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多爾袞（1612年11月17日—1650年12月31日），清太祖努爾哈赤第十四子，阿巴亥第二子。明萬曆四十年（1612年）出生於赫圖阿拉（今遼寧省新賓縣老城）。清初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
天命十一年（1626年），多爾袞被封貝勒；天聰二年（1628年），17歲的多爾袞隨皇太極出征，征討蒙古察哈爾部。因為軍功被賜號“墨爾根戴青”，成為正白旗旗主。天聰九年（1635年），多爾袞等率軍前往收降蒙古林丹汗之子額哲並獲得傳國玉璽。崇德元年（1636年）因戰功封和碩睿親王，次年正月，皇太極令多爾袞追擊朝鮮國王家屬。崇德六年（1641年）至七年（1642年）的鬆錦大戰中立下卓越戰功。皇太極死後，多爾袞和濟爾哈朗以輔政王身份輔佐皇太極第九子福臨即帝位，稱攝政王；順治元年（1644年）指揮清軍入關，清朝入主中原，先後封叔父攝政王、皇叔父攝政王、皇父攝政王。
順治七年（1650年）冬死於塞北狩獵途中，追封為“清成宗”，諡懋德修遠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兩個月後，於順治八年（1651年）二月剝奪多爾袞的封號，並掘其墓。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為其平反，恢復睿親王封號，評價其“定國開基，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
少年時代
萬曆四十年（1612年）十一月十七日，多爾袞出生於遼東赫圖阿拉城，生母名阿巴亥，烏喇那拉氏，是烏喇貝勒滿泰的女兒，比努爾哈赤小三十一歲，她早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十一月滿十二歲時嫁給努爾哈赤。天命元年（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年號天命，兩年後以“七大恨”告天，發動了對明朝的進攻，揭開了明清戰爭的序幕。在對明戰爭節節勝利中，後金內部的矛盾鬥爭也不斷髮生。天命五年（1620）九月，努爾哈赤宣佈廢黜大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德格類、嶽託、濟爾哈朗、阿濟格、多鐸、多爾袞為和碩額真”，共議國政。也就是說，從此時起，多爾袞以八齡幼童躋身於參預國政的和碩額真行列。這樣一個改變後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動，是從當年三月努爾哈赤體棄袞代皇后富察氏開始的。當時雖然給大福晉富察氏頭上加了四條罪狀，但是都缺乏足夠的根據，例如四大罪之一，便是代善與富察氏關係曖昧，實際上，是有人對他們進行陷害。
富察氏被休棄之後，取代她作為大福晉的正是多爾袞之母阿巴亥。這樣，努爾哈赤愛屋及烏，多爾袞及其兄弟阿濟格、多鐸地位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此外，代善由於處處計較而失去乃父的歡心，又聽信後妻的讒言而虐待已子碩託，這就為覬覦其地位的人們帶來了反對他的口實，造成了前面所說的其“太子”地位的被黜。這樣，在努爾哈赤共治國政的制度下，多爾袞兄弟便第一次成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
多爾袞此時還不是旗主貝勒，而僅與其弟多鐸各領十五牛錄，他畢竟還是一個未成年的孩子，政治地位不如阿濟格，甚至不如多鐸。在天命年間許多重大活動中，都不見多爾袞的蹤影。天命元年（1616）正月初一的朝賀典禮中，可以親自叩拜努爾哈赤的宗室顯貴中，阿濟格與多鐸分列第六、第七位，而多爾袞則不允許參與其中。儘管如此，除四大貝勒和乃兄乃弟之外，多爾袞是領有牛錄最多的主子，超過了德格類、濟爾哈朗、阿巴泰等人，在當時來說，也算是頗有實力的一位臺吉了。
