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入華行紀”是越南使臣自鎮南關進入中國以後，沿途依其見聞而逐日逐程所作的記錄。現存越南燕行文獻中，“入華行紀”大多出自晚清越南使臣之手，主要包括燕行記和使清日記。這是一批重要的域外漢文典籍，其所保留的越南使臣對當時中國社會的觀察、記錄和評論，反映了他們對晚清中國瞭解和認知的程度。而由此通過對呈現在他者視野中的“天朝”異域形象的解讀，則可以在越南赴華使臣與清代中國社會互動的特定歷史情景中，發現晚清中國社會的不同面相，看到掩藏在朝貢禮儀背後的清代中越宗藩關係的邦交實質。
越南如清使臣自鎮南關入華以後，沿途依其見聞而作下的記錄，不僅是他們回國覆命的必備述職材料，也是越南王朝瞭解清代中國社會的重要信息渠道。他們北使期間對中國的觀察和了解，更是越南處理中越關係、制訂兩國邦交政策的重要依據。歷代越南王朝都非常重視入華使臣的選拔及其在華途中的燕行記錄。留心上國政事，訪聞天朝事狀，為越南如清使臣的一項重要政治使命。那些肩負兩國邦交使命的越南使臣為不辱使命，自然不敢馬虎敷衍，他們或利用眼睛的觀察，或通過與清人的筆談交流等途徑，以獲取有關清朝內政外交的多方面信息情報。
相較於朝鮮使臣的《燕行錄》，清代越南使臣流傳下來的北使文獻更多的是北使詩文集，“入華行紀”[1]較為有限。但為數不多的幾部如清行程記錄，包含的內容卻相當豐富，留下了沿途中國地方自然人文地理景觀的大量記載，正如越南阮朝人阮椿燕評價範熙亮的《範魚堂北槎日紀》那樣：“至於軒輶往返，凡道路之見聞，山川之名勝，古人名跡之遺，他鄉景物之異，水而舟陸而車，雖當匆匆行色，在人所不暇者，猶能運如椽之筆，無奇不搜，亦清亦深，亦豪亦雅，亦典亦博，單詞雙語中，盡有意思，非徒備日程以為後來重譯者之前乘也。”[2]因此，發掘越南“燕行文獻”這一中國歷史研究的新材料，透過越南如清使臣的所見、所聞、所觀、所感、所論而構建的“異域之眼”中的大清帝國形象，無疑有助於我們在越南赴京使臣與清代中國社會互動的特定歷史情景中，從微觀個案和宏觀整體的結合上重新審視和認知清代中國社會的某些特性，在一定程度上覆原清代中國社會的真實面貌，揭示清代中越宗藩關係的內在實質。
對於存在於日本、朝鮮（韓國）、越南等古代中國周邊同文國家的域外漢文典籍的文獻價值，近年來學術界已越來越重視。葛兆光教授曾撰文提倡通過對日本、朝鮮、越南等周邊國家有關中國的漢文文獻的研究，運用“從周邊看中國”的視角重新審視中國。[3]他的觀點引起了中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目前國內學者在利用越南“燕行文獻”的具體研究方面，主要是從越南使臣的北使詩文著眼，討論中越之間的漢文學交流以及產生於中國本土的漢文學與形成於越南的域外漢文學之間的內在聯繫。如劉玉珺、張宇等，即分別通過宏觀與個案的研究討論了越南使臣與中國文人詩文交流的普遍情形和具體形態，從燕行文學的角度為清代中越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範例。[4]國外亦有學者利用越南“燕行文獻”等漢文典籍就中越關係史、越南貢使的人物個案等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討。如美國學者Liam C .Kelley、韓國學者劉仁善便著重利用北使詩文、《大南實錄》等漢文文獻討論了中越朝貢關係的實質，並從入貢使臣的角度分別闡釋了古代越南在中華文化圈中的地位和他們積極參與與中國學人詩文交遊的真實心態。[5]越南學者丁克順則從如清使臣阮輝瑩的在華活動、使華著述入手，通過微觀個案的考察，分析了越南使臣對清代中國文化的感受以及當時中國的瞭解程度。[6]中外學者基於越南漢文典籍的具體研究，雖已取得一些出色的研究成果。但總體而言，目前學術界有關越南“燕行文獻”的挖掘、利用和研究還較為薄弱，現有成果多側重運用“北使詩文集”中的相關資料進行中越漢文學交流或兩國關係史等方面的探討，而於燕行記、北使程圖等資料的使用則明顯不夠。特別是對於呈現在越南使臣這一他者視野中的天朝異域形象的解讀，更是少見。為此，本文擬以晚清越南使臣的“入華行紀”為中心，通過其中所記錄的越南使臣在華期間對當時中國的觀察、認識和評論來探究晚清中國社會的諸多樣相及其掩藏在朝貢禮儀背後的清代中越宗藩關係的邦交實質。
一、宮廷見聞紀實
越南遣使如清，從文書的格式、往來傳遞到使臣過關、迎送、食宿安頓、拜見各省督撫以及進表與朝覲、賜宴與頒賞等過程，都有一套嚴密的禮儀規範。[7]這看似繁冗的成規陋矩，卻是維繫兩國“朝貢”關係的重要形式，一旦處理不好，即便是細節問題，也可能會損及兩國關係大局。因此，為在形式上盡力表現出“事大之心”的誠敬恭順，越南王朝針對幾年一輪迴的如清朝貢禮儀歷來都十分謹慎和重視。而作為“燕京萬里賦皇華”的朝貢往使的政治核心地，越南使臣在京朝 覲、朝賀的禮儀活動，無疑成為其使程筆下的重要內容，歷屆使部也都在這方面為我們留下了有關清代宮廷社會的豐富記錄。如道光五年（1825年）使清朝貢的潘輝注描述自己在京參加道光皇帝的生日朝賀禮儀時之所見曰：
“清朝承平日久，不事張皇，朝賀禮儀衛，概從簡省。萬壽節日，庭前惟設黃紫傘二十四，旄稍二十，雅樂八音全部而已。鳴鞭開門，天子升座，眾樂齊奏，行禮，雖簡而嚴。至於御壇祭時，始陳鹵簿、傘蓋、團扇、五色旌旗，節旄、豹尾，並黃轎金馬，一切儀仗，然亦多舊時物，殊無華美新飭也。”[8]
其中所見道光皇帝萬壽節典禮的簡省樸實，顯然與我國史籍通常所描寫的此類節慶活動中帝王接受百官朝拜時氣勢恢宏的華麗場面大不一樣，越南使臣以其所見還原了清代宮廷生活真實的一面。在他們的見聞筆記中，道光皇帝的力行節儉之舉一直影響到清末的宮廷儀制及其皇室生活。如同治八年（1869年），奉命如清的黎峻、阮思僩等越南使臣描寫其隨駕賞戲期間觀察到的景象雲：“大皇帝並兩宮（慈安、慈禧）太后駕過，鼓樂作，奉敕宣召，仍照次列坐。遙見正殿中間，施榻一，上施青綢帳，兩宮立帳前看戲，御前諸大臣、太監等趨侍如常，儀節極簡易。方駕過養性時，乘步輦，百官、兵丁環立御道邊，不聞有呵止遮捆者，亦此類也。（乾清宮）宮殿規制極高廣，而無錦繡珠玉之飭。殿壁空構，盡糊白紙，簾帷只用青布而已。”雖時隔四十餘載，但從出行儀節到宮殿裝飾，同治時期的宮廷生活仍不乏道光遺風，故阮思僩亦情不自禁地感嘆道：“宣宗恭儉之化，蓋宛然猶存。”[9]結合以上前後二則記錄可見，越南使臣通過他們在清朝宮廷親眼所見的生動記錄，相較於中國史書或學者宏觀性的泛泛而論來言，往往為我們客觀瞭解清代宮廷生活提供了另一種參照。而這一內廷實錄，對於我們在長期接受教材教育而形成的所謂清末宮廷生活腐朽奢華的慣性思維來說，的確不同。
