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洪武時代做官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高危職業，“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對貪汙官員，朱元璋毫不手軟，除惡務盡，寧可錯殺一千，也絕不放過一個，所以一件貪汙大案到後來竟演化出無數冤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空印案”。
洪武初年規定，每年各布政司（省）、府、縣都要向戶部（相當現今的財政部）呈送錢糧及財政收支、稅款賬目。而所有錢糧和軍需等款項都得先層層上報，由縣報給府，府報給布政司，布政司報給戶部。
到了戶部，戶部官員就要進行比對審核，其所掌握數字必須與各地布政司收支款項總和數字完全相符，分毫不差，才可以結項。如果有一點兒對不上，整個文冊便要被駁回，須重新填報。
重新填報倒不是太麻煩，關鍵的就是要將重新做好的賬目蓋上地方各級政府的印章。這就需要稅收官再回到地方官府，重新造好賬冊，然後加蓋好地方官府的官印再送到中央戶部來。即使再到南京，也不能保證不出錯。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人想出一個“聰明”的方法：就是在上南京去呈報錢穀賬冊時，順便攜帶好由本地政府加蓋了官印的空白報表，以便在與戶部反覆核對數字時。
一旦需要返工，就可以在京城就地填報，這樣既可免去往返路途的顛簸，又能節省大量時間。這個方法提高了官員的辦事效率，又免受奔波之苦，逐漸成了官場的潛規則。不過沒多久，祕密就被皇帝發現了。
生性多疑的朱元璋認為這肯定是相關部門上下舞弊、共同貪汙。於是龍顏震怒，一聲令下，全國13個布政司、153個府、234個州、1171個縣的大小官員，不論清貪良莠全部以“欺君”的罪名處死；副職以下的官員鞭打一百大棍，充軍或者流放遠方。
一時間，如同黑雲壓城，人們驚恐不已。就在這時，一個叫鄭士利的人卻冒死上書，為此案打抱不平。鄭士利是鄭士元的哥哥，鄭士元因為空印案被逮捕入獄。他藉著洪武九年皇帝下詔求言的機會，寫了洋洋灑灑數千字，上書皇帝，為此案辯白。
上書說空印文冊所用的是騎縫印，並不是一紙一印，難以作奸犯科。錢糧的數字是由府到省，再由省到部，最後由部定奪，數字上出現一些差錯在所難免，如果發現問題，必定要先填報後蓋印的話，麻煩就大了。
從省府到京城，近的三四千裡，遠的六七千裡，往返一次，就要到第二年了，實在是費時、費力、費財。何況這種做法自古就有，又是權宜之計，何必要這樣深究罪責呢？
而且，國家的責任在於立法要明示天下，而後才能給犯罪的定罪。大明朝沒有空印之律。現在被殺的都是一些地方官，人才難得，殺人不可能像割草一樣。
奏章寫成後，鄭士利在旅店裡關起門來哭了好幾日。他的侄子問他：“叔叔為什麼這樣悲傷？”鄭士利說：“我有奏章將呈獻給皇上，但必定會觸怒天子，我一定會因此惹禍上身。若殺了我，能救活幾百人，我也死而無怨了。”
朱元璋見了上書後大怒，以為其必有後臺指使，兩兄弟都罰作終身苦役，而受空印案牽連的人並未得到赦免。牽扯空印案的確實不乏清官、好官。
鄭士元就是其中一位，案發時他任湖廣按察使僉事，剛直廉潔，深受當地百姓的愛戴。他還冒著觸怒御史臺領導的風險，平反一批冤假錯案。還有濟寧知府方克勤，一件布袍穿了十年也沒有換新的，因為牽連到此案中，也被毫不留情地殺了。
其實空印案中，文冊所蓋的是騎縫印，也不能用作他圖，並沒有什麼危害。戶部也很清楚，照例默認，沒有人追究。
洪武十五年，當朱元璋發現這一情況後，震怒，認為是故意欺騙他，下令將各地衙門長官主引一律處死，佐貳官杖一百充軍邊地。其中包括很多好官，如方孝孺的父親方克勤，就是當時人公認的好官。
朱元璋出身平民，所以對官員貪腐深惡痛絕，他雖有反貪之決心，但是他不會明白，把公權力關進籠子，用制度反腐，才是治本之策。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