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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樑/文 1783年，硝煙遠去，北美十三殖民地經過一場苦戰後終告獨立。若時光停留在這一年，美國人沒什麼驕傲的資本——美洲大陸的南端，西葡殖民地戴著鐐銬但富足滋潤，人口過萬的大城市林立，歐式奢華沙龍令人目不暇接，依照達維拉《我們的美洲人》裡列舉的數字，伊比利亞美洲的出口總值竟是27倍於新生的美國。然而，百年之後，美洲的格局就徹底逆轉，鍍金時代的美利堅躍升為世界一流強國，獲得獨立的拉丁美洲諸國卻在政治混亂與經濟疲敝中苦苦掙扎。美洲盛衰倒轉，根源何在？
豐饒的苦難，貧瘠的幸運
拉丁美洲獨立時代的詩人貝略，在《美洲頌歌》開篇一句就誇耀道，“歡呼，哦，肥沃的地帶！”誠然，他有理由自豪，伊比利亞美洲坐擁得天獨厚的資源。為黃金和肉桂而來的哥倫布和皮薩羅們，縱使沒能踏入傳說中的“黃金之國”，卻給國王帶回了幾個世紀的希望——黃金、白銀、紅木、咖啡，以及哥倫布大交換裡數不盡的珍貴作物，不僅支撐起了歐洲宮廷的奢侈用度，甚至間接誘發了東亞的人口大爆炸。
然而，它的豐饒，正是它的苦難之根。貪慾被喚醒的伊比利亞人，來不及深思熟慮地為新領地做出長遠規劃，擺在眼前的真金白銀也容不得政治實驗的冒險，照搬舊大陸體制，成了取巧的選擇。遙遠的新大陸上，官僚系統、社會風尚、市中心的大廣場，都浸淫著宗主國的氣息。但走馬燈般往來上任的殖民地總督們，很難將他鄉當作故鄉，他們的薪水並不豐厚，開銷卻不菲，唯有借職務之便大撈一筆，才算“不虛此行”。何況，總督手裡攥著金山銀山，從伊斯帕尼奧拉和波帕揚的黃金，到瓜納華託和波託西的白銀，財富源源不斷地被運往港口，繼而供給全世界。厄爾·漢密爾頓爬梳西班牙檔案，統計得出，自1503年至1660年，有185噸黃金與1.6萬噸白銀運抵塞維利亞港，不過這僅是登記在冊的數目，從金銀礦產地到港口途中殖民地官員的層層盤剝與英國海盜的大肆劫掠，都是無法估量的數字，美洲貴金屬輸出之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可惜，數量龐大的美洲金銀，依然填不滿西班牙王室的肚子。正如後世的經典比喻，西班牙就像一張嘴，填進食物加以咀嚼，僅為把它送到別的器官，除了經過的氣味和偶爾粘在牙齒上的碎屑，什麼都沒有留下。囊中羞澀的國王，把美洲官職高價售出，加速了殖民地的腐敗。甚至對於王室命令，殖民地官員也奉行“我服從，但我不執行”的原則，與大莊園主沆瀣一氣，無視法律，壟斷了社會資源與晉升之途，故而1815年玻利瓦爾在《牙買加來信》中憤恨地寫道，“在至今還盛行的西班牙制度中，美洲人在社會中只能當奴隸，最多也不過是一個簡單的消費者。連勞動也受到種種限制：如不準種植歐洲的果樹，不準生產西班牙王國所壟斷的產品，不準建立西班牙本身所沒有的工廠，連生活必需品的貿易都被西班牙人專門控制，在美洲各省之間設置了種種障礙，使省與省之間互不接觸、不瞭解、不往來……我們偏僻的平原只准放牧；荒野只能用來狩獵；地下寶藏只用於挖掘金礦，而挖出來的金子卻永遠不能使這個貪婪的國家得到滿足。”
