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格林威治村，為何能在 1920 年代成為性少數群體庇護區？| 石牆 50 年'

霓虹燈在召喚過路人，

進來，喝一杯，然後夢見一個謊言，

逃開這條街上的現實，

飲下烈酒和不朽。

我對著兩個同伴笑了笑，

我們找到了一扇門走進去，

我們陷入了煙霧繚繞的爭吵，

現實飛走，再也無法回憶起來。

《格林威治的一夜》艾倫·金斯伯格

1943 年 7 月 1 日，艾倫·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跨過哈德遜河來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註冊報到。幾天前，他剛剛以出色但並非頂尖的成績從高中畢業。原本，金斯伯格打算在家附近的一所公立大學繼續讀書。不過，在收到哥倫比亞大學提供的每學期 100 美元的獎學金之後，他決定依靠兼職工作去負擔自己在紐約城中的生活。金斯伯格很高興自己能夠離開家庭，不僅僅是因為自己能夠因此遠離瘋狂的母親，也因為在紐約，他認識了更多和他自己一樣只對男性感興趣的人。

很快，金斯伯格學會了如何在紐約城裡找到屬於自己的快樂。那一年冬天，他結識了許多生活在格林威治村的朋友。12 月 18 日，他和朋友們在一家酒吧裡一連喝下了好幾杯波特酒，觀察自己的意識如何消失在這些紅色的液體之中。這是他第一次醉酒，也讓他迷戀。這之後，他學會了遊蕩在格林威治村的街頭，與那些好看的、性感的年輕人，聊天、吃飯、喝酒，直到深夜。1948 年頭的那個冬天，失去了戀人的金斯伯格變本加厲。在寫給好友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信中，他形容自己終日如鬼魂一般流連於這裡的同性戀酒吧。

霓虹燈在召喚過路人，

進來，喝一杯，然後夢見一個謊言，

逃開這條街上的現實，

飲下烈酒和不朽。

我對著兩個同伴笑了笑，

我們找到了一扇門走進去，

我們陷入了煙霧繚繞的爭吵，

現實飛走，再也無法回憶起來。

《格林威治的一夜》艾倫·金斯伯格

1943 年 7 月 1 日，艾倫·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跨過哈德遜河來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註冊報到。幾天前，他剛剛以出色但並非頂尖的成績從高中畢業。原本，金斯伯格打算在家附近的一所公立大學繼續讀書。不過，在收到哥倫比亞大學提供的每學期 100 美元的獎學金之後，他決定依靠兼職工作去負擔自己在紐約城中的生活。金斯伯格很高興自己能夠離開家庭，不僅僅是因為自己能夠因此遠離瘋狂的母親，也因為在紐約，他認識了更多和他自己一樣只對男性感興趣的人。

很快，金斯伯格學會了如何在紐約城裡找到屬於自己的快樂。那一年冬天，他結識了許多生活在格林威治村的朋友。12 月 18 日，他和朋友們在一家酒吧裡一連喝下了好幾杯波特酒，觀察自己的意識如何消失在這些紅色的液體之中。這是他第一次醉酒，也讓他迷戀。這之後，他學會了遊蕩在格林威治村的街頭，與那些好看的、性感的年輕人，聊天、吃飯、喝酒，直到深夜。1948 年頭的那個冬天，失去了戀人的金斯伯格變本加厲。在寫給好友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信中，他形容自己終日如鬼魂一般流連於這裡的同性戀酒吧。

艾倫·金斯伯格 圖 /Longreads

時至今日，金斯伯格在詩中所描繪的格林威治村，已經被奉為現代同性戀權益運動的聖地。這除了是因為 1969 年爆發騷亂的石牆酒吧就位於紐約曼哈頓島南部的這片土地上，也因為在石牆騷亂爆發之前的那些歲月裡，格林威治村是當時整個美國為數不多但卻最負盛名的可以容納同性戀者的社區。出名的同性戀者——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沃利·考克斯（Wally Cox）、洛克·赫德森（Rock Hudson）、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埃利奧特·臺伯（Elliot Tiber）——或多或少都會在這裡，留下一段旖旎的往事，以至於如今熱心的人們會為對這些歷史感興趣的旅遊者，單獨規劃出一條旅行線路。

格林威治村與同性戀之間的關係，最遲在 1930 年代就已經為大眾所知。“自由的性行為已經變得習以為常，而同性性行為也已經處在人們的預期範圍之內。”在關於同性戀歷史的一書中，作者阿諾·卡倫（Arno Karlen）引述一位歷史學者關於 1920 年代格林威治村的記錄後寫道，“歌廳、俱樂部、茶館遍地開花，其中一些變成同性戀者約會的場所。報紙上充斥著關於年輕人和邊緣人在那裡生活的挑逗故事，而大巴士載著成群的旅遊者無禮地盯視他們。”

格林威治村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歷史學家們如今樂意指出，就在格林威治村發展成為一個同性戀文化的符號的同時，巴黎、倫敦、洛杉磯、舊金山等城市也都出現了類似的同性戀社區，甚至就在大紐約地區，相對中心城區更遠的傑克遜高地（Jackson Heights）也獲得了不遜色于格林威治村的聲名。若非石牆酒吧位於格林威治村，或許現代同性戀權益運動發源地的稱號就要易主。

