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竊聽風暴》是一部非常真實的東德時期的生活寫照，但最重要的是，它深刻地研究了極權主義下的人性和同情心。也被成為是21世紀最好的德國電影。
作為導演兼編劇弗洛裡安·亨克爾·馮·多納斯馬爾克電影處子秀，《竊聽風暴》準確捕捉到東德極端的政治幽閉下的恐怖氣氛。這1600萬人口中的一部分人受到了被稱為“斯塔西”的國家安全部的密切監控。據估計，斯塔西僱傭了9.1萬名員工以及20多萬名線人。它的口號是“黨之盾、黨之劍”，目標是“無所不知”。無處不在的祕密警察是歷史上滲透最廣泛的特務機構之一，並以使用酷刑和恐嚇壓制、腐敗和摧毀異見人士而聞名。
出於個人的經歷與喜好，導演決心準確地描述他的故事，因此他花了四年時間研究這個主題，甚至聘請了一位電影歷史顧問。他堅持要在柏林牆倒塌後一條少有沒進行改造的街道上拍攝這部電影。在視覺上，電影以灰色和棕色為背景拍攝，以捕捉前東部地區的單調景象，並增強民主德國的壓迫和恐嚇感。
這部電影在評論界和票房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可是有趣的是，馮•多納斯馬克的政治驚悚片是統一後為數不多的幾部真正揭示斯塔西時代殘暴的電影之一。事實上，兩德統一後製作的電影很多都把東德描述得很感人，表達了對社會主義民主德國“美好往昔”的懷念。
這部電影發生於柏林牆被拆除的五年前：在1984年，特工魏斯勒是一名技術嫻熟、效率極高的斯塔西軍官，也是東德執政黨忠實的成員。這位冷冰冰的“監聽機器”在審訊方面才華橫溢，充滿熱情。在開場的片段中，魏斯勒正在教他的學生們如何辨別嫌疑犯是否在撒謊：
“犯人如果無罪，會越來越風怒，由於受到不公平對待。他會咆哮，甚至暴怒。如果有罪，不是越來越鎮定沉默，就是痛哭流涕，他知道自己會來這。證明有罪或無罪的最好方法就是不停地審問。“
演講的鏡頭與真實的審訊巧妙地穿插在一起，審訊的結果就是嫌疑人承認自己的罪行。而這些罪犯往往都會收到“非人般“的待遇，甚至還不如一條警犬。
接著在他的前輩奧伯斯特南特·安東·格魯比茨的邀請下，魏斯勒參加了格奧爾格·德萊曼（塞巴斯蒂安·科赫飾）創作的一齣戲劇。德萊曼是一位著名的藝術家，被許多人視為“忠誠公民”的終極典範，也是東德為數不多的作家之一。與他的大多數朋友不同的是，他成功地保持了一種微妙的平衡，既忠於自己的藝術原則，又不讓自己的作品被禁。
德萊曼是一個正派的人，在藝術界很受尊敬，因為他利用自己的安全地位，幫助持不同政見的藝術家同行。於是魏斯勒立刻有了一種直覺，認為德萊曼不可能像他看上去那樣“乾淨”，他認為需要監視。
文化部長亨普夫對此表示同意，於是斯塔西可怕的機器就行動了：德萊曼的任何行動都被記錄下來，包括他和他的女朋友克里斯蒂娜居住的公寓。魏斯勒在樓上的閣樓上設置了一個祕密監聽站，在那裡他記錄下這對情侶的每一個聲音、笑話、爭吵等等過程。等到下班後，魏斯勒回到他的小公寓，吃了一頓簡陋的食物，然後看了國營電視臺裡的無聊節目，獨自上床睡覺。他的全部都獻給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正因為如此，他的一生是空虛的。為了抑制自己的孤獨，魏斯勒命令妓女填補他生活中的空虛。
當魏斯勒船長一小時又一小時地聽著德萊曼和他的女朋友說話時，他開始喜歡上他們充滿文學、音樂、友誼和愛情的豐富世界，這與他自己沉悶、孤獨的生活截然不同。他花在偷聽上的時間越多，他就越在意他們。魏斯勒通過對德萊曼的監聽了解到了音樂和詩歌的人性化價值。他被他們本質上的善良所吸引。
