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後的歐洲城市非常特別，它們不僅僅是人口密集的居住區，更是削弱及摧毀傳統基督教世界的主力軍。對於世俗統治者和天主教會來說，城市是“失控”的地區，本文我們來看一場“死刑秀”，體會一下歐洲自由城的特殊性。

中世紀歐洲的死刑

1604年9月17日，布倫瑞克城的居民們一大早就扔下手裡的工作，紛紛出門觀看一場行刑。早上10點鐘，一輛推車終於從監獄來到了刑場，這裡早就擠滿了圍觀的群眾。推車上是犯人亨寧·布拉班特，他的雙腿已經被打斷，只能被人架著來到行刑臺，放在了一把椅子上。

劊子手先是斬斷了他右手的三根手指，以懲罰他發假誓。之後，布拉班特又被燒紅的鐵鉗燙了四次。隨後，助手們把奄奄一息的布拉班特放到一張大桌子上，劊子手用刀劃開他的胸膛，直接將他的內臟取出，還用心臟抽打布拉班特的臉——當然，在心臟被挖出來的時候，他已經死了。

最後，布拉班特的屍體被肢解，然後掛在各個城門上示眾。這場殘忍的“死刑秀”有著諸多的記載，能讓我們瞭解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

那麼，一場死刑是怎麼體現歐洲自由城的特殊性呢？

現在的布倫瑞克

首先，我們來看看這場死刑秀之前發生了什麼事。布倫瑞克城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至少從公元9世紀開始就有人居住。到了15世紀初，這座城市終於從布倫瑞克的公爵手中脫離出來，成了一座享有極大自由權的城市。自由城，本身就具有特殊的地位。

歐洲的城市大概發展於公元11世紀，而且其政治地位非常特殊。因為中世紀的歐洲各國都是由大大小小的封地組成的，除了國王的王室領地之外，大部分地區的實際統治權都掌握在貴族領主的手中。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業性城市紛紛湧現出來。

其中一部分城市是由商人們組建起來的，所以並不受領主的控制，自由度很高。而另外一些城市，是由貴族領主出資建設的，所以他們擁有很強的控制權。不過，隨著城市的不斷髮展，商人不滿足於被束縛，紛紛想辦法脫離貴族的控制，成為“自由城”。

自由城是由城市議會控制，最大程度的利用公民自治機構擁有城市的統治權。這是所有商業性城市的共同願望，至少，要得到城市的司法權。

最初，城市的高級司法權，也就是死刑裁判權，是歸屬於王室的。君主通過掌握死刑的權力，維護自己的統治和權威。但是城市議會不想這樣，他們通過最簡單的方式爭取這項權力——那就是用財富購買。

不管是抵押還是直接購買，越來越多的城市獲得了死刑裁判權。比如1331年佈雷斯勞議會從波西米亞國王手中拿到了這項權力；1427年，幾經波折的紐倫堡議會也終於獲得了城市的各項權力；1401年，康斯坦茨城也從國王手中得到了10年的死刑裁判權（後改為無限期擁有）……

死刑裁判權並不便宜，城市議會不僅要花費巨資，還充滿了波折。但是，這一直是議會爭取的目標。原因也很簡單，死刑意味著最高統治力。一旦國王和貴族不能隨便判人死刑，而需要通過城市議會和法律，那就完全鞏固了自由城的地位，鞏固了所有市民的地位。

布倫瑞克城從15世紀擁有了一定的自由權，但名義上依然服從於地方公國的統治（即聽命於布倫瑞克的公爵）。城市議會不希望這樣，於是他們提出，要脫離公國，直接成為國王統治的“帝國自由城”。

傳統貴族領主

1600年，布倫瑞克議會決定不再給公爵交稅，這讓公爵惱羞成怒，立刻派兵圍住了整個城市，逼迫城市議會屈服。

作為商業性城市的布倫瑞克，雖然有抵抗公爵軍隊的能力，但是在圍困之下依然損失慘重——雖然沒有爆發直接衝突，但是城市外的駐軍阻礙了商業貿易，讓整個城市遭受了巨大的損失。