儘管在所謂的主流認知中，同性戀者以及其所屬社區的生活狀態始終是怪異的、邊緣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同性戀者享受著格林威治村帶來的庇護和安全感。“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在紐約工作，在那裡掙錢，偶爾與陌生人發生性關係。到星期五晚上，我會開車回白湖，去挽救我父母的生意。在白湖，我假裝成一個異性戀的生意人。那自然是一個巨大的謊言。在紐約，我是藝術家兼同性戀。那才是真實情況。”埃利奧特·臺伯將自己的生活描繪成一種分裂的狀態，而他在格林威治村，要比身處在自己的原生家庭環境中，更加自如且愜意。

霓虹燈在召喚過路人，

進來，喝一杯，然後夢見一個謊言，

逃開這條街上的現實，

飲下烈酒和不朽。

我對著兩個同伴笑了笑，

我們找到了一扇門走進去，

我們陷入了煙霧繚繞的爭吵，

現實飛走，再也無法回憶起來。

《格林威治的一夜》艾倫·金斯伯格

1943 年 7 月 1 日，艾倫·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跨過哈德遜河來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註冊報到。幾天前，他剛剛以出色但並非頂尖的成績從高中畢業。原本，金斯伯格打算在家附近的一所公立大學繼續讀書。不過，在收到哥倫比亞大學提供的每學期 100 美元的獎學金之後，他決定依靠兼職工作去負擔自己在紐約城中的生活。金斯伯格很高興自己能夠離開家庭，不僅僅是因為自己能夠因此遠離瘋狂的母親，也因為在紐約，他認識了更多和他自己一樣只對男性感興趣的人。

很快，金斯伯格學會了如何在紐約城裡找到屬於自己的快樂。那一年冬天，他結識了許多生活在格林威治村的朋友。12 月 18 日，他和朋友們在一家酒吧裡一連喝下了好幾杯波特酒，觀察自己的意識如何消失在這些紅色的液體之中。這是他第一次醉酒，也讓他迷戀。這之後，他學會了遊蕩在格林威治村的街頭，與那些好看的、性感的年輕人，聊天、吃飯、喝酒，直到深夜。1948 年頭的那個冬天，失去了戀人的金斯伯格變本加厲。在寫給好友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信中，他形容自己終日如鬼魂一般流連於這裡的同性戀酒吧。

艾倫·金斯伯格 圖 /Longreads

時至今日，金斯伯格在詩中所描繪的格林威治村，已經被奉為現代同性戀權益運動的聖地。這除了是因為 1969 年爆發騷亂的石牆酒吧就位於紐約曼哈頓島南部的這片土地上，也因為在石牆騷亂爆發之前的那些歲月裡，格林威治村是當時整個美國為數不多但卻最負盛名的可以容納同性戀者的社區。出名的同性戀者——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沃利·考克斯（Wally Cox）、洛克·赫德森（Rock Hudson）、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埃利奧特·臺伯（Elliot Tiber）——或多或少都會在這裡，留下一段旖旎的往事，以至於如今熱心的人們會為對這些歷史感興趣的旅遊者，單獨規劃出一條旅行線路。

格林威治村與同性戀之間的關係，最遲在 1930 年代就已經為大眾所知。“自由的性行為已經變得習以為常，而同性性行為也已經處在人們的預期範圍之內。”在關於同性戀歷史的一書中，作者阿諾·卡倫（Arno Karlen）引述一位歷史學者關於 1920 年代格林威治村的記錄後寫道，“歌廳、俱樂部、茶館遍地開花，其中一些變成同性戀者約會的場所。報紙上充斥著關於年輕人和邊緣人在那裡生活的挑逗故事，而大巴士載著成群的旅遊者無禮地盯視他們。”

格林威治村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歷史學家們如今樂意指出，就在格林威治村發展成為一個同性戀文化的符號的同時，巴黎、倫敦、洛杉磯、舊金山等城市也都出現了類似的同性戀社區，甚至就在大紐約地區，相對中心城區更遠的傑克遜高地（Jackson Heights）也獲得了不遜色于格林威治村的聲名。若非石牆酒吧位於格林威治村，或許現代同性戀權益運動發源地的稱號就要易主。

儘管在所謂的主流認知中，同性戀者以及其所屬社區的生活狀態始終是怪異的、邊緣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同性戀者享受著格林威治村帶來的庇護和安全感。“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在紐約工作，在那裡掙錢，偶爾與陌生人發生性關係。到星期五晚上，我會開車回白湖，去挽救我父母的生意。在白湖，我假裝成一個異性戀的生意人。那自然是一個巨大的謊言。在紐約，我是藝術家兼同性戀。那才是真實情況。”埃利奧特·臺伯將自己的生活描繪成一種分裂的狀態，而他在格林威治村，要比身處在自己的原生家庭環境中，更加自如且愜意。

格林威治村 圖 /Odyssey

事實上，這也正是城市空間對於同性戀者來說不可或缺的原因。“美國城市在 20 世紀早期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性別角色和性行為，從而細緻地塑造了同性戀社區和個體的生活。”邁克爾·布羅斯基（Michael Bronski）在《美國酷兒歷史》一書中寫道。相比起鄉村、小鎮這樣的生活地區，也只有在城市中，同性戀者才能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並得以踐行自己的生活方式。這也是臺伯和金斯伯格為什麼會在日常生活中體驗到分裂感的原因。而布羅斯基進一步指出，城市之所以能夠提供不同的生活方式，在於它的經濟結構與鄉村、小鎮完全不同。