躺在豐饒財富上享樂的不只有伊比利亞半島，伊比利亞美洲的上流社會和新貴們不遑多讓，在《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裡，加萊亞諾以新興的波託西為例，描繪了殖民地的奢靡——17世紀初，這裡已有36座富麗堂皇的教堂、14座舞蹈學校與為數眾多的賭場，巴黎禮帽、錫蘭寶石、那不勒斯長筒襪、威尼斯玻璃、波斯地毯、阿拉伯香水、中國瓷器點綴著花花世界，靠礦吃礦的富人終日與800多名職業賭徒、100多位妓女廝混，當地法官抱怨道：“波託西總是少不了新奇事、厚顏無恥與傲慢無禮。”
在山水相隔的北美，殖民者的慾望要簡樸許多，生存一度是他們僅有的需求。起初，他們追索黃金，日記裡分明寫著，“除了挖黃金、鍛造黃金、運輸黃金之外，沒有其他的話題、希望、工作。”可是，正如《美洲五百年》記載，在詹姆斯敦的一百餘位首批定居者裡，只有38人活到了登陸之後的9個月，陌生的蔬菜、新奇的動物、危險的土著、致命的疾病將一切美夢擊碎。倖存者沒有找到黃金，只摸到了被稱為“愚人金”的黃鐵礦。
土地的貧瘠讓北美領略了另一種命運，在“荒野中的錫安”，清教徒找到心靈棲息之地，英王則失去了耐心。自生自滅的墾殖者學會了自治，也學會了在狹小的內部市場互通有無。正是由於無利可圖，英國議會默認了“有益的忽視”政策，只要殖民地保持忠誠，就不過問太多細枝末節。任期短暫的總督，也索性不把大權緊握，放任地方精英充當政治潤滑油，分擔基層治理。此類寬容，讓北美人迅速成熟起來，美利堅開國功勳的群星璀璨就得益於此。
分道揚鑣的美洲獨立革命
南北美洲命運的岔路口，出現在獨立運動時代。兩者都遭受了不小的磨難，卻收穫了不同的結局。
為了避免過分拔高美國獨立的意義，坦率而言，北美的崛起應該最先歸功於18世紀中葉的人口膨脹。獨立戰爭爆發前夕，佐治亞、弗吉尼亞等往日的貧瘠之地湧入眾多定居者，“一座座房屋拔地而起，數量驚人，一片片田地被開墾出來，廣泛開展的工業向一群膽大又不知疲倦的人敞開了大門。”此情此景，背後是移民家庭對未來前景的樂觀預期，這與北美寬鬆的自治氛圍密不可分。
獨立之初，美國無疑是幸運的。儘管開國精英圍繞聯邦制與州權激烈辯論，但沒人幻想重投王權懷抱，新生政權避免了毀於內鬥。在一些轉折時刻，南方鄰居也送上了關鍵助攻。譬如，海地的革命與黃熱病困死了拿破崙的妹夫，讓法國失去覬覦美洲的踏板，美國得以趁機將路易斯安那收入囊中，領土擴張一倍有餘。
反觀西葡殖民地，形勢就要複雜許多。拿破崙戰爭將葡萄牙王室趕到了巴西，雖然讓它地位抬升，卻也把它的命運與宗主國牢牢綁在一起，致使巴西共和國的誕生遲了半個多世紀。而西班牙殖民帝國的崩潰，如費爾南多-阿梅斯托之總結，一部分是由於太大，一部分是由於太富裕，每一地的精英階層都太過龐大，不願意向中央集中資金和權力。事實的確如此，“解放者”玻利瓦爾組成美洲聯邦的計劃毫不意外地落空，拉丁美洲浴血奮戰得來的獨立成果不出幾年光景就被各地的考迪羅（Caudil－lo，首領、頭領）侵吞。殖民時代的禍患，在拉丁美洲獨立後顯露無遺。由於西班牙的垂直管理，各地數百年間聯絡寥寥無幾，也沒能形成相互依賴的貿易網絡。人們根本缺乏統一的觀念，以獨立運動的策源地委內瑞拉為例，即便到了19世紀初，他們也少有美洲人與委內瑞拉人的概念，只是自詡庫瑪拉人或加拉加斯人。
