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國紀行：歷史記憶、大國蹤跡與草原上的新客人'
在得知我要前往蒙古國之後，我的朋友們表達了程度不同的憂心，我從東一路向北再折向西橫穿蒙古國的不羈路線更是加重了他們的擔憂。在我眼裡一次迂迴略大的回家之路，在他們眼裡大概是我的又一次冒險。
對於一個新疆人來說，蒙古國是一個遙遠的近鄰，儘管在東面和蒙古有著漫長的邊境線，蒙古國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存在感卻非常淡薄。七年前，我騎馬站在奇臺縣北塔山主峰，俯瞰陌生的鄰國，茫茫的戈壁和草原一直延伸到視界的盡頭，沒有人，沒有牛羊，也沒有炊煙。來自北方的風吹拂在這曾經的戰場上，在峻峭的巖壁上發出嗚嗚的迴響。我問旁邊借給我馬的牧民：“平時能看見對面的人嗎”，他吸了一口《北疆晨報》捲成的莫合煙，搖了搖頭。
我就這樣踏上了匈奴航空的飛機，從北京前往烏蘭巴托，計劃由東向北前往俄蒙邊境，再由北折向西，從蒙古國的最西端回到故鄉新疆。
"在得知我要前往蒙古國之後，我的朋友們表達了程度不同的憂心，我從東一路向北再折向西橫穿蒙古國的不羈路線更是加重了他們的擔憂。在我眼裡一次迂迴略大的回家之路，在他們眼裡大概是我的又一次冒險。
對於一個新疆人來說，蒙古國是一個遙遠的近鄰，儘管在東面和蒙古有著漫長的邊境線，蒙古國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存在感卻非常淡薄。七年前，我騎馬站在奇臺縣北塔山主峰，俯瞰陌生的鄰國，茫茫的戈壁和草原一直延伸到視界的盡頭，沒有人，沒有牛羊，也沒有炊煙。來自北方的風吹拂在這曾經的戰場上，在峻峭的巖壁上發出嗚嗚的迴響。我問旁邊借給我馬的牧民：“平時能看見對面的人嗎”，他吸了一口《北疆晨報》捲成的莫合煙，搖了搖頭。
我就這樣踏上了匈奴航空的飛機，從北京前往烏蘭巴托，計劃由東向北前往俄蒙邊境，再由北折向西，從蒙古國的最西端回到故鄉新疆。
烏蘭巴托成吉思汗國際機場裡懸掛著元帝國的最後一個皇帝，元順帝妥歡帖木兒的畫像。
一、紅色英雄城
相比其他朋友擔心我在野外遇到麻煩，熟悉蒙古國的朋友更擔心我在烏蘭巴托期間的活動，一個曾在烏蘭巴托工作的內蒙朋友甚至告訴我，如果遇到不友好的事情，就自稱是韓國人。另一個朋友半開玩笑地告訴我，如果遇到醉鬼要揍我，一定要揍回去，這樣的話打完雙方再喝一場，沒準會成為非常好的朋友。我問：“如果我報警呢”，他說：“警察會再揍你一頓”。
我當然不會自稱是韓國人，但我對這個城市愈發好奇了。
我出發時，北京是35度的溼熱天氣，當我到達時，烏蘭巴托正在下雨，氣溫9度，舷梯上凜冽的風讓我一下就明白了天氣預報裡說的“來自蒙古高原的冷空氣”是什麼概念。
"在得知我要前往蒙古國之後，我的朋友們表達了程度不同的憂心，我從東一路向北再折向西橫穿蒙古國的不羈路線更是加重了他們的擔憂。在我眼裡一次迂迴略大的回家之路，在他們眼裡大概是我的又一次冒險。
對於一個新疆人來說，蒙古國是一個遙遠的近鄰，儘管在東面和蒙古有著漫長的邊境線，蒙古國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存在感卻非常淡薄。七年前，我騎馬站在奇臺縣北塔山主峰，俯瞰陌生的鄰國，茫茫的戈壁和草原一直延伸到視界的盡頭，沒有人，沒有牛羊，也沒有炊煙。來自北方的風吹拂在這曾經的戰場上，在峻峭的巖壁上發出嗚嗚的迴響。我問旁邊借給我馬的牧民：“平時能看見對面的人嗎”，他吸了一口《北疆晨報》捲成的莫合煙，搖了搖頭。
我就這樣踏上了匈奴航空的飛機，從北京前往烏蘭巴托，計劃由東向北前往俄蒙邊境，再由北折向西，從蒙古國的最西端回到故鄉新疆。
烏蘭巴托成吉思汗國際機場裡懸掛著元帝國的最後一個皇帝，元順帝妥歡帖木兒的畫像。
一、紅色英雄城
相比其他朋友擔心我在野外遇到麻煩，熟悉蒙古國的朋友更擔心我在烏蘭巴托期間的活動，一個曾在烏蘭巴托工作的內蒙朋友甚至告訴我，如果遇到不友好的事情，就自稱是韓國人。另一個朋友半開玩笑地告訴我，如果遇到醉鬼要揍我，一定要揍回去，這樣的話打完雙方再喝一場，沒準會成為非常好的朋友。我問：“如果我報警呢”，他說：“警察會再揍你一頓”。
我當然不會自稱是韓國人，但我對這個城市愈發好奇了。
我出發時，北京是35度的溼熱天氣，當我到達時，烏蘭巴托正在下雨，氣溫9度，舷梯上凜冽的風讓我一下就明白了天氣預報裡說的“來自蒙古高原的冷空氣”是什麼概念。
夕陽下的烏蘭巴托，遠處山坡上如蜂巢般密密麻麻的蒙古包和木板房是貧民區，全國超過一半的人口聚集在首都，造成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二、失去的文字
去酒店的路上，我非常無聊地念著路邊的指示牌和招牌，這讓司機非常驚訝，我向他解釋說我學習過西裡爾字母，我每讀出一個詞，他都用英語為我解釋一遍。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前蘇聯控制下的外蒙地區開始用西裡爾字母書寫蒙古文，這種字母基本能做到“怎麼讀就怎麼寫”，也解決了胡都木蒙古文（即內蒙古地區使用的傳統蒙文）縱向印刷的技術難關，以及拼寫喀爾喀和衛拉特方言時存在的一些問題。
蒙古語是一種書寫系統和發音系統合一的拼音語言，歷史上先後使用八思巴字、索永布字、託忒字、胡都木字、拉丁字母、西裡爾字母拼寫過。文字不過是語言的載體，換一種字母拼寫，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漢語是一種書寫系統和讀音系統相分離的語言，這導致一些中國人按照自己的語言習慣，認為蒙古國使用“俄文”、“失去了自己的文字”，這實在是個誤會。因為包括傳統蒙文（即胡都木字）在內的其他字母，也都和西裡爾字母一樣，是不折不扣的舶來品。
蒙古高原自古以來就是內陸亞洲的遊牧帝國搖籃，從這裡打馬走過的這個或那個大汗，除了熱衷於把他已知世界裡的奇珍異寶匯聚於此，也從不吝於主動或被動的接受這樣或那樣的外來文化，因為對草原文明和遊牧帝國來說，固步自封意味著迅速衰敗和消亡。
我的思緒被酒店的旋轉門折射出的閃爍的光線所打斷，之後發生的事卻機緣巧合的印證著我剛才的思索，我的俄語讓前臺的年輕姑娘面露遲疑和困惑，轉為英語之後她馬上露出燦爛的笑容，報之以流利而標準的英文服務。
這姑娘大概20出頭，現在距離蒙古國脫離前蘇聯的“全方位呵護”，還不到30年。這位英語流利卻不會說俄語的年輕姑娘，正是這個轉型迅速的國家的一個縮影。
三、難覓的大國蹤影
作為一箇中國人，我本能地在烏蘭巴托搜尋著庫倫的影子，然而除了博格達汗的夏宮和一些寺廟之外，古代“中國”的痕跡在這座城市中並不好找。當我站在博格達汗的宮殿門前，用英文跟人解釋牌匾上的“樂善好施”是什麼意思的時候，才感到了自己和這裡的一點微弱的聯繫。
"在得知我要前往蒙古國之後，我的朋友們表達了程度不同的憂心，我從東一路向北再折向西橫穿蒙古國的不羈路線更是加重了他們的擔憂。在我眼裡一次迂迴略大的回家之路，在他們眼裡大概是我的又一次冒險。
對於一個新疆人來說，蒙古國是一個遙遠的近鄰，儘管在東面和蒙古有著漫長的邊境線，蒙古國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存在感卻非常淡薄。七年前，我騎馬站在奇臺縣北塔山主峰，俯瞰陌生的鄰國，茫茫的戈壁和草原一直延伸到視界的盡頭，沒有人，沒有牛羊，也沒有炊煙。來自北方的風吹拂在這曾經的戰場上，在峻峭的巖壁上發出嗚嗚的迴響。我問旁邊借給我馬的牧民：“平時能看見對面的人嗎”，他吸了一口《北疆晨報》捲成的莫合煙，搖了搖頭。
我就這樣踏上了匈奴航空的飛機，從北京前往烏蘭巴托，計劃由東向北前往俄蒙邊境，再由北折向西，從蒙古國的最西端回到故鄉新疆。
烏蘭巴托成吉思汗國際機場裡懸掛著元帝國的最後一個皇帝，元順帝妥歡帖木兒的畫像。
一、紅色英雄城
相比其他朋友擔心我在野外遇到麻煩，熟悉蒙古國的朋友更擔心我在烏蘭巴托期間的活動，一個曾在烏蘭巴托工作的內蒙朋友甚至告訴我，如果遇到不友好的事情，就自稱是韓國人。另一個朋友半開玩笑地告訴我，如果遇到醉鬼要揍我，一定要揍回去，這樣的話打完雙方再喝一場，沒準會成為非常好的朋友。我問：“如果我報警呢”，他說：“警察會再揍你一頓”。
我當然不會自稱是韓國人，但我對這個城市愈發好奇了。
我出發時，北京是35度的溼熱天氣，當我到達時，烏蘭巴托正在下雨，氣溫9度，舷梯上凜冽的風讓我一下就明白了天氣預報裡說的“來自蒙古高原的冷空氣”是什麼概念。
夕陽下的烏蘭巴托，遠處山坡上如蜂巢般密密麻麻的蒙古包和木板房是貧民區，全國超過一半的人口聚集在首都，造成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二、失去的文字
去酒店的路上，我非常無聊地念著路邊的指示牌和招牌，這讓司機非常驚訝，我向他解釋說我學習過西裡爾字母，我每讀出一個詞，他都用英語為我解釋一遍。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前蘇聯控制下的外蒙地區開始用西裡爾字母書寫蒙古文，這種字母基本能做到“怎麼讀就怎麼寫”，也解決了胡都木蒙古文（即內蒙古地區使用的傳統蒙文）縱向印刷的技術難關，以及拼寫喀爾喀和衛拉特方言時存在的一些問題。
蒙古語是一種書寫系統和發音系統合一的拼音語言，歷史上先後使用八思巴字、索永布字、託忒字、胡都木字、拉丁字母、西裡爾字母拼寫過。文字不過是語言的載體，換一種字母拼寫，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漢語是一種書寫系統和讀音系統相分離的語言，這導致一些中國人按照自己的語言習慣，認為蒙古國使用“俄文”、“失去了自己的文字”，這實在是個誤會。因為包括傳統蒙文（即胡都木字）在內的其他字母，也都和西裡爾字母一樣，是不折不扣的舶來品。
蒙古高原自古以來就是內陸亞洲的遊牧帝國搖籃，從這裡打馬走過的這個或那個大汗，除了熱衷於把他已知世界裡的奇珍異寶匯聚於此，也從不吝於主動或被動的接受這樣或那樣的外來文化，因為對草原文明和遊牧帝國來說，固步自封意味著迅速衰敗和消亡。
我的思緒被酒店的旋轉門折射出的閃爍的光線所打斷，之後發生的事卻機緣巧合的印證著我剛才的思索，我的俄語讓前臺的年輕姑娘面露遲疑和困惑，轉為英語之後她馬上露出燦爛的笑容，報之以流利而標準的英文服務。
這姑娘大概20出頭，現在距離蒙古國脫離前蘇聯的“全方位呵護”，還不到30年。這位英語流利卻不會說俄語的年輕姑娘，正是這個轉型迅速的國家的一個縮影。
三、難覓的大國蹤影
作為一箇中國人，我本能地在烏蘭巴托搜尋著庫倫的影子，然而除了博格達汗的夏宮和一些寺廟之外，古代“中國”的痕跡在這座城市中並不好找。當我站在博格達汗的宮殿門前，用英文跟人解釋牌匾上的“樂善好施”是什麼意思的時候，才感到了自己和這裡的一點微弱的聯繫。
博格達汗的夏宮是一座傳統的中式建築。正門上用漢滿蒙藏四種文字寫著“樂善好施”。
與之相反的是，當地人耳熟能詳地告訴我，這座樓是中國人建的，這條街是中國人修的，中國人用六週完成了這個，中國人只用三個月就造好了那個。這些建築物靜靜的矗立在那裡，如果沒人指點，我既不能把它們和周圍的建築物區分開，也沒法把它們和中國聯繫在一起。
有人告訴我，作為清帝國在漠北的統治中心，“中國的痕跡”曾經非常多，然而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作為大國政治角力的犧牲品，它們被人為的抹除了。
"在得知我要前往蒙古國之後，我的朋友們表達了程度不同的憂心，我從東一路向北再折向西橫穿蒙古國的不羈路線更是加重了他們的擔憂。在我眼裡一次迂迴略大的回家之路，在他們眼裡大概是我的又一次冒險。
對於一個新疆人來說，蒙古國是一個遙遠的近鄰，儘管在東面和蒙古有著漫長的邊境線，蒙古國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存在感卻非常淡薄。七年前，我騎馬站在奇臺縣北塔山主峰，俯瞰陌生的鄰國，茫茫的戈壁和草原一直延伸到視界的盡頭，沒有人，沒有牛羊，也沒有炊煙。來自北方的風吹拂在這曾經的戰場上，在峻峭的巖壁上發出嗚嗚的迴響。我問旁邊借給我馬的牧民：“平時能看見對面的人嗎”，他吸了一口《北疆晨報》捲成的莫合煙，搖了搖頭。
我就這樣踏上了匈奴航空的飛機，從北京前往烏蘭巴托，計劃由東向北前往俄蒙邊境，再由北折向西，從蒙古國的最西端回到故鄉新疆。
烏蘭巴托成吉思汗國際機場裡懸掛著元帝國的最後一個皇帝，元順帝妥歡帖木兒的畫像。
一、紅色英雄城
相比其他朋友擔心我在野外遇到麻煩，熟悉蒙古國的朋友更擔心我在烏蘭巴托期間的活動，一個曾在烏蘭巴托工作的內蒙朋友甚至告訴我，如果遇到不友好的事情，就自稱是韓國人。另一個朋友半開玩笑地告訴我，如果遇到醉鬼要揍我，一定要揍回去，這樣的話打完雙方再喝一場，沒準會成為非常好的朋友。我問：“如果我報警呢”，他說：“警察會再揍你一頓”。
我當然不會自稱是韓國人，但我對這個城市愈發好奇了。
我出發時，北京是35度的溼熱天氣，當我到達時，烏蘭巴托正在下雨，氣溫9度，舷梯上凜冽的風讓我一下就明白了天氣預報裡說的“來自蒙古高原的冷空氣”是什麼概念。
夕陽下的烏蘭巴托，遠處山坡上如蜂巢般密密麻麻的蒙古包和木板房是貧民區，全國超過一半的人口聚集在首都，造成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二、失去的文字
去酒店的路上，我非常無聊地念著路邊的指示牌和招牌，這讓司機非常驚訝，我向他解釋說我學習過西裡爾字母，我每讀出一個詞，他都用英語為我解釋一遍。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前蘇聯控制下的外蒙地區開始用西裡爾字母書寫蒙古文，這種字母基本能做到“怎麼讀就怎麼寫”，也解決了胡都木蒙古文（即內蒙古地區使用的傳統蒙文）縱向印刷的技術難關，以及拼寫喀爾喀和衛拉特方言時存在的一些問題。
蒙古語是一種書寫系統和發音系統合一的拼音語言，歷史上先後使用八思巴字、索永布字、託忒字、胡都木字、拉丁字母、西裡爾字母拼寫過。文字不過是語言的載體，換一種字母拼寫，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漢語是一種書寫系統和讀音系統相分離的語言，這導致一些中國人按照自己的語言習慣，認為蒙古國使用“俄文”、“失去了自己的文字”，這實在是個誤會。因為包括傳統蒙文（即胡都木字）在內的其他字母，也都和西裡爾字母一樣，是不折不扣的舶來品。
蒙古高原自古以來就是內陸亞洲的遊牧帝國搖籃，從這裡打馬走過的這個或那個大汗，除了熱衷於把他已知世界裡的奇珍異寶匯聚於此，也從不吝於主動或被動的接受這樣或那樣的外來文化，因為對草原文明和遊牧帝國來說，固步自封意味著迅速衰敗和消亡。
