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51年，澳大利亞在朝鮮戰爭時期，與美國和新西蘭簽署了《澳新美同盟條約》，澳大利亞就一直是美國身後堅定的盟友，同時也在美國的核保護傘下獲得了長期發展的機會。但是，隨著“亞洲世紀”來臨，不少澳大利亞人也開始反思，是否應該重新選擇自己的夥伴？隨著特朗普上臺帶來的一系列刺激，這場遲到的政策辯論終於在澳大利亞正式開始。美國帶來的經濟安全影響被反覆衡量，無論最終結果如何，澳大利亞的外交政策都必然改變，犧牲一切追隨的那個盟友再也不復存在了。
近期，澳大利亞獨立與和平組織召集大批專家學者和政界人士，在墨爾本召開會議，表達對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無法獨立於美國，從而損害了自身利益的擔憂，是這一輪辯論中的重大事件。
與美國的友誼走到盡頭？
雖然在美國的諸多盟友中，澳大利亞算不上軍事大國，但每次美國出兵，澳大利亞也是指哪打哪。但這一切，沒有受到美國相應的尊重。今年1月，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首次與特朗普舉行了電話會談。白宮官員當時盛讚，澳大利亞是“從20世紀到21世紀，唯一一個每場重大沖突中，都與美國站在一起”的“最可靠盟友”。沒想到，這通電話卻成了兩國關係急轉直下的肇始。
特朗普和特恩布爾沒有任何“友好的討論”，反而充滿“敵意和指責”，兩人在難民等問題上產生了嚴重分歧，特朗普怒斥特恩布爾，“這是我迄今為止接過最差的電話。”25分鐘後，兩人就不歡而散，交流時長還沒到預留時間的一半。
澳大利亞媒體對此議論紛紛。當然，他們知道特朗普一貫口無遮攔。但問題不在電話本身，而是其代表的特朗普外交價值觀，會對未來幾年澳大利亞的利益，產生何種影響。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特朗普執政前，有84%的澳大利亞人相信，美國總統總能在國際事務中“做正確的事情”，特朗普執政後，這個數字降到了29%。
澳大利亞特別擔憂特朗普自我擴張的傾向，會帶入美國的軍事行動中。預防戰爭醫學協會會長瑪格麗特·波維斯認為，如果繼續過度向美國靠攏，澳大利亞很容易就會陷入無止境的戰爭衝突中。除了士兵因此喪命，澳大利亞在美國的海外戰爭中也花費了大量開支。她援引了澳大利亞往年對美國伊拉克、阿富汗戰爭的投入，表明其導致澳大利亞的國內政策反而缺乏資金，各種問題難以解決。
特朗普執政後的種種表現也印證了這一點。他的貿易保護主義，讓依賴國際貿易的澳大利亞憂心忡忡。根據Lowy研究中心的調查，五分之四的澳大利亞人都認為，全球化對澳大利亞有利。但不幸的是，全球化受到了特朗普一再嘲諷和抵制。他一上臺就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的決定，削弱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地位。6月，特朗普宣佈退出巴黎氣候協議，又被澳大利亞視為缺乏責任感的表現。
澳大利亞的主要戰略本能，一直是尋找一個志同道合的盟友，推進全球的共同事業。但是，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強大”的種種計劃，毫無疑問有悖於澳大利亞的關切。
近期，特朗普在向阿富汗增兵的同時，又再次出兵菲律賓，引起了澳大利亞輿論更高的反對浪潮。澳大利亞政府日前強壓爭議，宣佈將向菲律賓部署軍隊，協助美軍打擊馬拉維的伊斯蘭國武裝分子。但不少專家都批評，美國主導的伊拉克和阿富汗軍事活動基本已被證明失敗，澳大利亞此時再追加投入，毫無意義。
轉向中國？
那麼，澳大利亞如果考慮制定新的外交政策，遠離美國後又該向何處發展呢？
中國，無疑成為了這場政策辯論的熱點話題。作為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伙伴，不必說，中國不斷上升的影響力對澳大利亞未來的經濟走勢至關重要。
澳大利亞前總理兼外交部長等知名政治家都表示，澳大利亞從美國的聯盟中“獨立”後，應該與中國建立更強有力的外交關係。
但是，想要實現這一點，澳大利亞必須對資深的外交政策作出不少調整。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的前學術和顧問詹姆斯·奧尼爾表示，澳大利亞如今參與美國在南海區域組織的聯合海軍演習，已經成為了澳大利亞和中國雙邊關係的障礙。為了繼續改善與中國這位“亞洲巨人”的關係，澳大利亞應該改弦更張。
2017年8月6日，澳大利亞外交部長參加東盟外長會議，低調處理南海問題。
奧尼爾指出，“美國在南海地區的海軍部署持續增加，是奧巴馬政府‘重返亞太’戰略的一部分，目的是遏制中國的區域實力和影響力，同時宣揚美國在亞太的存在感。”而中國在南海的行動，雖然不少外媒提出了尖銳質疑，但其實只是對美國侵略的一種防禦性舉措。在美國不斷針對性的軍事動作之下，任何國家都無法坐以待斃。
奧尼爾認為，由於澳大利亞加強與中國政治和經濟關係的必要性，如果還要繼續支持美國在南海的軍事行動，澳大利亞將不可避免地對國家利益，造成曠日持久的損害。
但也有部分澳大利亞人擔憂，離開美國後，澳大利亞是否有在國際舞臺上，捍衛自身利益的能力？
澳大利亞前外交官阿里森·布羅尼諾夫斯表示，澳大利亞應該正視其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是相對的。但對其鄰國而言，也是有益的。隨著戰略重心逐漸從美國轉移，布里諾夫斯基認為，澳大利亞必須進一步明確自身的利益所在，並務實地從地區舞臺向世界推進，並與中國等地區和世界大國進行更緊密的磋商。
澳大利亞高級研究副教授理查德·坦特則表示，未來幾十年，澳大利亞都可能存在於中國的廣泛影響之下，和中國的關係，是澳大利亞安全、經濟增長和區域繁榮的重要戰略關係。他表示，澳大利亞應該出臺明確的政策，促進兩國在社會和政治層面上形成更深層次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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