初建勳功
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爾哈赤病逝，阿巴亥被逼殉葬。父母死時，多爾袞年僅15歲。天聰二年（1628年），在母親死去的翌年，多爾袞就隨其兄皇太極進軍蒙古察哈爾部。多爾袞有戰功，破敵人於敖穆楞。皇太極賜給他“墨爾根戴青”的美號，這一年，多爾袞16歲。天聰三年（1629年），多爾袞跟從皇太極從龍井關突入明朝邊塞，與貝勒莽古爾泰等攻下漢兒莊，逼近通州， 接近北京。並且在廣渠門外大敗袁崇煥、祖大壽的援兵，又在薊州殲滅明朝山海關的援兵。天聰四年（1630年），攻打北京的大軍班師回朝，多爾袞與莽古爾泰先行，又大破明軍。
天聰五年（1631年），皇太極初設六部，命多爾袞掌吏部事。在攻打大淩河之戰中，多爾袞親自衝鋒陷陣，直抵大淩河城下，城上炮矢猛烈，後金軍多有傷亡。事後，皇太極怒責他的部下不加勸阻，多爾袞說：“墨爾根戴青也衝鋒而入，倘有疏失，必將你等處以嚴刑，斷不寬容！”進攻錦州城，他又一馬當先，衝在前面。明將祖大壽的軍隊從錦州城頭向南發炮，洪承疇的軍隊則由南向北發炮，多爾袞受到夾擊，幾乎被擊斃。以後祖大壽投降，多爾袞向他談及當時的險狀，祖大壽說：“果有此事？如炮火擊中大王坐騎，後果不堪想象！”多爾袞卻說：“當時兩仇相敵，唯恐打不中啊。”天聰七年（1633年），皇太極與諸貝勒、大臣商討進一步興國的大計，皇太極向大臣們詢問，明朝、朝鮮、察哈爾這三個地方，先打哪個。多爾袞力主以徵明為先。他從動搖明統治根基，進而奪取全國政權的戰略目的出發，建議皇太極每年整頓兵馬，乘穀子熟時深入明境，圍困燕京截其援兵，殘毀其屯堡，消耗其國力。多爾袞的建策，得到皇太極採納。因山海關外一帶地方尚為明朝重兵把守，於是八旗軍隊繞道蒙古地區，越過長城，多次深入明境，蹂躪土地人民，給明朝以沉重打擊。攻滅蒙古察哈爾部，獲傳國玉璽。後金征服與招撫蒙古各部時，惟獨察哈爾部在林丹汗率領下，不肯降服，始終採取與後金對抗、周旋的態度。
天聰九年（1635年）二月，皇太極命多爾袞等率精兵萬人，前往黃河河套地區，招撫察哈爾部眾。此次進軍，進展順利，先後招降林丹汗的妻子囊囊福晉、蘇泰福晉、林丹汗的兒子額哲。林丹汗曾得到元朝傳國玉璽，上有“制誥之寶”四字，多爾袞將玉璽呈獻給皇太極。群臣因而奏請皇太極上尊號稱帝。
受封理政
崇德元年（1636年）正月初一新年慶賀大典時，多爾袞首率諸貝勒向皇太極行禮，這與十二年前的情形相比，可謂天壤之別。當年四月皇太極稱帝，論功行封，多爾袞被封為和碩睿親王，已列六王之第三位，其時年僅二十四歲。從此更加受到重用。[8]十二月，清軍攻陷朝鮮李朝南漢山城 。崇德二年（1637年）正月，皇太極令多爾袞追擊朝鮮國王家屬，並限“戢其軍兵，無得殺戮”。四月初五，多爾袞押送國王家屬等182口報捷。
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極命睿親王多爾袞為“奉命大將軍”南征明朝，這次南征兵分兩路，貝勒豪格在多爾袞親率的左翼軍中。左翼軍從牆子嶺、董家口入關，掠山西，破濟南，殺明朝總兵盧象升；然後北掠天津、遷安，出青山關返還，往返掃蕩數千裡，於崇德四年（1639年）三月回到遼東；共攻陷城池36座，招降6座，克敵17陣，俘獲人畜26萬。崇德六年（1641年）至崇德七年（1642年）鬆錦之戰。雙方各投入十多萬大軍會戰，清軍起先以多爾袞、濟爾哈朗等為首，后皇太極親自趕來增援。明軍經兩年激戰最終慘敗，洪承疇松山城破被俘投降，祖大壽舉錦州城投降。鬆錦之戰後，遼東全屬大清，大明勢力退入山海關。
皇太極在更定官制時，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給多爾袞統攝。根據他的舉薦，皇太極將希福、范文程、鮑承先、剛林等文臣分別升遷，利用他們的才智治國。根據他的建議，皇太極又對政府機構作了重大改革，確定了八衙官制。此外，文臣武將的襲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貴胄也要經他之手任命。在統轄六部的過程中，多爾袞鍛鍊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為他後來的攝政準備了條件。
