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四年正月，太上皇乾隆駕崩；正月十三，嘉慶帝宣佈和珅的二十條大罪，下旨抄家，抄得白銀八億兩。當時清廷每年的稅收，不過七千萬兩。和珅所匿藏的財產相等於當時清政府十五年收入。時人稱“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那麼疆域廣闊的大清帝國，真的到了要靠和珅貪汙的銀子才能吃飽的地步了嗎？大清的胃口怎麼變的這麼大了？
乾隆中後期，腐敗已經呈現集團化的趨勢。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一連查出了五起貪汙大案，都是“辦一案，牽一串；查一個，帶一窩”。一人敗露，則與他有關的關係網上的數十名乃至一百數十名官員就全部被揭露出來。常常是一人犯案，一省官僚體系隨之癱瘓。
嘉慶親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敗。
雖然早就認識到這個問題關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還是低估了反腐戰爭的艱鉅性。他以為，殺掉了和珅，清除了和珅的黨羽，再掀起一個懲貪，腐敗的勢頭就會應聲而止。可是形勢的發展遠遠出乎他的意料。
雖然在十一個全國總督當中，六個被他撤換，然而，過後，一切如舊。各地官員，從上到下，從大到小，仍然無人不在收禮送禮，買官賣官，各地衙門仍然無處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門利益之外，對一切民間疾苦都漠不關心。
乾隆時期已經花樣百出的腐敗，到此時已經呈現出許多新特點：腐敗向底層全面擴散，所有的基層幹部都成為權力尋租者，一些普通公務員甚至成為腐敗案的主角；潛規則變成了明規則，社會上所有大事小事，都需要用錢開路，否則寸步難行。
自從嘉慶親政以來，黃河幾乎年年決口。
每年朝廷下拔相當於全國財政收入四分之一的鉅額財政經費用於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員，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門裡喝酒唱戲，一桌酒席，居然所費千兩。
治河經費，大多數都落入了這些官員的腰包。至於治河的工程，則處處偷工減料。應該用麻料的地方，摻雜了大量沙土；應該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卻根本不往裡放石頭。結果，洪水一來，處處決口。
從乾隆晚期開始，有些地方就出現了“財政虧空”。
即地方政府財政入不敷出，不得不負債經營。到了嘉慶年間，這已經成了各地的普遍現象，幾乎每省每縣，都出現了財政虧空。為了維持政府運轉，為了給官員開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處借債，有的甚至向地下錢莊借高利貸……
除了腐敗之外，大清王朝還有太多難題沒有答案。乾隆皇帝帶著“十全老人”的榮耀光榮地進入了歷史，他積累起來的一系列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卻像定時炸彈一樣，在嘉慶任內一個接一個地爆炸。
大清王朝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人口壓力。清以前的歷史上，中國人口一直在一億以下徘徊。嘉慶十六年，人口達到了3.5億。這麼多人的吃飯問題，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遇到過的。人口增長使得人口與耕地的矛盾激化，越來越多的底層人口陷入了絕對貧困化，大批人口脫離土地，四處遊蕩，使得社會處於不安定的邊緣。
與人口問題相伴的，是大清王朝嚴重的財政危機。由於人口增長，糧食緊缺，加上美洲白銀大量湧入，嘉慶年間，物價已經比乾隆初年上漲了三倍。
然而，由於固守康熙皇帝做出“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承諾，清王朝的財政收入卻沒有同比例增長。也就是說，到了嘉慶時期，政府的財政收入比乾隆初年實際上是減少了三分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