我的思緒被酒店的旋轉門折射出的閃爍的光線所打斷，之後發生的事卻機緣巧合的印證著我剛才的思索，我的俄語讓前臺的年輕姑娘面露遲疑和困惑，轉為英語之後她馬上露出燦爛的笑容，報之以流利而標準的英文服務。
這姑娘大概20出頭，現在距離蒙古國脫離前蘇聯的“全方位呵護”，還不到30年。這位英語流利卻不會說俄語的年輕姑娘，正是這個轉型迅速的國家的一個縮影。
三、難覓的大國蹤影
作為一箇中國人，我本能地在烏蘭巴托搜尋著庫倫的影子，然而除了博格達汗的夏宮和一些寺廟之外，古代“中國”的痕跡在這座城市中並不好找。當我站在博格達汗的宮殿門前，用英文跟人解釋牌匾上的“樂善好施”是什麼意思的時候，才感到了自己和這裡的一點微弱的聯繫。
博格達汗的夏宮是一座傳統的中式建築。正門上用漢滿蒙藏四種文字寫著“樂善好施”。
與之相反的是，當地人耳熟能詳地告訴我，這座樓是中國人建的，這條街是中國人修的，中國人用六週完成了這個，中國人只用三個月就造好了那個。這些建築物靜靜的矗立在那裡，如果沒人指點，我既不能把它們和周圍的建築物區分開，也沒法把它們和中國聯繫在一起。
有人告訴我，作為清帝國在漠北的統治中心，“中國的痕跡”曾經非常多，然而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作為大國政治角力的犧牲品，它們被人為的抹除了。
除了博格達汗的夏宮和一些佛教寺廟之外，古代中國的痕跡在烏蘭巴托存留的並不算多。
政治能人為抹掉那些直觀可見的“歷史”，卻難以將觸角伸到生活最細微的角落。在蒙古國，飯店叫作“Гуаиз” ，轉譯為拉丁字母即Guanzi，就是漢語的“館子”。裝滿肉餡的煎餅叫“Хуушуур” ，即漢語“火燒”。最直觀的是“Бyyз”，任何中國人都能直接聽出來這是包子。比較難以聯想到的是“Баииш”，在蒙文中是餃子的意思，之所以和餃子的發音毫無相似之處，是因為來自餛飩的另一個漢語名字“扁食”。
然而這些都不過是歷史的碎片，儘管蒙古國家博物館裡存放著大量精美的清代蒙古行刀（獵刀和筷子組合），但除了少數年齡很大的老人之外，絕大多數人已經不再使用筷子，他們用刀叉食用包子、火燒和扁食，佐以解膩的俄式酸黃瓜，和加了冰塊的可口可樂，這頓混合式的餐食，像極了這個國家顛沛的歷史。
那麼，前蘇聯的歷史還存在於此嗎？我對蘇式建築始終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在我的童年時代，蘇式建築不是機關就是禮堂，粗大的柱子象徵著權力和威嚴，也鎮壓著我想要爬上閣樓氣窗的小小願望。烏蘭巴托的蘇式（俄式）民用建築不算太多，但無一例外都破敗不堪，只有俄式百葉窗上破損的繁複雕花還提醒著人們，這裡曾經住著很了不起的人物。走入其中，昏暗的空間讓我熟悉的回憶一擁而上，彷彿看到十幾個煤氣灶在逼仄的過道上煙火人間的場景。然而蒙古人並不炒菜，過道上擺放著廉價伏特加的空瓶子告訴我，早已換了人間。
與古代中國的“痕跡”相比，北方紅色帝國留在烏蘭巴托的“痕跡”顯然要多得多，然而就其長達70年的存在來說，又顯得少之又少。與現代中國的存在感相比，更加不值一提。我看見一座被鐵柵圍著的的蘇式小樓，低調、整潔、樸素，和其他的蘇式建築狀態迥然不同，走到門口一看，果然是俄羅斯大使館。
"在得知我要前往蒙古國之後，我的朋友們表達了程度不同的憂心，我從東一路向北再折向西橫穿蒙古國的不羈路線更是加重了他們的擔憂。在我眼裡一次迂迴略大的回家之路，在他們眼裡大概是我的又一次冒險。
對於一個新疆人來說，蒙古國是一個遙遠的近鄰，儘管在東面和蒙古有著漫長的邊境線，蒙古國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存在感卻非常淡薄。七年前，我騎馬站在奇臺縣北塔山主峰，俯瞰陌生的鄰國，茫茫的戈壁和草原一直延伸到視界的盡頭，沒有人，沒有牛羊，也沒有炊煙。來自北方的風吹拂在這曾經的戰場上，在峻峭的巖壁上發出嗚嗚的迴響。我問旁邊借給我馬的牧民：“平時能看見對面的人嗎”，他吸了一口《北疆晨報》捲成的莫合煙，搖了搖頭。
我就這樣踏上了匈奴航空的飛機，從北京前往烏蘭巴托，計劃由東向北前往俄蒙邊境，再由北折向西，從蒙古國的最西端回到故鄉新疆。
烏蘭巴托成吉思汗國際機場裡懸掛著元帝國的最後一個皇帝，元順帝妥歡帖木兒的畫像。
一、紅色英雄城
相比其他朋友擔心我在野外遇到麻煩，熟悉蒙古國的朋友更擔心我在烏蘭巴托期間的活動，一個曾在烏蘭巴托工作的內蒙朋友甚至告訴我，如果遇到不友好的事情，就自稱是韓國人。另一個朋友半開玩笑地告訴我，如果遇到醉鬼要揍我，一定要揍回去，這樣的話打完雙方再喝一場，沒準會成為非常好的朋友。我問：“如果我報警呢”，他說：“警察會再揍你一頓”。
我當然不會自稱是韓國人，但我對這個城市愈發好奇了。
我出發時，北京是35度的溼熱天氣，當我到達時，烏蘭巴托正在下雨，氣溫9度，舷梯上凜冽的風讓我一下就明白了天氣預報裡說的“來自蒙古高原的冷空氣”是什麼概念。
夕陽下的烏蘭巴托，遠處山坡上如蜂巢般密密麻麻的蒙古包和木板房是貧民區，全國超過一半的人口聚集在首都，造成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二、失去的文字
去酒店的路上，我非常無聊地念著路邊的指示牌和招牌，這讓司機非常驚訝，我向他解釋說我學習過西裡爾字母，我每讀出一個詞，他都用英語為我解釋一遍。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前蘇聯控制下的外蒙地區開始用西裡爾字母書寫蒙古文，這種字母基本能做到“怎麼讀就怎麼寫”，也解決了胡都木蒙古文（即內蒙古地區使用的傳統蒙文）縱向印刷的技術難關，以及拼寫喀爾喀和衛拉特方言時存在的一些問題。
蒙古語是一種書寫系統和發音系統合一的拼音語言，歷史上先後使用八思巴字、索永布字、託忒字、胡都木字、拉丁字母、西裡爾字母拼寫過。文字不過是語言的載體，換一種字母拼寫，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漢語是一種書寫系統和讀音系統相分離的語言，這導致一些中國人按照自己的語言習慣，認為蒙古國使用“俄文”、“失去了自己的文字”，這實在是個誤會。因為包括傳統蒙文（即胡都木字）在內的其他字母，也都和西裡爾字母一樣，是不折不扣的舶來品。
蒙古高原自古以來就是內陸亞洲的遊牧帝國搖籃，從這裡打馬走過的這個或那個大汗，除了熱衷於把他已知世界裡的奇珍異寶匯聚於此，也從不吝於主動或被動的接受這樣或那樣的外來文化，因為對草原文明和遊牧帝國來說，固步自封意味著迅速衰敗和消亡。
我的思緒被酒店的旋轉門折射出的閃爍的光線所打斷，之後發生的事卻機緣巧合的印證著我剛才的思索，我的俄語讓前臺的年輕姑娘面露遲疑和困惑，轉為英語之後她馬上露出燦爛的笑容，報之以流利而標準的英文服務。
這姑娘大概20出頭，現在距離蒙古國脫離前蘇聯的“全方位呵護”，還不到30年。這位英語流利卻不會說俄語的年輕姑娘，正是這個轉型迅速的國家的一個縮影。
三、難覓的大國蹤影
作為一箇中國人，我本能地在烏蘭巴托搜尋著庫倫的影子，然而除了博格達汗的夏宮和一些寺廟之外，古代“中國”的痕跡在這座城市中並不好找。當我站在博格達汗的宮殿門前，用英文跟人解釋牌匾上的“樂善好施”是什麼意思的時候，才感到了自己和這裡的一點微弱的聯繫。
博格達汗的夏宮是一座傳統的中式建築。正門上用漢滿蒙藏四種文字寫著“樂善好施”。
與之相反的是，當地人耳熟能詳地告訴我，這座樓是中國人建的，這條街是中國人修的，中國人用六週完成了這個，中國人只用三個月就造好了那個。這些建築物靜靜的矗立在那裡，如果沒人指點，我既不能把它們和周圍的建築物區分開，也沒法把它們和中國聯繫在一起。
有人告訴我，作為清帝國在漠北的統治中心，“中國的痕跡”曾經非常多，然而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作為大國政治角力的犧牲品，它們被人為的抹除了。
除了博格達汗的夏宮和一些佛教寺廟之外，古代中國的痕跡在烏蘭巴托存留的並不算多。
政治能人為抹掉那些直觀可見的“歷史”，卻難以將觸角伸到生活最細微的角落。在蒙古國，飯店叫作“Гуаиз” ，轉譯為拉丁字母即Guanzi，就是漢語的“館子”。裝滿肉餡的煎餅叫“Хуушуур” ，即漢語“火燒”。最直觀的是“Бyyз”，任何中國人都能直接聽出來這是包子。比較難以聯想到的是“Баииш”，在蒙文中是餃子的意思，之所以和餃子的發音毫無相似之處，是因為來自餛飩的另一個漢語名字“扁食”。
然而這些都不過是歷史的碎片，儘管蒙古國家博物館裡存放著大量精美的清代蒙古行刀（獵刀和筷子組合），但除了少數年齡很大的老人之外，絕大多數人已經不再使用筷子，他們用刀叉食用包子、火燒和扁食，佐以解膩的俄式酸黃瓜，和加了冰塊的可口可樂，這頓混合式的餐食，像極了這個國家顛沛的歷史。
那麼，前蘇聯的歷史還存在於此嗎？我對蘇式建築始終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在我的童年時代，蘇式建築不是機關就是禮堂，粗大的柱子象徵著權力和威嚴，也鎮壓著我想要爬上閣樓氣窗的小小願望。烏蘭巴托的蘇式（俄式）民用建築不算太多，但無一例外都破敗不堪，只有俄式百葉窗上破損的繁複雕花還提醒著人們，這裡曾經住著很了不起的人物。走入其中，昏暗的空間讓我熟悉的回憶一擁而上，彷彿看到十幾個煤氣灶在逼仄的過道上煙火人間的場景。然而蒙古人並不炒菜，過道上擺放著廉價伏特加的空瓶子告訴我，早已換了人間。
與古代中國的“痕跡”相比，北方紅色帝國留在烏蘭巴托的“痕跡”顯然要多得多，然而就其長達70年的存在來說，又顯得少之又少。與現代中國的存在感相比，更加不值一提。我看見一座被鐵柵圍著的的蘇式小樓，低調、整潔、樸素，和其他的蘇式建築狀態迥然不同，走到門口一看，果然是俄羅斯大使館。
烏蘭巴托街頭隨處可見的蒙古帝國元素，昭示著這個國家正試圖用祖先的武功和榮光，重構一段新的歷史記憶，從而淡化特定歷史時期裡大國留下的濃墨重彩。
四、草原上的新客人
與難覓蹤影的相鄰大國相比，蜂擁而至的新客人表面上看起來和這個國家毫不相干。在烏蘭巴托的第一個早上，我進入酒店餐廳的一剎那看到滿滿的一屋色澤鮮豔的衝鋒衣，還驚訝於有中國的中老年旅行團來蒙古國旅遊。好在東亞人有一種特別的能力，即使在完全不說話的情況下也能根據眼神、姿態和氣質彼此區分，我在幾秒鐘之後就意識到，我是餐廳裡唯一的中國人。
在之後的旅途中，我遇到的多數東亞面孔也都是日本人和韓國人，他們帶著遠超其他各國遊客的熱情，從世界上人口密度數一數二的國家來到世界上人口密度最為稀疏的廣袤大陸。
"在得知我要前往蒙古國之後，我的朋友們表達了程度不同的憂心，我從東一路向北再折向西橫穿蒙古國的不羈路線更是加重了他們的擔憂。在我眼裡一次迂迴略大的回家之路，在他們眼裡大概是我的又一次冒險。
對於一個新疆人來說，蒙古國是一個遙遠的近鄰，儘管在東面和蒙古有著漫長的邊境線，蒙古國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存在感卻非常淡薄。七年前，我騎馬站在奇臺縣北塔山主峰，俯瞰陌生的鄰國，茫茫的戈壁和草原一直延伸到視界的盡頭，沒有人，沒有牛羊，也沒有炊煙。來自北方的風吹拂在這曾經的戰場上，在峻峭的巖壁上發出嗚嗚的迴響。我問旁邊借給我馬的牧民：“平時能看見對面的人嗎”，他吸了一口《北疆晨報》捲成的莫合煙，搖了搖頭。
我就這樣踏上了匈奴航空的飛機，從北京前往烏蘭巴托，計劃由東向北前往俄蒙邊境，再由北折向西，從蒙古國的最西端回到故鄉新疆。
烏蘭巴托成吉思汗國際機場裡懸掛著元帝國的最後一個皇帝，元順帝妥歡帖木兒的畫像。
一、紅色英雄城
相比其他朋友擔心我在野外遇到麻煩，熟悉蒙古國的朋友更擔心我在烏蘭巴托期間的活動，一個曾在烏蘭巴托工作的內蒙朋友甚至告訴我，如果遇到不友好的事情，就自稱是韓國人。另一個朋友半開玩笑地告訴我，如果遇到醉鬼要揍我，一定要揍回去，這樣的話打完雙方再喝一場，沒準會成為非常好的朋友。我問：“如果我報警呢”，他說：“警察會再揍你一頓”。
我當然不會自稱是韓國人，但我對這個城市愈發好奇了。
我出發時，北京是35度的溼熱天氣，當我到達時，烏蘭巴托正在下雨，氣溫9度，舷梯上凜冽的風讓我一下就明白了天氣預報裡說的“來自蒙古高原的冷空氣”是什麼概念。
夕陽下的烏蘭巴托，遠處山坡上如蜂巢般密密麻麻的蒙古包和木板房是貧民區，全國超過一半的人口聚集在首都，造成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二、失去的文字
去酒店的路上，我非常無聊地念著路邊的指示牌和招牌，這讓司機非常驚訝，我向他解釋說我學習過西裡爾字母，我每讀出一個詞，他都用英語為我解釋一遍。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前蘇聯控制下的外蒙地區開始用西裡爾字母書寫蒙古文，這種字母基本能做到“怎麼讀就怎麼寫”，也解決了胡都木蒙古文（即內蒙古地區使用的傳統蒙文）縱向印刷的技術難關，以及拼寫喀爾喀和衛拉特方言時存在的一些問題。
蒙古語是一種書寫系統和發音系統合一的拼音語言，歷史上先後使用八思巴字、索永布字、託忒字、胡都木字、拉丁字母、西裡爾字母拼寫過。文字不過是語言的載體，換一種字母拼寫，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漢語是一種書寫系統和讀音系統相分離的語言，這導致一些中國人按照自己的語言習慣，認為蒙古國使用“俄文”、“失去了自己的文字”，這實在是個誤會。因為包括傳統蒙文（即胡都木字）在內的其他字母，也都和西裡爾字母一樣，是不折不扣的舶來品。
蒙古高原自古以來就是內陸亞洲的遊牧帝國搖籃，從這裡打馬走過的這個或那個大汗，除了熱衷於把他已知世界裡的奇珍異寶匯聚於此，也從不吝於主動或被動的接受這樣或那樣的外來文化，因為對草原文明和遊牧帝國來說，固步自封意味著迅速衰敗和消亡。
我的思緒被酒店的旋轉門折射出的閃爍的光線所打斷，之後發生的事卻機緣巧合的印證著我剛才的思索，我的俄語讓前臺的年輕姑娘面露遲疑和困惑，轉為英語之後她馬上露出燦爛的笑容，報之以流利而標準的英文服務。
這姑娘大概20出頭，現在距離蒙古國脫離前蘇聯的“全方位呵護”，還不到30年。這位英語流利卻不會說俄語的年輕姑娘，正是這個轉型迅速的國家的一個縮影。
三、難覓的大國蹤影
作為一箇中國人，我本能地在烏蘭巴托搜尋著庫倫的影子，然而除了博格達汗的夏宮和一些寺廟之外，古代“中國”的痕跡在這座城市中並不好找。當我站在博格達汗的宮殿門前，用英文跟人解釋牌匾上的“樂善好施”是什麼意思的時候，才感到了自己和這裡的一點微弱的聯繫。