相較於宮廷慶典的樸實儉省，地方官員出行的儀仗卻頗有講究。前述潘輝注的記錄向我們展示了道光時期京城與地方官員外出行儀的明顯差異：
“清朝禮制謹嚴，諸親王入侍，皆屏騶從獨行，與諸臣無異。同樂聽戲日，皇伯、皇叔皆於更五末，步入國門館直候，送駕幸園時，列尚書早就三座門，朝服露坐瞻佇唯謹，諸親勳行城中，俱無儀仗，唯一轎數四馬騶從而已，轂輦之下，諸臣體制宜然。至於外任行儀，便覺次第生色，督部眾撫之出，前呼後擁，八駿前導，傘鉞列行，迴避諸牌，分列前導，次至於府縣正堂，皆有紅傘一把旗面數對，其出則吉鑼鳴鼓，張旗坐轎，裝飭鮮明，俱屬好看。”[10]
傳統中國的職官禮制，最講究的莫過於身份等級的尊卑秩序。身處權力樞紐的京城權貴，無論王公貴族抑或文武百官，雖地位顯赫，但懼於君臣有別的森嚴禮制，他們不敢張揚聲勢，而低調收斂。與京官謹小慎微、行儀簡樸的場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地方官員因遠離權力核心，所以假借君權，使政治禮儀制度賦予的威儀得到淋淋盡致的發揮。上自督撫，下至州縣，正堂的出行陣容威風，排場十足，此亦謂“在朝廷在邊，體格自應殊別”。[11]其中反映出中國官場特殊的政治生態。
當然，儀節的繁簡、儀仗的華麗與否，只是職官禮制的外在表現，而作為傳統中國禮儀制度的最高形式，朝儀禮制的核心則在於它的政治約束力。無論臣僚參見，還是藩國使臣的朝覲，都得以此來規範其朝拜天子的行止。以此對內凸顯 皇權至上的威嚴，對外強調“天下共主”的恩威。一旦其政治約束力出現鬆動，反映的或許不僅是這一制度的衰落，更可能與王朝國運的不昌緊密相聯。由此，我們不禁想到與潘輝注描寫的道光朝初期雖簡而嚴的朝儀完全不同的是，黎峻、阮思僩等人在同治萬壽聖節的朝賀活動中所見到的另外一副光景：
“（同治八年三月）二十三日（萬壽聖節）寅初刻，臣等具朝服隨四譯館大使陳焞、譯字生翟作霖等就午門前直房佇候。辰刻，聞放炮聲九，館使、譯字生等引到午門前右邊排班（諸王及二品以上官班乾清門，外三品以下則在午門外），時午門正中門不開，門外亦無人贊唱。忽見前列人等匆匆跪叩，臣等據通事人等傳言，亦隨人跪叩，方禮拜間，見觀者亦有 擁擠行間，文員亦有混列右班，朝會大禮如此不整，亦一異也。”[12]
萬壽聖節，群臣朝賀，對於素稱禮儀之邦的中華帝國來說，無疑是一項莊嚴肅穆的活動，所以在越南使臣的眼中，即便是崇尚節儉的道光皇帝，其貴為天子的壽辰賀儀也是雖簡但卻不失威嚴。然而時過境遷，同樣參加天朝萬壽聖節這一 歷來被如清越南使臣描寫為隆重莊嚴的禮儀活動，令黎峻、阮思僩想不到的卻是如此綱紀鬆弛，朝儀混亂，以致不免發出“朝會大禮如此不整”的感慨。或許，此刻他們心中發出的不單是對清朝朝儀禮制之衰落的感嘆；更以此為窺測清朝國運興衰的晴雨表，暗含了對當時處於內憂外患交迫之中的天朝國力沒落的悲嘆。
如果說晚清越南使臣對於天朝禮制的關注，更多是出於兩國邦交的政治考慮的話，那麼，在對清朝貢的現實中，面對所謂“蠻族”入主的中國，其對華文化心態卻發生了“華夷錯位”的異變。如儘管身為藩國使臣的潘輝注非常推崇天朝皇帝的樸實儉省之風，但對於清廷上下所著的滿式服飾卻並不認同，所論流露出複雜的文化心理，其雲：“唯衣服之制，不改滿俗，終乏雅觀。天子衣五金花，親王衣三金花，大臣以下，衣二花一花，以此分別，其冠帽氊皆同，惟以頂顆黃白青紅為差。項掛珠串，恰似禪僧。衣皆狹袖，又類戎服，以此周旋揖遜，畢竟非聲名文物之盛耳。”接著，他又進一步評述道：
“自清朝入帝中國，四方剃髮變服。二百年來，人已慣見耳目，習俗熟簡，便恬然無復疑怪。故明冠服之制，惟於戲劇時陳之。已俱視為偎儡中物，不曾又識初來華夏樣矣。我國使部來京，穿戴品服，識者亦有竊羨華風，然其不智者，多群然笑異，見襆頭網巾衣帶，便皆指為倡優樣格。胡俗之移人，一至如此，可為浩嘆。”[13]
越南是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最深的周邊國家之一，因為對中國文化的廣泛吸收，明清時期的越南甚至形成了以自我為中心的“中國觀”，越南王朝亦常以“中國”、“中夏”、“中華”自居。正由於長期受到春秋辨華夷思想的洗禮，[14]所以他們將入主中國的滿族視為夷狄，視滿服為胡俗，並對清朝固守祖宗之訓，保持騎射之俗頗有微詞，潘輝注甚至越規私議清帝雲：“今道光帝騎射亦精，遊幸時好馳馬弓矢，扈從者至十餘騎，蓋其世守家法，不忘馳驟，然亦恐非太平所宜尚也。（如不）一變舊習，蔚然華風，豈不有歉於拓跋魏哉！”字裡行間無不流露出對所謂滿族夷狄文化的輕視和因自己繼承中華正統的得意。而在越南國內，其治國者也不乏在朝堂之上公然對清國朝政的“滿漢之別”說長道短，如阮聖祖在和群臣討論與清朝的邦交典例時雲：
“帝因謂禮部曰：‘朕嘗見清國敕諭，押用印信左右各滿漢兩樣字，不亦煩乎！’潘輝堤奏曰：‘臣聞之節次，本國使部述來，清帝每有視朝，與群臣論事，對漢人言則作漢語，對滿人言則作滿語。在廷之臣，自非通曉言語者，凡事亦不能詳悉。’帝曰：‘人君一言一動，為臣下之儀，則當公諸眾聽，以達下情，若猶有如此歧視，則上下之情壅塞不通，為臣者未免內懷疑憚，誰肯盡心乎？’”[15]
以此對應清朝的實際情況，顯然越南使臣傳遞的所謂清帝朝堂之上分別滿漢之臣而以滿、漢雙語議政的信息是違背事實的。而滿漢合璧的清代詔書敕諭，本為滿族統治之下的清朝政治生活中的一大民族特色，但在以華夏文化為唯一標 尺的衡量之下，便成了明命帝眼中的陋規夷俗，其論斷實則是由於越南統治階層狹隘的自我優越心理而導致的對清朝觀察的一種誤解。我們姑且不論越南君臣對清朝文化評價的是非曲直，若僅從一個深受中華文化影響的藩屬之邦對宗主國的指斥來言，其行為也更讓我們清楚地看到，越南口口聲聲表達的“一心事大”、“克效悃誠”、“永守藩服”的清越之間的那種所謂朝貢宗藩關係，不過是徒具形式外交禮儀而已，實則是越南統治者苦心經營的兩國邦交之道。[16]
二、沿途地方社會的觀察與記錄
