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賞析：辭簡德劭情意真'

歐陽修兩篇公文賞析：情真意切，辭簡德劭

盛世修史是中國的一個傳統，自漢代以來的歷代王朝均視修前朝史為自己的重要責任和義務。修史的目的：一在於彰顯治亂興衰的規律，說明本朝得位之正當；二在於明禮儀道德之所在，有所勸誡，利於統治。

北宋至仁宗年間，距開國已有一甲子，國家局勢穩定，經濟繁榮，仁宗皇帝認為五代衰世之時所修之《唐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遂於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下詔重修。預修之員，初有宋祁、範鎮等，後有王疇、呂夏卿、宋敏求、劉羲叟等史臣陸續加入，皆為一時博學能文之士。然因為各種遷延，書十年未成。

歐陽修乃於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被舉薦加入史局。他入局雖晚，然入局即總領全局，並親自參與編撰了紀、志、表部分，越七年，即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七月十二日，書成進上，此即今人所見之《新唐書》。由於纂修唐史在仁宗皇帝心目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他當即獎擢各位史臣，予以遷秩一等。以歐陽修首功，授尚書禮部右侍郎。此為歐陽修撰寫《辭轉禮部侍郎札子》及《再辭轉禮部侍郎狀》的背景。

仁宗皇帝獎擢各位史臣，一體升遷。歐陽修得到升擢的消息後，自覺入史局日短功少，不應與其他史臣一例升遷，遂於七月庚子上奏一札子請辭。該文嚴守札子作為公文文體的規範，文質辭簡，直述重點。首言宋祁、範鎮到局凡十七年，貫穿修史始終；王疇一十五年；宋敏求、呂夏卿、劉羲叟並各十年已上。再進一步詳述“內列傳一百五十卷，並是宋祁一面刊修，一部書中三分居二”，“範鎮、王疇、呂夏卿、劉羲叟並從初置局便編纂故事，分成卷草，用功最多”；而其本人，“蓋自置局已十年後，書欲有成，始差入局，接續殘零，刊撰紀、志六十卷”。因為“到局月日不多，用功最少”，故“今來一例受賞，臣實愧心”。

其所述雖皆為事實，然對自己在修書過程中總攬全局，創立統紀，刊削成書的功績卻隻字不提。進而又述自己數年來屢次蒙恩擢遷，不當再無功受賞。在宋代，大臣得到升任敕文，按例當進札子表明謙遜態度，然多是虛辭客套而已。歐陽修此札子奏陳仁宗皇帝，情真意切，顯非虛應之禮儀。正如其在末尾所言，“不敢虛飾辭讓，煩黷朝廷，理有不安，實難自默。慾望聖慈，特寢新命”。

歐陽修在仁宗朝因直言讜論及參與“慶曆新政”，觸怨群小，屢屢為人讒毀，然在仁宗皇帝心目中他卻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宋史》即載有仁宗對歐陽修的獎掖語：“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故本次獎擢儘管歐陽修懇切請辭，仁宗皇帝亦堅持授職。歐陽修見授職詔書後遂又寫了《再辭轉禮部侍郎狀》，進一步申述辭讓。如果說上篇札子是以事實與道理服人，這篇奏狀在說理的同時更加講究動之以情，甚至有些央求的意味在其中。首論其辭讓禮部侍郎並非“過飾偽辭，取好讓之虛名”，而是“撫心內愧，不敢自欺”，真情溢於言表。進而再論其後入史局，用功最少是事實而非言過其詞，與其他史臣一例受獎擢，令其“迫於懇悃，實所難安，夙夜徊徨，莫知所措”，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最後說，若因為朝廷其他史臣都受到升擢，而不想單單遺漏了歐陽修自己，那麼“慾望聖慈稍加裁損，或於階、勳、食邑一有所沾，俾臣得不過分，足以為榮”。這是退而求其次，略作妥協，期盼皇帝接受其建議。