博格達汗的夏宮是一座傳統的中式建築。正門上用漢滿蒙藏四種文字寫著“樂善好施”。
與之相反的是，當地人耳熟能詳地告訴我，這座樓是中國人建的，這條街是中國人修的，中國人用六週完成了這個，中國人只用三個月就造好了那個。這些建築物靜靜的矗立在那裡，如果沒人指點，我既不能把它們和周圍的建築物區分開，也沒法把它們和中國聯繫在一起。
有人告訴我，作為清帝國在漠北的統治中心，“中國的痕跡”曾經非常多，然而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作為大國政治角力的犧牲品，它們被人為的抹除了。
除了博格達汗的夏宮和一些佛教寺廟之外，古代中國的痕跡在烏蘭巴托存留的並不算多。
政治能人為抹掉那些直觀可見的“歷史”，卻難以將觸角伸到生活最細微的角落。在蒙古國，飯店叫作“Гуаиз” ，轉譯為拉丁字母即Guanzi，就是漢語的“館子”。裝滿肉餡的煎餅叫“Хуушуур” ，即漢語“火燒”。最直觀的是“Бyyз”，任何中國人都能直接聽出來這是包子。比較難以聯想到的是“Баииш”，在蒙文中是餃子的意思，之所以和餃子的發音毫無相似之處，是因為來自餛飩的另一個漢語名字“扁食”。
然而這些都不過是歷史的碎片，儘管蒙古國家博物館裡存放著大量精美的清代蒙古行刀（獵刀和筷子組合），但除了少數年齡很大的老人之外，絕大多數人已經不再使用筷子，他們用刀叉食用包子、火燒和扁食，佐以解膩的俄式酸黃瓜，和加了冰塊的可口可樂，這頓混合式的餐食，像極了這個國家顛沛的歷史。
那麼，前蘇聯的歷史還存在於此嗎？我對蘇式建築始終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在我的童年時代，蘇式建築不是機關就是禮堂，粗大的柱子象徵著權力和威嚴，也鎮壓著我想要爬上閣樓氣窗的小小願望。烏蘭巴托的蘇式（俄式）民用建築不算太多，但無一例外都破敗不堪，只有俄式百葉窗上破損的繁複雕花還提醒著人們，這裡曾經住著很了不起的人物。走入其中，昏暗的空間讓我熟悉的回憶一擁而上，彷彿看到十幾個煤氣灶在逼仄的過道上煙火人間的場景。然而蒙古人並不炒菜，過道上擺放著廉價伏特加的空瓶子告訴我，早已換了人間。
與古代中國的“痕跡”相比，北方紅色帝國留在烏蘭巴托的“痕跡”顯然要多得多，然而就其長達70年的存在來說，又顯得少之又少。與現代中國的存在感相比，更加不值一提。我看見一座被鐵柵圍著的的蘇式小樓，低調、整潔、樸素，和其他的蘇式建築狀態迥然不同，走到門口一看，果然是俄羅斯大使館。
烏蘭巴托街頭隨處可見的蒙古帝國元素，昭示著這個國家正試圖用祖先的武功和榮光，重構一段新的歷史記憶，從而淡化特定歷史時期裡大國留下的濃墨重彩。
四、草原上的新客人
與難覓蹤影的相鄰大國相比，蜂擁而至的新客人表面上看起來和這個國家毫不相干。在烏蘭巴托的第一個早上，我進入酒店餐廳的一剎那看到滿滿的一屋色澤鮮豔的衝鋒衣，還驚訝於有中國的中老年旅行團來蒙古國旅遊。好在東亞人有一種特別的能力，即使在完全不說話的情況下也能根據眼神、姿態和氣質彼此區分，我在幾秒鐘之後就意識到，我是餐廳裡唯一的中國人。
在之後的旅途中，我遇到的多數東亞面孔也都是日本人和韓國人，他們帶著遠超其他各國遊客的熱情，從世界上人口密度數一數二的國家來到世界上人口密度最為稀疏的廣袤大陸。
烏蘭巴托郊外矗立著世界上最大的成吉思汗雕像，這裡也是日韓遊客最為密集之處。
伴隨著大量日韓遊客出現的，是超市裡鋪天蓋地的韓國商品和大路上穿行的日本車，以及韓劇和日本動漫。我和蒙古朋友開玩笑說，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和蒙古的民族主義者在絕大多數問題上絕不可能達成共識，但一定能在對韓劇的態度上取得一致。我遇到的蒙古男性無一例外都對韓劇深惡痛絕，從側面可以反映出韓劇在蒙古女性中的流行程度。
作為一個內陸國家，蒙古國只有中俄兩個鄰國，絕大多數日韓的貨物都要通過中國的天津港輸入。無論是航空還是陸路，日韓遊客都必須經過中俄其中一國（絕大多數是中國）才能到達蒙古國。但地理因素絲毫沒有限制日韓在蒙古國，尤其是在蒙古國民眾生活層面的巨大影響力，儘管電視裡每天關於中國和美國的新聞居多，但在衣、食、住、行方面，日韓依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多數人不吃辣的蒙古，酒店每天早上供應的泡菜大概是衡量韓國遊客密度的一個明顯的風向標。
對此蒙古國人解釋道，蒙古國是一個大國博弈的舞臺，無論是與南方還是北方的鄰國關係過於緊密，都會引起另一方的緊張和不安，這不符合蒙古國的國家利益。蒙古國要走出博格達汗的困局（他一生都在中國和俄國之間搖擺不定），就必須發展新型的國際關係。
這大概是蒙古國對一個世紀以來歷史反思的結果。
五、寶藏之國
日本人和韓國人當然不僅僅是為了欣賞蒙古國的自然風光，或是賣他們的面膜洗髮水和豐田車而來。他們看中的，是蒙古國豐富的自然資源，數百年來幾乎處於原始狀態的草原、戈壁、高山和湖泊之下，蘊藏著巨量待開發的礦產資源，其中不乏稀土和鈾礦這樣搶手的戰略資源。蒙古國對這些寶藏的價值和意義心知肚明，在對待這些寶藏的態度上卻非常糾結，政論節目中長年累月的對是否要開發這些礦產資源，如何開發，由誰開發以及要賣給誰爭執不休。在發展經濟的渴望和對資源被掠奪的警惕的糾結之中，帶著韓劇和動漫以及一眾文化產業進入蒙古國，卻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日本和韓國人，無疑顯示出其精明的一面。
我對地表以下的寶藏所知甚少，但從目視可見的自然資源來看，確實是驚人的。
從達爾汗向北，自然景觀逐漸發生變化，逐漸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河流、湖泊和原始森林。草原也因為降水的豐沛，而顯現出南方不太一樣的樣貌和色彩。儘管蒙古國的牛羊數量相較於人口已經是一個天文數字，但因為國土的廣袤，汽車在草原上行駛很久，才能偶爾看到畜群，說明這個國家不僅牧業資源豐富，而且潛力巨大。
到達蒙古國最北部與俄羅斯交界的庫蘇古爾省後，這一看法得到了證實，我在庫蘇古爾省的省會木倫市的菜市場裡購買了5公斤牛排，花費不到5萬圖，合下來大約20元人民幣1公斤。羊肉更便宜一些，大約15-18元1公斤。
順便說一句，蒙古的貨幣叫圖格里克，1元人民幣大約相當於380-400圖格里克。一匹普通的馬大約60-80萬圖，合人民幣1500-2000元，所以在這裡買馬遠比租馬划算。最大的面值是2萬圖，相當於人民幣50多元，因為我的數學很差，圖格里克的面值又太大，因此我在消費時經常拿出一把錢來讓對方自己拿，事後我留意過幾次，對方從來沒有多拿過。
隨著緯度的升高，各種灌木產的野生漿果也開始大量出現，尤以藍莓和沙棘為多。庫蘇古爾省的野生藍莓是一種北亞的高緯度品種，花青素含量比較高，呈現出近乎黑色的深紫。除了路邊隨處兜售的鮮果外，超市裡的藍莓果醬、沙棘汁也品種繁多，從精緻的樣式到時尚的包裝都透露出一股濃濃的和風，拿起來仔細一看，果然是日本人的手筆。
從木倫前往蒙古國的最北端——庫蘇古爾湖，路程中有一半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路，只是在茫茫草原上幾條交織在一起的車轍，車轍兩邊長著嫩綠的車前草，一路蔓延到遠方。這種清熱解毒的中藥靠人類的車輪傳播自己的種子，因此而得名。草原上盛開著各種各樣的野花，同行的夥伴認出其中有好幾種頗為名貴的中草藥。蜿蜒的河流一直流向地平線的盡頭，匯入庫蘇古爾湖，並將之與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貝加爾湖相連。
"在得知我要前往蒙古國之後，我的朋友們表達了程度不同的憂心，我從東一路向北再折向西橫穿蒙古國的不羈路線更是加重了他們的擔憂。在我眼裡一次迂迴略大的回家之路，在他們眼裡大概是我的又一次冒險。
對於一個新疆人來說，蒙古國是一個遙遠的近鄰，儘管在東面和蒙古有著漫長的邊境線，蒙古國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存在感卻非常淡薄。七年前，我騎馬站在奇臺縣北塔山主峰，俯瞰陌生的鄰國，茫茫的戈壁和草原一直延伸到視界的盡頭，沒有人，沒有牛羊，也沒有炊煙。來自北方的風吹拂在這曾經的戰場上，在峻峭的巖壁上發出嗚嗚的迴響。我問旁邊借給我馬的牧民：“平時能看見對面的人嗎”，他吸了一口《北疆晨報》捲成的莫合煙，搖了搖頭。
我就這樣踏上了匈奴航空的飛機，從北京前往烏蘭巴托，計劃由東向北前往俄蒙邊境，再由北折向西，從蒙古國的最西端回到故鄉新疆。
烏蘭巴托成吉思汗國際機場裡懸掛著元帝國的最後一個皇帝，元順帝妥歡帖木兒的畫像。
一、紅色英雄城
相比其他朋友擔心我在野外遇到麻煩，熟悉蒙古國的朋友更擔心我在烏蘭巴托期間的活動，一個曾在烏蘭巴托工作的內蒙朋友甚至告訴我，如果遇到不友好的事情，就自稱是韓國人。另一個朋友半開玩笑地告訴我，如果遇到醉鬼要揍我，一定要揍回去，這樣的話打完雙方再喝一場，沒準會成為非常好的朋友。我問：“如果我報警呢”，他說：“警察會再揍你一頓”。
我當然不會自稱是韓國人，但我對這個城市愈發好奇了。
我出發時，北京是35度的溼熱天氣，當我到達時，烏蘭巴托正在下雨，氣溫9度，舷梯上凜冽的風讓我一下就明白了天氣預報裡說的“來自蒙古高原的冷空氣”是什麼概念。
夕陽下的烏蘭巴托，遠處山坡上如蜂巢般密密麻麻的蒙古包和木板房是貧民區，全國超過一半的人口聚集在首都，造成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二、失去的文字
去酒店的路上，我非常無聊地念著路邊的指示牌和招牌，這讓司機非常驚訝，我向他解釋說我學習過西裡爾字母，我每讀出一個詞，他都用英語為我解釋一遍。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前蘇聯控制下的外蒙地區開始用西裡爾字母書寫蒙古文，這種字母基本能做到“怎麼讀就怎麼寫”，也解決了胡都木蒙古文（即內蒙古地區使用的傳統蒙文）縱向印刷的技術難關，以及拼寫喀爾喀和衛拉特方言時存在的一些問題。
蒙古語是一種書寫系統和發音系統合一的拼音語言，歷史上先後使用八思巴字、索永布字、託忒字、胡都木字、拉丁字母、西裡爾字母拼寫過。文字不過是語言的載體，換一種字母拼寫，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漢語是一種書寫系統和讀音系統相分離的語言，這導致一些中國人按照自己的語言習慣，認為蒙古國使用“俄文”、“失去了自己的文字”，這實在是個誤會。因為包括傳統蒙文（即胡都木字）在內的其他字母，也都和西裡爾字母一樣，是不折不扣的舶來品。
蒙古高原自古以來就是內陸亞洲的遊牧帝國搖籃，從這裡打馬走過的這個或那個大汗，除了熱衷於把他已知世界裡的奇珍異寶匯聚於此，也從不吝於主動或被動的接受這樣或那樣的外來文化，因為對草原文明和遊牧帝國來說，固步自封意味著迅速衰敗和消亡。
我的思緒被酒店的旋轉門折射出的閃爍的光線所打斷，之後發生的事卻機緣巧合的印證著我剛才的思索，我的俄語讓前臺的年輕姑娘面露遲疑和困惑，轉為英語之後她馬上露出燦爛的笑容，報之以流利而標準的英文服務。
這姑娘大概20出頭，現在距離蒙古國脫離前蘇聯的“全方位呵護”，還不到30年。這位英語流利卻不會說俄語的年輕姑娘，正是這個轉型迅速的國家的一個縮影。
三、難覓的大國蹤影
作為一箇中國人，我本能地在烏蘭巴托搜尋著庫倫的影子，然而除了博格達汗的夏宮和一些寺廟之外，古代“中國”的痕跡在這座城市中並不好找。當我站在博格達汗的宮殿門前，用英文跟人解釋牌匾上的“樂善好施”是什麼意思的時候，才感到了自己和這裡的一點微弱的聯繫。
博格達汗的夏宮是一座傳統的中式建築。正門上用漢滿蒙藏四種文字寫著“樂善好施”。
與之相反的是，當地人耳熟能詳地告訴我，這座樓是中國人建的，這條街是中國人修的，中國人用六週完成了這個，中國人只用三個月就造好了那個。這些建築物靜靜的矗立在那裡，如果沒人指點，我既不能把它們和周圍的建築物區分開，也沒法把它們和中國聯繫在一起。
有人告訴我，作為清帝國在漠北的統治中心，“中國的痕跡”曾經非常多，然而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作為大國政治角力的犧牲品，它們被人為的抹除了。
除了博格達汗的夏宮和一些佛教寺廟之外，古代中國的痕跡在烏蘭巴托存留的並不算多。
政治能人為抹掉那些直觀可見的“歷史”，卻難以將觸角伸到生活最細微的角落。在蒙古國，飯店叫作“Гуаиз” ，轉譯為拉丁字母即Guanzi，就是漢語的“館子”。裝滿肉餡的煎餅叫“Хуушуур” ，即漢語“火燒”。最直觀的是“Бyyз”，任何中國人都能直接聽出來這是包子。比較難以聯想到的是“Баииш”，在蒙文中是餃子的意思，之所以和餃子的發音毫無相似之處，是因為來自餛飩的另一個漢語名字“扁食”。
然而這些都不過是歷史的碎片，儘管蒙古國家博物館裡存放著大量精美的清代蒙古行刀（獵刀和筷子組合），但除了少數年齡很大的老人之外，絕大多數人已經不再使用筷子，他們用刀叉食用包子、火燒和扁食，佐以解膩的俄式酸黃瓜，和加了冰塊的可口可樂，這頓混合式的餐食，像極了這個國家顛沛的歷史。
那麼，前蘇聯的歷史還存在於此嗎？我對蘇式建築始終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在我的童年時代，蘇式建築不是機關就是禮堂，粗大的柱子象徵著權力和威嚴，也鎮壓著我想要爬上閣樓氣窗的小小願望。烏蘭巴托的蘇式（俄式）民用建築不算太多，但無一例外都破敗不堪，只有俄式百葉窗上破損的繁複雕花還提醒著人們，這裡曾經住著很了不起的人物。走入其中，昏暗的空間讓我熟悉的回憶一擁而上，彷彿看到十幾個煤氣灶在逼仄的過道上煙火人間的場景。然而蒙古人並不炒菜，過道上擺放著廉價伏特加的空瓶子告訴我，早已換了人間。
與古代中國的“痕跡”相比，北方紅色帝國留在烏蘭巴托的“痕跡”顯然要多得多，然而就其長達70年的存在來說，又顯得少之又少。與現代中國的存在感相比，更加不值一提。我看見一座被鐵柵圍著的的蘇式小樓，低調、整潔、樸素，和其他的蘇式建築狀態迥然不同，走到門口一看，果然是俄羅斯大使館。
烏蘭巴托街頭隨處可見的蒙古帝國元素，昭示著這個國家正試圖用祖先的武功和榮光，重構一段新的歷史記憶，從而淡化特定歷史時期裡大國留下的濃墨重彩。
四、草原上的新客人
與難覓蹤影的相鄰大國相比，蜂擁而至的新客人表面上看起來和這個國家毫不相干。在烏蘭巴托的第一個早上，我進入酒店餐廳的一剎那看到滿滿的一屋色澤鮮豔的衝鋒衣，還驚訝於有中國的中老年旅行團來蒙古國旅遊。好在東亞人有一種特別的能力，即使在完全不說話的情況下也能根據眼神、姿態和氣質彼此區分，我在幾秒鐘之後就意識到，我是餐廳裡唯一的中國人。