晚清越南使臣自鎮南關入境之後，通常取道廣西、湖南、湖北、河南、直隸等省而進京。沿途所經地區不僅有繁華都市，也有山野小村；一路接觸到的既有滿漢權貴，也不乏鄉間布衣。這為他們細緻深入地接觸中國社會的諸多方面提供 了條件。而他們使華期間有關中國地方社會的微觀記錄和具體描述，也為我們更加全面、客觀地瞭解風雲變幻的晚清中國社會實相提供了另一視角。如道光十七年（1837年）十二月，越南使臣範世忠在回國途徑廣西省城桂林時留意觀察到的當地吏治中的陋規惡習，可作為研究晚清吏治混亂的一個輔證：
“回到廣西省，見內地通事敘稱，兩廣總督鄧廷貞移文定於本年正月中旬抵該省轄，因問之。該稱，今年是大計之年，總督大員例得三年一巡，察核官吏，假如廣西省向例，知府一、州縣三、學政四，由該員自行考寔勤體，至如前途騶從船艘，供應頗屬太廣，每州縣尋常照應仿約三四千銀兩之外，方得充需，不然則摘出別事革削，以此，州縣望風惶懼，或以病告或以老告，撫院堂亦慮失察之咎，聽其告假各等語。嗣而，一路舟行，所過州縣，間有新任員粘有代理員名帖，有無帖者，其事略與該名所言相符。”[17]
明清以來針對地方官員所推行的三年一次的考核制度——大計，本是為了考察地方官員的政績，肅貪求賢，整頓吏治。但至晚清卻異變為地方官員接待上級的沉重財政包袱，稍有不周，則可能被藉機革職。因此，廣西州縣地方官員為求保身，竟在兩廣總督三年一巡的察核之際，紛紛告假離崗，而作為一省最高行政長官的廣西巡撫也為了避免承擔失察之責，保住頭上的烏紗帽而聽之任之。吏治的敗壞，官員的貪腐，儼然已成困擾晚清中國的一大症結。正如越南使臣潘仕俶等回國後向阮翼宗稟報的那樣：“同治親政以來，政事則一遵成典，專用舊臣官吏。則自咸豐以來，仕途摻雜，貪冗多而民生日促，捐納為之弊也。”[18]若雲捐納之弊，厘金的課徵便是其中之一。
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後，由於清政府傳統的最大稅源田賦和地丁以及漕糧都大大下降，同時關稅、鹽課也無法徵收，國家財政陷入困境，軍費支絀。為了籌集軍餉，清政府開徵厘金。厘金之設，原本是基於與太平天國作戰的需要而實行的 一種臨時性的籌餉策略，但在天平天國被鎮壓以後，卻逐漸轉變為正式的稅收制度，[19]成為地方官員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的“合法”手段。對於晚清政府推行的這種稅收政策，越南使臣依其廣西途中所見也有一定記錄。如同治七年（1868 年）九月十四日，赴清使部阮思僩等移船自梧州府城出發時，即見到如下情景：
“諸船戶納稅厘金局，半日不清，不得行……厘金局者，乃咸豐六年有旨，抽釐濟餉，太平府而上所過州縣，皆有釐局，似於巡司徵榷之外，別有抽釐之令。蓋增取於商民，以助軍餉也。舊例，貢使船過司，免檢。此行諸船戶間有附帶米粒、藥物，蘇撫巡院恐其多帶鹽貨走私漏徵，札飭長短送及沿途巡司釐局嚴行盤檢抽徵，故所至釐局，巡司人逐船踏勘，不勝其擾。”[20]
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二十六日，如清使部範熙亮等船泊廣西省城廳巡司時，也看到了類似情形。行於咸豐三年（1853年）的抽釐濟餉，原始於江蘇揚州，但作為太平天國起義策源地的廣西，很快即被這一籌餉之策所覆蓋，並且持續廣泛推行。以越南使臣所記，已是太平天國運動結束後的數年，晚清政府仍在廣西境內沿水路交通要津設有數量不少的厘金局，而且徵課對象不一，名目繁多，就連本應免徵的貢船，亦不放過。這種設卡抽釐的徵稅政策增加了來往商民的負擔，擾民困商，受到時人的怨憤指責。所以範熙亮說：“問之商者，無不怨嗟也。”[21]
積重難返的吏治腐敗，加劇了社會的動盪，內憂外患的交織，更使道光以後的清朝社會危機重重。而與此同時越南王朝也自阮聖祖明命帝（1820—1840）晚期開始逐漸進入多事之秋。相同的命運，使得越南使臣在彼此憐惜的歷史情愫中對於晚清帝國的地方形勢表現出高度的敏感，北上途中非常注意這方面的觀察。如上述道光十六年（1836年）如清歲貢使部範世忠等便一路如此，他甚至向隨行的船戶打聽清朝地方時勢方面的情報：
“行在船戶，原系湖南人，該等言屬省慶順府有一人姓趙名金龍，有道士藏形之術，在八排山聚眾至數萬餘人，該循用前明朝服式，其頭髮留而不剃，所居之人屬湖南省，東連廣東、西夾廣西、北接江西，內十有二峒，極是險峻，四面壁立，兼有平原曠野可以耕植，現今方招兵買馬積穀屯田，未曾下山剽掠，以此，臺省雖略聞知，第因路險，亦且置之不問等語。嗣回抵廣西省城，聞有買得《平徭紀》、《八排山徭新文》二集，查之《新文》，言趙金龍逃逸，不知生死，《平徭》略言，趙金龍殲斃無疑，二人說似相牴牾，並此並存。”[22]
範世忠瞭解到的是道光十一年（1831年）發生在與廣西、廣東交界一帶的湖南江華縣境內趙金龍率領的瑤族起義。起義持續半年左右，被清軍鎮壓。數年之後，出使中國的範世忠仍能聽聞此事，並在桂林見到有關這次事件描述的書籍出售，說明起義在當時周邊地區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只是民間成書自然少不了演義的成分，所以說法也就不盡一致。
晚清地方起義中，影響最大的無疑是太平天國運動，而興起於南方並在廣西得到迅速發展的天地會起義也同樣造成了晚清地方社會的極大震盪。基於地緣上的關係，越南朝野對於鄰境廣西所發生的這兩樁起義一直密切關注。特別是太平天國運動和廣西天地會被清朝鎮壓以後，由於起義軍餘部先後往中越邊境一帶撤退進入越南境內，並以天地會的吳亞終部為核心在越北邊境形成一股重大力量，由此更引起了越南當局的恐慌。所以同治七年（1868年）阮朝遣黎峻、阮思僩等如清朝貢的主要目的就是請求天朝出兵“援剿”。
對於退據越南北寧、諒山、高平、太原、宣光等省一帶的中國天地會餘部，儘管越南阮朝迅速作出了反應，數次派兵前去鎮壓，但因起義軍迂迴於兩國邊境之間，飄忽不定，所以多以失敗告終。而清朝廣西這邊，亦未鬆懈，一方面懸賞嚴拿吳亞終，如同治七年七月十一日廣西巡撫蘇鳳文張榜告示雲：“照得逆匪吳亞終被剿逃竄，現匿越南木馬一帶，亟應懸賞嚴拿。無論內地以及越南軍民人等，能將吳亞終生擒解鎮安大營或太平府，立即由營由府賞銀八千兩，如梟首驗確實者，立賞銀四千兩。賊夥中有能及正擒解刺殺，亦照此數，急賞五品項零，餘賊概準免罪歸農。本部院言出惟信，各宜恪遵無違，特示。”[23]另一方面派兵追擊，並與越方配合腹背夾擊，雖一時湊效，但在清軍從邊境撤兵之後，吳亞終部繼續盤踞越北地區。無奈之下，阮朝國王只得借朝貢之機請求廣西巡撫蘇鳳文代奏清廷，希望天朝能及早增派大軍前往吳亞終部的集聚地，“直搗巢穴，披其心腹，剪其羽翼”，斷其進退之路，從而“早絕凶醜，永靜邊氛”。[24]考慮到活動在越北地區的這股軍事力量“不但使越南在這一地區失去控制，也對清朝在邊境地區的統治構成嚴重威脅”，[25]所以清朝答應了越南阮朝政府的請求，派馮子材率軍出關援助。