更刨根問底一點，西葡殖民地面對世紀之交的革命洪流，其實從未做好獨立的準備。玻利瓦爾在《牙買加來信》裡就有過預言：“美洲人突然站了起來，事先一無所知。最成問題的是，他們沒有掌管公共事務的實踐，難以在世界舞臺上掌握立法者、律師、司庫、外交官、將軍等以及其他高級或次一級的官職，而這些官職是一個有組織的國家通常必設的。”經濟層面，殖民地也措手不及。自從捲入獨立戰爭，墨西哥的國民生產總值就不斷下滑，直到1860年代才勉強恢復到殖民地晚期的水準。那裡的銀礦岌岌可危，不只由於戰亂破壞礦井、水泵和坑道，還在於大批有經驗的礦工戰死沙場，更重要的是，少了西班牙殖民政府，採礦必需品水銀無法保證供應。原本在英國頗受歡迎的銀礦股票下跌，蒙受損失的英國人，將拿破崙戰爭留下的槍支彈藥賣到了墨西哥戰場，才算挽回了一點損失。南方亂局，倒是又為北美獻上了良機，美國抓緊時機拉攏了新的貿易伙伴，部分填補美洲出口真空，還實現了海運的飛速增長。
眼見獨立的紅利將盡，新生的拉丁美洲國家走上窮途，復辟成了一股風潮。獨立戰爭年代，共同目標將各路豪強綁在一起，合力擊敗了西班牙人。一旦敵人退場，誰主沉浮就成了核心議題。政治經驗的失位，令新生國家無法控制各懷野心的地方，集權或稱帝變成一種解決問題的捷徑。擊退保王黨、宣佈墨西哥獨立的伊圖爾維德戴上王冠，不久就落得兵敗身死的下場。挫敗法國人的海地領袖德薩林內斯自封皇帝，規劃了入侵美國的雄圖大志，但很快就被推翻，他死後國家一分為二，部分遺產由另一個暴君繼承。弗朗西亞博士是巴拉圭獨立功勳，但任內閉關鎖國，拒絕向原拉普拉塔總督區的鄰居們靠攏，也被掌控輿論之人視同獨夫。就連玻利瓦爾也不能倖免，玻利維亞為他打下終身總統的伏筆，連累他被斥為獨裁者，他的老部下桑坦德以行刺爭權，他的理想繼承人蘇克雷則死於一場分離主義的暗殺。以今觀之，領袖們的權欲固然會被後世鄙夷，但拉丁美洲的政治膚淺、經濟單調、文化破碎，在殖民地時代就已經註定，獨立運動的失敗只是一顆無可挽回的惡果。
吸血與擴張：命運天平傾倒了
真正讓美洲盛衰倒轉的，是拉丁美洲獨立後的半個世紀光景。費爾南多-阿梅斯托提煉出南北分野的兩個要素：英雄主義與工業化，他的論證難以服眾，但觀點給人些許啟迪。
從安德魯·傑克遜、扎卡里·泰勒到尤利西斯·格蘭特甚至西奧多·羅斯福，脫下軍裝入主白宮的總統不在少數，美國人從不掩飾對於戰鬥英雄的好感。在刀光劍影的19世紀，美國經歷了白宮被焚的慘痛和兄弟鬩牆的劫難，但大多時候都在揮舞著大棒擴張，威逼西法或是屠戮印第安人，讓強權人物頻頻登上政治舞臺，如果沒有憲法這根韁繩，“美利堅拿破崙”將應運而生。拉丁美洲則不同，他們在制定憲法之初，已經參照了一些榜樣，美國、法國、西班牙都是效仿對象，也許天性使然，拉丁美洲各國的憲法有著鮮明的啟蒙風格，卻太過理想化，未經深思熟慮。新生國家的總統們面對一紙無法落地生根的規章，一籌莫展，只能將其一改再改。據布拉德福德·伯恩斯在《簡明拉丁美洲史》裡的統計，獨立以來，拉丁美洲草擬了大約兩百部憲法，它們大部分誕生在1850年之前，以委內瑞拉為甚，竟頒佈了22部憲法。