擁立幼帝
崇德八年（1643年）農曆八月初九日，皇太極猝死於盛京後宮，他生前未立嗣子。此時，代善的兩紅旗勢力已經遭到削弱，他本人年過花甲，早已不問朝政。其諸子中最有才幹的嶽託和薩哈廉年輕時已過世，剩下碩託也不為代善所喜，滿達海初露頭角，還沒有什麼發言權。但以代善的資歷、兩個紅旗的實力，其態度所向卻能左右事態的發展。皇太極生前集權的種種努力和滿族社會日益的封建化，自然也使皇太極長子豪格參加到競爭中來。從利害關係而論，兩黃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繼位，以繼續保持兩旗的優越地位。他們認為，豪格軍功多，才能較高，天聰六年已晉升為和碩貝勒，皇太極稱帝之初晉肅親王，掌戶部事，與幾位叔輩平起平坐。皇太極在世時，為加強中央集權，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勢力，但同時又保持著一定實力，又把正藍旗奪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實力遠遠強於其他旗。因此，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擁戴豪格繼位。
多爾袞便是另一個競爭者。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說，身後兩白旗和勇猛善戰的兩個兄弟則是堅強的後盾，而且，正紅旗、正藍旗和正黃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還有一個人也不容忽視，他就是鑲藍旗主濟爾哈朗。雖然他不大可能參與競爭，但他的向背卻對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響，無論他傾向哪一方，都會使力量的天平發生傾斜。因此，郡王阿達禮、貝子碩託勸多爾袞自立為皇帝。禮親王代善、鄭親王濟爾哈朗、豫親王多鐸、睿親王多爾袞等都一起來到崇政殿。最後矛盾集中在了以豪格為首的兩黃旗和以多爾袞和多鐸為首的兩白旗上。雙方相爭，委決不下。
睿親王多爾袞在兩黃、兩紅和兩藍六旗不支持的情勢下，多爾袞自立的條件還不成熟，阻力來自兩黃旗原皇太極手下的親信大臣。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多爾袞最後議定由皇太極的第九子、年僅六歲的福臨即帝位。至是，禮親王代善等奉福臨登位，各王貝勒大臣等，共同誓書，昭告天地，同時宣佈以鄭親王濟爾哈朗和睿親王多爾袞輔政，改元順治。就這樣，多爾袞妥善地處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爭奪問題，自己也向權力的頂峰邁進了一步。隨後，統治集團處理了反對這種新格局的艾度禮、碩託、阿達禮、豪格及其下屬，穩固了新的統治。多爾袞的這一方案，在客觀上避免了八旗內亂，保存了實力，維護了上層統治集團的基本一致。當然，他這一提案，是自己爭奪皇位不易得逞之後才提出來的，是在兩黃旗大臣“佩劍向前”的逼人形勢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並非是他一開始就高瞻遠矚、具有極廣闊的胸襟。
順治元年（1644年）四月，順治帝在篤恭殿拜多爾袞為大將軍，親賜大將軍敕印，令他統大軍南下，入關與李自成和南明王朝開始了爭奪天下的宏偉事業。
定鼎燕京
