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何會警惕中國的崛起？'
羅伯特·卡根在去年出版的《美國締造的世界》中用蠍子與青蛙的童話來說明正在崛起的中國與俄羅斯對美國的威脅。青蛙在蠍子保證不會蟄它後才答應背它過河——如果蠍子蟄了青蛙，它們都會在喪命河中。但是，到了河中間，蠍子還是忍不住蟄了青蛙。蠍子說，因為我是蠍子，這是我的本性。中國以及俄羅斯崛起可能會對美國造成威脅，“這不是因為它們想要這麼做，而僅僅是因為它們作為威權社會的本性：試圖維持國家對財富及其所帶來的權力的控制”。
我們能從這個童話的隱喻中注意到兩個細節：第一個是卡根在原話中用“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代替了美國，某種程度上，前者的合法性言辭更具有說服力；第二點也正是源於這種掩飾性的修辭，美國警惕中國及其俄羅斯的崛起並非因為私利，而是因為自由民主秩序是大勢所趨，美國有義務對此作出反應。
羅伯特·卡根是美國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新保守主義的根源主要是猶太人知識分子組成的非凡群體，他們的思想來源有兩位：政治思想方面是芝加哥大學的哲學教授列奧·施特勞斯，他在國內學界也是擁躉甚多；軍事思想方面是1997年去世的戰略專家艾伯特·沃爾斯泰特。政治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也是一位新保守主義者，據他所言，讓新保守主義思想脫穎而出的有兩場戰鬥：第一場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同斯大林主義者的對壘；第二場是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同新左派及其孕育的反文化運動的論戰。在冷戰時期有四個共同原則支撐起了新保守主義思想：它關注民生、人權以及國內外的政治；相信美國的實力能夠被用於道德目的；懷疑國際法和國際體制解決重大安全問題的能力；認為雄心勃勃的社會改造工程根本達不到預期的目標。
羅伯特·卡根在去年出版的《美國締造的世界》中用蠍子與青蛙的童話來說明正在崛起的中國與俄羅斯對美國的威脅。青蛙在蠍子保證不會蟄它後才答應背它過河——如果蠍子蟄了青蛙，它們都會在喪命河中。但是，到了河中間，蠍子還是忍不住蟄了青蛙。蠍子說，因為我是蠍子，這是我的本性。中國以及俄羅斯崛起可能會對美國造成威脅，“這不是因為它們想要這麼做，而僅僅是因為它們作為威權社會的本性：試圖維持國家對財富及其所帶來的權力的控制”。
我們能從這個童話的隱喻中注意到兩個細節：第一個是卡根在原話中用“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代替了美國，某種程度上，前者的合法性言辭更具有說服力；第二點也正是源於這種掩飾性的修辭，美國警惕中國及其俄羅斯的崛起並非因為私利，而是因為自由民主秩序是大勢所趨，美國有義務對此作出反應。
羅伯特·卡根是美國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新保守主義的根源主要是猶太人知識分子組成的非凡群體，他們的思想來源有兩位：政治思想方面是芝加哥大學的哲學教授列奧·施特勞斯，他在國內學界也是擁躉甚多；軍事思想方面是1997年去世的戰略專家艾伯特·沃爾斯泰特。政治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也是一位新保守主義者，據他所言，讓新保守主義思想脫穎而出的有兩場戰鬥：第一場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同斯大林主義者的對壘；第二場是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同新左派及其孕育的反文化運動的論戰。在冷戰時期有四個共同原則支撐起了新保守主義思想：它關注民生、人權以及國內外的政治；相信美國的實力能夠被用於道德目的；懷疑國際法和國際體制解決重大安全問題的能力；認為雄心勃勃的社會改造工程根本達不到預期的目標。
但是羅伯特·卡根所代表的新保守主義已經與福山提到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區別，它們更具有擴張性和干預性。在冷戰結束後，曾經有學者撰文呼籲美國恢復到正常狀態，而卡根等人則號召建立在美國領導下的“仁慈的霸權”，著手“抵制正在興起的專制者和敵對的意識形態，並在可能的情況下破壞它們的基礎，支持美國的利益和自由民主原則；並且對那些正在對邪惡力量更極端的表現形式進行鬥爭的人提供援助。”