在城市出現以前，美國大體上是一個農業國家。男男女女承包一定量的土地，在其上勞作，春耕秋收，循環往復。在這基礎之上，家庭承擔了維繫一個基本農業生產單位的責任，這也使得家庭作為一個基本社會單位被賦予了崇高的地位。在不知不覺間，維護一個家庭的穩定，成為了人們一切行為的最高準則和道德指令，性行為自然也被囊括其中。它與清教徒的宗教規範一起，形成了歷史學者認定的“家庭中心的，以生育為目的”的性關係系統。“家庭是性唯一可以接受的出口，而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生育合法的子嗣。”

這種規範在不斷重複施加於個體的過程中，成為了人們潛移默化之中從小就習得的一種道德規範，直到臺伯和金斯伯格出生的年代，他們依然擁有著極其強大的力量，約束著人們的行為。在兩人的潛意識中，他們都能夠感受到自身性取向與家庭價值之間的衝突，並因此感到痛苦不已。

不過，1820 年代開始，城市的發展已經在逐漸侵蝕這樣一種古板的家庭觀念了。隨著城市工業的發展，紡織廠、製鞋廠出現在羅切斯特、紐約等商業繁榮的城市。不少來自農村的女性開始在工廠中工作，而男性則從農村來到城市修建運河和鐵路。“僱傭階層的未婚男女不和家人們住在一塊，他們離開自小生活的社區，獨自居住在公寓裡，融入了一種包括新娛樂和人際關係的工人階級青年文化。”《美國城市社會的演變》一書援引歷史學家的說法，“工作日的最後一天和週六晚上，舞廳、飯店都被女工、熟練工、尋找婚姻伴侶、性伴侶和找樂子的人們激活了。”

根據蒂莫西·吉爾弗裡（Timothy Gilfoyle）的研究，兩種因素促進了色情業在紐約的發展。一方面是女性的工資遠遠不能滿足他們的生活。南北戰爭結束後，一位女性的日工資僅為 20 美分，而一個房間每週的租金就要 1 美元。另一方面，單身男性越來越多，使得他們將嫖妓視為一種正常的行為。就在這一來一去之間，色情業在紐約發展成為一門高達每年 300 萬美元的產業。

吉爾弗裡相信，色情業的發展使得人們對待性的態度越來越隨便。在《慾望之城》一書中，他寫道：“那些年中對於性的寬容，有時也會蔓延到同性性行為之上。”他援引沃爾特·惠特曼（Walter Whitman）的詩作以及他有時候在日記中寫下的和男性交往的段落，被認為這是當時存在的男性同性戀亞文化存在的證據。“在 1840 年代，一個小但卻能夠注意到的群體出現了。據報道，這些男性與其他人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十分年輕，並且具有女性化的外表和舉止。”

這一段歷史如今都被濃縮在了一個名為瑪麗·瓊斯（Mary Jones）的人身上。在一幅畫中，他皮膚黝黑，身穿華麗的白色長裙。見過他的人稱他穿著優雅而又體面。如果不是在 1836 年因為盜竊而被捕，人們或許無從得知他的真名其實是彼得·斯沃利（Peter Sewally），出生於 1803 年 12 月。在審訊中，他告訴警察，他習慣於穿著女裝，並認為這樣的自己更加好看。在參加各種聚會時，他也更習慣以這樣的形式出現。因為盜竊罪，法官判斯沃利入獄 5 年。也就是因為這一起案件，斯沃利留下了一幅肖像，並被配上了“怪物人”的字樣。不過，對於她究竟是因為女裝、還是因為黑人、或者從事色情業而被稱為怪物，歷史學家如今仍有爭論。

霓虹燈在召喚過路人，

進來，喝一杯，然後夢見一個謊言，

逃開這條街上的現實，

飲下烈酒和不朽。

我對著兩個同伴笑了笑，

我們找到了一扇門走進去，

我們陷入了煙霧繚繞的爭吵，

現實飛走，再也無法回憶起來。

《格林威治的一夜》艾倫·金斯伯格

1943 年 7 月 1 日，艾倫·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跨過哈德遜河來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註冊報到。幾天前，他剛剛以出色但並非頂尖的成績從高中畢業。原本，金斯伯格打算在家附近的一所公立大學繼續讀書。不過，在收到哥倫比亞大學提供的每學期 100 美元的獎學金之後，他決定依靠兼職工作去負擔自己在紐約城中的生活。金斯伯格很高興自己能夠離開家庭，不僅僅是因為自己能夠因此遠離瘋狂的母親，也因為在紐約，他認識了更多和他自己一樣只對男性感興趣的人。

很快，金斯伯格學會了如何在紐約城裡找到屬於自己的快樂。那一年冬天，他結識了許多生活在格林威治村的朋友。12 月 18 日，他和朋友們在一家酒吧裡一連喝下了好幾杯波特酒，觀察自己的意識如何消失在這些紅色的液體之中。這是他第一次醉酒，也讓他迷戀。這之後，他學會了遊蕩在格林威治村的街頭，與那些好看的、性感的年輕人，聊天、吃飯、喝酒，直到深夜。1948 年頭的那個冬天，失去了戀人的金斯伯格變本加厲。在寫給好友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信中，他形容自己終日如鬼魂一般流連於這裡的同性戀酒吧。