擔負著“邊事之請”這一特殊使命的阮思僩，在華行程中對於剛剛經歷十餘年社會動亂的清朝地方形勢自然相當關注。他不僅途間瞭解詢問“匪亂”對中國地方社會的影響，並對途間所見因戰爭毀壞而導致的荒涼景象，多有描述，如同 治七年（1868年）八月一日，阮思僩過關陸路行至憑祥州途中即看到：
“兵火之後，處處殘破，官房民舍，以至諸塘汛，壞者未修，廢者未復，殊覺滿目荒涼。”[26]
途中所見，滿目瘡痍，不但沿路地方受到嚴重破壞，就連本為清朝用以控制邊疆的重要軍事據點——廣西綠營兵戍守屯駐的塘汛“亦皆荒涼”，逐漸廢弛。而如戰後官房民居被毀、城市衰落、百姓流離的此等殘破景象，一路見於阮思僩 的行程之中。如由憑祥州起程抵達太平府城時，首先映入阮思僩眼簾的是：“城闉缺壞者未及修，民間房店，處處廢毀，月中所見，灌莽載道，蓋比舊十隻一二耳。”[27]又當他經過南寧府城時，曾經“府城內外，屋舍櫛比，商販輻輳，昔稱小南京”的南寧城，“今承兵火餘烈，訪之十僅四五雲”。同治七年十二月初三曰，阮思僩等船泊漢陽府，宿於漢陽書院，他由漢陽縣卞差吳增口中得知：“府城年前為賊兵（太平軍）蹂躪已四次，至今城內外屋宇蕭疏，殘垣毀瓦塞滿街巷，鄂省城亦然，黃鶴樓兵亂頹毀，今現重修未完。”
十二月初十日，在從漢陽往漢口的水路途中，只見漢水“岸上列庯，商賈皆以萬億計。惟沿途家屋多有新造未完者，大抵兵火之際，玉帛子女所在，亦不知幾番蹂躪者也”。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七日，阮思僩在信陽縣城停歇，“城中民家， 太半茅茨不完，亦有磚牆瓦屋，上蓋以高粱秸者，蓋久經兵火，物力凋殘故也，沿路自開勝關北，大抵如此”。此等淒涼，阮思僩在其回程行紀中也多有提及，如同治八年五月十四日，當他渡過潩水河，經過河南葉縣舊城時，看到“潩南久經兵火，閭里蕭條，自此至裕州、南陽略同”。又自裕州城西南行，“田地荒雜，重以積年兵火之後，閭里殘破，物力凋瘁”。[28]同治八年五月十八日，在他回抵南陽府城時，眼前的這座昔日規制高廣，屋宇聯絡，商賈輻輳，堪稱汴南一小都會的重鎮，“但經匪殘破，猶未復爾”。
有關太平天國與清朝長達十餘年的戰爭對中國地方社會的衝擊，晚清官方及民間文獻都有相當程度的記載，但緣於各自立場的不同，往往難免失之偏頗。作為旁觀者的越南使臣以其沿途觀察所見留下的上述記錄，不僅可以彌補中國文獻記載之不足，而且他們逐日逐程寫下的這些細緻的描述，更讓我們從歷史的細節之處看到了長期飽受戰亂之苦的晚清地方社會的殘破不堪。
三、筆談探問朝政
古代中、越雖屬同文之國，但在語言上卻因地域的差異並不相通，所以負責語言翻譯的通事便成了越南如清使團不可或缺的成員之一。不過，越南使臣通常出於其行程方便的考慮，同時也為了提高其燕行記錄的準確性，他們往往並不只是依賴通事的輾轉翻譯，而常常藉助筆談的手段直接與清人交流。因此，除了眼觀所見，越南使臣還通過筆談訪問的途徑網羅晚清朝政方面的相關信息。如同治八年二月十二日，阮思僩就曾在京城向前來館舍拜會的翰林李文田打探朝政：
“因問大皇帝已未親政。伊言，兩宮垂簾聽之，樞庭則恭親王也。大皇帝未親政，以聖學尚須納誨故耳。伊又言，聖人天稟，直（真）我朝隆福，即今春少雨，一禱即應可見。以列聖故事考之，可望康乾兩朝昇平矣。”[29]
同治十年九月初三日，越南使臣範熙亮也於京城向廣西寧明州舉人甘夢陶詢問：
“再問大皇帝已未臨政，二宮視朝何如？多官引見何如？雲乾清宮內皇居中，二宮垂簾於後，分左右坐，引見者拜於庭外，正宮是慈安，西宮是慈禛(禧），誕育皇上（同治）。二宮甚賢惠，去年有西宮太監往山東犯法，經奉旨梟首，一事可見。問大婚、臨政期，輔政諸事。言明年婚期，已選進宮女，立後是何人，未詳。臨政之期，不能知也。輔政是恭王，掌軍則七王。”[30]
從這幾條材料，或許我們會感到奇怪，為何一直對清朝時政極為關注的越南王朝，此時卻對辛酉政變之後的清朝政局如此陌生？原因就在於太平天國起義發生以後，越南使清的道路交通被阻隔，中越雙方的朝貢關係也因此中斷。黎峻、阮思僩部如清，連同補進攜帶的前三屆例貢儀物是四貢並進，距離上屆使部來華時間已隔16年之久。兩國邦交關係的隔絕，自然也就切斷了越南瞭解中國的信息來源，導致越南對清朝政局的的認知隔膜。而李文田、甘夢陶對於越南使臣問題的回答，也折射出清朝官僚士大夫階層的謹慎心態，他們既顧及國家顏面，也害怕惹禍遭殃，往往不敢直言朝政，反是刻意粉飾太平。由此也說明，越南使臣的行程所記，並非完全準確可靠，不能一味視為信史。
當然，在與越南使臣筆談交往的清人中，也有知無不言的，如與範慎遹、阮述在天津相識的陳鈞平便是其中一個。阮述《往津日記》記載說：
“（光緒九年三月二十日）陳蔆舫（名鈞平，江蘇揚州府高郵州人，原候補知府分發浙江省，告病寓居天津）就館筆談。蔆舫下筆滔滔，言論灑灑，多識世情，且諳軍務。餘問何以家居不出？蔆舫言自少束髮受書，屢困場屋。道光年間遭捻匪之亂，家資蕩盡，不得已投筆從戎。由軍功出身，非其志也。且近來仕途甚雜，至有目不識丁，亦能夤緣高位。他秉性迂拙，不合時宜，故亦無心進取，行將歸老林泉，春雨催耕，秋燈課子，長為農夫，以沒世耳！餘悲其言，惜其遇，亦為之嘆息焉！”[31]
陳鈞平的身世，可說是晚清亂世中國民間家庭社會生存實態的縮影，也反映了當時清朝吏治的腐敗和官場的黑暗。正如越南使臣所瞭解到的：“各省候補，無有體例。如本有差使，則批給薪水，可也。現在李相（李鴻章）營務處候補道員數人，有每月薪水二百兩者（粵匪投誠），有一百兩者（軍功出身），有六十兩者（進士出身），有四十兩者（舉人出身）。現在文書中，粵匪、捻匪投誠者甚多，皆得好差厚祿，殆亦風會一受也。用人去留、薪水多寡，皆出強吏主見，朝廷不問也。現在強吏專權幾似唐之藩鎮。”[32]多事之秋的清王朝已偏離人才選拔重文輕武的傳統軌道，飽讀詩書的文人士大夫，身份地位反不如投誠招安或行伍出身者，“大體科第出身者，此間不甚重也”。[33]投身軍營，攀附權貴，或是獲得升遷的最佳途徑，社會甚至出現尚武輕文的風氣。也難怪乎清末入華的越南使臣途間不乏武舉熱鬧場面的記錄，而在所謂亂世造英雄的動盪時代，民間習武者更是對武舉考試趨之若騖，將之視為博取功名的捷徑。