1958年9月出生的卡根，是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和外交政策評論家，其父其兄均為美國學界響噹噹的人物。在1984至1986年之間，他在美國國務院工作。1997年，卡根與他人共同創建“新美國世紀計劃”，並聯署了一封給克林頓總統的關於伊拉克的公開信，闡釋它們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看法。在2012年美國大選中，他還擔任羅姆尼競選團隊中的外交政策顧問。有人開玩笑說，美國總統奧巴馬與羅姆尼至少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讀羅伯特·卡根的書。2000年的時候卡根出版了《當前的危險》一書，系統地展現了他們為重新定義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作出的努力。2003年他出版了《天堂與權力》一書聚焦於後冷戰似時代中美國與歐洲的關係，此書翻譯成了25種語言，在國際暢銷。2006年出版的《危險的國家》中，卡根從歷史尋找美國擴張成性的根源，他得出結論說這是一種“救世的衝動”。2008年的《歷史的迴歸和夢想的終結》一書中分析了幾個大國的崛起對國際自由主義秩序的影響，重新定位了美國的角色。《美國締造的世界》一書是他去年的新作，在本書中，他繼續為美國的衰落辯護，說重要的是美國要努力挽救其世界領袖的位置，而不是聽天由命地走向衰落，使之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羅伯特·卡根在去年出版的《美國締造的世界》中用蠍子與青蛙的童話來說明正在崛起的中國與俄羅斯對美國的威脅。青蛙在蠍子保證不會蟄它後才答應背它過河——如果蠍子蟄了青蛙，它們都會在喪命河中。但是，到了河中間，蠍子還是忍不住蟄了青蛙。蠍子說，因為我是蠍子，這是我的本性。中國以及俄羅斯崛起可能會對美國造成威脅，“這不是因為它們想要這麼做，而僅僅是因為它們作為威權社會的本性：試圖維持國家對財富及其所帶來的權力的控制”。
我們能從這個童話的隱喻中注意到兩個細節：第一個是卡根在原話中用“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代替了美國，某種程度上，前者的合法性言辭更具有說服力；第二點也正是源於這種掩飾性的修辭，美國警惕中國及其俄羅斯的崛起並非因為私利，而是因為自由民主秩序是大勢所趨，美國有義務對此作出反應。
羅伯特·卡根是美國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新保守主義的根源主要是猶太人知識分子組成的非凡群體，他們的思想來源有兩位：政治思想方面是芝加哥大學的哲學教授列奧·施特勞斯，他在國內學界也是擁躉甚多；軍事思想方面是1997年去世的戰略專家艾伯特·沃爾斯泰特。政治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也是一位新保守主義者，據他所言，讓新保守主義思想脫穎而出的有兩場戰鬥：第一場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同斯大林主義者的對壘；第二場是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同新左派及其孕育的反文化運動的論戰。在冷戰時期有四個共同原則支撐起了新保守主義思想：它關注民生、人權以及國內外的政治；相信美國的實力能夠被用於道德目的；懷疑國際法和國際體制解決重大安全問題的能力；認為雄心勃勃的社會改造工程根本達不到預期的目標。
但是羅伯特·卡根所代表的新保守主義已經與福山提到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區別，它們更具有擴張性和干預性。在冷戰結束後，曾經有學者撰文呼籲美國恢復到正常狀態，而卡根等人則號召建立在美國領導下的“仁慈的霸權”，著手“抵制正在興起的專制者和敵對的意識形態，並在可能的情況下破壞它們的基礎，支持美國的利益和自由民主原則；並且對那些正在對邪惡力量更極端的表現形式進行鬥爭的人提供援助。”
1958年9月出生的卡根，是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和外交政策評論家，其父其兄均為美國學界響噹噹的人物。在1984至1986年之間，他在美國國務院工作。1997年，卡根與他人共同創建“新美國世紀計劃”，並聯署了一封給克林頓總統的關於伊拉克的公開信，闡釋它們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看法。在2012年美國大選中，他還擔任羅姆尼競選團隊中的外交政策顧問。有人開玩笑說，美國總統奧巴馬與羅姆尼至少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讀羅伯特·卡根的書。