艾倫·金斯伯格 圖 /Longreads

時至今日，金斯伯格在詩中所描繪的格林威治村，已經被奉為現代同性戀權益運動的聖地。這除了是因為 1969 年爆發騷亂的石牆酒吧就位於紐約曼哈頓島南部的這片土地上，也因為在石牆騷亂爆發之前的那些歲月裡，格林威治村是當時整個美國為數不多但卻最負盛名的可以容納同性戀者的社區。出名的同性戀者——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沃利·考克斯（Wally Cox）、洛克·赫德森（Rock Hudson）、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埃利奧特·臺伯（Elliot Tiber）——或多或少都會在這裡，留下一段旖旎的往事，以至於如今熱心的人們會為對這些歷史感興趣的旅遊者，單獨規劃出一條旅行線路。

格林威治村與同性戀之間的關係，最遲在 1930 年代就已經為大眾所知。“自由的性行為已經變得習以為常，而同性性行為也已經處在人們的預期範圍之內。”在關於同性戀歷史的一書中，作者阿諾·卡倫（Arno Karlen）引述一位歷史學者關於 1920 年代格林威治村的記錄後寫道，“歌廳、俱樂部、茶館遍地開花，其中一些變成同性戀者約會的場所。報紙上充斥著關於年輕人和邊緣人在那裡生活的挑逗故事，而大巴士載著成群的旅遊者無禮地盯視他們。”

格林威治村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歷史學家們如今樂意指出，就在格林威治村發展成為一個同性戀文化的符號的同時，巴黎、倫敦、洛杉磯、舊金山等城市也都出現了類似的同性戀社區，甚至就在大紐約地區，相對中心城區更遠的傑克遜高地（Jackson Heights）也獲得了不遜色于格林威治村的聲名。若非石牆酒吧位於格林威治村，或許現代同性戀權益運動發源地的稱號就要易主。

儘管在所謂的主流認知中，同性戀者以及其所屬社區的生活狀態始終是怪異的、邊緣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同性戀者享受著格林威治村帶來的庇護和安全感。“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在紐約工作，在那裡掙錢，偶爾與陌生人發生性關係。到星期五晚上，我會開車回白湖，去挽救我父母的生意。在白湖，我假裝成一個異性戀的生意人。那自然是一個巨大的謊言。在紐約，我是藝術家兼同性戀。那才是真實情況。”埃利奧特·臺伯將自己的生活描繪成一種分裂的狀態，而他在格林威治村，要比身處在自己的原生家庭環境中，更加自如且愜意。

格林威治村 圖 /Odyssey

事實上，這也正是城市空間對於同性戀者來說不可或缺的原因。“美國城市在 20 世紀早期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性別角色和性行為，從而細緻地塑造了同性戀社區和個體的生活。”邁克爾·布羅斯基（Michael Bronski）在《美國酷兒歷史》一書中寫道。相比起鄉村、小鎮這樣的生活地區，也只有在城市中，同性戀者才能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並得以踐行自己的生活方式。這也是臺伯和金斯伯格為什麼會在日常生活中體驗到分裂感的原因。而布羅斯基進一步指出，城市之所以能夠提供不同的生活方式，在於它的經濟結構與鄉村、小鎮完全不同。

在城市出現以前，美國大體上是一個農業國家。男男女女承包一定量的土地，在其上勞作，春耕秋收，循環往復。在這基礎之上，家庭承擔了維繫一個基本農業生產單位的責任，這也使得家庭作為一個基本社會單位被賦予了崇高的地位。在不知不覺間，維護一個家庭的穩定，成為了人們一切行為的最高準則和道德指令，性行為自然也被囊括其中。它與清教徒的宗教規範一起，形成了歷史學者認定的“家庭中心的，以生育為目的”的性關係系統。“家庭是性唯一可以接受的出口，而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生育合法的子嗣。”

這種規範在不斷重複施加於個體的過程中，成為了人們潛移默化之中從小就習得的一種道德規範，直到臺伯和金斯伯格出生的年代，他們依然擁有著極其強大的力量，約束著人們的行為。在兩人的潛意識中，他們都能夠感受到自身性取向與家庭價值之間的衝突，並因此感到痛苦不已。

不過，1820 年代開始，城市的發展已經在逐漸侵蝕這樣一種古板的家庭觀念了。隨著城市工業的發展，紡織廠、製鞋廠出現在羅切斯特、紐約等商業繁榮的城市。不少來自農村的女性開始在工廠中工作，而男性則從農村來到城市修建運河和鐵路。“僱傭階層的未婚男女不和家人們住在一塊，他們離開自小生活的社區，獨自居住在公寓裡，融入了一種包括新娛樂和人際關係的工人階級青年文化。”《美國城市社會的演變》一書援引歷史學家的說法，“工作日的最後一天和週六晚上，舞廳、飯店都被女工、熟練工、尋找婚姻伴侶、性伴侶和找樂子的人們激活了。”

根據蒂莫西·吉爾弗裡（Timothy Gilfoyle）的研究，兩種因素促進了色情業在紐約的發展。一方面是女性的工資遠遠不能滿足他們的生活。南北戰爭結束後，一位女性的日工資僅為 20 美分，而一個房間每週的租金就要 1 美元。另一方面，單身男性越來越多，使得他們將嫖妓視為一種正常的行為。就在這一來一去之間，色情業在紐約發展成為一門高達每年 300 萬美元的產業。