在這種時代風氣之下，陳鈞平本想苦讀寒窗通過文場科第成就功名，但因亂世家道中落，只好“逐流”投筆從戎，由軍功擢候補知府，但他並不視此為獲得功名的“正途”，報國無門，抑鬱不得志，心理的落差使得他對當時社會的黑暗充滿不滿和痛恨。而與異國之臣的筆談交流，正好成了他鍼砭時弊、發洩心中怨憤的機會。如他就晚清官場積弊與越南使臣範慎遹的一番筆談之敘，便均是晚清政壇的真實寫照。一方面官僚機構臃腫，科舉入仕的待補官員年年壅滯積壓，哪怕是殿試取中者，雖有授主事、中書、知縣等官職者，但此二項，“其補缺之期亦難乎其難，中書尚易，須七八年，主事則須十五年後。現在人數太多，恐二十年不補者，尚不乏人”。而未被授職者，則“須十二年後以知縣補選，如上科積壓人多，幾終身無選期”。[34]不僅官職的補缺難有定期，而且官員薪俸的發放亦非常緊張，以越南使臣的總結而云：“中朝諸省候補員人甚多，皆自備資用，無有官俸。惟年有差使，則撥給薪水銀兩。然事權不一，諸省或以官階分多寡”。[35]另一方面政府賣官鬻爵，登進冒濫，流品猥雜，貪汙腐化成風，如本為清朝官員冠飾的“花翎，不論軍功，如文員隨駕打圍，及國家大婚禮、喪禮皆可賞，但須五品以上方得。若藍翎，則非有軍功及河上填築決口與水爭力等，不得賞也。道光年間，官場有翎者極少，百不有一。今則無人不翎，且花者尤多。光緒五年以前，捐藍翎一枝三百兩，花翎一枝六百兩。天津富家，無人不花翎也”。[36]而官員由於俸銀無多，仍在推行的養廉銀製度，也是今非昔比，“知縣侍俸、養廉約共六百金，大缺有千金者。現在部庫支絀，均照六成發給”。所以貪腐成風，“知縣無論繁簡，多有陋規，如江蘇省上海、青浦、南匯三縣，一年可餘十餘萬金，不可謂非美缺”。[37]國家吏治墮壞不堪。
為掌握當時中國的政治大勢，以便佔據處理兩國關係的先機，晚清政局的變化自然引起了越南阮廷的廣泛關注。如阮翼宗嗣德三十一年（1878年）四月，如清使部裴殷年等回國上朝覆命，嗣德即問：“清國主少，又政出宮闈，不知所行如何，國內亦得安帖？”儘管裴殷年回答“內有恭親王和碩輔政，外則諸總督亦多能臣，國內安寧，蓋由於此”。[38]與事實甚不相符。但銜命在身的越南使臣為完成使命，他們對晚清朝政實態的打探，必是經過了一番周詳縝密的計劃，可謂頗費心機。這由前面的討論已見一斑。再如範慎遹、阮述向陳鈞平打探的有關慈禧太后的臨朝稱制、清朝中樞權力機關軍機處的地位、晚清權臣的重要人物等光緒朝的政情內幕，[39]亦無不體現於茲。如此一來，除探聽上述清廷要政之外，道光以後中西交涉背景下的晚清軍情，也勢必引起越南方面的深度關切，成為其使臣奉命探聽的重要話題。如1840年年初，獲知清朝與英國交戰失利，明命帝馬上便向曾經出使中國到過廣州的阮知方、李文馥詢問清朝的軍伍情形：“爾等往年如東，觀他卒伍兵仗如何，而紅毛乃敢頑梗如此？”而1883年天津使館內差官張葆廉與範慎遹筆談敘及的“貴國（越南）取兵於民，各有定額，是存古 意。若中國則惟聽其自投，或其人好欲立功，或衣食不足，則投居營兵，於民原無定額，惟旗人無論兄弟幾人，成丁即有錢糧充旗額，若旗人作官，則別有官俸。中國通國兵額六十餘萬，旗兵不在此數，八旗最多，人皆為兵，自週歲即食糧，京師餉單，八旗左右兩翼聞至四十萬，現在額兵餉不能足，步兵每兵終歲不過十兩，馬兵每兵終歲不過十八兩，若營勇，則以月計，每月有三兩九、四兩五、五兩四不等。營勇不在額兵之內，每歲餉項，為數浩繁，頗費籌畫。”[40]其中透露不少清末中國軍隊的尷尬境況。由於國家在兵源上並無嚴格把關，投身行伍的人多將此視為博取功名的途徑或謀生的手段，從軍人員的素質良莠不齊。“人盡為兵”的八旗子弟，虛耗餉銀，腐朽墮落。國家府庫空虛，軍費緊張，兵餉發放嚴重不足，軍心渙散。因此表面擁有的龐大軍營，不過徒具數字而已，根本沒有戰鬥力。這種狀況，印證了阮聖祖與李文馥談話中的認識：“兵貴精不貴多，廣東兵仗若是，紅毛人往來商販已素知之，故敢與之抗耳。”[41]
憑藉越南使臣或通過其他途徑廣泛蒐羅晚清中國政情的信息情報，毋庸置疑成為了越南統治階層推猜中國形勢的可靠依據，以致阮憲祖敢與其群臣斷論清朝之國運大勢雲：“清國政事，近來殊無可觀，朕昨日覽清國京鈔，見有支銀給予英吉利，府庫錢幾空，何委靡也。甚至賣官鬻獄，無所不為，而盜賊、雨雹災異頻仍，意者其季世乎！”[42]越南當局對於晚清中國國情的瞭解程度，由此更無須多言矣！
四、晚清時局的關注與評論
19世紀的世界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曾經自認為是世界中心的中國天朝上國，其形象在被動地捲入西方殖民擴張的進程之後不斷受到衝擊，面對西方列強的咄咄攻勢，清王朝只能窮於應對。晚清中國與西方列強交兵之後的複雜時局，時刻牽動著形式上仍與清朝維繫著宗藩關係的越南王朝的敏感神經。如鴉片戰爭前夕中英衝突剛起，越南明命朝很快就作出了輿論上的反應：
“如（廣）東南興船派員公回，言清總督林則徐與紅毛（英國）拒戰，各有死傷，未知孰勝。帝謂侍臣曰：‘紅毛兵船不過數艘，林則徐以全省之兵，何乃攻之不克？況紅毛涉海遠來，何所資糧而能久與清人相拒？豈有內為之應，有所恃而敢然乎？是不過為此頑黠之態，以示其慢耳。大清當初以一旅取天下，兵力何其雄也，此又何其委靡也，朕心實為之不平。且紅毛前者為商賈而來，所以構起兵端，蓋以林則徐檢出鴉片，抄沒船貨故耳。朕聞北朝皇子、藩王、文武大臣俱吃鴉片，城門市肆亦有公然排列，其國如此，何以律外國乎？’”[43]
顯然，隨著晚清國力的衰弱以及越南王朝對晚清時局的深度觀察，相較於清代鼎盛時期越南流行的盛讚天朝物力的普遍崇華心態，此時的越南對於自己長期朝貢的“宗主國”的心態已發生明顯變化，正如有學者所說：“一旦中國的力量削弱，朝貢體系難以維繫，這一時期的中華世界秩序不過是虛構而已。”[44]看到清朝與英國在廣州交兵的被動形勢，當時的越南王朝更多的是從本國的經濟利益出發表達對事態的關注：“雖事在彼國，而朕亦不能忘懷，以我國與清朝接界，從來財貨百物貿易流通，今紅毛為梗，則洋程不通，民間所常用如藥材、北茶類者，從何取辦，此既病商又病民也。”但以其政治身份而言，則完全是一副事不關己的旁觀者的姿態，絲毫看不出他能從本國與清朝還存在的宗藩關係這一特殊的政治情結出發表以同情心，或鳴不平。他甚至以優越者的立場發表言論，譏誚清軍將領的指揮無能：“朕嘗觀清將關天培《籌海一（初）集》，見得清人不但文臣多尚文詞以飭其才，如武將亦習用此術，彼集中所言，不過飭詐以欺世人，何關實用？不然紅毛侵擾，何不將操演機略以破之，而狼狽若是。”還嘲諷晚清時局的困境：“近聞清國與紅毛相攻，經六七月未能取勝，夫以堂堂大國天下之所瞻仰，始則失信以招兵，終則老師而長寇，成何事體？”[45]更有甚者，當阮聖祖向從廣東歸來的員役瞭解到，“去年紅毛曾與廣東構隙，廣東不能制，他知清人稍弱，乃連接大西（美國）、富浪沙（法國）諸國以圖之。他兵若來，雖不能捨舟以取其地，而沿海一帶清人亦難為備”，則以極具輕視的口吻評論說：
