌陀、觀世音、菩提、達摩等，皆精品。……明季自寧波流入日本，日本富人至不惜以萬金爭購之，足見其精美矣。

何朝宗 送子觀音瓷塑佛像

在德化的瓷塑佛像中，尤以何朝宗的瓷塑觀音最為珍貴。清乾隆《泉州府志）有記載說：

“何朝宗……善陶瓷像，為僧伽大士，天下傳寶之。”

這些瓷塑佛像流傳到亞非歐一些國家，是被當作珍貴的藝術品供陳列觀賞用的，然而在日本和東南亞一些佛教國家或沒被完全“伊斯蘭化”的國家，卻作為偶像來崇拜，有不少華僑也將它們帶到所在國供奉。鴻鵠先生在《明代瓷塑大師何朝宗》一文中記述何之瓷塑佛像說：

在東西洋市場上都是熱門貨，各方以高價爭購，也有一部分由華僑攜帶出國，日本及東南亞佛教國家對它格外喜愛。

有趣的是，當時在日本不少信奉基督教中的一派即天主教的信徒們，竟將德化生產的送子觀音瓷塑佛像當作聖母瑪麗婭來崇拜。上田恭輔在《支那古陶磁研究入門》中敘述說：

福建德化窯生產的手抱嬰孩的白高麗手法的觀音在日本的基督信徒中當作瑪麗婭的聖像大受歡迎，其需用量之大幾乎達到驚人的程度。

瓷塑佛像本是陶瓷文化與佛教信仰文化結合的產物，然而從上可以看出，明清時期的德化瓷塑佛像不僅受到日本和東南亞佛教徒的珍愛和崇祀，甚至受到日本天主教徒的珍愛和崇祀，這更充分地反映了泉州古陶瓷對日本和東南亞宗教信仰文化的影響。

總之，泉州的古陶瓷，無論在泉州本地或在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都與宗教信仰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繫，產生過重大的影響，因而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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