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某縣一小學平均班額達113人、該縣某城市小學平均班額是同縣某鄉村小學的4倍……21世紀教育研究院昨日發佈2017年《教育藍皮書》，其中發佈的對中小學校班額情況的調查顯示，我國中小學大班額問題依然嚴重。
我國中西部地區普遍存在的大班額現象，一度是教育重點難點。2017年《教育藍皮書》顯示，據教育部2015年全國教育統計數據分析，全國小學平均班額為38人，初中平均班額為48人，高中平均班額為54人。值得注意的是，全國小學的總平均班額呈現逐年減少的趨勢，初高中平均班額尚未出現這樣的趨勢。
2001年，我國開始實施“農村中小學撤點並校”，自2002年到2012年間，全國平均每年減少農村小學2萬所。農村小學10年減20萬所，撤併速度過快帶來了大班額等系列負面影響。2012年9月，國務院要求縣級政府在完成備案之前暫停農村義務教育學校撤併，保證學生能就近入學。然而大班額的影響持續至今。
按照有關規定，班級學生數超過56人的班級稱之為大班額，學生數超過66人的稱之為超大班額。
分省來看，小學學段平均班額最大的是江蘇、山東和湖南，均為每班43人。就初中階段而言，廣西平均班額最大，為每班57人，2個省超過每班55人。高中平均班額最大的是河南，每班65人，12個省超過每班55人。就平均班額而言，除了高中有比較明顯的超額外，小學、初中的班額情況似乎基本正常。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薄弱學校與重點學校之間的不均衡，學校規模和班額數相差很大。例如河南省駐馬店義務教育階段教學班共有10376個，平均班額每班55.7人，似乎並不高。然而，2016年全市共有“超大班額”2695個、“大班額”3730個。
2017年《教育藍皮書》調查中瞭解到的中小學最高班額分別出現在河南省駐馬店市某縣某初中（平均班額達109人）和周口市某縣某小學（平均班額達113人）。在平均班額達109人的情況下，課堂教學質量和師生互動頻率如何保證？
“在我們訪談的十個城市中，存在班額申報造假的有七個，有申報時只准按照規定教學數字上報，有的班級學生名冊不準寫全，還有在上級檢查時將學生重新編班授課，多餘學生遷到附近初中甚至放學。”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江蘇省揚州中學歷史特級教師王雄指出，解決班額問題不只靠地方教育局，因此上級主管部門來檢查時，對根本完不成的任務，只能有造假的方法。
在調查中，王雄發現，由於各地方政策及財政收入差異很大，同一時間消除大班額的難度也存在較大差異，東部省份和城市相對容易，中西部地區原本經濟不發達，解決起來就困境重重。“沒錢維修學校，沒錢建立新學校，沒錢培養一大批教師並擴大教師編制，包括新校建設工程需要建設週期。”王雄稱，教育資金投入不足等問題讓大班額問題的解決一拖再拖。
國家統計局公報顯示，2016年，我國城鎮人口比重比2002年上升了18.25%。城鎮化迅速發展的同時，城鎮新增人口子女上學問題的配套建設卻未能即時同步。部分地方城鎮教育出現資源緊張的局面，中西部地區縣鎮大班額問題突出。另一方面，鄉村學校生源卻在不斷減少，出現了農村教育資源閒置的情況。以河南省周口市某縣兩所小學的班額對比為例，某城市小學平均班額（103人／班）是某鄉村小學平均班額（26人／班）的4倍。
“凡是存在大班額問題的地區，一定是教育發展不均衡的。‘兒童優先’的價值取向要落實到我們整個城市和地區佈局中。”王雄指出，大班額問題是最急迫的問題，應該繼續加大教育投入。學校建設要科學合理佈局，並推動公共參與和學區制管理。而教育部到教育廳應公佈各個班級教育的真實情況。
國務院辦公廳2016年印發的《關於加快中西部教育發展的指導意見》顯示，各地要制定消除大班額專項規劃，到2018年基本消除縣城和鄉(鎮)學校超大班額現象，2020年基本消除大班額現象。
2017年《教育藍皮書》指出，破解大班額的重要途徑在於通過城鄉教育一體化發展的思路，建設和規範城區教育，加強農村學校建設，促進農村學生迴流。例如江西省上饒市弋陽縣，當地將校舍建設經費的80%投入到鄉村學校，將信息化建設經費的60%投入在鄉村學校，在師資分配、教師培訓、評優評獎等方面向農村教師傾斜，農村學校品質的提高吸引了大量農村學生回鄉就讀。
“任何一個相對落後一點的縣城都可以按照這樣的方法去做。師資的評定向農村教師傾斜，就改變了城市大量孩子上學的現狀。”王雄稱，在全縣入學總人數增加的情況下，弋陽縣中心城區學校“瘦身”明顯，初中從原來平均班額72人降到現在低於55人，小學從原來平均班額70人降到低於60人。此外，河南省內鄉縣、山西省晉中市等都通過這一模式有效化解了城區的大班額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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