“清人懦弱，我知之矣。去年紅毛在廣東島嶼徜徉許久，不聞畫一策駛一舟以攻之，今他復來，其勢不能御，必託以林則徐之啟釁為辭，復與他合市耳。”[46]
面對陷入嚴重國家危機的大清帝國，越南王朝雖不乏袖手旁觀的心態，但毫無疑問他們對晚清王朝無能應對外敵入侵的國情大勢的認識和判斷卻是非常準確的，戰爭的結果正如其所預見。明命二十一年（1840年）九月，受阮聖祖之命廣安省派往廣東打探“廣東與紅毛構釁事”消息的李應利等人回國，並以查訪情形入奏。明命帝因此謂侍臣張登桂、潘輝湜曰：“清國區處紅毛之事，何其姑息邪！近聞紅毛親擾燕京，叩閽陳控總督林則徐私擾其國商船，以致惹事。清帝聽其言，差人抵廣東查究，將林則徐回京治罪，意者將與他作講和計歟。夫林則徐所禁鴉片，未嘗不得之君命，茲乃不當其責，竟以激變，歸罪於臣，是何義也？且洋人素貪慾無厭，年前與緬甸相攻，緬甸求和，則計興師之費，責其賠償。今亦以此術移之於清，若清人受償，必至數千萬兩，其辱國體甚矣！”[47]後來清廷屈辱性涉外事態的發展，無不應驗了他們的看法，戰爭賠款無休無止。
然而，正當越南王朝以旁觀者的身份冷眼觀察晚清中國的動盪時局和嘲笑曾經受天下瞻仰的堂堂天朝上國的時候，阮朝和平發展的好景也並不長久。自阮聖祖晚年起，越南也陷入內外紛爭的泥潭，外有西方列強法國的侵擾，內有地方反抗起義。相同的遭遇，無形中影響了越南入華使臣對晚清中國問題的關注點，同時越南阮廷的對華態度也在悄然發生改變。
太平天國起義發生以後，清越之間的朝貢關係中斷十餘年之久，“清越朝貢關係之停止，不但是中越兩國邦交之斷絕，還導致了清朝對越南事態完全感覺隔膜，對於越南境內所發生之事一無所知”。[48]同治七年（1868年）越南遣派黎峻、阮思僩等如清歲貢，重新恢復與清朝的朝貢關係，但在政治上阮朝對於風雨飄搖中的晚清帝國實際還並不信任，所以陳荊和先生曾以不可思議的口吻說到：“更令人費解的是1869年（嗣德廿二年，同治八年）奉派來華之越南貢使並未向宗主國之清廷報告法國侵佔南圻之事。”甚至當清朝翰林李文田在京城館舍向阮思僩問及越南與法國的戰事情形時，他亦只是聊聊數語應付雲：“丁巳、戊午之間（即阮翼宗嗣德十、十一年，清咸豐七、八年間，1857—1858），洋夷曾來下國滋擾，相持日久，互有勝負，後來洋夷約和，我皇上重念兵民久苦，許他於南邊諸他地方口岸通商，八年於今矣。然此亦權宜自治自強之策，方日講求之， 大約事勢，略與中國同也。”[49]
其實，對於清人提到的這一問題，早已在越南使臣的預料之中，如同治九年（1870年）越南使臣阮有立、範熙亮部如清時，阮朝機密院即專門預先撰擬了 “使臣過關後，凡途經諸省及抵燕京，省臣部臣如有問及我國處置洋人事宜，答雲：‘本國與富浪沙（法國）言語文字不同，未曾通問。’”而且還要求使臣若與清人“話及洋事涉密者，倘何處有要寫出言語小簡，即宜收置，不可留遺片文隻字，或致傳播，以防別礙”。[50]基於本國保守祕密的嚴格要求，越南使臣在回答清人的上述問題時顯得格外謹慎，不肯透露細節詳請。其中緣由，不知是因顧及國體不想家醜外揚，或是源於避免節外生枝的疑慮，抑或與阮朝明命帝以來的 極端排外政策有關而不願清朝介入等等。
越南使臣同樣不忘關注當時中國的對外交涉事宜。如當李文田到館來會時，阮思僩開口即問剿匪御洋近事，李文田的回答為：“洋夷通商口岸非一，現當無事，然各省大吏，已刻刻有振作之意。閩中已設奇器局，江蘇亦有之，皆欲習其法以制之。大局則二三年後，今上親政始能定也。大約內地無患，則外患又不作，頻年美政，史不勝書，以天意人事計之，似可有轉機。”對此，阮思僩顯然是心存疑問的，正如其所感嘆：“中國自與洋人約和以後，氣挫勢屈，雖京師根本重地，他亦雜處，不能禁。”[51]
為了解他國的御洋之術，阮思僩還違禁與居於四譯會同館的朝鮮使臣私下交往，密書打聽朝鮮的涉外事宜及其捍禦之道，側面反映出當時越南在抵禦法軍入侵中所面臨的被動局勢。1869年黎峻、阮思僩回國覆命，但阮翼宗對他們提供的有關晚清中國時局的情報材料，卻並不滿意，以至嗣德二十三年（1870年）十月二十五日，如清使臣阮有立、範熙亮、陳文準等於文明殿辭行時，阮翼宗仍以此為戒叮囑曰：“爾等三人，皆有學問，茲委出疆，凡事當協心商籌，務要得體，途間亦當周諮清國、英、富（法）、俄、衣（意大利）諸國情頭，回時具復，勿如前使部多略，未稱朕懷。”[52]要求使部三臣詳細打探了解西方列國在華具體情形。同時還指示他們利用同文之誼的“情感基因”，探問高麗、日本、琉球等國的“洋情”，以圖從中借鑑經驗：
“在使館如遇高麗、日本、琉球使臣，初見宜以同文之誼，往來談敘，以探其情。如該各使臣果有厭洋，真情說及這款，宜歷敘始末。和款，與答清國官員者略同。仍申說雲：‘西洋諸國，專以合縱為計，侵軼我東方諸國，多被其毒，本國與諸責國均系同文，而地遠勢隔，其所以自強自治之策，請私與執事商之等大意，以觀其言論如何。’仍記之，另隨宜答覆，不可深言，免貽別礙。”[53]
其中流露出越南王朝在對外交往中鮮為人知的表裡不一的一面，無怪乎清代朝鮮使臣的“燕行錄”中，間或可見他們對越南使臣的鄙視。[54]
1873年11月，法軍將領安鄴率部攻佔河內城，雖不到二月時間即被劉永福率領的黑旗軍打敗，安鄴也被擊斃，但此後越南抗法的軍事形勢卻日趨惡化。面對岌岌可危的亡國危機，阮朝一改過去對清袖手旁觀的心態，積極與清多方聯絡，頻繁遣使如清，儘管其目的主要是試圖尋求“天朝”的政治庇護，出兵援越抗法，然亦不忘利用如清使臣深入瞭解晚清中國內政外交的國情大勢。如嗣德二十七年（1874年）十二月，如清使部潘仕俶等回國，阮翼宗即問“清國處置諸洋及同治政事、官吏得失如何、其勢盛否？”潘仕俶使部一行不失其職，將一路通過觀察打聽、在京蒐集瀏覽新聞報紙等途徑所搜獲到的或詳或略、或虛或實的信息報告阮翼宗，為阮廷描繪了一幅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領域的晚清內外交 困的時局縮略圖。[55]而應阮朝所請，清朝也開始密切關注越南局勢。《大南實錄正編•第四紀》卷68“翼宗嗣德三十五年（1882年）十二月”條曰：
