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定在鏡頭前的鄉愁,秦海璐《拂鄉心》讓我們重拾曾經

對於絕大多數觀眾來說,出生於1923年的常楓,已經是深藏在腦海裡的表演屆前輩,然而電影人秦海璐沒有忘記他,她憑藉打撈記憶和銘刻歲月的一腔深情,以《拂鄉心》的劇本誠摯請出老爺子做了真正的謝幕演出。《拂鄉心》的主角,便是這樣一位離鄉的老人。蔣生在離開故鄉的六十多年裡都沒有再踏上故土,他的生命被定焦在小小的眷村、市街、醫院和歌舞廳紅包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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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全片使用老派的定機位拍攝方式,沒有推拉搖移,也沒有炫技的部分。以拍攝者的角度來看,這不僅是秦海璐作為導演本身對人物刻畫以及角色的設定有自己的考量和要求,也是為了更加客觀地呈現事物的本身,而不是單純的展示攝影技術上的花活兒。同時,鑑於拍攝時常楓已經九十五歲,考慮到他的年齡和他所飾演的角色特質,秦海璐導演所採取的定機位拍攝也為這位高齡演員提供了更充分更自由的表演舞臺,這也不失為對演員的一種愛護。的確,作為高領演員,常楓前輩會有些容易忘詞,推拉式鏡頭的走位也有些許難度,而定機位拍攝則讓常楓也不必在乎鏡頭的遠近和跟拍,他大可以走來走去,如此放鬆地表演狀態讓常楓能更好的展示角色,也正是這樣戲我合一的表演,令常楓榮獲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最佳男演員獎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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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蔣生的生命不再擁有外在的衝擊力,卻有更深層次的雋永的悵惘的此生難以再來的糾葛,就讓時光如歌、三秋去了便不再重來,歌女阿珍的《夢駝鈴》也是聽一回便少一回,紅包給一次便少一次。每個人的人生,都有諸多的偶然相遇,與誰結婚、與誰成為摯友、誰又能相伴,這些本身都有相應的緣分。秦海璐導演編劇的《拂鄉心》,也將自己多年的拍戲經驗和人生體驗放入了本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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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海璐少女時期在營口學習京劇行的刀馬旦,從最初不被老師的認可,到刻苦自學後的一鳴驚人,再到考入中央戲劇學院,剛畢業便以陳果導演的《榴蓮飄飄》斬獲影后成名,到第一次以編劇身份參與的《到阜陽六百里》榮獲最佳原著劇本獎,再到本次“歸鄉三部曲”的第二部《拂鄉心》集編劇導演於一身。從秦海璐的演藝生涯來看,她所選擇的角色及藝術創作作品多數是詮釋和故鄉遙遙相望的那一類人。《拂鄉心》的場景裡,黯然的眷村、破舊卻一抹紅的歌舞廳,都是她對日常生活的表達,為了讓常楓找到“當年”的感覺,整部影片的置景、燈光全面配合回到過去的色澤,畢竟在當下,眷村和紅包場已經是極為邊緣的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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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紅包場”,是歌舞廳時代的“遺蹟”。當年流行文化最為發達之時,遍地都是歌舞廳,那些出版過黑膠唱片的歌手在歌舞廳非常受歡迎。隨著時代的發展,有線電視和互聯網的普及之後,只剩下為數不多的歌舞廳和少數不能與時俱進的捧場人,尤其是如蔣生這樣無根的異鄉人。這些不能與時代接軌的“蔣生們”依靠歌女的歌聲撫慰自己思鄉的心——即使這些歌聲並不那麼地道標準。他們也通過給歌女們紅包達成一種特別的情感關係,不是父女、也不是情人,友達以上、親人不足,不是親人,但在特殊時刻又勝似親人。蔣生這個角色似乎從一開始就是給常楓量身定做,“從望鄉到歸鄉”,蔣生的形象具有深刻的鄉愁和極強的文學性,導演秦海璐和主演常楓相互信任與配合,將這個形象通過定焦鏡頭緩慢流暢的呈現出來,可以說是跨越時代的電影人的約會,也是電影人之間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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