在之後的旅途中，我遇到的多數東亞面孔也都是日本人和韓國人，他們帶著遠超其他各國遊客的熱情，從世界上人口密度數一數二的國家來到世界上人口密度最為稀疏的廣袤大陸。
烏蘭巴托郊外矗立著世界上最大的成吉思汗雕像，這裡也是日韓遊客最為密集之處。
伴隨著大量日韓遊客出現的，是超市裡鋪天蓋地的韓國商品和大路上穿行的日本車，以及韓劇和日本動漫。我和蒙古朋友開玩笑說，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和蒙古的民族主義者在絕大多數問題上絕不可能達成共識，但一定能在對韓劇的態度上取得一致。我遇到的蒙古男性無一例外都對韓劇深惡痛絕，從側面可以反映出韓劇在蒙古女性中的流行程度。
作為一個內陸國家，蒙古國只有中俄兩個鄰國，絕大多數日韓的貨物都要通過中國的天津港輸入。無論是航空還是陸路，日韓遊客都必須經過中俄其中一國（絕大多數是中國）才能到達蒙古國。但地理因素絲毫沒有限制日韓在蒙古國，尤其是在蒙古國民眾生活層面的巨大影響力，儘管電視裡每天關於中國和美國的新聞居多，但在衣、食、住、行方面，日韓依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多數人不吃辣的蒙古，酒店每天早上供應的泡菜大概是衡量韓國遊客密度的一個明顯的風向標。
對此蒙古國人解釋道，蒙古國是一個大國博弈的舞臺，無論是與南方還是北方的鄰國關係過於緊密，都會引起另一方的緊張和不安，這不符合蒙古國的國家利益。蒙古國要走出博格達汗的困局（他一生都在中國和俄國之間搖擺不定），就必須發展新型的國際關係。
這大概是蒙古國對一個世紀以來歷史反思的結果。
五、寶藏之國
日本人和韓國人當然不僅僅是為了欣賞蒙古國的自然風光，或是賣他們的面膜洗髮水和豐田車而來。他們看中的，是蒙古國豐富的自然資源，數百年來幾乎處於原始狀態的草原、戈壁、高山和湖泊之下，蘊藏著巨量待開發的礦產資源，其中不乏稀土和鈾礦這樣搶手的戰略資源。蒙古國對這些寶藏的價值和意義心知肚明，在對待這些寶藏的態度上卻非常糾結，政論節目中長年累月的對是否要開發這些礦產資源，如何開發，由誰開發以及要賣給誰爭執不休。在發展經濟的渴望和對資源被掠奪的警惕的糾結之中，帶著韓劇和動漫以及一眾文化產業進入蒙古國，卻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日本和韓國人，無疑顯示出其精明的一面。
我對地表以下的寶藏所知甚少，但從目視可見的自然資源來看，確實是驚人的。
從達爾汗向北，自然景觀逐漸發生變化，逐漸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河流、湖泊和原始森林。草原也因為降水的豐沛，而顯現出南方不太一樣的樣貌和色彩。儘管蒙古國的牛羊數量相較於人口已經是一個天文數字，但因為國土的廣袤，汽車在草原上行駛很久，才能偶爾看到畜群，說明這個國家不僅牧業資源豐富，而且潛力巨大。
到達蒙古國最北部與俄羅斯交界的庫蘇古爾省後，這一看法得到了證實，我在庫蘇古爾省的省會木倫市的菜市場裡購買了5公斤牛排，花費不到5萬圖，合下來大約20元人民幣1公斤。羊肉更便宜一些，大約15-18元1公斤。
順便說一句，蒙古的貨幣叫圖格里克，1元人民幣大約相當於380-400圖格里克。一匹普通的馬大約60-80萬圖，合人民幣1500-2000元，所以在這裡買馬遠比租馬划算。最大的面值是2萬圖，相當於人民幣50多元，因為我的數學很差，圖格里克的面值又太大，因此我在消費時經常拿出一把錢來讓對方自己拿，事後我留意過幾次，對方從來沒有多拿過。
隨著緯度的升高，各種灌木產的野生漿果也開始大量出現，尤以藍莓和沙棘為多。庫蘇古爾省的野生藍莓是一種北亞的高緯度品種，花青素含量比較高，呈現出近乎黑色的深紫。除了路邊隨處兜售的鮮果外，超市裡的藍莓果醬、沙棘汁也品種繁多，從精緻的樣式到時尚的包裝都透露出一股濃濃的和風，拿起來仔細一看，果然是日本人的手筆。
從木倫前往蒙古國的最北端——庫蘇古爾湖，路程中有一半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路，只是在茫茫草原上幾條交織在一起的車轍，車轍兩邊長著嫩綠的車前草，一路蔓延到遠方。這種清熱解毒的中藥靠人類的車輪傳播自己的種子，因此而得名。草原上盛開著各種各樣的野花，同行的夥伴認出其中有好幾種頗為名貴的中草藥。蜿蜒的河流一直流向地平線的盡頭，匯入庫蘇古爾湖，並將之與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貝加爾湖相連。
庫蘇古爾省草原上蜿蜒的河流。
大排量的豐田越野車轟鳴著衝向河流的淺灘，像衝鋒舟一樣從一米多深的河水中破浪而行。豐田陸地巡洋艦系列和霸道系列是蒙古國最受追捧的車型，排氣管在車輛上方的柴油款因為可以跋山涉水更是備受好評，粗獷豪放的外型也符合草原民族的審美，使其聲譽勝過了一票豪車。這種對大型越野車近乎崇拜的追捧，在國內的新疆、西藏、東北、內蒙古也同樣存在。即使在道路條件良好的城市裡，人們也更青睞大型越野車，這種豪邁的情結大概是古人對於高大戰馬的偏好在現代社會中的投射，並不能簡單的用車輛的性能來解釋。
據說在魚類產卵的季節，這樣駕駛越野車衝過河流，總能壓到一些倒黴的大魚，可見河流裡的魚類密度之高。這個說法毫不誇張，因為同行的朋友在河流交匯處下鉤沒幾分鐘，就釣起了一條半米長的細鱗鮭，但是在上岸的最後關頭，這條凶猛的冷水食肉魚猛烈掙扎，最終脫鉤而去。為了彌補這個遺憾，嚮導老於次日中午從河裡徒手抓上來一條碩大的江鱈魚，來證明自己所言非虛。這種高山冷水魚以肥美的肝臟著稱，口感遠勝人工培育的鵝肝，是製備魚肝油的重要原料。
除了細鱗鮭和江鱈，冰冷的河水裡還分佈著哲羅鮭、北極茴魚和高山鍬等多種冷水魚，湖邊原始森林的參天大樹下，牛肝菌、紅菇、口蘑俯拾皆是，合腰粗的西伯利亞冷杉和赤松下，名貴的松茸也不難找到。野餐幾乎是弄到什麼吃什麼。在湖邊的森林深處生活著馴養馴鹿的察坦人，他們是蒙古化的通古斯人，保留著最原始純粹的北亞薩滿文化和信仰。
"在得知我要前往蒙古國之後，我的朋友們表達了程度不同的憂心，我從東一路向北再折向西橫穿蒙古國的不羈路線更是加重了他們的擔憂。在我眼裡一次迂迴略大的回家之路，在他們眼裡大概是我的又一次冒險。
對於一個新疆人來說，蒙古國是一個遙遠的近鄰，儘管在東面和蒙古有著漫長的邊境線，蒙古國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存在感卻非常淡薄。七年前，我騎馬站在奇臺縣北塔山主峰，俯瞰陌生的鄰國，茫茫的戈壁和草原一直延伸到視界的盡頭，沒有人，沒有牛羊，也沒有炊煙。來自北方的風吹拂在這曾經的戰場上，在峻峭的巖壁上發出嗚嗚的迴響。我問旁邊借給我馬的牧民：“平時能看見對面的人嗎”，他吸了一口《北疆晨報》捲成的莫合煙，搖了搖頭。
我就這樣踏上了匈奴航空的飛機，從北京前往烏蘭巴托，計劃由東向北前往俄蒙邊境，再由北折向西，從蒙古國的最西端回到故鄉新疆。
烏蘭巴托成吉思汗國際機場裡懸掛著元帝國的最後一個皇帝，元順帝妥歡帖木兒的畫像。
一、紅色英雄城
相比其他朋友擔心我在野外遇到麻煩，熟悉蒙古國的朋友更擔心我在烏蘭巴托期間的活動，一個曾在烏蘭巴托工作的內蒙朋友甚至告訴我，如果遇到不友好的事情，就自稱是韓國人。另一個朋友半開玩笑地告訴我，如果遇到醉鬼要揍我，一定要揍回去，這樣的話打完雙方再喝一場，沒準會成為非常好的朋友。我問：“如果我報警呢”，他說：“警察會再揍你一頓”。
我當然不會自稱是韓國人，但我對這個城市愈發好奇了。
我出發時，北京是35度的溼熱天氣，當我到達時，烏蘭巴托正在下雨，氣溫9度，舷梯上凜冽的風讓我一下就明白了天氣預報裡說的“來自蒙古高原的冷空氣”是什麼概念。
夕陽下的烏蘭巴托，遠處山坡上如蜂巢般密密麻麻的蒙古包和木板房是貧民區，全國超過一半的人口聚集在首都，造成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二、失去的文字
去酒店的路上，我非常無聊地念著路邊的指示牌和招牌，這讓司機非常驚訝，我向他解釋說我學習過西裡爾字母，我每讀出一個詞，他都用英語為我解釋一遍。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前蘇聯控制下的外蒙地區開始用西裡爾字母書寫蒙古文，這種字母基本能做到“怎麼讀就怎麼寫”，也解決了胡都木蒙古文（即內蒙古地區使用的傳統蒙文）縱向印刷的技術難關，以及拼寫喀爾喀和衛拉特方言時存在的一些問題。
蒙古語是一種書寫系統和發音系統合一的拼音語言，歷史上先後使用八思巴字、索永布字、託忒字、胡都木字、拉丁字母、西裡爾字母拼寫過。文字不過是語言的載體，換一種字母拼寫，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漢語是一種書寫系統和讀音系統相分離的語言，這導致一些中國人按照自己的語言習慣，認為蒙古國使用“俄文”、“失去了自己的文字”，這實在是個誤會。因為包括傳統蒙文（即胡都木字）在內的其他字母，也都和西裡爾字母一樣，是不折不扣的舶來品。
蒙古高原自古以來就是內陸亞洲的遊牧帝國搖籃，從這裡打馬走過的這個或那個大汗，除了熱衷於把他已知世界裡的奇珍異寶匯聚於此，也從不吝於主動或被動的接受這樣或那樣的外來文化，因為對草原文明和遊牧帝國來說，固步自封意味著迅速衰敗和消亡。
我的思緒被酒店的旋轉門折射出的閃爍的光線所打斷，之後發生的事卻機緣巧合的印證著我剛才的思索，我的俄語讓前臺的年輕姑娘面露遲疑和困惑，轉為英語之後她馬上露出燦爛的笑容，報之以流利而標準的英文服務。
這姑娘大概20出頭，現在距離蒙古國脫離前蘇聯的“全方位呵護”，還不到30年。這位英語流利卻不會說俄語的年輕姑娘，正是這個轉型迅速的國家的一個縮影。
三、難覓的大國蹤影
作為一箇中國人，我本能地在烏蘭巴托搜尋著庫倫的影子，然而除了博格達汗的夏宮和一些寺廟之外，古代“中國”的痕跡在這座城市中並不好找。當我站在博格達汗的宮殿門前，用英文跟人解釋牌匾上的“樂善好施”是什麼意思的時候，才感到了自己和這裡的一點微弱的聯繫。
博格達汗的夏宮是一座傳統的中式建築。正門上用漢滿蒙藏四種文字寫著“樂善好施”。
與之相反的是，當地人耳熟能詳地告訴我，這座樓是中國人建的，這條街是中國人修的，中國人用六週完成了這個，中國人只用三個月就造好了那個。這些建築物靜靜的矗立在那裡，如果沒人指點，我既不能把它們和周圍的建築物區分開，也沒法把它們和中國聯繫在一起。
有人告訴我，作為清帝國在漠北的統治中心，“中國的痕跡”曾經非常多，然而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作為大國政治角力的犧牲品，它們被人為的抹除了。
除了博格達汗的夏宮和一些佛教寺廟之外，古代中國的痕跡在烏蘭巴托存留的並不算多。
政治能人為抹掉那些直觀可見的“歷史”，卻難以將觸角伸到生活最細微的角落。在蒙古國，飯店叫作“Гуаиз” ，轉譯為拉丁字母即Guanzi，就是漢語的“館子”。裝滿肉餡的煎餅叫“Хуушуур” ，即漢語“火燒”。最直觀的是“Бyyз”，任何中國人都能直接聽出來這是包子。比較難以聯想到的是“Баииш”，在蒙文中是餃子的意思，之所以和餃子的發音毫無相似之處，是因為來自餛飩的另一個漢語名字“扁食”。
然而這些都不過是歷史的碎片，儘管蒙古國家博物館裡存放著大量精美的清代蒙古行刀（獵刀和筷子組合），但除了少數年齡很大的老人之外，絕大多數人已經不再使用筷子，他們用刀叉食用包子、火燒和扁食，佐以解膩的俄式酸黃瓜，和加了冰塊的可口可樂，這頓混合式的餐食，像極了這個國家顛沛的歷史。
那麼，前蘇聯的歷史還存在於此嗎？我對蘇式建築始終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在我的童年時代，蘇式建築不是機關就是禮堂，粗大的柱子象徵著權力和威嚴，也鎮壓著我想要爬上閣樓氣窗的小小願望。烏蘭巴托的蘇式（俄式）民用建築不算太多，但無一例外都破敗不堪，只有俄式百葉窗上破損的繁複雕花還提醒著人們，這裡曾經住著很了不起的人物。走入其中，昏暗的空間讓我熟悉的回憶一擁而上，彷彿看到十幾個煤氣灶在逼仄的過道上煙火人間的場景。然而蒙古人並不炒菜，過道上擺放著廉價伏特加的空瓶子告訴我，早已換了人間。
與古代中國的“痕跡”相比，北方紅色帝國留在烏蘭巴托的“痕跡”顯然要多得多，然而就其長達70年的存在來說，又顯得少之又少。與現代中國的存在感相比，更加不值一提。我看見一座被鐵柵圍著的的蘇式小樓，低調、整潔、樸素，和其他的蘇式建築狀態迥然不同，走到門口一看，果然是俄羅斯大使館。
烏蘭巴托街頭隨處可見的蒙古帝國元素，昭示著這個國家正試圖用祖先的武功和榮光，重構一段新的歷史記憶，從而淡化特定歷史時期裡大國留下的濃墨重彩。
四、草原上的新客人
與難覓蹤影的相鄰大國相比，蜂擁而至的新客人表面上看起來和這個國家毫不相干。在烏蘭巴托的第一個早上，我進入酒店餐廳的一剎那看到滿滿的一屋色澤鮮豔的衝鋒衣，還驚訝於有中國的中老年旅行團來蒙古國旅遊。好在東亞人有一種特別的能力，即使在完全不說話的情況下也能根據眼神、姿態和氣質彼此區分，我在幾秒鐘之後就意識到，我是餐廳裡唯一的中國人。
在之後的旅途中，我遇到的多數東亞面孔也都是日本人和韓國人，他們帶著遠超其他各國遊客的熱情，從世界上人口密度數一數二的國家來到世界上人口密度最為稀疏的廣袤大陸。
烏蘭巴托郊外矗立著世界上最大的成吉思汗雕像，這裡也是日韓遊客最為密集之處。
伴隨著大量日韓遊客出現的，是超市裡鋪天蓋地的韓國商品和大路上穿行的日本車，以及韓劇和日本動漫。我和蒙古朋友開玩笑說，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和蒙古的民族主義者在絕大多數問題上絕不可能達成共識，但一定能在對韓劇的態度上取得一致。我遇到的蒙古男性無一例外都對韓劇深惡痛絕，從側面可以反映出韓劇在蒙古女性中的流行程度。
作為一個內陸國家，蒙古國只有中俄兩個鄰國，絕大多數日韓的貨物都要通過中國的天津港輸入。無論是航空還是陸路，日韓遊客都必須經過中俄其中一國（絕大多數是中國）才能到達蒙古國。但地理因素絲毫沒有限制日韓在蒙古國，尤其是在蒙古國民眾生活層面的巨大影響力，儘管電視裡每天關於中國和美國的新聞居多，但在衣、食、住、行方面，日韓依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多數人不吃辣的蒙古，酒店每天早上供應的泡菜大概是衡量韓國遊客密度的一個明顯的風向標。