“（阮翼宗）命刑部尚書範慎遹充欽差大臣，侍郎加參知銜阮述副之，往清國天津公幹。辦理戶部阮番頁充欽派，往廣東以遞信報。自河城有事，我經移書東督裕（名寬）、曾（名國荃），祈為妥料。至是，東督委招商局唐廷庚、省屬馬復賁、周炳麟等同燕派唐景崧來問現情，並商應辦事。經派述充欽差，偕清官往呈東督，祈為轉達。尋接李伯相電音，邀我國大臣二三人往天津詢問，並商議法國之事，乃命慎遹等奉國書以行。”
即自1882年3月李葩利率領法軍再度佔據河內城後，“中越間官員之來往頓然頻繁起來，阮述充欽差奉派廣州，向兩廣總督公署有所轉達，但不久又應北洋大臣李鴻章之要求改派範慎遹及阮述兩名及隨員赴天津以備諮問”。[56]當時， 清朝得知越南河內城失守的消息之後，便派李鴻章與法國駐華公使寶海（葩寶）會商交涉，期望從中調解，“擬將妥議善法，有俾兩國”。而迫於中方的強硬態度，寶海也答應清朝的請求，同意協商處理，並寫信回國彙報相關情況以待審定。正 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李鴻章不斷致信越南詢問其與法國交涉之事，“惟北南相距道遠，未審現情何似，貴國為天朝藩屏二百餘年，最為恭順，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暨本署遇事關垂，深願妥為區處，尚其依前電音，速派大臣來津密詢底細，便相機與法國公使設法調停”。[57]應該說，此時本身已是危在旦夕的晚清王朝，仍是以一個大國的身份特別是從保護藩屬國權益的立場出發，積極出面協調越法關係。只是拘於國力所限和當時複雜的國際環境，因此最終調解結果也就非其所能左右。如越南史書所載：
“嗣後年（1883年）二月，慎遹等至天津，則法已有來書，不肯調停，且執以甲戌約有大南系操自主之權，非有遵服何國之語。不允清認我為屬國，復撤寶使回，而以德理固代之。尋又以該掌水手（李）葩利紙橋之死為深仇，理論愈不入，李相又書報清國往英欽使曾紀澤，令聯約英、俄、普諸使講解其事，而亦未有回信。至八月，適得朗國（法國）公新和約，有清國亦不得預我事之款，遂執此為辭，因以卸責。”[58]
原本“中、越當局都期望李鴻章與法使寶海之會商可導致一些轉機，但由於法國對越南政策之日趨強硬，寶海被撤職，由脫利固（德理固）任駐華全權公使，且堅持1874年3月之《甲戌法越條約》曾承認越南為獨立主權國，因而力斥清朝之宗主權，致使中、法間有關越南問題之交涉陷入僵局”。[59]對於19世紀七八十年代越南的抗法形勢以及這一期間的中法交涉，學術界已有諸多重要研究成果，無需筆者再費筆墨重複贅述。但筆者想提出討論的是，期間越南使臣及其當局對清廷有失客觀公允的批評與指責。如當阮述等人得知中法涉越談判無果而終時，他們在日記裡宣洩心中的怨憤曰：
“餘等不勝憤恨。我國與法之事，原由中朝來文願為調停，又召餘等至津詢問，乃講說既不能成，又畏縮趑趄不肯以兵船相援，以致法人乘我有事，迫我以和。我國當此變故交集，其勢不得不從，而中朝不能保護藩封，不知何辭以自解於天下也？世局至此，尚何言哉！”[60]
越南使臣將阮朝陷入與法交涉的被動局面歸咎於清朝的調停失敗和未能出兵相助，並譴責中朝保護藩封不力。阮述的這一說法顯然是有悖事實的。我們姑且不說阮朝在法國侵入其南圻的很長一段時間從未向清朝通報相關信息，之後又單方面與法國簽訂《甲戌法越條約》（亦稱《法越和平同盟條約》、《第二次西貢條約》），接受法國一手操持的所謂越南為獨立主權國，造成切斷中越之間長期存在的“宗藩關係”的既成事實，導致後來清朝在與法國的談判交涉中受人把柄， 陷入被動。種種行為，越南無不以自己是與中國平等的國家，何曾視清朝為宗主國？更何況自身已是千瘡百孔的晚清王朝自接到越南的求援信號後，從未置身事外，而是多方斡旋，只因國家頹落，處處受制於人，無力扭挽局勢，但並不能因此而否定清朝政府的主觀努力。而且，清朝在得知河內失陷後不久，即遣兵過關援越抗法。如1883年3月即由廣西發兵進駐越南北部的山西、北寧等省，與駐紮在紅河三角洲的法軍對峙。同年，劉永福率領的黑旗軍又在河內城西的紙橋一戰中大敗法軍，擊斃法軍指揮官李葩利上校以下二十餘名法國軍官。但越南當局對於清軍入駐越北卻如此認為：
“初清國自法官攻佔河城之後，節派營團於夾內地諸邊省，並山、北二省（按：越南北部的山西、北寧二省）駐紮，雖曰為我全圻聲援，實則以自固藩屏也。”[61]
懷疑清朝出兵援越的真心。我們並不否認自身難保的晚清王朝對於出兵越北抱有的顧慮，正如率軍由諒山抵達北芹的廣西布政使徐延旭與阮朝參贊裴殷年所云：“此來必為南國救應，惟今春李相（往天津）面責法使寶海（謂南國是清舊藩，既和，何得相犯），寶海出呈和約（即《甲戌法越條約》，內有自主之國之語），謂與中國無涉，故中國以暗助為主，總不使其藉口。若果相犯，則不得不從事幹戈。”[62]可見，清朝的顧慮並非空穴來風，阮朝也推卸不了責任，但即便如此，清朝並未放棄對越南的援助。更何況法國殖民者存有企圖以越南為跳板，伺機入侵中國西南邊疆的野心，就算是中方基於脣亡齒寒的考慮也會出兵援越，越方何須苛責。
我們無意掩飾晚清王朝在處理中、法、越南關係過程中所存在的屈辱性妥協一面，但以上述清朝在協調越法交涉中的行為，相比于越南明命朝對晚清中國時局的袖手旁觀甚至冷言挖苦，顯然清王朝仍不失為擔負道義的“宗主國”，她依舊秉承“字小存亡、興滅繼絕”的上國之道，為保護藩封殫精竭慮。然越南王朝所標榜的中越之間的所謂“宗藩關係”，則完全是以本國利益需求為取捨的，有求即打出這塊招牌，無事則自為其主。
五、餘論
