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 | 兩彈元勳彭桓武緣何中斷異國戀:當事人Cécile的話


獨家 | 兩彈元勳彭桓武緣何中斷異國戀:當事人Cécile的話

兩彈一星元勳彭桓武先生曾與法國物理學家Cécile DeWitt-Morette有過一段戀情。自行車上的男子為彭桓武,女子為Cécile。圖源:文獻2

撰文 | 施鬱(復旦大學物理系教授)


已故彭桓武先生是兩彈一星元勳、中國當代物理的主要領導者之一。1941年,彭先生在流亡英國愛丁堡的玻恩(M. Born)指導下獲得博士學位後,來到愛爾蘭的都柏林高等研究院,擔任助理教授,成為海特勒(W. Heitler)和薛定諤(E. Schrödinger)的同事,直到1947年返回中國。

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物理學系有一位物理學界的名人,法國人Cécile DeWitt-Morette教授,研究引力、量子力學路徑積分和數學物理。

Cécile生於1922年,是諾曼底人,在當地的卡昂大學畢業後,去巴黎大學讀碩士。1944年6月6日,盟軍登陸諾曼底那天,作了非常瘋狂的轟炸,Cécile的祖母、母親和妹妹都被炸死。Cecile倖免遇難,因為她正在巴黎參加量子力學考試,而去巴黎前,人們還勸她不要去,因為火車可能被炸[1]。

1946年,Cécile作為巴黎大學約里奧·居里名下的學生,被送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在都柏林的兩年半使得Cécile開始喜歡和理解物理[1]。她名義上的導師是所長海特勒,博士學位仍然由巴黎大學授予。但是給她具體指導的是彭桓武。她在彭先生的指導下開始了理論物理研究,與彭先生合作完成了兩篇論文。

之後Cécile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後。在普林斯頓,後來成為著名理論物理學家的Bryce DeWitt向她求婚,起初她以他不是法國人而拒絕,後來答應,但以協助創立Les Houches暑期學校為條件[1]。這個暑期學校開始於1951年,後成為重要的學術交流陣地。後來Cecile又促成工業家Léon Motchane模仿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創立了法國的高等科學研究院(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Scientifiques)。

2005年,《物理》雜誌第5期刊出“彭桓武90華誕專題”,其中Cécile的文章回憶了她和彭先生的這段經歷,並附有幾張照片,包括一張她和彭先生的親密合影[2]。

筆者2010至2011年在得克薩斯大學物理系作訪問研究。在此之前我已知道Cécile的一些故事,以及彭先生和她的師生關係,也看到過她和彭先生的合影。由於彭先生在中國物理學史和國防科技發展中的地位,他的經歷是值得關注的。因此2010年12月10日,我在Cécile辦公室和她聊起了彭先生。

Cécile找出幾本書刊給我看。一本是彭先生的論文集,一本是彭先生的詩和散文,一本是上面提到的《物理》雜誌2005年第5期。因為她不懂中文,沒拿一本書,就問我:“這是什麼?”

下面是Cécile與我關於彭先生的主要對話(與Cecile的交流均由筆者翻譯自英文)。

Cécile:彭幫助我很多。

施鬱:那是您物理生涯的開始。

Cécile:是的。

施鬱:後來彭回中國了。

Cécile:是的,彭還要我一起去, 但是不能保證我好的生活,不能保證……

施鬱: 自由地來回旅行?

Cécile:是的。

施鬱:他自己回去了。

Cécile:是的。他對這點毫無問題。雖然我傷心、我失去了他,但是我欽佩他回國。

施鬱:你們本來要結婚的?

Cécile:是的,他求婚了。 施鬱:我理解,這是個難事。

Cécile:是的,我不知道如果我去了中國怎麼辦。

施鬱:是,也許旅行不太方便。那一代中國科學家的民族責任心很強。

Cécile:是的,我欽佩。他知道中國在發生著什麼,他想成為其中一部分。

施鬱:他確實為中國作出很大貢獻。有一位也和玻恩合作過的黃教授帶了位英國太太回到中國。

Cécile:她留在了中國?

施鬱:是的。

Cécile:我和彭的兒媳有聯繫。

施鬱:彭去世後,您去過中國。

Cécile:是的。

……

離開Cécile辦公室之前,我們合影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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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與Cécile DeWitt-Morette教授在她的辦公室


我回到自己辦公室後,打開彭先生論文集,見到扉頁上彭先生用法文寫著:

"En souvenir de Dublin, H. W. Peng, 1985. 10."