順治帝臨政時，關內正一片混亂。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聲威日壯的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攻克北京城，崇禎帝自縊於煤山（今景山），統治中國276年的明王朝宣告覆滅。四月初四日，即吳三桂剛剛叛歸山海關之時，內院大學士范文程上書多爾袞，認為“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是我非與明朝爭，實與流寇爭也”。主張立即出兵進取中原。他提出，“戰必勝，攻必取，賊不如我；順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賊”，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搶掠政策，“嚴禁軍卒，秋毫無犯”。即不僅在戰略上改變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戰術上也要招攬民心。多爾袞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議，並在得到北京為農民軍攻破的確報之後，“急聚兵馬而行”，與農民軍爭奪天下！
李自成此時方知事態的嚴重，於四月十三日親率部隊往山海關討吳，但仍帶有招降他的僥倖心理，行軍速度亦頗遲緩，十九日前後才兵臨關城之下。在此期間，吳三桂已派出使者向清軍求援，使者於十五日便見到了多爾袞，向他遞交了吳三桂的信函，表示如清軍支援，則“將裂土以酬”。還不是投降的意思。多爾袞知道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但他非常謹慎，一方面召集大臣謀士們商議，一方面派人回盛京調兵，再一方面故意延緩進軍速度，逼迫吳三桂以降清的條件就範。由於事態緊急，吳三桂只得答應多爾袞的要求，請清軍儘快入關，因為二十一日清軍還距關十里，而關內炮聲隆隆，喊殺陣陣，農民軍已經開始攻城了。四月二十二日，李吳雙方在山海關大戰。多爾袞非常瞭解吳三桂的窘境，因此長時間地作壁上觀，在李自成即將攻下東西羅城和北翼城，吳三桂幾次派人又親自殺出重圍向他求救的情況下，估計雙方實力已大損，這才發兵進入山海關。在與農民軍的決戰中，他又使吳軍首先上陣，在雙方精疲力竭之際再令八旗軍衝擊，結果農民軍戰敗，迅速退回北京。可以說，在山海關以西發生的這次著名戰役前後，多爾袞充分利用了漢族內部的階級矛盾，挾制了吳三桂，使他不得不充當清軍入主中原的馬前卒。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舉行了登基大典，四月三十日，李自成以郊外祭天為名撤出了北京。五月初二，清軍進入北京城。
統一區夏
清軍佔領北京之後，多爾袞嚴禁搶掠，停止剃髮，為明崇禎帝朱由檢發喪，博得了漢族士紳的好感，然後迎請順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穩定了佔領區內的形勢。順治元年（1644年）六月，多爾袞與諸王貝勒大臣商議決定，遷都北京。清廷遷都北京既是出於統一中原、雄霸九州的目光，也是基於退可出關外的戰略考慮。清廷以多爾袞為首者認為要“以圖進取”，必須遷都北京，只有佔據這個關口才能進而統一全國，“以建萬年不拔之業”。八月二十日，清朝開始遷都。九月，順治帝從盛京（瀋陽）到達北京，封多爾袞為叔父攝政王，賜穿貂蟒朝衣。命禮部為多爾袞建碑紀績，加賜多爾袞冊寶、上飾十三顆東珠的黑狐冠一頂、黑狐裘一襲，金銀、馬駝等。十月初十，順治帝在皇極門（順治二年改稱太和門）向全國頒佈登基詔書，清王朝正式定都北京，開始了以北京為都城的長達260多年的統治。十月，當順治帝於太和門（時稱皇極門）重行即位大典加封多爾袞為叔父攝政王的同時，即令為多爾袞建碑紀功，“永垂功名於萬世”。從此，在待遇上，多爾袞開始凌駕於諸王之上。