吉爾弗裡相信，色情業的發展使得人們對待性的態度越來越隨便。在《慾望之城》一書中，他寫道：“那些年中對於性的寬容，有時也會蔓延到同性性行為之上。”他援引沃爾特·惠特曼（Walter Whitman）的詩作以及他有時候在日記中寫下的和男性交往的段落，被認為這是當時存在的男性同性戀亞文化存在的證據。“在 1840 年代，一個小但卻能夠注意到的群體出現了。據報道，這些男性與其他人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十分年輕，並且具有女性化的外表和舉止。”

這一段歷史如今都被濃縮在了一個名為瑪麗·瓊斯（Mary Jones）的人身上。在一幅畫中，他皮膚黝黑，身穿華麗的白色長裙。見過他的人稱他穿著優雅而又體面。如果不是在 1836 年因為盜竊而被捕，人們或許無從得知他的真名其實是彼得·斯沃利（Peter Sewally），出生於 1803 年 12 月。在審訊中，他告訴警察，他習慣於穿著女裝，並認為這樣的自己更加好看。在參加各種聚會時，他也更習慣以這樣的形式出現。因為盜竊罪，法官判斯沃利入獄 5 年。也就是因為這一起案件，斯沃利留下了一幅肖像，並被配上了“怪物人”的字樣。不過，對於她究竟是因為女裝、還是因為黑人、或者從事色情業而被稱為怪物，歷史學家如今仍有爭論。

被記載於歷史的瑪麗·瓊斯 圖 /UbuntuBiographyProject

在 19 世紀的紐約，同性戀亞文化就是這樣與色情業一起獲得了生存的機會。在很大程度上，它與如今人們所知的同性戀社區有著很大的區別。在當時，被標籤為同性戀者的更多是斯沃利這樣表現出更多陰柔的女性特徵，並且為色情業顧客提供性服務的人。而基於此的同性戀亞文化也在不斷壯大。到了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毗鄰格林威治村的包釐街（Bowery）區域已經成為了公眾所熟知的男妓天堂。“這些男人舉止陰柔，大部分塗脂抹粉。他們被稱為公主或者女士，像女性那樣唱歌和跳舞。”

當然，關於定義的分歧並不妨礙人們通過色情業獲取對於同性性行為的認知，並且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形成個體的性意識。事實上，很多同性戀者就是在通過拒絕這種女性特徵來確認自己的身份的。歷史學者喬治·喬西（George Chauncey）引述一位同性戀者於 1927 年所寫的日記：“女性化是我作為一名男性並不希望在自身看到的東西……同性戀已經是一種詛咒了（儘管它有它的補償和樂趣），但如果一個人走路、說話、舉止都是女性化的話，那就會是一種雙重詛咒。”

如同日記所述，身為一個同性戀者，無論它是否帶有女性化特徵，在當時的整體社會文化中始終處在一個較為邊緣的角色。在拒絕棲身於包釐街和它所代表的女性化同性戀文化之後，紐約的同性戀者需要給自己尋找一個新的容身之處，也就是在 1920 年代，格林威治村以及與其相鄰的東村，開始慢慢建立起了與同性戀者之間的聯繫。

17 世紀初，荷蘭人開始在紐約建城。格林威治村和東村是荷蘭人最早開發的區域之二，並且一度是當時紐約城最北端的界限。作為城市的邊緣，他們在最初就不被重視，作為安置移民的廉租房村落來建設。而隨著紐約不斷擴張，比格林威治村和東村更北部的土地上興建起了更好的樓房，而當地的居民如果生活得到了提升，就會往更中心的區域遷移。到了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這裡已經成為紐約城最破落、也最廉價的區域。

同樣在世紀之交，美國迎來了歷史上的第二次移民浪潮。在 1901 年到 1910 年間，有 880 萬移民抵達。而這一波移民中，東歐、意大利的天主教徒、俄羅斯及東歐的猶太人、以及加拿大的天主教徒成為了最主要的人口。在紐約，因為租金低廉，他們順勢佔領了格林威治村和東村這兩個區域，使得他們開始獲得了“小意大利”“小波西米亞”的新名字。

“格林威治村之所以成為同性戀中心，與當地的波西米亞社區的發展緊密相關。”喬西寫道，“同性戀者同樣被低價租金和餐廳吸引，但是更大的誘惑來自於格林威治村願意容忍怪異和社會實驗的名聲。這是由在這裡落腳的波西米亞人所帶來的。他們也會讓這裡成為同性戀者可以安全甚至愉快居住的理由。”

同樣重要的還有波西米亞人天生不同尋常的穿著打扮。他們色彩豔麗、款式繁複、造型誇張。同性戀者更容易因此融入到這個社區當中，而波西米亞人的風格也成為他們掩飾自身同性戀身份的一種保護色。男人可以留長髮，女性可以剪短髮。在這裡，人們都見怪不怪。很快，格林威治村和東村就建立起了這樣一種形象。它是怪異的、藝術的、高雅的、自由的、激進的、奔放的、無拘無束的。在一時期，美國最偉大的劇作家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將他眾多劇目的首演都放在了格林威治村。