不知是出於對歐陽修的厚愛，還是有感於歐陽修在史局無可替代的作用，仁宗皇帝最終並沒有接納歐陽修的建議而堅持授職。然而，歐陽修留下的這兩篇辭讓公文卻充分體現了其道德文章之美，令人景仰不已。從文章角度來說，兩篇公文均嚴守體例，辭簡意豐，簡要有法。第一篇札子，不做虛辭，直切主題，陳述兩方面的事實，水到渠成地提出不能接受“無功濫賞”。這符合札子簡短精要，重陳述、輕議論的特點。第二篇奏狀分三個層次，略多論辯色彩，注重以情動人，這也契合奏狀可作論辯的文體特點。兩篇公文均邏輯縝密，層層遞進，述論透闢。語言與當時流行的尚奇尚怪的時文以及辭藻華美的駢儷之文不同，平易曉暢，質實自然，不著斧鑿痕跡；長短句結合運用，節奏舒緩而分明，富有律動感。這種語言與句式不僅便於申述說理，富有感染力，也增加了文章的美感。顯然其中充分融會了歐陽修的平易流暢、自然紆徐的古文創作筆法。

歐陽修古文創作主張言之有物，文道合一，文質兼備，這也在兩篇實用性公文中有充分反映。兩篇公文的主旨均是他不敢接受皇帝的獎掖。這非虛情假意的無病呻吟，文字背後有“道”的支撐。儒家的道德，講究“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歐陽修在史館七年領銜完成了《新唐書》的編纂，可謂“事君敬其事”。從辭受禮部侍郎來看，他當初參與修書的動機應該不在於“食”，可謂是“後其食”，甚至是未料想“食”。同時儒家也深戒“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倡導“無伐善，無施勞”，認為“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歐陽修在得知皇帝的獎擢後，未去誇耀自己的統領、刊削之功，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入史局日短，功勞少於其他史臣，一再懇辭上奏不敢與其他史臣一體接受獎擢，正是儒家的這種信念在他身上的表現。他的辭讓確是真情實意，反覆申說其並非“虛飾辭讓”“過飾偽辭，取好讓之虛名”，也確非虛語。儒家又講究“樂道人之善”。歐陽修在兩篇公文中一再稱他人功多，自己僅有承續之勞，揚人所長，述己所短，正是其這種操行的自然流露。文以載道，這短短的兩篇公文可以說無處不洋溢著歐陽修的德性之美。

誰言公文僅僅是簡單模式化、程序化的寫作？一篇好的公文是有生命、有精神的。歐陽修的這兩篇公文前者正文271字，後者269字，而其展現的文字之美，以及背後蘊含的儒家德性之美，都是值得後人鏡鑑學習的。

為使讀者更好理解、欣賞這兩篇文章，現將其附錄如下：

辭轉禮部侍郎札子

臣準閣門告報，蒙恩除臣禮部侍郎，令臣授告敕者。臣伏思聖恩所及，必以臣近進《唐書》了畢，凡與修書官，並均睿澤。竊緣臣與他修書官不同。檢會宋祁、範鎮到局，各及一十七年，王疇一十五年，宋敏求、呂夏卿、劉羲叟並各十年已上。內列傳一百五十卷，並是宋祁一面刊修，一部書中三分居二。範鎮、王疇、呂夏卿、劉羲叟並從初置局便編纂故事，分成卷草，用功最多。如臣者，蓋自置局已十年後，書欲有成，始差入局，接續殘零，刊撰紀、志六十卷。是臣到局月日不多，用功最少。今來一例受賞，臣實愧心。兼臣自嘉祐二年蒙恩轉諫議大夫，三年蒙恩加龍圖閣學士，四年蒙恩轉給事中，到今方及一年，豈可又以無功濫賞？臣不敢虛飾辭讓，煩黷朝廷，理有不安，實難自默。慾望聖慈，特寢新命。今取進止。

再辭轉禮部侍郎狀

右臣今月二十三日，奉被詔書一道，以臣乞寢新除禮部侍郎恩命不允事。伏念臣出自孤寒，累蒙獎擢，職忝學士，官至給事中，前後所授恩命不少。豈敢頓於此際，過飾偽辭，取好讓之虛名，為有識之所誚？實以臣撫心內愧，不敢自欺。

蓋以《唐書》置局已十餘年，纂錄垂就，臣最後至，接續分撰，卷數不多，用功最少，不敢與從初置局及在局年深用功勤勞人一例受賞。所陳情實，皆有據依，不敢過言，冀為可信。敢謂特煩詔諭，前例所無，上體聖恩，便合祗受。而臣迫於懇悃，實所難安，夙夜徊徨，莫知所措。若以臣雖無功效，不欲獨遺，慾望聖慈稍加裁損，或於階、勳、食邑一有所沾，俾臣得不過分，足以為榮。臣若自欺不言，則冒寵雖多，為愧愈甚。臣不勝激切戰懼屏營之至。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敕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