李自成退入山陝之後，原明朝降官降將紛紛反水，但他在順治元年（1644）六月仍積極準備反攻。另一支農民軍在張獻忠率領下已建大西國於成都，統一了全川，而多爾袞對此尚不瞭解。殘明勢力已於五月中擁戴福王朱由崧為帝，定都於南京，改年號為弘光，尚擁有中國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糧足，構成清朝統一中國的障礙。在這種情況下，多爾袞的戰略是：對農民軍的主要力量堅決消滅，而對南明政權則是“先禮後兵”。在此方針領導下，多爾袞先後派葉臣、石廷柱、巴哈納、馬國柱、吳惟華等進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進而包圍陝西。同時，多爾袞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對南明君臣招撫，並寫信給南明閣臣史可法，提出“削號歸藩，永綏福祿”。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團來北京談判過程中，他將其軟禁起來，並不給予明確的答覆。此時，清軍已於九月佔領山東，十月進據蘇北，與史可法的軍隊沿河相峙。在這種形勢下，多爾袞認為全面進攻農民軍和南明政權的時機已經成熟，便於十月先後命阿濟格和多鐸率軍出征，向農民軍和南明福王政權發起了戰略總攻。很快，多鐸於十二月底取得清滅大順潼關之戰的勝利，李自成放棄西安轉移。多爾袞下令由阿濟格追擊農民軍餘部，而多鐸則繼續南下。至順治二年（1645）二月，農民軍連戰失利，五月，李自成犧牲於湖北通山之九宮山。這時多鐸軍已克揚州，史可法殉難。接著，清軍渡長江，南京不戰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權滅亡。這一連串的勝利不禁使多爾袞喜出望外，他以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歸一統。五月底，他已對大學士們表示要重行剃髮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國發布剃髮令。此舉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激烈抗爭。
權勢煊赫
順治二年（1645年），多爾袞晉為皇叔父攝政王后，一切大禮諸如圍獵、出師等時，王公貴族俱要聚集一處待候傳旨，還要“列班跪送”多爾袞。若其回王府，則需送至府門。如遇元旦、慶賀禮時，文武大臣在朝賀順治帝后，即去朝賀多爾袞。上朝時，多爾袞於午門內從便下轎，而諸王需於午門外下轎等等。上述所有儀注都表明一點，即多爾袞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同時，由於明末黨爭激烈，清初又大量引用舊人，因此明末黨爭積弊在清初政局中反映出來，並與滿洲貴族內部矛盾糾纏在一起。從順治二年（1645）開始，以彈劾馮銓案形成了南北黨爭的中心內容。是年七月，浙江道御史吳達上疏彈劾閹黨餘孽，矛頭直指馮銓及其黨羽孫之獬等。高層官員中如洪承疇、金之俊等均是南方人不會支持馮銓。多爾袞考慮到馮銓這些人死心塌地效忠於滿洲貴族，如果處罰了他們，朝中南方官員得勢，於清朝統治可能發生不利影響。所以過了十天，多爾袞仍未表態。但出於對穩定整個形勢的考慮，他終於決定支持馮銓一派，在朝中公開申斥了龔鼎孳，僅將李森先革職，而對其他人並未深究。多爾袞通過雙方的鬥爭更好地利用他們，藉此達到他以漢治漢的目的。
順治三年（1646年）五月，多爾袞以為順治皇帝信符收貯於皇宮之中，每次調兵遣將都要奏請鈴印，十分不便。於是，即遣人將皇帝璽印都搬到自己的府中收藏備用。從是年起，多爾袞所用儀仗的種類與皇帝等同，均為20種，只是在每一種類的具體數目上比皇帝略少一些。而輔政王的儀仗則只有15種，明顯遜於多爾袞，說明多爾袞與皇帝的差距越來越小。
順治四年（1647年）以後，如果官員奏書中將“皇叔父攝政王”還稱作“九王爺”，或是不用全稱而丟字漏字的話，都會受到革職處分。而且“以後凡行禮處，跪拜永遠停止”，多爾袞再不用向順治帝行禮了。
順治五年（1648年）末，多爾袞又向前進了一步，變成了皇父攝政王。其後，多爾袞“所用儀仗、音樂及衛從之人，俱僭擬至尊”，即是說多爾袞不僅實權在握，而且在禮儀排場上也開始向皇帝看齊。凡一切政務，多爾袞不再有謙恭請示之舉，未奉皇帝旨意，卻一律稱詔下旨，儼然如同皇帝。而且，任人唯親，任意罷免和提升官員。特別是“不令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入朝辦事，竟以朝廷自居”，命令上述人等每日於自己的王府前候命。