霓虹燈在召喚過路人，

進來，喝一杯，然後夢見一個謊言，

逃開這條街上的現實，

飲下烈酒和不朽。

我對著兩個同伴笑了笑，

我們找到了一扇門走進去，

我們陷入了煙霧繚繞的爭吵，

現實飛走，再也無法回憶起來。

《格林威治的一夜》艾倫·金斯伯格

1943 年 7 月 1 日，艾倫·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跨過哈德遜河來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註冊報到。幾天前，他剛剛以出色但並非頂尖的成績從高中畢業。原本，金斯伯格打算在家附近的一所公立大學繼續讀書。不過，在收到哥倫比亞大學提供的每學期 100 美元的獎學金之後，他決定依靠兼職工作去負擔自己在紐約城中的生活。金斯伯格很高興自己能夠離開家庭，不僅僅是因為自己能夠因此遠離瘋狂的母親，也因為在紐約，他認識了更多和他自己一樣只對男性感興趣的人。

很快，金斯伯格學會了如何在紐約城裡找到屬於自己的快樂。那一年冬天，他結識了許多生活在格林威治村的朋友。12 月 18 日，他和朋友們在一家酒吧裡一連喝下了好幾杯波特酒，觀察自己的意識如何消失在這些紅色的液體之中。這是他第一次醉酒，也讓他迷戀。這之後，他學會了遊蕩在格林威治村的街頭，與那些好看的、性感的年輕人，聊天、吃飯、喝酒，直到深夜。1948 年頭的那個冬天，失去了戀人的金斯伯格變本加厲。在寫給好友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信中，他形容自己終日如鬼魂一般流連於這裡的同性戀酒吧。

艾倫·金斯伯格 圖 /Longreads

時至今日，金斯伯格在詩中所描繪的格林威治村，已經被奉為現代同性戀權益運動的聖地。這除了是因為 1969 年爆發騷亂的石牆酒吧就位於紐約曼哈頓島南部的這片土地上，也因為在石牆騷亂爆發之前的那些歲月裡，格林威治村是當時整個美國為數不多但卻最負盛名的可以容納同性戀者的社區。出名的同性戀者——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沃利·考克斯（Wally Cox）、洛克·赫德森（Rock Hudson）、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埃利奧特·臺伯（Elliot Tiber）——或多或少都會在這裡，留下一段旖旎的往事，以至於如今熱心的人們會為對這些歷史感興趣的旅遊者，單獨規劃出一條旅行線路。

格林威治村與同性戀之間的關係，最遲在 1930 年代就已經為大眾所知。“自由的性行為已經變得習以為常，而同性性行為也已經處在人們的預期範圍之內。”在關於同性戀歷史的一書中，作者阿諾·卡倫（Arno Karlen）引述一位歷史學者關於 1920 年代格林威治村的記錄後寫道，“歌廳、俱樂部、茶館遍地開花，其中一些變成同性戀者約會的場所。報紙上充斥著關於年輕人和邊緣人在那裡生活的挑逗故事，而大巴士載著成群的旅遊者無禮地盯視他們。”

格林威治村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歷史學家們如今樂意指出，就在格林威治村發展成為一個同性戀文化的符號的同時，巴黎、倫敦、洛杉磯、舊金山等城市也都出現了類似的同性戀社區，甚至就在大紐約地區，相對中心城區更遠的傑克遜高地（Jackson Heights）也獲得了不遜色于格林威治村的聲名。若非石牆酒吧位於格林威治村，或許現代同性戀權益運動發源地的稱號就要易主。

儘管在所謂的主流認知中，同性戀者以及其所屬社區的生活狀態始終是怪異的、邊緣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同性戀者享受著格林威治村帶來的庇護和安全感。“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在紐約工作，在那裡掙錢，偶爾與陌生人發生性關係。到星期五晚上，我會開車回白湖，去挽救我父母的生意。在白湖，我假裝成一個異性戀的生意人。那自然是一個巨大的謊言。在紐約，我是藝術家兼同性戀。那才是真實情況。”埃利奧特·臺伯將自己的生活描繪成一種分裂的狀態，而他在格林威治村，要比身處在自己的原生家庭環境中，更加自如且愜意。

格林威治村 圖 /Odyssey

事實上，這也正是城市空間對於同性戀者來說不可或缺的原因。“美國城市在 20 世紀早期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性別角色和性行為，從而細緻地塑造了同性戀社區和個體的生活。”邁克爾·布羅斯基（Michael Bronski）在《美國酷兒歷史》一書中寫道。相比起鄉村、小鎮這樣的生活地區，也只有在城市中，同性戀者才能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並得以踐行自己的生活方式。這也是臺伯和金斯伯格為什麼會在日常生活中體驗到分裂感的原因。而布羅斯基進一步指出，城市之所以能夠提供不同的生活方式，在於它的經濟結構與鄉村、小鎮完全不同。

在城市出現以前，美國大體上是一個農業國家。男男女女承包一定量的土地，在其上勞作，春耕秋收，循環往復。在這基礎之上，家庭承擔了維繫一個基本農業生產單位的責任，這也使得家庭作為一個基本社會單位被賦予了崇高的地位。在不知不覺間，維護一個家庭的穩定，成為了人們一切行為的最高準則和道德指令，性行為自然也被囊括其中。它與清教徒的宗教規範一起，形成了歷史學者認定的“家庭中心的，以生育為目的”的性關係系統。“家庭是性唯一可以接受的出口，而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生育合法的子嗣。”

這種規範在不斷重複施加於個體的過程中，成為了人們潛移默化之中從小就習得的一種道德規範，直到臺伯和金斯伯格出生的年代，他們依然擁有著極其強大的力量，約束著人們的行為。在兩人的潛意識中，他們都能夠感受到自身性取向與家庭價值之間的衝突，並因此感到痛苦不已。