我當時記下了我和Cécile的主要交談內容。但考慮到隱私問題,除了和同事郝柏林老師(他是彭先生在理論物理研究所的長期同事)提過,沒有和別人談過此事。郝老師對我表示支持,並提到他們以前曾經將上面提到的那張合影給彭先生看,彭先生說:“沒想到,我當年還那麼浪漫過。”

以上是我離開奧斯汀後寫的短文,是2015年10月10日的版本。當時最後還有一段“本文初稿寫好後遲遲未公開。現在考慮到這對於彭先生來說是件重要的事,在徵得Cécile的同意後,發表此文。”但是事實上並沒有發表。在這份文稿誕生之前,我和Cecile有過幾次電郵交流。

2014年1月21日,我寫信給Cécile:

“考慮到彭教授是中國物理的重要人物,而您是國際知名物理學家,我能否在中文雜誌《物理》(類似《今日物理》或《物理世界》,您曾經在該刊發表過一篇英文文章)發表一篇小文章?在我們的交談中,您提到,當他回中國時,您為失去他而傷心,但是您欽佩他回去,而且他向您求婚了。

您介意嗎?”

2014年1月28日,Cécile回覆我:

“謝謝您的來信。當且僅當我看過英文翻譯後,我將同意發表在中文《物理》上發表一篇短文。如果我沒有看過,我不能同意發表。

彭沒有特別地求婚。要理解我與彭的關係,需要理解我們各自文化的背景:40年代都柏林的一個年輕中國男人,40年代都柏林的一個年輕法國女人。

我們出於愛和尊重而走了不同的道路,但是我們沒有討論我們的關係或者感受。

如果您發給我您文章草稿,我將就我們的關係加幾句話,同時仍然尊重我和彭的隱私。遺憾的是,沒有彭的話。

您有彭的孫女的地址嗎?幾年前,她給我打過電話,而且還在電話上給我拉了小提琴。我想知道她在做什麼。”

當天,我立即回覆Cécile:

“我會仔細考慮,給您發個準確的英文翻譯,可能需要一點時間,到時候請您提出修改意見。

我將通過與彭熟悉的物理學家,為您找到彭的孫女的地址和電話。”

我立即請郝柏林老師幫忙“找到彭先生孫女的地址/電話”。通過郝炘女士的幫助,我第二天就收到了彭先生兒媳羅立女士的來信,並將之轉給Cécile。但是我沒有收到Cécile進一步的回信。

2015年10月10日,我將上面的文稿翻譯成英文,發給Cécile,郵件中寫道:

“我寫了一篇短文,但是後來放在一邊,因為覺得這是一件私人事情。但是今年彭百年誕辰,也許可以發表,如果需要,可以再做點修改。這可以給讀者一個歷史感。 所以我將它翻譯成英文發給您。這只是草稿。您能否看一下,有何意見?”

我當天也發了一份中文文稿給郝柏林老師,郝老師回信鼓勵,並告訴我當天上午在北京西山應物會議中心舉行了“彭桓武科學精神座談會”。

但是我一直沒有收到Cécile的回信。Cecile2014年1月28日郵件裡的說法,以及她沒有回覆我2015年10月10日附有文稿的郵件,讓我感覺她對於公開此事很猶疑。所以我就一直沒有公開此文此事。

去年我在關於費曼的文章裡寫道:“(1948年)秋天的一個週末,戴森帶著莫雷塔(Cécile Morette;剛從愛爾蘭博士畢業,在那裡跟隨彭桓武做研究)回康奈爾訪問費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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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柏林的彭桓武。圖源:文獻2

2017年Cécile去世。文獻[1]的作者Feder在《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發表了一個“照片故事”,裡面提到,Cécile曾經以與後來第一次拒絕Bryce Dewitt求婚同樣的理由拒絕彭桓武[3]。

在該刊最近一期,Cécile的女兒Nicolette發表了讀者來信[4],糾正了Feder的說法,其中寫道(筆者翻譯):

“她很愛她,本來要與他結婚,但是當時時1940年代後期,他要回內戰中的中國。他離開時,給了她去香港的單程票,告訴她,他將從那裡接她去中國。在我2003年給她錄製的採訪中,她說:‘我退縮了。坦率地說,我覺得我一個不會說當地語言的人,在一個混亂的國家裡,會是一個問題。而且我擔心再也不能回到法國。’”

“他回到中國後,他們繼續同信,直到1950年。Chris最近發現了他的信,信中展現了一個慷慨、睿智、繼續愛著她的人,希望她接受她的求婚,但是他知道這對於她是困難的。她保留著他的信,也說明她對他的感情深度。1982年,她作為美國科學代表團成員訪問中國,當她自都柏林之後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們之間還有某種‘特別’。”

Nicolette還回憶了2004年帶Cécile訪問中國。可見關於Cécile未與彭桓武結婚的理由,與2010年Cécile和我的交談是一致的。Cécile的奧斯汀同事牛謙教授(也是筆者的合作教授)說,她去世前一年的11月,告訴牛教授,“彭曾是她的love”。

因此,我不必再將Cécile 2010年告訴我的她和彭先生的經歷作為個人隱私而保留了。畢竟這段往事能夠讓我們加深理解彭先生的名言:

“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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