身後榮辱
順治七年（1650年）八月，多爾袞追尊生母太祖妃烏喇納拉氏，尊為“孝烈恭敏獻哲仁和贊天儷聖武皇后”，祔享太廟。十一月，多爾袞出獵古北口外。行獵時墜馬跌傷。十二月十二月初九（公元1650年12月31日），多爾袞薨於古北口外喀喇城，年三十九歲。
順治帝聞之震悼。率王大臣縞服東直門外五里，迎多爾袞遺體。下詔追尊多爾袞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追尊為成宗義皇帝，喪禮依帝禮。順治八年（1651年）正月，尊多爾袞正宮元妃博爾濟吉特氏為義皇后。祔享太廟。多爾袞無子，賜以豫親王子多爾博為後襲親王，俸祿是其他諸王的三倍。又以多爾袞的近侍詹岱、蘇克薩哈為議政大臣。
但是，多爾袞死後不久，其政敵便紛紛出來翻案，揭發他的大逆之罪，首先議了阿濟格的罪，然後恢復兩黃旗貴族的地位，提升兩紅旗的滿達海、瓦克達、傑書、羅可鐸等。白旗大臣蘇克薩哈等見勢頭不對，也紛紛倒戈。在這種形勢下，先興羅什等五人獄，然後便正式宣佈多爾袞罪狀，追奪一切封典，毀墓掘屍。接著，當權者又接連處罰了剛林、巴哈納、冷僧機、譚泰、拜尹圖等。多爾袞多年培植的勢力頃刻瓦解。多爾袞死後兩個月，突然從榮譽的頂峰跌落下來，完全是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鬥爭的結果。但是，多爾袞對於清王朝所立下的不世之功也絕不是政治對手們的幾條欲加之罪所能掩蓋的。順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吏科副理事官彭長庚、一等子許爾安分別上疏，稱頌多爾袞的功勳，幾乎句句在理，但被濟爾哈朗罵了個狗血噴頭，流放寧古塔充軍。遲至一百年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發佈詔令，正式為多爾袞翻案，下令為他修復墳塋，復其封號，“追諡曰忠，補入玉牒”。如此鐵案又再度被翻了過來。到此時，有清一代對多爾袞的評價算有了定論。
政治
定都北京
清軍到達北京後，在是否將首都由瀋陽遷到北京的問題上，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爭論。以阿濟格為首的反對派，主要以清軍入關太快、補給不足為理由，反對遷都。而多爾袞從統一和管轄整個中國的總戰略出發，主張遷都北京。順治元年（1644年）六月，多爾袞終於統一諸王、貝勒、大臣的意見，決定遷都北京，派遣輔國公吞齊喀等攜奏章迎駕。
創立制度
在政治體制上，多爾袞接受了明朝的現成制度，在中央機構中，仍以六部為最重要的國家權力機關，尚書皆由滿人擔任，但諸王貝勒親理部事的制度卻在入關前夕廢除掉了。到順治五年（1648年），多爾袞於六部實行滿漢分任制度。多爾袞力圖表現得比較開明，因此除原有的都察院之外，六科十三道也保留了下來，並一再鼓勵官員犯顏直諫。總的來說，中央機構中雖承明制，但也保留了某些滿族特有的制度，還引進了議政王大臣會議、理藩院等機構，其內院的權力比起明朝內閣要小得多，並對原明臣試圖增大內院權力的努力加以壓抑。
重用漢官
清朝入關，百廢待舉，多爾袞令戒飭官吏，網羅賢才，收恤都市貧民。用湯若望議，釐正曆法，定名曰時憲曆。
並且倚重漢官范文程、洪承疇、馮銓等人，將內三院改為內閣，設大學士，行使原先明內閣的職責。承襲了明代“票擬”制度，即內閣對內外大小臣工的題奏本章草擬出批覆意見，供皇帝審閱定奪。
誅除異己
順治初立，皇太極的長子肅親王豪哥怨多爾袞不擁立他為皇帝，有嫌隙。順治元年（1644年）夏四月戊午朔，以語侵睿親王多爾袞，為固山額真何洛會等所訐。訐告肅親王豪格怨望悖妄罪，多爾袞就以豪格“圖謀不軌”，削去他的王爵，廢豪格為庶人，其黨俄莫克圖等皆論死。大臣揚善等以諂附，坐死。十月，大封諸王，又恢復了他的王爵。