對此蒙古國人解釋道，蒙古國是一個大國博弈的舞臺，無論是與南方還是北方的鄰國關係過於緊密，都會引起另一方的緊張和不安，這不符合蒙古國的國家利益。蒙古國要走出博格達汗的困局（他一生都在中國和俄國之間搖擺不定），就必須發展新型的國際關係。
這大概是蒙古國對一個世紀以來歷史反思的結果。
五、寶藏之國
日本人和韓國人當然不僅僅是為了欣賞蒙古國的自然風光，或是賣他們的面膜洗髮水和豐田車而來。他們看中的，是蒙古國豐富的自然資源，數百年來幾乎處於原始狀態的草原、戈壁、高山和湖泊之下，蘊藏著巨量待開發的礦產資源，其中不乏稀土和鈾礦這樣搶手的戰略資源。蒙古國對這些寶藏的價值和意義心知肚明，在對待這些寶藏的態度上卻非常糾結，政論節目中長年累月的對是否要開發這些礦產資源，如何開發，由誰開發以及要賣給誰爭執不休。在發展經濟的渴望和對資源被掠奪的警惕的糾結之中，帶著韓劇和動漫以及一眾文化產業進入蒙古國，卻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日本和韓國人，無疑顯示出其精明的一面。
我對地表以下的寶藏所知甚少，但從目視可見的自然資源來看，確實是驚人的。
從達爾汗向北，自然景觀逐漸發生變化，逐漸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河流、湖泊和原始森林。草原也因為降水的豐沛，而顯現出南方不太一樣的樣貌和色彩。儘管蒙古國的牛羊數量相較於人口已經是一個天文數字，但因為國土的廣袤，汽車在草原上行駛很久，才能偶爾看到畜群，說明這個國家不僅牧業資源豐富，而且潛力巨大。
到達蒙古國最北部與俄羅斯交界的庫蘇古爾省後，這一看法得到了證實，我在庫蘇古爾省的省會木倫市的菜市場裡購買了5公斤牛排，花費不到5萬圖，合下來大約20元人民幣1公斤。羊肉更便宜一些，大約15-18元1公斤。
順便說一句，蒙古的貨幣叫圖格里克，1元人民幣大約相當於380-400圖格里克。一匹普通的馬大約60-80萬圖，合人民幣1500-2000元，所以在這裡買馬遠比租馬划算。最大的面值是2萬圖，相當於人民幣50多元，因為我的數學很差，圖格里克的面值又太大，因此我在消費時經常拿出一把錢來讓對方自己拿，事後我留意過幾次，對方從來沒有多拿過。
隨著緯度的升高，各種灌木產的野生漿果也開始大量出現，尤以藍莓和沙棘為多。庫蘇古爾省的野生藍莓是一種北亞的高緯度品種，花青素含量比較高，呈現出近乎黑色的深紫。除了路邊隨處兜售的鮮果外，超市裡的藍莓果醬、沙棘汁也品種繁多，從精緻的樣式到時尚的包裝都透露出一股濃濃的和風，拿起來仔細一看，果然是日本人的手筆。
從木倫前往蒙古國的最北端——庫蘇古爾湖，路程中有一半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路，只是在茫茫草原上幾條交織在一起的車轍，車轍兩邊長著嫩綠的車前草，一路蔓延到遠方。這種清熱解毒的中藥靠人類的車輪傳播自己的種子，因此而得名。草原上盛開著各種各樣的野花，同行的夥伴認出其中有好幾種頗為名貴的中草藥。蜿蜒的河流一直流向地平線的盡頭，匯入庫蘇古爾湖，並將之與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貝加爾湖相連。
庫蘇古爾省草原上蜿蜒的河流。
大排量的豐田越野車轟鳴著衝向河流的淺灘，像衝鋒舟一樣從一米多深的河水中破浪而行。豐田陸地巡洋艦系列和霸道系列是蒙古國最受追捧的車型，排氣管在車輛上方的柴油款因為可以跋山涉水更是備受好評，粗獷豪放的外型也符合草原民族的審美，使其聲譽勝過了一票豪車。這種對大型越野車近乎崇拜的追捧，在國內的新疆、西藏、東北、內蒙古也同樣存在。即使在道路條件良好的城市裡，人們也更青睞大型越野車，這種豪邁的情結大概是古人對於高大戰馬的偏好在現代社會中的投射，並不能簡單的用車輛的性能來解釋。
據說在魚類產卵的季節，這樣駕駛越野車衝過河流，總能壓到一些倒黴的大魚，可見河流裡的魚類密度之高。這個說法毫不誇張，因為同行的朋友在河流交匯處下鉤沒幾分鐘，就釣起了一條半米長的細鱗鮭，但是在上岸的最後關頭，這條凶猛的冷水食肉魚猛烈掙扎，最終脫鉤而去。為了彌補這個遺憾，嚮導老於次日中午從河裡徒手抓上來一條碩大的江鱈魚，來證明自己所言非虛。這種高山冷水魚以肥美的肝臟著稱，口感遠勝人工培育的鵝肝，是製備魚肝油的重要原料。
除了細鱗鮭和江鱈，冰冷的河水裡還分佈著哲羅鮭、北極茴魚和高山鍬等多種冷水魚，湖邊原始森林的參天大樹下，牛肝菌、紅菇、口蘑俯拾皆是，合腰粗的西伯利亞冷杉和赤松下，名貴的松茸也不難找到。野餐幾乎是弄到什麼吃什麼。在湖邊的森林深處生活著馴養馴鹿的察坦人，他們是蒙古化的通古斯人，保留著最原始純粹的北亞薩滿文化和信仰。
庫蘇古爾湖最深處達到240米，能見度常在15米以上，純淨的湖水在陽光下呈現出複雜的色澤。各種名貴的食用菌在原始森林裡俯拾皆是。
我們在湖邊遇到了一箇中國的親子夏令營，一個目光威嚴的蒙古大叔看見我的小酒壺，用俄語問“伏特加？”，我用俄語回答“是”，於是打開了話匣子，原來他曾是蒙古國軍隊特種部隊的教官，年輕時曾在蘇聯軍隊受訓，講一口流利的俄語，他看到我送給老於的大馬士革鋼契卡刀（一種蘇聯軍隊使用的格鬥匕首）就更興奮了，興致勃勃拿著這把刀演示克格勃的近身格鬥技巧。他是來保護孩子們在野外安全，並教授他們戶外生存知識的。
我遇到的40歲以上的蒙古國人，很多都會說不同程度的俄語，有些還非常流利。但絕大多數30歲以下年輕人都以英語作為第一外語，掌握程度非常高。這印證了我之前提到的草原民族善於接納和學習，應時應勢而變的特質。他們的祖先當年征服大半個舊大陸的時候，也是停留在哪裡，就說哪裡的語言，漢語、波斯語、察合臺語都是他們曾經使用過的語言。這些世界征服者的後裔，依然保持著祖先的特質。
六、荒蕪之地
蒙古國的西部是高緯度的乾旱地區，主要的地表自然景觀是廣袤的戈壁和沙漠，也密佈著眾多高山融雪匯成的內陸河和湖泊，大部分地區既沒有公路，也沒有手機信號，荒蕪的無人區裡遍佈著大自然佈下的死亡陷阱，是本就人跡罕至的蒙古國中最為人跡罕至的地區。很多蒙古國人自己也沒有去過西部，聽說我要孤身前往後，他們都有些不理解，尤其是不理解我如何從蒙古國的西邊“回家”。在他們的心目中，“中國”是一個指向南方的概念。我無法從陰晴不定的手機信號中找到一個定數，來下載一張地圖照片講解，就用了一個好萊塢電影《天國王朝》裡的梗：
向西一直走，走到講哈薩克語的地方，然後繼續走，直到人們開始說其他的語言。
"在得知我要前往蒙古國之後，我的朋友們表達了程度不同的憂心，我從東一路向北再折向西橫穿蒙古國的不羈路線更是加重了他們的擔憂。在我眼裡一次迂迴略大的回家之路，在他們眼裡大概是我的又一次冒險。
對於一個新疆人來說，蒙古國是一個遙遠的近鄰，儘管在東面和蒙古有著漫長的邊境線，蒙古國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存在感卻非常淡薄。七年前，我騎馬站在奇臺縣北塔山主峰，俯瞰陌生的鄰國，茫茫的戈壁和草原一直延伸到視界的盡頭，沒有人，沒有牛羊，也沒有炊煙。來自北方的風吹拂在這曾經的戰場上，在峻峭的巖壁上發出嗚嗚的迴響。我問旁邊借給我馬的牧民：“平時能看見對面的人嗎”，他吸了一口《北疆晨報》捲成的莫合煙，搖了搖頭。
我就這樣踏上了匈奴航空的飛機，從北京前往烏蘭巴托，計劃由東向北前往俄蒙邊境，再由北折向西，從蒙古國的最西端回到故鄉新疆。
烏蘭巴托成吉思汗國際機場裡懸掛著元帝國的最後一個皇帝，元順帝妥歡帖木兒的畫像。
一、紅色英雄城
相比其他朋友擔心我在野外遇到麻煩，熟悉蒙古國的朋友更擔心我在烏蘭巴托期間的活動，一個曾在烏蘭巴托工作的內蒙朋友甚至告訴我，如果遇到不友好的事情，就自稱是韓國人。另一個朋友半開玩笑地告訴我，如果遇到醉鬼要揍我，一定要揍回去，這樣的話打完雙方再喝一場，沒準會成為非常好的朋友。我問：“如果我報警呢”，他說：“警察會再揍你一頓”。
我當然不會自稱是韓國人，但我對這個城市愈發好奇了。
我出發時，北京是35度的溼熱天氣，當我到達時，烏蘭巴托正在下雨，氣溫9度，舷梯上凜冽的風讓我一下就明白了天氣預報裡說的“來自蒙古高原的冷空氣”是什麼概念。
夕陽下的烏蘭巴托，遠處山坡上如蜂巢般密密麻麻的蒙古包和木板房是貧民區，全國超過一半的人口聚集在首都，造成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二、失去的文字
去酒店的路上，我非常無聊地念著路邊的指示牌和招牌，這讓司機非常驚訝，我向他解釋說我學習過西裡爾字母，我每讀出一個詞，他都用英語為我解釋一遍。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前蘇聯控制下的外蒙地區開始用西裡爾字母書寫蒙古文，這種字母基本能做到“怎麼讀就怎麼寫”，也解決了胡都木蒙古文（即內蒙古地區使用的傳統蒙文）縱向印刷的技術難關，以及拼寫喀爾喀和衛拉特方言時存在的一些問題。
蒙古語是一種書寫系統和發音系統合一的拼音語言，歷史上先後使用八思巴字、索永布字、託忒字、胡都木字、拉丁字母、西裡爾字母拼寫過。文字不過是語言的載體，換一種字母拼寫，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漢語是一種書寫系統和讀音系統相分離的語言，這導致一些中國人按照自己的語言習慣，認為蒙古國使用“俄文”、“失去了自己的文字”，這實在是個誤會。因為包括傳統蒙文（即胡都木字）在內的其他字母，也都和西裡爾字母一樣，是不折不扣的舶來品。
蒙古高原自古以來就是內陸亞洲的遊牧帝國搖籃，從這裡打馬走過的這個或那個大汗，除了熱衷於把他已知世界裡的奇珍異寶匯聚於此，也從不吝於主動或被動的接受這樣或那樣的外來文化，因為對草原文明和遊牧帝國來說，固步自封意味著迅速衰敗和消亡。
我的思緒被酒店的旋轉門折射出的閃爍的光線所打斷，之後發生的事卻機緣巧合的印證著我剛才的思索，我的俄語讓前臺的年輕姑娘面露遲疑和困惑，轉為英語之後她馬上露出燦爛的笑容，報之以流利而標準的英文服務。
這姑娘大概20出頭，現在距離蒙古國脫離前蘇聯的“全方位呵護”，還不到30年。這位英語流利卻不會說俄語的年輕姑娘，正是這個轉型迅速的國家的一個縮影。
三、難覓的大國蹤影
作為一箇中國人，我本能地在烏蘭巴托搜尋著庫倫的影子，然而除了博格達汗的夏宮和一些寺廟之外，古代“中國”的痕跡在這座城市中並不好找。當我站在博格達汗的宮殿門前，用英文跟人解釋牌匾上的“樂善好施”是什麼意思的時候，才感到了自己和這裡的一點微弱的聯繫。
博格達汗的夏宮是一座傳統的中式建築。正門上用漢滿蒙藏四種文字寫著“樂善好施”。
與之相反的是，當地人耳熟能詳地告訴我，這座樓是中國人建的，這條街是中國人修的，中國人用六週完成了這個，中國人只用三個月就造好了那個。這些建築物靜靜的矗立在那裡，如果沒人指點，我既不能把它們和周圍的建築物區分開，也沒法把它們和中國聯繫在一起。
有人告訴我，作為清帝國在漠北的統治中心，“中國的痕跡”曾經非常多，然而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作為大國政治角力的犧牲品，它們被人為的抹除了。
除了博格達汗的夏宮和一些佛教寺廟之外，古代中國的痕跡在烏蘭巴托存留的並不算多。
政治能人為抹掉那些直觀可見的“歷史”，卻難以將觸角伸到生活最細微的角落。在蒙古國，飯店叫作“Гуаиз” ，轉譯為拉丁字母即Guanzi，就是漢語的“館子”。裝滿肉餡的煎餅叫“Хуушуур” ，即漢語“火燒”。最直觀的是“Бyyз”，任何中國人都能直接聽出來這是包子。比較難以聯想到的是“Баииш”，在蒙文中是餃子的意思，之所以和餃子的發音毫無相似之處，是因為來自餛飩的另一個漢語名字“扁食”。
然而這些都不過是歷史的碎片，儘管蒙古國家博物館裡存放著大量精美的清代蒙古行刀（獵刀和筷子組合），但除了少數年齡很大的老人之外，絕大多數人已經不再使用筷子，他們用刀叉食用包子、火燒和扁食，佐以解膩的俄式酸黃瓜，和加了冰塊的可口可樂，這頓混合式的餐食，像極了這個國家顛沛的歷史。
那麼，前蘇聯的歷史還存在於此嗎？我對蘇式建築始終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在我的童年時代，蘇式建築不是機關就是禮堂，粗大的柱子象徵著權力和威嚴，也鎮壓著我想要爬上閣樓氣窗的小小願望。烏蘭巴托的蘇式（俄式）民用建築不算太多，但無一例外都破敗不堪，只有俄式百葉窗上破損的繁複雕花還提醒著人們，這裡曾經住著很了不起的人物。走入其中，昏暗的空間讓我熟悉的回憶一擁而上，彷彿看到十幾個煤氣灶在逼仄的過道上煙火人間的場景。然而蒙古人並不炒菜，過道上擺放著廉價伏特加的空瓶子告訴我，早已換了人間。
與古代中國的“痕跡”相比，北方紅色帝國留在烏蘭巴托的“痕跡”顯然要多得多，然而就其長達70年的存在來說，又顯得少之又少。與現代中國的存在感相比，更加不值一提。我看見一座被鐵柵圍著的的蘇式小樓，低調、整潔、樸素，和其他的蘇式建築狀態迥然不同，走到門口一看，果然是俄羅斯大使館。
烏蘭巴托街頭隨處可見的蒙古帝國元素，昭示著這個國家正試圖用祖先的武功和榮光，重構一段新的歷史記憶，從而淡化特定歷史時期裡大國留下的濃墨重彩。
四、草原上的新客人
與難覓蹤影的相鄰大國相比，蜂擁而至的新客人表面上看起來和這個國家毫不相干。在烏蘭巴托的第一個早上，我進入酒店餐廳的一剎那看到滿滿的一屋色澤鮮豔的衝鋒衣，還驚訝於有中國的中老年旅行團來蒙古國旅遊。好在東亞人有一種特別的能力，即使在完全不說話的情況下也能根據眼神、姿態和氣質彼此區分，我在幾秒鐘之後就意識到，我是餐廳裡唯一的中國人。
在之後的旅途中，我遇到的多數東亞面孔也都是日本人和韓國人，他們帶著遠超其他各國遊客的熱情，從世界上人口密度數一數二的國家來到世界上人口密度最為稀疏的廣袤大陸。
烏蘭巴托郊外矗立著世界上最大的成吉思汗雕像，這裡也是日韓遊客最為密集之處。
伴隨著大量日韓遊客出現的，是超市裡鋪天蓋地的韓國商品和大路上穿行的日本車，以及韓劇和日本動漫。我和蒙古朋友開玩笑說，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和蒙古的民族主義者在絕大多數問題上絕不可能達成共識，但一定能在對韓劇的態度上取得一致。我遇到的蒙古男性無一例外都對韓劇深惡痛絕，從側面可以反映出韓劇在蒙古女性中的流行程度。
作為一個內陸國家，蒙古國只有中俄兩個鄰國，絕大多數日韓的貨物都要通過中國的天津港輸入。無論是航空還是陸路，日韓遊客都必須經過中俄其中一國（絕大多數是中國）才能到達蒙古國。但地理因素絲毫沒有限制日韓在蒙古國，尤其是在蒙古國民眾生活層面的巨大影響力，儘管電視裡每天關於中國和美國的新聞居多，但在衣、食、住、行方面，日韓依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多數人不吃辣的蒙古，酒店每天早上供應的泡菜大概是衡量韓國遊客密度的一個明顯的風向標。