城市議會的主張是堅決抵抗，但是城市中的部分市民卻生活的越來越窘迫。整個城市充滿了兩種論調，抵抗或者和談。

本文最開始被處死的布拉班特，就是提出和談的市民代表。希望和談的市民選出代表組成了“市民首腦團”，不時通過演講等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當然，這是議會允許的，所以最初並沒有什麼問題。

1603年，衝突似乎加劇了。城內的路德派牧師進行了一次佈道，批評市民首腦團的想法。這樣布拉班特非常生氣，他立刻讓馬堡大學出具了一份法律鑑定：根據布倫瑞克城市法，當城市出現顯著的問題和弊病時，市民首腦團有權利對議會提出批評，而牧師不應該干涉世俗事務。

布拉班特捅了馬蜂窩，對議會怎麼批評都可以，這確實是城市法允許的。但是直接挑釁教會的權力，立刻激怒了所有的牧師。

歐洲自由城的另一個巨大特殊性就是：宗教改革的各派力量不斷鬥爭，讓其在暴力中發展。

中世紀死刑

歐洲的死刑統計材料表明，中世紀鄉村地區的死刑要遠低於城市；而城市中的死刑，在16世紀（及17世紀初）數值是最高的。

在鄉村地區，也就是貴族和教會的統治區，廣大農民一般被束縛在土地上，犯罪率相對較低。而且，貴族也更傾向於使用罰金的方式代替死刑，這樣一方面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也顯示了自己的仁慈。

但是城市有自己的特點：人口流動性大，底層貧民沒有土地保障，犯罪率相對較高。所以，為了維持城市的治安，必須嚴刑峻法。而16世紀至17世紀初的死刑犯之所以增多，除了城市發展的原因之外，另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並非通過幾場演講就完成的，這其中充滿了血腥的殺戮。對於支持世俗法庭使用死刑的路德派來說，對“異端”使用暴力更是再正常不過了。

布拉班特惹怒了路德派牧師，因為他們一直努力影響世俗法庭，絕不吝惜使用暴力。而布拉班特更致命的錯誤在於找了馬堡大學出具法律鑑定——馬堡大學，是傾向於加爾文派的，在當時是路德派的敵人。

這種不同信仰之間的鬥爭是充滿了血腥的，比如1601年薩克森公國的總理尼古拉斯·雷爾參加了加爾文派的一個活動，就直接在德累斯頓被斬首示眾了。布拉班特一定知道這一點，但是他選擇了忽略，從而造就了自己的悲劇。

歐洲的各個城市，是新教徒們大力發展的地方，決不允許挑釁。所以，路德派牧師首先決定，市民首腦團無權獲得聖餐，在其他宗教活動中也受到限制——這是一種很嚴重的警告，讓很多人立刻遠離了市民首腦團。

馬丁·路德

布拉班特本該屈服的，不過他選擇繼續“戰鬥”。1604年，他開始印刷一些傳單四處分發，譴責路德派牧師的做法。牧師們決定動手，城市議會自然也不會放過這個反對派。很快，布拉班特和他的追隨者被逮捕了。

一番拷問之後，布拉班特承認：自己與城外的公爵進行了談判，出賣了整座城市；更關鍵的是，他說自己“與可惡的魔鬼和撒旦締結了六年之約”。

這意味著，布拉班特不僅是布倫瑞克市民的敵人，也是教會的敵人，必死無疑。當然，我們應該猜到布拉班特並非真心承認這些罪行——但是這不妨礙審判。

當然，被處刑的人不僅布拉班特，還有一些他的追隨者。他們的死，讓我們看到了17世紀前後歐洲自由城的特殊性：人們為了自治權可以和公爵的軍隊對峙好幾年，同樣也可以在信仰之爭中殘忍的處決任何人。

也正是這種“暴力和自由”的不斷融合中，讓城市中的人們充滿了反抗意識，為之後的反對君主制革命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