順治三年（1646年），多爾袞派豪格為靖遠大將軍，統兵往四川鎮壓張獻忠大西軍。順治五年（1648年）二月，豪格凱旋迴京，沒有舉行盛大的歡迎儀式。多爾袞與豪格有夙隙以豪格犯有包庇部屬、冒領軍功及提拔罪人揚善弟吉賽等罪名，將豪格囚禁於牢獄。三月，豪格死在獄中。多爾袞納豪格福晉為妃。
入關弊政
多爾袞有“六大弊政”，剃髮、易服、圈地、占房（侵佔房舍）、投充（搶掠漢人為奴隸）、逋逃（逃人法）。
（1）剃髮易服
清入關之初，多爾袞頒佈“剃髮易服”令，清廷明令清軍所到之處，限全體漢族人十日之內盡廢明朝衣冠，依從滿族剃髮垂辮、著馬蹄箭袖的服飾習俗，違抗者處死，引起全國各地民眾的強烈反抗，很多人為此獻出生命。
（2）占房圈地
清軍入關後，以明末戰亂造成大批無主土地為由，強行將京畿土地無償分給八旗王公貴族，造成大批被圈土地的百姓流離失所，社會更加動盪。
正白旗
清朝定都北京，大批滿族官民隨同遷入關內，分佈在北京及京畿地區。為了解決他們的生計，多爾袞下令做了兩件事：一件事是把北京內城（又叫北城）的幾十萬漢民強迫遷往外城（南城），騰空內城安置清朝皇室和八旗官兵。漢人搬遷時雖然給一點搬家費，但根本不夠買房或蓋房。許多漢民傾家蕩產，或流離失所。
另一件事，是在京畿地區跑馬佔地。清廷派出官員，騎在馬上，拉開戶部發給的繩索，縱馬圈佔百姓良田，俗稱“跑馬佔地”。名義上是圈佔無主荒田，分給王公貴族和八旗官兵，實際上是把農民的大量土地無償佔有了。
軼事典故
傳位之謎
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努爾哈赤率領6萬大軍浩浩蕩蕩奔赴孤城寧遠。當時寧遠守將袁崇煥用西洋炮轟努爾哈赤的軍帳，一炮正中。努爾哈赤倒是沒被炸死在帳子裡，從軍帳中被救了出來。但不久身亡。努爾哈赤一死，選誰做接班人成了當務之急。努爾哈赤最寵愛的大妃子阿巴亥生的3個兒子：阿濟格、多爾袞和多鐸三兄弟。照道理講，在這些人中皇太極是所有候選人最不可能繼承汗位。因為皇太極的母親來自努爾哈赤的敵對部落，皇太極的叔叔又始終在和努爾哈赤對著幹，兩個部落針鋒相對。努爾哈赤留下遺言是讓多爾袞繼位，那麼皇太極是怎樣在這樣的劣勢中殺出一條稱王之路的呢？
最開始的時候，努爾哈赤曾經想讓次子代善做自己的接班人。沒成想，代善與多爾袞的媽媽年齡相仿，一來二去兩人走得比較近了。別人就跑到努爾哈赤那把這兩人給告了。努爾哈赤親自審問，兩人也承認了彼此之間的確有些交情。其實說不定也只是見見面、吃吃飯而已，但在別人的添油加醋之下，整個局面變得不可收拾。這“緋聞”越傳越邪，逼得努爾哈赤沒法收場，只好剝奪了代善的繼承資格。這樣一來，四大貝勒中只剩兩個競爭者阿敏和莽古爾泰。
真正把皇太極送上汗位的其實是大貝勒代善的兩個兒子。他們的理由很簡單：第一，擁立誰都不能擁立多爾袞。如果沒有多爾袞的媽媽和代善傳了那段不明不白的“緋聞”，代善早已經是大汗了。對多爾袞，那是一個恨啊。第二，皇太極雖也是算不上自己人，但權勢最弱，最容易成為他們的傀儡。於是父子三人合力助皇太極繼承了汗位。
生母之死
關於多爾袞生母阿巴亥的死，在清朝的官修史書中就有不同說法。
在成書最早的《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中，阿巴亥被描繪成容貌豔麗，卻心懷嫉妒的人，因此屢屢引起努爾哈赤不悅。努爾哈赤令她殉死。在努爾哈赤死後，代善、皇太極等告訴阿巴亥，按照父親遺言，她必須自盡。阿巴亥只有37歲，丰姿綽約，正值盛年。基於對人生的留戀和對愛子的牽掛，她不願殉死。代善、皇太極堅持必須遵從先帝遺命。阿巴亥被逼無奈隨即在辰時（早晨7—9時）自盡。但這種有意醜化阿巴亥的說法，似乎有些牽強，因而有研究者推測，這部編寫於清太宗時代的《實錄》企圖隱瞞歷史上的某些真相。
根據朝鮮史籍《春坡堂日月錄》記載，努爾哈赤臨終時，曾遺命由幼子多爾袞繼承汗位，代善為攝政。但努爾哈赤死後，代善支持皇太極登極。為確保多爾袞母親不加反對，必須逼迫其自盡。此後，關於多爾袞生母的記載，在清朝官修史書《實錄》中幾經修改。