對此蒙古國人解釋道，蒙古國是一個大國博弈的舞臺，無論是與南方還是北方的鄰國關係過於緊密，都會引起另一方的緊張和不安，這不符合蒙古國的國家利益。蒙古國要走出博格達汗的困局（他一生都在中國和俄國之間搖擺不定），就必須發展新型的國際關係。
這大概是蒙古國對一個世紀以來歷史反思的結果。
五、寶藏之國
日本人和韓國人當然不僅僅是為了欣賞蒙古國的自然風光，或是賣他們的面膜洗髮水和豐田車而來。他們看中的，是蒙古國豐富的自然資源，數百年來幾乎處於原始狀態的草原、戈壁、高山和湖泊之下，蘊藏著巨量待開發的礦產資源，其中不乏稀土和鈾礦這樣搶手的戰略資源。蒙古國對這些寶藏的價值和意義心知肚明，在對待這些寶藏的態度上卻非常糾結，政論節目中長年累月的對是否要開發這些礦產資源，如何開發，由誰開發以及要賣給誰爭執不休。在發展經濟的渴望和對資源被掠奪的警惕的糾結之中，帶著韓劇和動漫以及一眾文化產業進入蒙古國，卻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日本和韓國人，無疑顯示出其精明的一面。
我對地表以下的寶藏所知甚少，但從目視可見的自然資源來看，確實是驚人的。
從達爾汗向北，自然景觀逐漸發生變化，逐漸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河流、湖泊和原始森林。草原也因為降水的豐沛，而顯現出南方不太一樣的樣貌和色彩。儘管蒙古國的牛羊數量相較於人口已經是一個天文數字，但因為國土的廣袤，汽車在草原上行駛很久，才能偶爾看到畜群，說明這個國家不僅牧業資源豐富，而且潛力巨大。
到達蒙古國最北部與俄羅斯交界的庫蘇古爾省後，這一看法得到了證實，我在庫蘇古爾省的省會木倫市的菜市場裡購買了5公斤牛排，花費不到5萬圖，合下來大約20元人民幣1公斤。羊肉更便宜一些，大約15-18元1公斤。
順便說一句，蒙古的貨幣叫圖格里克，1元人民幣大約相當於380-400圖格里克。一匹普通的馬大約60-80萬圖，合人民幣1500-2000元，所以在這裡買馬遠比租馬划算。最大的面值是2萬圖，相當於人民幣50多元，因為我的數學很差，圖格里克的面值又太大，因此我在消費時經常拿出一把錢來讓對方自己拿，事後我留意過幾次，對方從來沒有多拿過。
隨著緯度的升高，各種灌木產的野生漿果也開始大量出現，尤以藍莓和沙棘為多。庫蘇古爾省的野生藍莓是一種北亞的高緯度品種，花青素含量比較高，呈現出近乎黑色的深紫。除了路邊隨處兜售的鮮果外，超市裡的藍莓果醬、沙棘汁也品種繁多，從精緻的樣式到時尚的包裝都透露出一股濃濃的和風，拿起來仔細一看，果然是日本人的手筆。
從木倫前往蒙古國的最北端——庫蘇古爾湖，路程中有一半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路，只是在茫茫草原上幾條交織在一起的車轍，車轍兩邊長著嫩綠的車前草，一路蔓延到遠方。這種清熱解毒的中藥靠人類的車輪傳播自己的種子，因此而得名。草原上盛開著各種各樣的野花，同行的夥伴認出其中有好幾種頗為名貴的中草藥。蜿蜒的河流一直流向地平線的盡頭，匯入庫蘇古爾湖，並將之與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貝加爾湖相連。
庫蘇古爾省草原上蜿蜒的河流。
大排量的豐田越野車轟鳴著衝向河流的淺灘，像衝鋒舟一樣從一米多深的河水中破浪而行。豐田陸地巡洋艦系列和霸道系列是蒙古國最受追捧的車型，排氣管在車輛上方的柴油款因為可以跋山涉水更是備受好評，粗獷豪放的外型也符合草原民族的審美，使其聲譽勝過了一票豪車。這種對大型越野車近乎崇拜的追捧，在國內的新疆、西藏、東北、內蒙古也同樣存在。即使在道路條件良好的城市裡，人們也更青睞大型越野車，這種豪邁的情結大概是古人對於高大戰馬的偏好在現代社會中的投射，並不能簡單的用車輛的性能來解釋。
據說在魚類產卵的季節，這樣駕駛越野車衝過河流，總能壓到一些倒黴的大魚，可見河流裡的魚類密度之高。這個說法毫不誇張，因為同行的朋友在河流交匯處下鉤沒幾分鐘，就釣起了一條半米長的細鱗鮭，但是在上岸的最後關頭，這條凶猛的冷水食肉魚猛烈掙扎，最終脫鉤而去。為了彌補這個遺憾，嚮導老於次日中午從河裡徒手抓上來一條碩大的江鱈魚，來證明自己所言非虛。這種高山冷水魚以肥美的肝臟著稱，口感遠勝人工培育的鵝肝，是製備魚肝油的重要原料。
除了細鱗鮭和江鱈，冰冷的河水裡還分佈著哲羅鮭、北極茴魚和高山鍬等多種冷水魚，湖邊原始森林的參天大樹下，牛肝菌、紅菇、口蘑俯拾皆是，合腰粗的西伯利亞冷杉和赤松下，名貴的松茸也不難找到。野餐幾乎是弄到什麼吃什麼。在湖邊的森林深處生活著馴養馴鹿的察坦人，他們是蒙古化的通古斯人，保留著最原始純粹的北亞薩滿文化和信仰。
庫蘇古爾湖最深處達到240米，能見度常在15米以上，純淨的湖水在陽光下呈現出複雜的色澤。各種名貴的食用菌在原始森林裡俯拾皆是。
我們在湖邊遇到了一箇中國的親子夏令營，一個目光威嚴的蒙古大叔看見我的小酒壺，用俄語問“伏特加？”，我用俄語回答“是”，於是打開了話匣子，原來他曾是蒙古國軍隊特種部隊的教官，年輕時曾在蘇聯軍隊受訓，講一口流利的俄語，他看到我送給老於的大馬士革鋼契卡刀（一種蘇聯軍隊使用的格鬥匕首）就更興奮了，興致勃勃拿著這把刀演示克格勃的近身格鬥技巧。他是來保護孩子們在野外安全，並教授他們戶外生存知識的。
我遇到的40歲以上的蒙古國人，很多都會說不同程度的俄語，有些還非常流利。但絕大多數30歲以下年輕人都以英語作為第一外語，掌握程度非常高。這印證了我之前提到的草原民族善於接納和學習，應時應勢而變的特質。他們的祖先當年征服大半個舊大陸的時候，也是停留在哪裡，就說哪裡的語言，漢語、波斯語、察合臺語都是他們曾經使用過的語言。這些世界征服者的後裔，依然保持著祖先的特質。
六、荒蕪之地
蒙古國的西部是高緯度的乾旱地區，主要的地表自然景觀是廣袤的戈壁和沙漠，也密佈著眾多高山融雪匯成的內陸河和湖泊，大部分地區既沒有公路，也沒有手機信號，荒蕪的無人區裡遍佈著大自然佈下的死亡陷阱，是本就人跡罕至的蒙古國中最為人跡罕至的地區。很多蒙古國人自己也沒有去過西部，聽說我要孤身前往後，他們都有些不理解，尤其是不理解我如何從蒙古國的西邊“回家”。在他們的心目中，“中國”是一個指向南方的概念。我無法從陰晴不定的手機信號中找到一個定數，來下載一張地圖照片講解，就用了一個好萊塢電影《天國王朝》裡的梗：
向西一直走，走到講哈薩克語的地方，然後繼續走，直到人們開始說其他的語言。
蒙古國西部重鎮科布多城，是科布多省的省會。曾是清帝國經蒙古進入新疆之路上的重要交通樞紐。
他們有點懂了，在蒙古國西部的科布多和巴彥烏列蓋省生活著為數不少的哈薩克人，他們是清末因躲避戰亂從新疆阿勒泰、塔爾巴哈臺地區進入這裡的。
匈奴航空的航班起飛時間非常隨緣，遲遲不能起飛讓我有些煩躁，旁邊的蒙古國大哥安慰我說：“別擔心，蒙古國的飛機一向沒法準時起飛，但他們總能準時達到！”結果我更擔心了。
飛機終於起飛了，機翼掠過科布多城周圍如刀削斧刻的崇山峻嶺。1731年，清帝國最精銳的滿洲、索倫八旗軍隊在這裡築成了這座科布多城，成為楔入準格爾汗國的一顆釘子。準格爾軍隊引誘清軍出城野戰，並在這片山區伏擊並幾乎全殲了這支清軍，漫長的清準戰爭又整整持續了一代人才終結。如今這些寸草不生的山巒靜靜的矗立在那裡，這塊荒蕪之地，沒法想象曾是千軍萬馬殊死搏殺反覆爭奪的地方。
在科布多城簡陋而整潔博物館，一位中學教師熱心地為我充當義務講解員，本次蒙古國之行唯一不那麼和諧的經歷就發生在這裡，在講到雙方曾經的邊境衝突（博物館有一個角落專門陳列相關文物和資料）時，我立刻提出了異議，雙方脣槍舌劍幾個回合之後，他堅定地說：“歷史的真相只有一個”。
我回答：“沒錯，歷史的真相只有一個，但歷史學家卻各有祖國”，他爽朗地笑了，同意了我的看法。
"在得知我要前往蒙古國之後，我的朋友們表達了程度不同的憂心，我從東一路向北再折向西橫穿蒙古國的不羈路線更是加重了他們的擔憂。在我眼裡一次迂迴略大的回家之路，在他們眼裡大概是我的又一次冒險。
對於一個新疆人來說，蒙古國是一個遙遠的近鄰，儘管在東面和蒙古有著漫長的邊境線，蒙古國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存在感卻非常淡薄。七年前，我騎馬站在奇臺縣北塔山主峰，俯瞰陌生的鄰國，茫茫的戈壁和草原一直延伸到視界的盡頭，沒有人，沒有牛羊，也沒有炊煙。來自北方的風吹拂在這曾經的戰場上，在峻峭的巖壁上發出嗚嗚的迴響。我問旁邊借給我馬的牧民：“平時能看見對面的人嗎”，他吸了一口《北疆晨報》捲成的莫合煙，搖了搖頭。
我就這樣踏上了匈奴航空的飛機，從北京前往烏蘭巴托，計劃由東向北前往俄蒙邊境，再由北折向西，從蒙古國的最西端回到故鄉新疆。
烏蘭巴托成吉思汗國際機場裡懸掛著元帝國的最後一個皇帝，元順帝妥歡帖木兒的畫像。
一、紅色英雄城
相比其他朋友擔心我在野外遇到麻煩，熟悉蒙古國的朋友更擔心我在烏蘭巴托期間的活動，一個曾在烏蘭巴托工作的內蒙朋友甚至告訴我，如果遇到不友好的事情，就自稱是韓國人。另一個朋友半開玩笑地告訴我，如果遇到醉鬼要揍我，一定要揍回去，這樣的話打完雙方再喝一場，沒準會成為非常好的朋友。我問：“如果我報警呢”，他說：“警察會再揍你一頓”。
我當然不會自稱是韓國人，但我對這個城市愈發好奇了。
我出發時，北京是35度的溼熱天氣，當我到達時，烏蘭巴托正在下雨，氣溫9度，舷梯上凜冽的風讓我一下就明白了天氣預報裡說的“來自蒙古高原的冷空氣”是什麼概念。
夕陽下的烏蘭巴托，遠處山坡上如蜂巢般密密麻麻的蒙古包和木板房是貧民區，全國超過一半的人口聚集在首都，造成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二、失去的文字
去酒店的路上，我非常無聊地念著路邊的指示牌和招牌，這讓司機非常驚訝，我向他解釋說我學習過西裡爾字母，我每讀出一個詞，他都用英語為我解釋一遍。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前蘇聯控制下的外蒙地區開始用西裡爾字母書寫蒙古文，這種字母基本能做到“怎麼讀就怎麼寫”，也解決了胡都木蒙古文（即內蒙古地區使用的傳統蒙文）縱向印刷的技術難關，以及拼寫喀爾喀和衛拉特方言時存在的一些問題。
蒙古語是一種書寫系統和發音系統合一的拼音語言，歷史上先後使用八思巴字、索永布字、託忒字、胡都木字、拉丁字母、西裡爾字母拼寫過。文字不過是語言的載體，換一種字母拼寫，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漢語是一種書寫系統和讀音系統相分離的語言，這導致一些中國人按照自己的語言習慣，認為蒙古國使用“俄文”、“失去了自己的文字”，這實在是個誤會。因為包括傳統蒙文（即胡都木字）在內的其他字母，也都和西裡爾字母一樣，是不折不扣的舶來品。
蒙古高原自古以來就是內陸亞洲的遊牧帝國搖籃，從這裡打馬走過的這個或那個大汗，除了熱衷於把他已知世界裡的奇珍異寶匯聚於此，也從不吝於主動或被動的接受這樣或那樣的外來文化，因為對草原文明和遊牧帝國來說，固步自封意味著迅速衰敗和消亡。
我的思緒被酒店的旋轉門折射出的閃爍的光線所打斷，之後發生的事卻機緣巧合的印證著我剛才的思索，我的俄語讓前臺的年輕姑娘面露遲疑和困惑，轉為英語之後她馬上露出燦爛的笑容，報之以流利而標準的英文服務。
這姑娘大概20出頭，現在距離蒙古國脫離前蘇聯的“全方位呵護”，還不到30年。這位英語流利卻不會說俄語的年輕姑娘，正是這個轉型迅速的國家的一個縮影。
三、難覓的大國蹤影
作為一箇中國人，我本能地在烏蘭巴托搜尋著庫倫的影子，然而除了博格達汗的夏宮和一些寺廟之外，古代“中國”的痕跡在這座城市中並不好找。當我站在博格達汗的宮殿門前，用英文跟人解釋牌匾上的“樂善好施”是什麼意思的時候，才感到了自己和這裡的一點微弱的聯繫。
博格達汗的夏宮是一座傳統的中式建築。正門上用漢滿蒙藏四種文字寫著“樂善好施”。
與之相反的是，當地人耳熟能詳地告訴我，這座樓是中國人建的，這條街是中國人修的，中國人用六週完成了這個，中國人只用三個月就造好了那個。這些建築物靜靜的矗立在那裡，如果沒人指點，我既不能把它們和周圍的建築物區分開，也沒法把它們和中國聯繫在一起。
有人告訴我，作為清帝國在漠北的統治中心，“中國的痕跡”曾經非常多，然而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作為大國政治角力的犧牲品，它們被人為的抹除了。
除了博格達汗的夏宮和一些佛教寺廟之外，古代中國的痕跡在烏蘭巴托存留的並不算多。
政治能人為抹掉那些直觀可見的“歷史”，卻難以將觸角伸到生活最細微的角落。在蒙古國，飯店叫作“Гуаиз” ，轉譯為拉丁字母即Guanzi，就是漢語的“館子”。裝滿肉餡的煎餅叫“Хуушуур” ，即漢語“火燒”。最直觀的是“Бyyз”，任何中國人都能直接聽出來這是包子。比較難以聯想到的是“Баииш”，在蒙文中是餃子的意思，之所以和餃子的發音毫無相似之處，是因為來自餛飩的另一個漢語名字“扁食”。
然而這些都不過是歷史的碎片，儘管蒙古國家博物館裡存放著大量精美的清代蒙古行刀（獵刀和筷子組合），但除了少數年齡很大的老人之外，絕大多數人已經不再使用筷子，他們用刀叉食用包子、火燒和扁食，佐以解膩的俄式酸黃瓜，和加了冰塊的可口可樂，這頓混合式的餐食，像極了這個國家顛沛的歷史。
那麼，前蘇聯的歷史還存在於此嗎？我對蘇式建築始終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在我的童年時代，蘇式建築不是機關就是禮堂，粗大的柱子象徵著權力和威嚴，也鎮壓著我想要爬上閣樓氣窗的小小願望。烏蘭巴托的蘇式（俄式）民用建築不算太多，但無一例外都破敗不堪，只有俄式百葉窗上破損的繁複雕花還提醒著人們，這裡曾經住著很了不起的人物。走入其中，昏暗的空間讓我熟悉的回憶一擁而上，彷彿看到十幾個煤氣灶在逼仄的過道上煙火人間的場景。然而蒙古人並不炒菜，過道上擺放著廉價伏特加的空瓶子告訴我，早已換了人間。
與古代中國的“痕跡”相比，北方紅色帝國留在烏蘭巴托的“痕跡”顯然要多得多，然而就其長達70年的存在來說，又顯得少之又少。與現代中國的存在感相比，更加不值一提。我看見一座被鐵柵圍著的的蘇式小樓，低調、整潔、樸素，和其他的蘇式建築狀態迥然不同，走到門口一看，果然是俄羅斯大使館。
烏蘭巴托街頭隨處可見的蒙古帝國元素，昭示著這個國家正試圖用祖先的武功和榮光，重構一段新的歷史記憶，從而淡化特定歷史時期裡大國留下的濃墨重彩。
四、草原上的新客人
與難覓蹤影的相鄰大國相比，蜂擁而至的新客人表面上看起來和這個國家毫不相干。在烏蘭巴托的第一個早上，我進入酒店餐廳的一剎那看到滿滿的一屋色澤鮮豔的衝鋒衣，還驚訝於有中國的中老年旅行團來蒙古國旅遊。好在東亞人有一種特別的能力，即使在完全不說話的情況下也能根據眼神、姿態和氣質彼此區分，我在幾秒鐘之後就意識到，我是餐廳裡唯一的中國人。