為全面掌握清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社會等方面情況，越南統治者通過多種途徑收集相關情報，而一屆又一屆的如清使臣回國後上呈的“入華行紀”，更是其瞭解中國的第一手資料。儘管可能出現使臣途間的見聞記錄或因觀察浮於表面，或因瞭解不夠深入，與事實出現一定偏差，如越南使臣李文馥所云：“使程一路記者甚多，其中疆域之沿革、古後之事蹟與夫巖洞庵院之勝、磯灘橋陡之徵，或詳或略，互有異同，要之各有所據。惟塘汛名號、程路里數，或彼則有而此則無，或此則曰甲而彼則曰乙，難從徵準。何也？行路悠悠，目擊者少，不得不博之詢訪，臨時傳譯。聽者殊音，魯魚帝鹿之訛，其勢然也。”[63]這就需要我們鑑別使用。但通常而言，使臣燕行途中逐程逐日寫下的內容宏富、包羅萬象的“入華行紀”，其價值不言而喻。特別是晚清以後，越南使臣在華記錄的信息量更大。就像阮朝明命帝之子阮綿寊評價阮述的《往津日記》那樣： “今讀此書，腹笥既富，手筆更超，故舉凡海程山驛之往來，朔氣瘴煙之節候，孤衷之耿耿，匪躬之蹇蹇，以及列國之情形，中朝之政教，近而民風土俗，遠而異服殊音，奇器之鬼工，南針之絕技，類皆不勝觀縷。而難狀之境，如在目前，不盡之意，溢於言表，無不悉備。”[64]
這一時期，如清越南使臣在華採集情報，除沿用觀察、筆談等傳統手段外，也特別注意從清人著述、官方或民間報紙中摘錄有用信息，[65]因時勢變化，他們描寫的內容也更加豐富。所以阮朝當局對此極為重視，一些使臣還因為燕行途中的記錄不夠翔實而被撤職查辦。如阮聖祖明命十三年（1832年）四月，如清使部黃文亶、張好合、潘輝注等回國覆命時，他們不但沒有因為使行的艱辛而受到獎賞，反而由於燕行途中有關清朝訪察的記錄不夠翔實，而被降旨責備：“黃文亶、張好合等身銜王命，責在周詢，乃日記訪察清國事狀，率皆草略，無一可堪入覽，已屬不職。”不惟如此，阮聖祖還寄望往後如清使臣能以此屆使部行程日記惟錄地名裡數，而民情國事不曾敘及的粗略草率為戒：“嗣屆使期，宜傳旨使臣詢問民情利病、國內災祥，明白登記。至於地名裡數，已有典故可考，不必贅敘。”[66]
雖有聖諭告誡，阮聖祖仍不滿足於僅僅只是依靠使臣南北往來的行程記錄這種單一的信息溝通渠道：“帝欲周知清國之事，嘗令河內飭清商採買京鈔以進。是歲，清蘭州、湖北有匪，燕京於正月大雪，堅凝三尺，民多凍死，而京鈔皆不錄。帝聞之，敕河內傳示諸鋪商，凡清國災傷盜賊之事，雖京鈔不載，亦須採訪登記。”[67]由此更見越南統治階層對於瞭解晚清中國時政的重視程度，以及為全面、及時掌握中國社會狀況而精心佈設的情報網絡。再如紹治六年（1846年）六月，當阮憲祖聽說如清使部李文馥等將於回抵鎮南關時，便馬上對禮部臣僚說：“如清使部回期近已抵關，宜行諮諒省系接回日，其奏摺並日記先由馬上發遞，使部分起續回。”[68]其急於想知道如清使部燕行記錄情況的迫切心情溢於言表。
越南阮朝當局為何對漸入晚景的大清帝國如此高度關注？有學者認為，由於阮朝視清為威脅，所以其歷代統治者都對清朝很感興趣，他們是考慮到清朝的政治、社會變動會對越南產生影響才如此關切。因此，“阮朝對清朝貢的意圖是通過與清修好來緩和威脅，並事先為今後可能出現的威脅做準備”。[69]事實上，越南當局關注清朝時政，除了將其視為了解中國的必要途徑，由此掌握處理兩國關係的主動權之外，他們也希望能從中汲取經驗教訓以為本國資政之需。尤其自晚清中國開展洋務運動以後，越南遣使如清，除直接的軍事求援外，阮朝更希望通過入華使臣的在清觀察，以及派員到中國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特別是西方先進的軍事科學技術，以從中獲取有益於本國對外交涉的經驗和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當時中國的涉外事態以及晚清王朝開展的“師夷長技”的洋務運動，成為越南當局高度關注的焦點。所以，嗣德三十三年（1880年）五月，使清歲貢的阮述等人臨行前曾兩次接到阮翼宗的硃批諭示：“（使清）其訪察是最要。近諸課（即近屆如清使臣），凡自咸豐事始末，皆訪問不得，況諸外國事？況能益國乎？使臣五善之責，可不負乎？”“若訪察中外情狀，不必吝費，必用心厚交與彼官或士，密訪，要得詳盡真確。”[70]
嗣德三十四年（1881年）二月，越南官員何文忠、範炳、黎梃（挺）等人奉命駕兩艘官輪訪問香港，並將十二名越南學童交給石清泉以學習英文、天文、機器等。十二月返國，阮翼宗即召見黎梃，諮詢其在港見聞。黎梃的奏：
“英人設官行事，自有程限，大小各有專責，兵則選強壯，日加訓練陣法、射法，及分派巡防，餘一切工作由官自僱，不役於兵。且言泰西諸國，富強之業不外乎商與兵而已，以兵船之力衛商船，必先以商船之稅養兵船，故整頓通商尤急。邇來日本步趨泰西，通商四出，清國亦仿而行之。在香港則設招商局，製造輪船，駛運客貨，又倡設肇興公司，前往英國貿易，以為開拓商務之端，以至遴少俊往諸國學習技藝，或延師回國教習，現下制炮造船以及火柴火粒諸藝，取次舉行，漸就強盛。或稱我國物產素豐（如金銀煤炭之類），人多俊慧，倘能奮發有為，富強之業，自不難致。”[71]
其中可見越南使臣對當時香港政制及其商業貿易的濃厚興趣和切身觀感，並對晚清中國籌辦洋務頗為關注，還反映出越南王朝遣使訪問考察香港的目的所在，以及期望通過中國之渠道學習掌握西方科學技術的迫切心理。因此，清光緒九年（1883年）越南如清使臣範慎遹、阮述等人在前往天津的海路途中，先後在香港九龍參觀試放水雷炮；在廣州考察當地機器局，參觀所制炮彈；留津期間，參觀招商局所辦電報局，又帶領隨行黎碧峰、杜富肅赴天津城北門外窯窩處，觀看 洋槍隊操演。晚清中國成為越南瞭解近代西方科學技術的重要窗口，正如陳荊和先生之言：阮述等在華期間，“儘量參觀中國軍隊之操練及機器局、電報局等施設，亦可反映當時之越南當局急於圖強之用意”，而阮述所發出的“中朝之有心洋學如此，其奪彼長技，何難哉？”[72]的感慨，這與其說是對中國的讚歎，不如說是越南當局意欲仿效中國開辦洋務以圖自強的內心寫照。
按，作者陳國保，歷史學博士，廣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教授；廣西師範大學越南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原文載《史學月刊》2013年第10期。圖片來源，網絡。原文註腳已刪除，為便於讀者瞭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別說明之處，正文中用“[1][2][3]”等字樣標出。責任編輯：羅楊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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