不過，1820 年代開始，城市的發展已經在逐漸侵蝕這樣一種古板的家庭觀念了。隨著城市工業的發展，紡織廠、製鞋廠出現在羅切斯特、紐約等商業繁榮的城市。不少來自農村的女性開始在工廠中工作，而男性則從農村來到城市修建運河和鐵路。“僱傭階層的未婚男女不和家人們住在一塊，他們離開自小生活的社區，獨自居住在公寓裡，融入了一種包括新娛樂和人際關係的工人階級青年文化。”《美國城市社會的演變》一書援引歷史學家的說法，“工作日的最後一天和週六晚上，舞廳、飯店都被女工、熟練工、尋找婚姻伴侶、性伴侶和找樂子的人們激活了。”

根據蒂莫西·吉爾弗裡（Timothy Gilfoyle）的研究，兩種因素促進了色情業在紐約的發展。一方面是女性的工資遠遠不能滿足他們的生活。南北戰爭結束後，一位女性的日工資僅為 20 美分，而一個房間每週的租金就要 1 美元。另一方面，單身男性越來越多，使得他們將嫖妓視為一種正常的行為。就在這一來一去之間，色情業在紐約發展成為一門高達每年 300 萬美元的產業。

吉爾弗裡相信，色情業的發展使得人們對待性的態度越來越隨便。在《慾望之城》一書中，他寫道：“那些年中對於性的寬容，有時也會蔓延到同性性行為之上。”他援引沃爾特·惠特曼（Walter Whitman）的詩作以及他有時候在日記中寫下的和男性交往的段落，被認為這是當時存在的男性同性戀亞文化存在的證據。“在 1840 年代，一個小但卻能夠注意到的群體出現了。據報道，這些男性與其他人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十分年輕，並且具有女性化的外表和舉止。”

這一段歷史如今都被濃縮在了一個名為瑪麗·瓊斯（Mary Jones）的人身上。在一幅畫中，他皮膚黝黑，身穿華麗的白色長裙。見過他的人稱他穿著優雅而又體面。如果不是在 1836 年因為盜竊而被捕，人們或許無從得知他的真名其實是彼得·斯沃利（Peter Sewally），出生於 1803 年 12 月。在審訊中，他告訴警察，他習慣於穿著女裝，並認為這樣的自己更加好看。在參加各種聚會時，他也更習慣以這樣的形式出現。因為盜竊罪，法官判斯沃利入獄 5 年。也就是因為這一起案件，斯沃利留下了一幅肖像，並被配上了“怪物人”的字樣。不過，對於她究竟是因為女裝、還是因為黑人、或者從事色情業而被稱為怪物，歷史學家如今仍有爭論。

被記載於歷史的瑪麗·瓊斯 圖 /UbuntuBiographyProject

在 19 世紀的紐約，同性戀亞文化就是這樣與色情業一起獲得了生存的機會。在很大程度上，它與如今人們所知的同性戀社區有著很大的區別。在當時，被標籤為同性戀者的更多是斯沃利這樣表現出更多陰柔的女性特徵，並且為色情業顧客提供性服務的人。而基於此的同性戀亞文化也在不斷壯大。到了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毗鄰格林威治村的包釐街（Bowery）區域已經成為了公眾所熟知的男妓天堂。“這些男人舉止陰柔，大部分塗脂抹粉。他們被稱為公主或者女士，像女性那樣唱歌和跳舞。”

當然，關於定義的分歧並不妨礙人們通過色情業獲取對於同性性行為的認知，並且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形成個體的性意識。事實上，很多同性戀者就是在通過拒絕這種女性特徵來確認自己的身份的。歷史學者喬治·喬西（George Chauncey）引述一位同性戀者於 1927 年所寫的日記：“女性化是我作為一名男性並不希望在自身看到的東西……同性戀已經是一種詛咒了（儘管它有它的補償和樂趣），但如果一個人走路、說話、舉止都是女性化的話，那就會是一種雙重詛咒。”

如同日記所述，身為一個同性戀者，無論它是否帶有女性化特徵，在當時的整體社會文化中始終處在一個較為邊緣的角色。在拒絕棲身於包釐街和它所代表的女性化同性戀文化之後，紐約的同性戀者需要給自己尋找一個新的容身之處，也就是在 1920 年代，格林威治村以及與其相鄰的東村，開始慢慢建立起了與同性戀者之間的聯繫。

17 世紀初，荷蘭人開始在紐約建城。格林威治村和東村是荷蘭人最早開發的區域之二，並且一度是當時紐約城最北端的界限。作為城市的邊緣，他們在最初就不被重視，作為安置移民的廉租房村落來建設。而隨著紐約不斷擴張，比格林威治村和東村更北部的土地上興建起了更好的樓房，而當地的居民如果生活得到了提升，就會往更中心的區域遷移。到了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這裡已經成為紐約城最破落、也最廉價的區域。

同樣在世紀之交，美國迎來了歷史上的第二次移民浪潮。在 1901 年到 1910 年間，有 880 萬移民抵達。而這一波移民中，東歐、意大利的天主教徒、俄羅斯及東歐的猶太人、以及加拿大的天主教徒成為了最主要的人口。在紐約，因為租金低廉，他們順勢佔領了格林威治村和東村這兩個區域，使得他們開始獲得了“小意大利”“小波西米亞”的新名字。