在之後的旅途中，我遇到的多數東亞面孔也都是日本人和韓國人，他們帶著遠超其他各國遊客的熱情，從世界上人口密度數一數二的國家來到世界上人口密度最為稀疏的廣袤大陸。
烏蘭巴托郊外矗立著世界上最大的成吉思汗雕像，這裡也是日韓遊客最為密集之處。
伴隨著大量日韓遊客出現的，是超市裡鋪天蓋地的韓國商品和大路上穿行的日本車，以及韓劇和日本動漫。我和蒙古朋友開玩笑說，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和蒙古的民族主義者在絕大多數問題上絕不可能達成共識，但一定能在對韓劇的態度上取得一致。我遇到的蒙古男性無一例外都對韓劇深惡痛絕，從側面可以反映出韓劇在蒙古女性中的流行程度。
作為一個內陸國家，蒙古國只有中俄兩個鄰國，絕大多數日韓的貨物都要通過中國的天津港輸入。無論是航空還是陸路，日韓遊客都必須經過中俄其中一國（絕大多數是中國）才能到達蒙古國。但地理因素絲毫沒有限制日韓在蒙古國，尤其是在蒙古國民眾生活層面的巨大影響力，儘管電視裡每天關於中國和美國的新聞居多，但在衣、食、住、行方面，日韓依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多數人不吃辣的蒙古，酒店每天早上供應的泡菜大概是衡量韓國遊客密度的一個明顯的風向標。
對此蒙古國人解釋道，蒙古國是一個大國博弈的舞臺，無論是與南方還是北方的鄰國關係過於緊密，都會引起另一方的緊張和不安，這不符合蒙古國的國家利益。蒙古國要走出博格達汗的困局（他一生都在中國和俄國之間搖擺不定），就必須發展新型的國際關係。
這大概是蒙古國對一個世紀以來歷史反思的結果。
五、寶藏之國
日本人和韓國人當然不僅僅是為了欣賞蒙古國的自然風光，或是賣他們的面膜洗髮水和豐田車而來。他們看中的，是蒙古國豐富的自然資源，數百年來幾乎處於原始狀態的草原、戈壁、高山和湖泊之下，蘊藏著巨量待開發的礦產資源，其中不乏稀土和鈾礦這樣搶手的戰略資源。蒙古國對這些寶藏的價值和意義心知肚明，在對待這些寶藏的態度上卻非常糾結，政論節目中長年累月的對是否要開發這些礦產資源，如何開發，由誰開發以及要賣給誰爭執不休。在發展經濟的渴望和對資源被掠奪的警惕的糾結之中，帶著韓劇和動漫以及一眾文化產業進入蒙古國，卻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日本和韓國人，無疑顯示出其精明的一面。
我對地表以下的寶藏所知甚少，但從目視可見的自然資源來看，確實是驚人的。
從達爾汗向北，自然景觀逐漸發生變化，逐漸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河流、湖泊和原始森林。草原也因為降水的豐沛，而顯現出南方不太一樣的樣貌和色彩。儘管蒙古國的牛羊數量相較於人口已經是一個天文數字，但因為國土的廣袤，汽車在草原上行駛很久，才能偶爾看到畜群，說明這個國家不僅牧業資源豐富，而且潛力巨大。
到達蒙古國最北部與俄羅斯交界的庫蘇古爾省後，這一看法得到了證實，我在庫蘇古爾省的省會木倫市的菜市場裡購買了5公斤牛排，花費不到5萬圖，合下來大約20元人民幣1公斤。羊肉更便宜一些，大約15-18元1公斤。
順便說一句，蒙古的貨幣叫圖格里克，1元人民幣大約相當於380-400圖格里克。一匹普通的馬大約60-80萬圖，合人民幣1500-2000元，所以在這裡買馬遠比租馬划算。最大的面值是2萬圖，相當於人民幣50多元，因為我的數學很差，圖格里克的面值又太大，因此我在消費時經常拿出一把錢來讓對方自己拿，事後我留意過幾次，對方從來沒有多拿過。
隨著緯度的升高，各種灌木產的野生漿果也開始大量出現，尤以藍莓和沙棘為多。庫蘇古爾省的野生藍莓是一種北亞的高緯度品種，花青素含量比較高，呈現出近乎黑色的深紫。除了路邊隨處兜售的鮮果外，超市裡的藍莓果醬、沙棘汁也品種繁多，從精緻的樣式到時尚的包裝都透露出一股濃濃的和風，拿起來仔細一看，果然是日本人的手筆。
從木倫前往蒙古國的最北端——庫蘇古爾湖，路程中有一半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路，只是在茫茫草原上幾條交織在一起的車轍，車轍兩邊長著嫩綠的車前草，一路蔓延到遠方。這種清熱解毒的中藥靠人類的車輪傳播自己的種子，因此而得名。草原上盛開著各種各樣的野花，同行的夥伴認出其中有好幾種頗為名貴的中草藥。蜿蜒的河流一直流向地平線的盡頭，匯入庫蘇古爾湖，並將之與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貝加爾湖相連。
庫蘇古爾省草原上蜿蜒的河流。
大排量的豐田越野車轟鳴著衝向河流的淺灘，像衝鋒舟一樣從一米多深的河水中破浪而行。豐田陸地巡洋艦系列和霸道系列是蒙古國最受追捧的車型，排氣管在車輛上方的柴油款因為可以跋山涉水更是備受好評，粗獷豪放的外型也符合草原民族的審美，使其聲譽勝過了一票豪車。這種對大型越野車近乎崇拜的追捧，在國內的新疆、西藏、東北、內蒙古也同樣存在。即使在道路條件良好的城市裡，人們也更青睞大型越野車，這種豪邁的情結大概是古人對於高大戰馬的偏好在現代社會中的投射，並不能簡單的用車輛的性能來解釋。
據說在魚類產卵的季節，這樣駕駛越野車衝過河流，總能壓到一些倒黴的大魚，可見河流裡的魚類密度之高。這個說法毫不誇張，因為同行的朋友在河流交匯處下鉤沒幾分鐘，就釣起了一條半米長的細鱗鮭，但是在上岸的最後關頭，這條凶猛的冷水食肉魚猛烈掙扎，最終脫鉤而去。為了彌補這個遺憾，嚮導老於次日中午從河裡徒手抓上來一條碩大的江鱈魚，來證明自己所言非虛。這種高山冷水魚以肥美的肝臟著稱，口感遠勝人工培育的鵝肝，是製備魚肝油的重要原料。
除了細鱗鮭和江鱈，冰冷的河水裡還分佈著哲羅鮭、北極茴魚和高山鍬等多種冷水魚，湖邊原始森林的參天大樹下，牛肝菌、紅菇、口蘑俯拾皆是，合腰粗的西伯利亞冷杉和赤松下，名貴的松茸也不難找到。野餐幾乎是弄到什麼吃什麼。在湖邊的森林深處生活著馴養馴鹿的察坦人，他們是蒙古化的通古斯人，保留著最原始純粹的北亞薩滿文化和信仰。
庫蘇古爾湖最深處達到240米，能見度常在15米以上，純淨的湖水在陽光下呈現出複雜的色澤。各種名貴的食用菌在原始森林裡俯拾皆是。
我們在湖邊遇到了一箇中國的親子夏令營，一個目光威嚴的蒙古大叔看見我的小酒壺，用俄語問“伏特加？”，我用俄語回答“是”，於是打開了話匣子，原來他曾是蒙古國軍隊特種部隊的教官，年輕時曾在蘇聯軍隊受訓，講一口流利的俄語，他看到我送給老於的大馬士革鋼契卡刀（一種蘇聯軍隊使用的格鬥匕首）就更興奮了，興致勃勃拿著這把刀演示克格勃的近身格鬥技巧。他是來保護孩子們在野外安全，並教授他們戶外生存知識的。
我遇到的40歲以上的蒙古國人，很多都會說不同程度的俄語，有些還非常流利。但絕大多數30歲以下年輕人都以英語作為第一外語，掌握程度非常高。這印證了我之前提到的草原民族善於接納和學習，應時應勢而變的特質。他們的祖先當年征服大半個舊大陸的時候，也是停留在哪裡，就說哪裡的語言，漢語、波斯語、察合臺語都是他們曾經使用過的語言。這些世界征服者的後裔，依然保持著祖先的特質。
六、荒蕪之地
蒙古國的西部是高緯度的乾旱地區，主要的地表自然景觀是廣袤的戈壁和沙漠，也密佈著眾多高山融雪匯成的內陸河和湖泊，大部分地區既沒有公路，也沒有手機信號，荒蕪的無人區裡遍佈著大自然佈下的死亡陷阱，是本就人跡罕至的蒙古國中最為人跡罕至的地區。很多蒙古國人自己也沒有去過西部，聽說我要孤身前往後，他們都有些不理解，尤其是不理解我如何從蒙古國的西邊“回家”。在他們的心目中，“中國”是一個指向南方的概念。我無法從陰晴不定的手機信號中找到一個定數，來下載一張地圖照片講解，就用了一個好萊塢電影《天國王朝》裡的梗：
向西一直走，走到講哈薩克語的地方，然後繼續走，直到人們開始說其他的語言。
蒙古國西部重鎮科布多城，是科布多省的省會。曾是清帝國經蒙古進入新疆之路上的重要交通樞紐。
他們有點懂了，在蒙古國西部的科布多和巴彥烏列蓋省生活著為數不少的哈薩克人，他們是清末因躲避戰亂從新疆阿勒泰、塔爾巴哈臺地區進入這裡的。
匈奴航空的航班起飛時間非常隨緣，遲遲不能起飛讓我有些煩躁，旁邊的蒙古國大哥安慰我說：“別擔心，蒙古國的飛機一向沒法準時起飛，但他們總能準時達到！”結果我更擔心了。
飛機終於起飛了，機翼掠過科布多城周圍如刀削斧刻的崇山峻嶺。1731年，清帝國最精銳的滿洲、索倫八旗軍隊在這裡築成了這座科布多城，成為楔入準格爾汗國的一顆釘子。準格爾軍隊引誘清軍出城野戰，並在這片山區伏擊並幾乎全殲了這支清軍，漫長的清準戰爭又整整持續了一代人才終結。如今這些寸草不生的山巒靜靜的矗立在那裡，這塊荒蕪之地，沒法想象曾是千軍萬馬殊死搏殺反覆爭奪的地方。
在科布多城簡陋而整潔博物館，一位中學教師熱心地為我充當義務講解員，本次蒙古國之行唯一不那麼和諧的經歷就發生在這裡，在講到雙方曾經的邊境衝突（博物館有一個角落專門陳列相關文物和資料）時，我立刻提出了異議，雙方脣槍舌劍幾個回合之後，他堅定地說：“歷史的真相只有一個”。
我回答：“沒錯，歷史的真相只有一個，但歷史學家卻各有祖國”，他爽朗地笑了，同意了我的看法。
科布多西北部的鹿石。遍佈蒙古國的鹿石是青銅時代匈奴人的文化孑遺，從蒙古國的最東端開始分佈，直到新疆和中亞草原。
布爾幹縣城是距離中國塔克什肯口岸最近的蒙古國城鎮，也是我蒙古國之行的最後一站。讓我驚訝的是，從科布多到布爾乾的公路質量和標準都非常高，而且不知道為什麼看起來非常眼熟。我的蒙古國司機，也是我的朋友江布爾用洋涇浜俄語告訴我：“這公路，中國人造的，非常好。”他一路上給我講解自然景觀，卻也給我留下了一個未解之謎，在布爾幹東南北方向150公里左右的崇山峻嶺中，沿河分佈著成百上千座碎石堆成的墳塋，江布爾告訴我，“蒙古人，Osmen人，這裡，打仗，很多人，死了，都在這裡”。
Osmen是什麼人。奧斯曼人嗎？他們在歷史上從到達過這個位置。是烏斯滿嗎？1946年的北塔山之戰發生在此地南邊很遠的地方，也不可能。我不懂蒙古語，江布爾也無法告訴我更多，這個謎就這樣留下了。
一天之後，我站在塔克什肯口岸蒙古一方的關口，回頭看了一眼這個陌生的近鄰之國，視線完全被高聳的阿爾泰山所阻隔。我轉身向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幾個大字走去，那道宏偉的大門後面，是我的祖國和家鄉。
"在得知我要前往蒙古國之後，我的朋友們表達了程度不同的憂心，我從東一路向北再折向西橫穿蒙古國的不羈路線更是加重了他們的擔憂。在我眼裡一次迂迴略大的回家之路，在他們眼裡大概是我的又一次冒險。
對於一個新疆人來說，蒙古國是一個遙遠的近鄰，儘管在東面和蒙古有著漫長的邊境線，蒙古國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存在感卻非常淡薄。七年前，我騎馬站在奇臺縣北塔山主峰，俯瞰陌生的鄰國，茫茫的戈壁和草原一直延伸到視界的盡頭，沒有人，沒有牛羊，也沒有炊煙。來自北方的風吹拂在這曾經的戰場上，在峻峭的巖壁上發出嗚嗚的迴響。我問旁邊借給我馬的牧民：“平時能看見對面的人嗎”，他吸了一口《北疆晨報》捲成的莫合煙，搖了搖頭。
我就這樣踏上了匈奴航空的飛機，從北京前往烏蘭巴托，計劃由東向北前往俄蒙邊境，再由北折向西，從蒙古國的最西端回到故鄉新疆。
烏蘭巴托成吉思汗國際機場裡懸掛著元帝國的最後一個皇帝，元順帝妥歡帖木兒的畫像。
一、紅色英雄城
相比其他朋友擔心我在野外遇到麻煩，熟悉蒙古國的朋友更擔心我在烏蘭巴托期間的活動，一個曾在烏蘭巴托工作的內蒙朋友甚至告訴我，如果遇到不友好的事情，就自稱是韓國人。另一個朋友半開玩笑地告訴我，如果遇到醉鬼要揍我，一定要揍回去，這樣的話打完雙方再喝一場，沒準會成為非常好的朋友。我問：“如果我報警呢”，他說：“警察會再揍你一頓”。
我當然不會自稱是韓國人，但我對這個城市愈發好奇了。
我出發時，北京是35度的溼熱天氣，當我到達時，烏蘭巴托正在下雨，氣溫9度，舷梯上凜冽的風讓我一下就明白了天氣預報裡說的“來自蒙古高原的冷空氣”是什麼概念。
夕陽下的烏蘭巴托，遠處山坡上如蜂巢般密密麻麻的蒙古包和木板房是貧民區，全國超過一半的人口聚集在首都，造成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二、失去的文字
去酒店的路上，我非常無聊地念著路邊的指示牌和招牌，這讓司機非常驚訝，我向他解釋說我學習過西裡爾字母，我每讀出一個詞，他都用英語為我解釋一遍。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前蘇聯控制下的外蒙地區開始用西裡爾字母書寫蒙古文，這種字母基本能做到“怎麼讀就怎麼寫”，也解決了胡都木蒙古文（即內蒙古地區使用的傳統蒙文）縱向印刷的技術難關，以及拼寫喀爾喀和衛拉特方言時存在的一些問題。
蒙古語是一種書寫系統和發音系統合一的拼音語言，歷史上先後使用八思巴字、索永布字、託忒字、胡都木字、拉丁字母、西裡爾字母拼寫過。文字不過是語言的載體，換一種字母拼寫，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漢語是一種書寫系統和讀音系統相分離的語言，這導致一些中國人按照自己的語言習慣，認為蒙古國使用“俄文”、“失去了自己的文字”，這實在是個誤會。因為包括傳統蒙文（即胡都木字）在內的其他字母，也都和西裡爾字母一樣，是不折不扣的舶來品。
蒙古高原自古以來就是內陸亞洲的遊牧帝國搖籃，從這裡打馬走過的這個或那個大汗，除了熱衷於把他已知世界裡的奇珍異寶匯聚於此，也從不吝於主動或被動的接受這樣或那樣的外來文化，因為對草原文明和遊牧帝國來說，固步自封意味著迅速衰敗和消亡。
我的思緒被酒店的旋轉門折射出的閃爍的光線所打斷，之後發生的事卻機緣巧合的印證著我剛才的思索，我的俄語讓前臺的年輕姑娘面露遲疑和困惑，轉為英語之後她馬上露出燦爛的笑容，報之以流利而標準的英文服務。
這姑娘大概20出頭，現在距離蒙古國脫離前蘇聯的“全方位呵護”，還不到30年。這位英語流利卻不會說俄語的年輕姑娘，正是這個轉型迅速的國家的一個縮影。
三、難覓的大國蹤影
作為一箇中國人，我本能地在烏蘭巴托搜尋著庫倫的影子，然而除了博格達汗的夏宮和一些寺廟之外，古代“中國”的痕跡在這座城市中並不好找。當我站在博格達汗的宮殿門前，用英文跟人解釋牌匾上的“樂善好施”是什麼意思的時候，才感到了自己和這裡的一點微弱的聯繫。
博格達汗的夏宮是一座傳統的中式建築。正門上用漢滿蒙藏四種文字寫著“樂善好施”。