當魏斯勒發現調查的真正原因僅僅是文化部長為了從美麗的克里斯蒂娜身上榨取性利益，從而讓他的藝術家對手離開時，他的世界崩潰了。
如果這樣的腐敗和驅蟲存在於黨的最高領導層，一個好人，一個像他一樣盡職的共產主義者，該怎麼辦呢？面對這一無法預測的困境，這個曾經嚴厲的斯塔西特工開始儘可能地保護德萊曼他們，並在他的報告中省略大量的監聽細節。
即使德萊曼第一次被捲入異見活動時，魏斯勒也會採取措施掩蓋對他不利的證據。隨著扣人心絃的情節接近尾聲，故事的固有悖論變得越來越不言而喻：藝術家和祕密特工似乎是真正相信民主德國社會主義理想的唯一兩個角色，但這個國家機器卻在利用他們的忠誠與信仰獲取不可告人的私人利益，那麼他們表達忠誠的唯一方法就只有犯叛國罪。
儘管他們在整部電影中從未見過面，但這兩個截然不同的角色有著必然相關的聯繫，因為他們都經歷了一個道德覺醒的過程，迫使他們接受他們所生活的謊言，並最終投身於對殘忍專制政權的鬥爭。
當德萊曼坐在鋼琴上演奏'好男人的奏鳴曲'時，我們瞭解到了一位因持不同政見，而被迫自殺的戲劇導演傑茲卡。他是斯塔西常用的“分解”手段的眾多受害者之一。這種手段旨在系統性地摧毀個人的職業和社會生活，在一個人的社圈子裡散播惡意謠言和恐懼。這是一種心理折磨，有效地耗盡了受害者的生存意願，是一種比任何酷刑都管用的工具。
演奏完奏鳴曲後，德萊曼轉向克里斯塔說：“聽過這首曲的人，我是說真正聽過的人，還會是壞人嗎？”
在這個問題中蘊含著電影想要傳達的希望和人類尊嚴的信息。這表明，無論極權主義政權採用多麼先進的洗腦技術，它們永遠都不會真正的成功，因為人類的靈魂、人性是抹不去也禁不住的。也暗示出正在聽這段音樂的魏斯勒也是好人，最起碼不再是個壞人。
魏斯勒的轉變是一個典型的證明。即使是最冷酷的心也能感受到善良和同情心，即使是最沒有人性的人，也能對突如其來的耳語，含蓄的優雅音符做出反應。無論是在遭受壓迫的，甚至是那群壓迫他人的人中，總會有潛在的自由意志，來執行微小的、不可預知的反叛行為，並開始一次安靜的抵抗直到有一天成長為一場翻天覆地的大革命。
電影撕開了斯塔西時代在德國那道沉痛的傷口，也引發了一場激烈的全國性辯論。有人認為這部電影是一部有價值和必要的傑作。但也有人認為這部電影不僅不尊重受害者，而且還擔心這部電影是不切實際的“浪漫主義”的斯塔西代理人，它可能會促進一種新形式的專制，或最糟糕的是，它可能會為赦免罪犯做辯護。
許多評論家指責馮·多納斯馬克給了魏斯勒一絲良知的暗示，從而粉飾了斯塔西的殘暴。認為他的轉變非常不可信，因為從來沒有記錄證明這些特工會同情或保護他們的監聽目標。然而，電影有它自己的使命，這不是一部紀錄片。馮•多納斯馬克在他的《導演聲明》結尾寫道：“最重要的是，《竊聽風暴》是一部人類戲劇，講述的是人類做正確事情的能力，無論他們在錯誤的道路上走了多遠。”
上映十餘年之後，我們可以放心地說《竊聽風暴》的初衷當然不是想要在世界範圍內掀起一波對斯塔西的同情。相反我們可以說它向許多觀眾暴露了這個系統的恐怖，新增了對這個組織的認知。即使有些看起來不太切實際的描述，尤其是關於魏斯勒救贖。但同樣的，這部電影必須因其對人性的真誠表達和令人難忘的藝術價值而受到讚揚。
從本質上講，這是一部關於普世人性的電影，它超越了時代與國籍。畢竟，這就是藝術的本質：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