“格林威治村之所以成為同性戀中心，與當地的波西米亞社區的發展緊密相關。”喬西寫道，“同性戀者同樣被低價租金和餐廳吸引，但是更大的誘惑來自於格林威治村願意容忍怪異和社會實驗的名聲。這是由在這裡落腳的波西米亞人所帶來的。他們也會讓這裡成為同性戀者可以安全甚至愉快居住的理由。”

同樣重要的還有波西米亞人天生不同尋常的穿著打扮。他們色彩豔麗、款式繁複、造型誇張。同性戀者更容易因此融入到這個社區當中，而波西米亞人的風格也成為他們掩飾自身同性戀身份的一種保護色。男人可以留長髮，女性可以剪短髮。在這裡，人們都見怪不怪。很快，格林威治村和東村就建立起了這樣一種形象。它是怪異的、藝術的、高雅的、自由的、激進的、奔放的、無拘無束的。在一時期，美國最偉大的劇作家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將他眾多劇目的首演都放在了格林威治村。

1910 年代到 1920 年代充斥著波西米亞風情的格林威治村 圖 /MoniVisions

格林威治村很快就名揚全美。各種各樣的人開始從各個小鎮彙集到這裡。喬西引用一位同性戀者在 1924 年寫給媒體的一封信：“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都很難讓人們理解我，這真的非常非常困難。我的朋友們都並不關心像我這樣的人。所以我離開了他們，因為我希望他們能夠有一天真正的理解我。接下來，我就來到了格林威治村，然後遇到了很多能夠理解我的人。”

這裡的繁盛也離不開戰爭的功勞。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戰爭期間，國家機器強大的動員能力將年輕人從全國範圍內徵召出來參與戰爭。許多從未離開過家鄉，甚至可能也從沒有想過離開家鄉的人被迫來到城市中，“親眼目睹”大城市的邪惡。

究竟有多少人因此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尚不得而知，但根據歷史學者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幫助許多人發現了自己的性取向已是學界公認的事實。“戰爭歲月異性隔離的環境讓產生同性關係的機會變大了。遠離了來自家庭的戒備關注，渴望與同性戀愛的男男女女們在為戰爭有關的工作中，或在戰爭工作人員的宿舍裡找到另一半。”

“現在的證據足以顯示，就像二戰一樣，一戰也確實幫助擴大了紐約同性戀世界的範圍和可見性，並且它在一部分紐約的同性戀者身上促成一種新的自我意識。”喬西因此作出這樣的結論，“儘管數量仍然不大，1920 年代的同性戀者抓住了格林威治村文化提供的機會，開始創建這座城市最著名的同性戀聚居地。”

而就在同性戀社區逐漸形成的同時，一種危險也隨之誕生。“同性戀者變得越公開，人們就越會相信他們有能力危害整個社會。”布羅斯基寫道。人們開始相信，男同性戀者天生就會去誘惑或者攻擊兒童，因此要保護社會的安全，就必須要壓制同性戀者對於自身性身份的表達。而隨著大蕭條帶來的經濟崩潰在 1930 年變得越來越明顯，整個 1920 年代同性戀權益取得明顯進展的趨勢被徹底打斷。

先是紐約城中的媒體開始攻擊同性戀者。紐約警方也加大了對於同性戀者的攻擊和搜捕。在 1930 年代，被抓捕的男同性戀者會被投入監獄當中。在那裡，他們被嚴格隔離開來，而與他們同被關在這所監獄當中還有精神病患者以及梅毒患者。而原本在格林威治村欣欣向榮的同性戀文化也開始轉入地下。在之後的大約 40 年時間內，同性戀者遭遇了全方位的社會管控，並因此被迫讓自己在顯性的空間中銷聲匿跡。

轉入地下並不意味著整個同性戀群體就此消失。事實上，在過去幾十年間，在整個紐約的城市空間中，一種同性戀的群體意識正在慢慢萌芽，而格林威治村已經建立起來的同性戀社群也在持續不斷地為同性戀者提供支持。在 1943 年第一次訪問格林威治村之前，金斯伯格並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理自己對男性的衝動。在他成長的世界中，同性性行為被視為不道德，不正常，並且瘋狂的。而他在這裡認識的朋友們能夠讓他感到安全，並且接納了他。

儘管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他仍然為自己的性取向而感到痛苦，但最終他基於自己在 1940 年代末和 1950 年初生活于格林威治村的經歷寫成了長詩《嚎叫》。1956 年，在位於舊金山的城市之光書店中，金斯伯格朗讀了自己的詩作，向世人宣告自己的同性戀身份。而這也再次證明，格林威治村，或者說龐大的城市空間，始終有能力包容任何一種人們想要嘗試的生活方式。

金斯伯格這樣寫道：

他們撕咬偵探的後頸，

在警車裡興奮地怪叫

因為犯下的罪行不過是他們自己進行了狂野的雞姦和吸毒，

他們跪倒在地鐵裡嚎叫，

抖動著性器揮舞著手稿被拖下屋頂，

他們讓神聖的摩托車手挺進自己的後部，

還發出快活的大叫，

他們吞舔別人自己也被那些人類的六翼天使和水生撫弄，

那是來自大西洋和加勒比海愛的摩挲。

《嚎叫》艾倫·金斯伯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