與之相反的是，當地人耳熟能詳地告訴我，這座樓是中國人建的，這條街是中國人修的，中國人用六週完成了這個，中國人只用三個月就造好了那個。這些建築物靜靜的矗立在那裡，如果沒人指點，我既不能把它們和周圍的建築物區分開，也沒法把它們和中國聯繫在一起。
有人告訴我，作為清帝國在漠北的統治中心，“中國的痕跡”曾經非常多，然而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作為大國政治角力的犧牲品，它們被人為的抹除了。
除了博格達汗的夏宮和一些佛教寺廟之外，古代中國的痕跡在烏蘭巴托存留的並不算多。
政治能人為抹掉那些直觀可見的“歷史”，卻難以將觸角伸到生活最細微的角落。在蒙古國，飯店叫作“Гуаиз” ，轉譯為拉丁字母即Guanzi，就是漢語的“館子”。裝滿肉餡的煎餅叫“Хуушуур” ，即漢語“火燒”。最直觀的是“Бyyз”，任何中國人都能直接聽出來這是包子。比較難以聯想到的是“Баииш”，在蒙文中是餃子的意思，之所以和餃子的發音毫無相似之處，是因為來自餛飩的另一個漢語名字“扁食”。
然而這些都不過是歷史的碎片，儘管蒙古國家博物館裡存放著大量精美的清代蒙古行刀（獵刀和筷子組合），但除了少數年齡很大的老人之外，絕大多數人已經不再使用筷子，他們用刀叉食用包子、火燒和扁食，佐以解膩的俄式酸黃瓜，和加了冰塊的可口可樂，這頓混合式的餐食，像極了這個國家顛沛的歷史。
那麼，前蘇聯的歷史還存在於此嗎？我對蘇式建築始終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在我的童年時代，蘇式建築不是機關就是禮堂，粗大的柱子象徵著權力和威嚴，也鎮壓著我想要爬上閣樓氣窗的小小願望。烏蘭巴托的蘇式（俄式）民用建築不算太多，但無一例外都破敗不堪，只有俄式百葉窗上破損的繁複雕花還提醒著人們，這裡曾經住著很了不起的人物。走入其中，昏暗的空間讓我熟悉的回憶一擁而上，彷彿看到十幾個煤氣灶在逼仄的過道上煙火人間的場景。然而蒙古人並不炒菜，過道上擺放著廉價伏特加的空瓶子告訴我，早已換了人間。
與古代中國的“痕跡”相比，北方紅色帝國留在烏蘭巴托的“痕跡”顯然要多得多，然而就其長達70年的存在來說，又顯得少之又少。與現代中國的存在感相比，更加不值一提。我看見一座被鐵柵圍著的的蘇式小樓，低調、整潔、樸素，和其他的蘇式建築狀態迥然不同，走到門口一看，果然是俄羅斯大使館。
烏蘭巴托街頭隨處可見的蒙古帝國元素，昭示著這個國家正試圖用祖先的武功和榮光，重構一段新的歷史記憶，從而淡化特定歷史時期裡大國留下的濃墨重彩。
四、草原上的新客人
與難覓蹤影的相鄰大國相比，蜂擁而至的新客人表面上看起來和這個國家毫不相干。在烏蘭巴托的第一個早上，我進入酒店餐廳的一剎那看到滿滿的一屋色澤鮮豔的衝鋒衣，還驚訝於有中國的中老年旅行團來蒙古國旅遊。好在東亞人有一種特別的能力，即使在完全不說話的情況下也能根據眼神、姿態和氣質彼此區分，我在幾秒鐘之後就意識到，我是餐廳裡唯一的中國人。
在之後的旅途中，我遇到的多數東亞面孔也都是日本人和韓國人，他們帶著遠超其他各國遊客的熱情，從世界上人口密度數一數二的國家來到世界上人口密度最為稀疏的廣袤大陸。
烏蘭巴托郊外矗立著世界上最大的成吉思汗雕像，這裡也是日韓遊客最為密集之處。
伴隨著大量日韓遊客出現的，是超市裡鋪天蓋地的韓國商品和大路上穿行的日本車，以及韓劇和日本動漫。我和蒙古朋友開玩笑說，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和蒙古的民族主義者在絕大多數問題上絕不可能達成共識，但一定能在對韓劇的態度上取得一致。我遇到的蒙古男性無一例外都對韓劇深惡痛絕，從側面可以反映出韓劇在蒙古女性中的流行程度。
作為一個內陸國家，蒙古國只有中俄兩個鄰國，絕大多數日韓的貨物都要通過中國的天津港輸入。無論是航空還是陸路，日韓遊客都必須經過中俄其中一國（絕大多數是中國）才能到達蒙古國。但地理因素絲毫沒有限制日韓在蒙古國，尤其是在蒙古國民眾生活層面的巨大影響力，儘管電視裡每天關於中國和美國的新聞居多，但在衣、食、住、行方面，日韓依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多數人不吃辣的蒙古，酒店每天早上供應的泡菜大概是衡量韓國遊客密度的一個明顯的風向標。
對此蒙古國人解釋道，蒙古國是一個大國博弈的舞臺，無論是與南方還是北方的鄰國關係過於緊密，都會引起另一方的緊張和不安，這不符合蒙古國的國家利益。蒙古國要走出博格達汗的困局（他一生都在中國和俄國之間搖擺不定），就必須發展新型的國際關係。
這大概是蒙古國對一個世紀以來歷史反思的結果。
五、寶藏之國
日本人和韓國人當然不僅僅是為了欣賞蒙古國的自然風光，或是賣他們的面膜洗髮水和豐田車而來。他們看中的，是蒙古國豐富的自然資源，數百年來幾乎處於原始狀態的草原、戈壁、高山和湖泊之下，蘊藏著巨量待開發的礦產資源，其中不乏稀土和鈾礦這樣搶手的戰略資源。蒙古國對這些寶藏的價值和意義心知肚明，在對待這些寶藏的態度上卻非常糾結，政論節目中長年累月的對是否要開發這些礦產資源，如何開發，由誰開發以及要賣給誰爭執不休。在發展經濟的渴望和對資源被掠奪的警惕的糾結之中，帶著韓劇和動漫以及一眾文化產業進入蒙古國，卻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日本和韓國人，無疑顯示出其精明的一面。
我對地表以下的寶藏所知甚少，但從目視可見的自然資源來看，確實是驚人的。
從達爾汗向北，自然景觀逐漸發生變化，逐漸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河流、湖泊和原始森林。草原也因為降水的豐沛，而顯現出南方不太一樣的樣貌和色彩。儘管蒙古國的牛羊數量相較於人口已經是一個天文數字，但因為國土的廣袤，汽車在草原上行駛很久，才能偶爾看到畜群，說明這個國家不僅牧業資源豐富，而且潛力巨大。
到達蒙古國最北部與俄羅斯交界的庫蘇古爾省後，這一看法得到了證實，我在庫蘇古爾省的省會木倫市的菜市場裡購買了5公斤牛排，花費不到5萬圖，合下來大約20元人民幣1公斤。羊肉更便宜一些，大約15-18元1公斤。
順便說一句，蒙古的貨幣叫圖格里克，1元人民幣大約相當於380-400圖格里克。一匹普通的馬大約60-80萬圖，合人民幣1500-2000元，所以在這裡買馬遠比租馬划算。最大的面值是2萬圖，相當於人民幣50多元，因為我的數學很差，圖格里克的面值又太大，因此我在消費時經常拿出一把錢來讓對方自己拿，事後我留意過幾次，對方從來沒有多拿過。
隨著緯度的升高，各種灌木產的野生漿果也開始大量出現，尤以藍莓和沙棘為多。庫蘇古爾省的野生藍莓是一種北亞的高緯度品種，花青素含量比較高，呈現出近乎黑色的深紫。除了路邊隨處兜售的鮮果外，超市裡的藍莓果醬、沙棘汁也品種繁多，從精緻的樣式到時尚的包裝都透露出一股濃濃的和風，拿起來仔細一看，果然是日本人的手筆。
從木倫前往蒙古國的最北端——庫蘇古爾湖，路程中有一半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路，只是在茫茫草原上幾條交織在一起的車轍，車轍兩邊長著嫩綠的車前草，一路蔓延到遠方。這種清熱解毒的中藥靠人類的車輪傳播自己的種子，因此而得名。草原上盛開著各種各樣的野花，同行的夥伴認出其中有好幾種頗為名貴的中草藥。蜿蜒的河流一直流向地平線的盡頭，匯入庫蘇古爾湖，並將之與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貝加爾湖相連。
庫蘇古爾省草原上蜿蜒的河流。
大排量的豐田越野車轟鳴著衝向河流的淺灘，像衝鋒舟一樣從一米多深的河水中破浪而行。豐田陸地巡洋艦系列和霸道系列是蒙古國最受追捧的車型，排氣管在車輛上方的柴油款因為可以跋山涉水更是備受好評，粗獷豪放的外型也符合草原民族的審美，使其聲譽勝過了一票豪車。這種對大型越野車近乎崇拜的追捧，在國內的新疆、西藏、東北、內蒙古也同樣存在。即使在道路條件良好的城市裡，人們也更青睞大型越野車，這種豪邁的情結大概是古人對於高大戰馬的偏好在現代社會中的投射，並不能簡單的用車輛的性能來解釋。
據說在魚類產卵的季節，這樣駕駛越野車衝過河流，總能壓到一些倒黴的大魚，可見河流裡的魚類密度之高。這個說法毫不誇張，因為同行的朋友在河流交匯處下鉤沒幾分鐘，就釣起了一條半米長的細鱗鮭，但是在上岸的最後關頭，這條凶猛的冷水食肉魚猛烈掙扎，最終脫鉤而去。為了彌補這個遺憾，嚮導老於次日中午從河裡徒手抓上來一條碩大的江鱈魚，來證明自己所言非虛。這種高山冷水魚以肥美的肝臟著稱，口感遠勝人工培育的鵝肝，是製備魚肝油的重要原料。
除了細鱗鮭和江鱈，冰冷的河水裡還分佈著哲羅鮭、北極茴魚和高山鍬等多種冷水魚，湖邊原始森林的參天大樹下，牛肝菌、紅菇、口蘑俯拾皆是，合腰粗的西伯利亞冷杉和赤松下，名貴的松茸也不難找到。野餐幾乎是弄到什麼吃什麼。在湖邊的森林深處生活著馴養馴鹿的察坦人，他們是蒙古化的通古斯人，保留著最原始純粹的北亞薩滿文化和信仰。
庫蘇古爾湖最深處達到240米，能見度常在15米以上，純淨的湖水在陽光下呈現出複雜的色澤。各種名貴的食用菌在原始森林裡俯拾皆是。
我們在湖邊遇到了一箇中國的親子夏令營，一個目光威嚴的蒙古大叔看見我的小酒壺，用俄語問“伏特加？”，我用俄語回答“是”，於是打開了話匣子，原來他曾是蒙古國軍隊特種部隊的教官，年輕時曾在蘇聯軍隊受訓，講一口流利的俄語，他看到我送給老於的大馬士革鋼契卡刀（一種蘇聯軍隊使用的格鬥匕首）就更興奮了，興致勃勃拿著這把刀演示克格勃的近身格鬥技巧。他是來保護孩子們在野外安全，並教授他們戶外生存知識的。
我遇到的40歲以上的蒙古國人，很多都會說不同程度的俄語，有些還非常流利。但絕大多數30歲以下年輕人都以英語作為第一外語，掌握程度非常高。這印證了我之前提到的草原民族善於接納和學習，應時應勢而變的特質。他們的祖先當年征服大半個舊大陸的時候，也是停留在哪裡，就說哪裡的語言，漢語、波斯語、察合臺語都是他們曾經使用過的語言。這些世界征服者的後裔，依然保持著祖先的特質。
六、荒蕪之地
蒙古國的西部是高緯度的乾旱地區，主要的地表自然景觀是廣袤的戈壁和沙漠，也密佈著眾多高山融雪匯成的內陸河和湖泊，大部分地區既沒有公路，也沒有手機信號，荒蕪的無人區裡遍佈著大自然佈下的死亡陷阱，是本就人跡罕至的蒙古國中最為人跡罕至的地區。很多蒙古國人自己也沒有去過西部，聽說我要孤身前往後，他們都有些不理解，尤其是不理解我如何從蒙古國的西邊“回家”。在他們的心目中，“中國”是一個指向南方的概念。我無法從陰晴不定的手機信號中找到一個定數，來下載一張地圖照片講解，就用了一個好萊塢電影《天國王朝》裡的梗：
向西一直走，走到講哈薩克語的地方，然後繼續走，直到人們開始說其他的語言。
蒙古國西部重鎮科布多城，是科布多省的省會。曾是清帝國經蒙古進入新疆之路上的重要交通樞紐。
他們有點懂了，在蒙古國西部的科布多和巴彥烏列蓋省生活著為數不少的哈薩克人，他們是清末因躲避戰亂從新疆阿勒泰、塔爾巴哈臺地區進入這裡的。
匈奴航空的航班起飛時間非常隨緣，遲遲不能起飛讓我有些煩躁，旁邊的蒙古國大哥安慰我說：“別擔心，蒙古國的飛機一向沒法準時起飛，但他們總能準時達到！”結果我更擔心了。
飛機終於起飛了，機翼掠過科布多城周圍如刀削斧刻的崇山峻嶺。1731年，清帝國最精銳的滿洲、索倫八旗軍隊在這裡築成了這座科布多城，成為楔入準格爾汗國的一顆釘子。準格爾軍隊引誘清軍出城野戰，並在這片山區伏擊並幾乎全殲了這支清軍，漫長的清準戰爭又整整持續了一代人才終結。如今這些寸草不生的山巒靜靜的矗立在那裡，這塊荒蕪之地，沒法想象曾是千軍萬馬殊死搏殺反覆爭奪的地方。
在科布多城簡陋而整潔博物館，一位中學教師熱心地為我充當義務講解員，本次蒙古國之行唯一不那麼和諧的經歷就發生在這裡，在講到雙方曾經的邊境衝突（博物館有一個角落專門陳列相關文物和資料）時，我立刻提出了異議，雙方脣槍舌劍幾個回合之後，他堅定地說：“歷史的真相只有一個”。
我回答：“沒錯，歷史的真相只有一個，但歷史學家卻各有祖國”，他爽朗地笑了，同意了我的看法。
科布多西北部的鹿石。遍佈蒙古國的鹿石是青銅時代匈奴人的文化孑遺，從蒙古國的最東端開始分佈，直到新疆和中亞草原。
布爾幹縣城是距離中國塔克什肯口岸最近的蒙古國城鎮，也是我蒙古國之行的最後一站。讓我驚訝的是，從科布多到布爾乾的公路質量和標準都非常高，而且不知道為什麼看起來非常眼熟。我的蒙古國司機，也是我的朋友江布爾用洋涇浜俄語告訴我：“這公路，中國人造的，非常好。”他一路上給我講解自然景觀，卻也給我留下了一個未解之謎，在布爾幹東南北方向150公里左右的崇山峻嶺中，沿河分佈著成百上千座碎石堆成的墳塋，江布爾告訴我，“蒙古人，Osmen人，這裡，打仗，很多人，死了，都在這裡”。
Osmen是什麼人。奧斯曼人嗎？他們在歷史上從到達過這個位置。是烏斯滿嗎？1946年的北塔山之戰發生在此地南邊很遠的地方，也不可能。我不懂蒙古語，江布爾也無法告訴我更多，這個謎就這樣留下了。
一天之後，我站在塔克什肯口岸蒙古一方的關口，回頭看了一眼這個陌生的近鄰之國，視線完全被高聳的阿爾泰山所阻隔。我轉身向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幾個大字走去，那道宏偉的大門後面，是我的祖國和家鄉。
中國塔克什肯口岸，處於雄偉的阿爾泰群山之中。
後記：我在蒙古國從未遇到任何不愉快或不友好的事情，包括傳聞中對中國人來說很危險的烏蘭巴托酒吧和夜店。我在牧區遇到的人都是性格爽朗、情感真摯的熱心好人。其他的中國遊客也和我看法差不多。但不少在烏蘭巴托工作的中國人都對我說過他們遭遇的不友好經歷，且不只一人。這實際上形成了兩種截然相反的說法，我想，這兩種說法應該都是真的，因為對人類來說，生產和生活資源越充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就越顯得溫情脈脈。生產和生活的資源越緊張越貧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就越殘酷。蒙古國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但烏蘭巴托的城市發展水平不足以承載這個國家一半以上的人口聚集於此。在一場為了生存的“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中，“外人”很容易成為替罪羊。遊客與打工者截然相反的評價，正因為遊客是來消費的，他帶來了資源，而打工者是來工作的，他們很容易被視為潛在的資源爭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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