2000年的時候卡根出版了《當前的危險》一書，系統地展現了他們為重新定義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作出的努力。2003年他出版了《天堂與權力》一書聚焦於後冷戰似時代中美國與歐洲的關係，此書翻譯成了25種語言，在國際暢銷。2006年出版的《危險的國家》中，卡根從歷史尋找美國擴張成性的根源，他得出結論說這是一種“救世的衝動”。2008年的《歷史的迴歸和夢想的終結》一書中分析了幾個大國的崛起對國際自由主義秩序的影響，重新定位了美國的角色。《美國締造的世界》一書是他去年的新作，在本書中，他繼續為美國的衰落辯護，說重要的是美國要努力挽救其世界領袖的位置，而不是聽天由命地走向衰落，使之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卡根在《歷史的迴歸與夢想的終結》中說，我們時代的一個重大謬誤就是秉持了這樣的一種信念：自由的國際秩序依賴於理念的勝利，並且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走向。柏林牆倒閉和蘇聯解體後，我們原本以為那些一直受困於蘇聯的衛星國會自然過渡成民主制，事實上，隨著“第三波”的回潮，世界上的民主國家或多或少都出現了各種逆轉和問題。福山的話是對的，擁有民主制度這一事實，並不能證明其政績的優劣，如果不能履行民主所能允諾的好處，不能向民眾提供所需的基本服務，民主制度只是一句空談。所以民主在新世紀頭十年裡的失敗，與其說是概念上，倒不如說是在執行中。人類歷史的進程並非必然走向自由民主，民主意識被普遍接受這樣一種事實，也只是一種預設。尤其隨著幾個大國的崛起，一種新的“國家式民主”——卡根用這個術語指稱中國與俄羅斯尋找到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統治的合法性形式——的出現，以民主的名義進行的是威權的統治。
也許更嚴重的問題在於，美國是否具有這種天然的合法性，以自由民主秩序的領導者的名義，在國際間橫行無忌，爭奪霸權。卡根在《天堂與權力》中用一種巧妙的修辭詮釋了微妙的觀點：“美國是一個有道德良心的霸權國家”。他聲稱，美國是一個不斷自由和進步的國家，“以至於美國人崇尚權力，他們相信權力是實現一個文明與自由世界的必需手段”。這其中的邏輯轉換頗為弔詭，“美國人甚至也讚賞歐洲人關於一個更有序的世界應該建立在規則基礎之上而不是權力基礎之上的理想——但是，當這種共同的理念與理想在形成大西洋兩岸的對外政策時，它們卻無法抵消歐洲與美國在關於世界秩序和國際事務中權力的作用等問題上觀念衝突”。
羅伯特·卡根在去年出版的《美國締造的世界》中用蠍子與青蛙的童話來說明正在崛起的中國與俄羅斯對美國的威脅。青蛙在蠍子保證不會蟄它後才答應背它過河——如果蠍子蟄了青蛙，它們都會在喪命河中。但是，到了河中間，蠍子還是忍不住蟄了青蛙。蠍子說，因為我是蠍子，這是我的本性。中國以及俄羅斯崛起可能會對美國造成威脅，“這不是因為它們想要這麼做，而僅僅是因為它們作為威權社會的本性：試圖維持國家對財富及其所帶來的權力的控制”。
我們能從這個童話的隱喻中注意到兩個細節：第一個是卡根在原話中用“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代替了美國，某種程度上，前者的合法性言辭更具有說服力；第二點也正是源於這種掩飾性的修辭，美國警惕中國及其俄羅斯的崛起並非因為私利，而是因為自由民主秩序是大勢所趨，美國有義務對此作出反應。
羅伯特·卡根是美國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新保守主義的根源主要是猶太人知識分子組成的非凡群體，他們的思想來源有兩位：政治思想方面是芝加哥大學的哲學教授列奧·施特勞斯，他在國內學界也是擁躉甚多；軍事思想方面是1997年去世的戰略專家艾伯特·沃爾斯泰特。政治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也是一位新保守主義者，據他所言，讓新保守主義思想脫穎而出的有兩場戰鬥：第一場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同斯大林主義者的對壘；第二場是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同新左派及其孕育的反文化運動的論戰。在冷戰時期有四個共同原則支撐起了新保守主義思想：它關注民生、人權以及國內外的政治；相信美國的實力能夠被用於道德目的；懷疑國際法和國際體制解決重大安全問題的能力；認為雄心勃勃的社會改造工程根本達不到預期的目標。
但是羅伯特·卡根所代表的新保守主義已經與福山提到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區別，它們更具有擴張性和干預性。在冷戰結束後，曾經有學者撰文呼籲美國恢復到正常狀態，而卡根等人則號召建立在美國領導下的“仁慈的霸權”，著手“抵制正在興起的專制者和敵對的意識形態，並在可能的情況下破壞它們的基礎，支持美國的利益和自由民主原則；並且對那些正在對邪惡力量更極端的表現形式進行鬥爭的人提供援助。”