清朝入關後，順治帝福臨年幼，多爾袞總攝朝政，權勢達到頂點，他追諡其母為“孝烈武皇后”，並配享太廟。他還命令編寫本朝歷史的史官，從《實錄》中刪除不利於其母的記載。然而，一旦多爾袞逝世，在諸王羅致他的諸多“罪狀”中，就包括篡改歷史、使其母配享太廟。隨即，“孝烈武皇后”的諡號被追奪，並重新恢復了《實錄》中已被刪除的有關阿巴亥的內容。最後，在乾隆年間編纂的《清太祖實錄》的最後定本中，關於阿巴亥的死，做了新的解釋。
獻出玉璽
天聰九年（1635年），多爾袞為皇太極和大清朝立下了一個特殊的功勞。這一年九月，多爾袞率軍征伐蒙古察哈爾部林丹汗殘部。他臨之以威、施之以謀，導致林丹汗餘部不戰而降，並獻出了中華帝國失蹤二百多年的“傳國玉璽”。據說，這顆傳國玉璽從秦始皇之後一直傳到了元朝，具有天命所歸的極其重要的象徵意義。多爾袞得到這顆傳國玉璽並獻給皇太極，皇太極受大家的擁戴，登上了大清帝國的皇帝寶座。
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多爾袞才被推到了皇太極死後至關重要的十字路口上。
賜死豪格
順治元年（1644年）四月一日，在多爾袞即將出徵大明前夕，豪格的一個親信部下，出面檢舉豪格“悖亂”。處理的結果是，幾位忠實於豪格的部下被殺死，豪格本人被廢為庶人。這是一個奇怪的、完全狗屁不通的判決。三年後，順治三年（1646年）正月，已經牢牢掌控了大權的多爾袞再次起用豪格，命他率軍前去對付張獻忠。順治五年二月初三日，豪格在把這位令四川人聞之色變的“大西皇帝”殺死後，凱旋迴京。一個月以後，為他慶功的熱乎勁兒還沒有完全過去，豪格便又一次獲罪被幽禁起來。這一次，他的罪名真的稱得上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不久，時年四十歲的豪格在幽禁中無疾而終。有人認為，他是被受過專門訓練、具有高度技巧的大明錦衣衛留用人員奉命殺死的。死後，檢查不出任何致死的原因。這可能是福臨小皇帝痛恨多爾袞的原因之一，多爾袞的身後亦由此註定。
太后下嫁
孝莊文皇后究竟是否下嫁了多爾袞，乃清初三大疑案之一，在史學界是爭論的焦點問題。
持下嫁說專家的理由：
1．多爾袞自稱“皇父攝政王，又親到皇宮內院。”無疑是把太后置於妻子，皇帝置於兒子的地位，如果太后沒有下嫁，她和皇室親王貝勒是萬萬不能接受的，奇怪的是此事卻得到他們的默認。”
2．據朝鮮史料記載，順治六年（1649年）二月，清朝廷曾派遣使臣赴朝鮮遞交國書，朝鮮國王看見書中稱多爾袞為“皇父攝政王”，便問“清國諮文中有皇父攝政王之語，此何舉措？”清朝來使答曰：“今則去叔字，朝賀之事，與皇帝一體雲。”右議鄭太和說：“敕中雖無此語，似是已為太上矣。”朝鮮國王也說：“然則二帝矣。”這裡說明朝鮮君臣也發現所謂“皇父”的奧祕。無疑是指太后下嫁一事。
3．明朝遺臣張煌言的詩詞。
4．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二月，孝莊文皇后病重留下遺囑，[56]這種作法是違背清朝帝后喪葬制度的，可見她有難言苦衷，所以康熙把太皇太后的靈樞停放在東陵，雍正時才葬入昭西陵地宮。
持未嫁說的專家認為：
1．孝莊文皇后在順治時已貴為皇太后，以她的尊崇身份，如下嫁就不會死後葬入皇陵了。
2．順治詔書子虛烏有。
3．張煌言之詩不可信，有的著名清史學家認為，張煌言對清廷懷有成見，其詩不能作為史實根據。
4．康熙帝及以後各帝始終承認孝莊文皇后是清太宗文皇帝的皇后，對其尊崇備致，歌功頌德，祭禮有加。所以“太后下嫁”之案根本不存在。
5．“慈寧宮裡爛盈門”之句說太后大婚時慈寧宮內外張燈結綵，喜氣洋洋。但據《清實錄》載，孝莊文皇后是在順治十年慈寧宮修葺之後才搬進去的，所以大辦婚事必得在順治十年（1653年）之後，但多爾袞已於順治七年（1649年）十二月病死，可見“太后下嫁”之說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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