如此亂象，導致了一個後果，憲法不能束縛權力，反而是權力定義了憲法。西班牙權威的真空，留給了獨立運動時代的英雄，他們缺乏治國經驗與綱要，只能攥緊權力，彈壓異己，篡改法律。相似一幕，不止在大哥倫比亞、智利、墨西哥、委內瑞拉等國，乃至在不乏離心傾向的州省皆曾上演，考迪羅政治是其表徵。在政治家薩米恩託眼裡，阿根廷就秉承了一種暴君的特性，主旋律是武力的優勢、最強者的主宰、沒有極限或者責任的權威、沒有程序或辯論的正義。這一觀點很有代表性，但英雄主義失去節制，強權即是歸宿。
至於工業化的差異，也是一種結果，而非根源。獨立後的美國，不斷通過購買和戰爭擴張領土，擁有了漫長邊境線與不受關稅壁壘阻礙的內部市場，還建立起先進的鐵路運輸線，為工業化做足了準備。拉丁美洲沒有與之相提並論的條件，布羅代爾提出過經典的雙重鎖鏈之說：“英國殖民地只要掙脫一根鎖鏈，擺脫與英國的關係，全部問題也就迎刃而解。另一個美洲則不然，它掙脫了與宗主國的隸屬關係後，並不等於就此從歐洲的控制下解脫出來。它只是擺脫了長期監視它、剝削它的兩個主人中的一個。”獨立英雄填補了西班牙的政治真空，英國商人則填補了經濟真空。保王黨的撤離，帶走了價值不菲的資財與富有管理經驗的精英，滿目瘡痍的拉丁美洲，僅為爭取到英國對獨立的承認，就被迫交出了部分特權。與西班牙人不同，自從1806年進攻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冒險失利，英國人就不再執著於實地佔領。他們心裡清楚，用債券和股票能做到的事情，沒必要動用艦船大炮。為了應付獨立戰爭開銷，各國都債臺高築，在此後的幾十年裡一直償還舊債。在隻手遮天的“隱形帝國”裡，英國商人和使節放出一筆筆利率驚人的貸款，以套取採礦、鐵路利權，經濟殖民力度，不遜西班牙人。
當然，拉丁美洲的被動，也可歸咎於殖民遺毒。以往的幾個世紀裡，西班牙急功近利的剝削方式，讓拉丁美洲的出口產業過於早熟，金銀礦日益枯竭，各國只能倚仗單一的經濟作物換取急需的資金。況且，西班牙遺產集中在港口，對於丘壑縱橫、雨林密佈的內地開發有限，各地貧富懸殊。於是，拉丁美洲出現了一個怪現象，英國壓榨各大港口或首都，港口又向內地吸血，各國遭遇經濟殖民的同時，大張旗鼓地內部殖民，外國商人或大家族掌控了進出口命脈，也堵塞了社會流動空間。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鍍金時代的美國崇尚實業，科學和專利與財富掛鉤，刺激了工業革命的萌發。如今，說到19世紀的美國，人們自然而然想到卡耐基、愛迪生、威斯汀豪斯之類出身底層的大企業家，而提及拉丁美洲，腦海裡只有咖啡、黃銅、鳥糞、硝石和金雞納霜。
若以結果倒推，人們總能羅列出美洲歧途的影響因素——後發優勢、良性制度、宗教倫理、傳統包袱、精英見識、國際環境、地理差異等等，但歷史畢竟不是一道設計精妙的計算題，我們無法說清哪一因素起了主導作用，又有哪一因素犁深了美洲的鴻溝。或許只能化用加萊亞諾的一句箴言作結：發展，是一場遇難者多於幸運兒的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