1958年9月出生的卡根，是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和外交政策評論家，其父其兄均為美國學界響噹噹的人物。在1984至1986年之間，他在美國國務院工作。1997年，卡根與他人共同創建“新美國世紀計劃”，並聯署了一封給克林頓總統的關於伊拉克的公開信，闡釋它們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看法。在2012年美國大選中，他還擔任羅姆尼競選團隊中的外交政策顧問。有人開玩笑說，美國總統奧巴馬與羅姆尼至少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讀羅伯特·卡根的書。2000年的時候卡根出版了《當前的危險》一書，系統地展現了他們為重新定義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作出的努力。2003年他出版了《天堂與權力》一書聚焦於後冷戰似時代中美國與歐洲的關係，此書翻譯成了25種語言，在國際暢銷。2006年出版的《危險的國家》中，卡根從歷史尋找美國擴張成性的根源，他得出結論說這是一種“救世的衝動”。2008年的《歷史的迴歸和夢想的終結》一書中分析了幾個大國的崛起對國際自由主義秩序的影響，重新定位了美國的角色。《美國締造的世界》一書是他去年的新作，在本書中，他繼續為美國的衰落辯護，說重要的是美國要努力挽救其世界領袖的位置，而不是聽天由命地走向衰落，使之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卡根在《歷史的迴歸與夢想的終結》中說，我們時代的一個重大謬誤就是秉持了這樣的一種信念：自由的國際秩序依賴於理念的勝利，並且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走向。柏林牆倒閉和蘇聯解體後，我們原本以為那些一直受困於蘇聯的衛星國會自然過渡成民主制，事實上，隨著“第三波”的回潮，世界上的民主國家或多或少都出現了各種逆轉和問題。福山的話是對的，擁有民主制度這一事實，並不能證明其政績的優劣，如果不能履行民主所能允諾的好處，不能向民眾提供所需的基本服務，民主制度只是一句空談。所以民主在新世紀頭十年裡的失敗，與其說是概念上，倒不如說是在執行中。人類歷史的進程並非必然走向自由民主，民主意識被普遍接受這樣一種事實，也只是一種預設。尤其隨著幾個大國的崛起，一種新的“國家式民主”——卡根用這個術語指稱中國與俄羅斯尋找到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統治的合法性形式——的出現，以民主的名義進行的是威權的統治。
也許更嚴重的問題在於，美國是否具有這種天然的合法性，以自由民主秩序的領導者的名義，在國際間橫行無忌，爭奪霸權。卡根在《天堂與權力》中用一種巧妙的修辭詮釋了微妙的觀點：“美國是一個有道德良心的霸權國家”。他聲稱，美國是一個不斷自由和進步的國家，“以至於美國人崇尚權力，他們相信權力是實現一個文明與自由世界的必需手段”。這其中的邏輯轉換頗為弔詭，“美國人甚至也讚賞歐洲人關於一個更有序的世界應該建立在規則基礎之上而不是權力基礎之上的理想——但是，當這種共同的理念與理想在形成大西洋兩岸的對外政策時，它們卻無法抵消歐洲與美國在關於世界秩序和國際事務中權力的作用等問題上觀念衝突”。
國際之間的競爭歸根結底還是建立在權力基礎之上的博弈。美國形象與實力的衰落是不爭的事實，如何在把這種劣勢轉換成新的合法性的繼承才是卡根多部著作的核心觀點。在《美國締造的世界》中，卡根為那種美國日益衰落的論調辯護，他認為當今的世界秩序有著如下特點：數量空前的民主國家；史無前例的全球性的巨大繁榮（即使這與當下的危機共存）；大國間長期的和平。而這種世界秩序正是美國的價值觀和偏好的體現，這一秩序無論是在政治、經濟還是軍事等方面，都是憑藉美國的力量才得以確立並維持。如果美國的力量走向沒落，這種世界秩序也將隨之衰敗。另一種秩序將取而代之，而它體現的將是其他世界大國的要求和它們的特質。他認為這種論調“不過是令人愉悅的幻覺，美國的衰落如若是真實的，那麼對所有人而言這將意味著一個迥然不同的世界”。
也許早已不是幻覺了。無論從絕對還是相對而言，美國都在衰落，我們唯一擔心的是這種衰落是一種短暫的偶然，還是一種長期的必然；還有一點擔憂，這種主要體現在經濟方面的衰落是否意味著自由民主秩序的式微。也許後者才是我們更應該擔心的。我們渴望在全球化的影響日益普遍的世界上，一個多極化世界的到來，我們渴望新的力量的崛起與美國抗衡，並非意味著我們反對真正自由民主秩序，只是意味著我們能在自由民主秩序的世界中達到某種生存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