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楊方（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現在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清朝人口空前的增長與數量，甚至經濟發展，都主要歸因於美洲作物，甚至稱所謂的“康乾盛世”為“番薯盛世”，這完全是一種沒有根據的臆斷。實際上，直至1957年，玉米和薯類的種植面積也不到全國糧食種植面積的20%。 ——侯楊方
隨著人口總數的不斷增長，從18世紀中葉起，清朝的人口壓力已經越來越大。早在20世紀50年代，何炳棣就認為18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時，深思熟慮的一代中國人已開始為從該世紀最初數十年來已習以為常的生活水準明顯的下降所震驚”。
01 康乾盛世的人口壓力
原來中國的糧倉湖南與江西在豐年時僅有少數的餘糧，糧食價格自18世紀中葉起開始了持續穩定的上漲，當時的地方官員以及中央政府均認為人口增長是最根本的原因，認識到了人口壓力的存在。
作者：侯楊方（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現在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清朝人口空前的增長與數量，甚至經濟發展，都主要歸因於美洲作物，甚至稱所謂的“康乾盛世”為“番薯盛世”，這完全是一種沒有根據的臆斷。實際上，直至1957年，玉米和薯類的種植面積也不到全國糧食種植面積的20%。 ——侯楊方
隨著人口總數的不斷增長，從18世紀中葉起，清朝的人口壓力已經越來越大。早在20世紀50年代，何炳棣就認為18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時，深思熟慮的一代中國人已開始為從該世紀最初數十年來已習以為常的生活水準明顯的下降所震驚”。
01 康乾盛世的人口壓力
原來中國的糧倉湖南與江西在豐年時僅有少數的餘糧，糧食價格自18世紀中葉起開始了持續穩定的上漲，當時的地方官員以及中央政府均認為人口增長是最根本的原因，認識到了人口壓力的存在。
▲何炳隸
康熙皇帝對人口壓力有清楚的認識。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皇帝在祈谷的祭文中稱：“承平日久，生齒既繁。縱當大獲之歲，猶慮民食不充”；“本朝自統一區宇以來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戶口雖增，而土田並無所增，分一人之產供數家之用，其謀生焉能給足？”四十九年（1710年）稱：“民生所以未盡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戶口日繁，地不加增，產不加益，食用不給，理有必然”；五十一年（1712年）稱：“米價終未賤者，皆生齒日繁，閒人眾多之故耳。”
至於江南地區，早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南巡時，康熙皇帝便驚異地發現雖然“江浙……比歲以來蠲豁田賦，賑濟凶荒，有請必行……愛養之道備極周詳”，但“見百姓生計大不如前”。
康熙皇帝沒有理由誇大治下嚴峻的人口壓力。
隨著承平局面的持續，人口不斷增長，人口壓力只會越來越大，而除了封禁的東北地區外，中國的可耕地已基本開墾殆盡了。
雍正十三年（1735年），御史曹一士上疏：“我朝承平日久，生齒浩繁，苟屬可耕之土，必無不毛之鄉。”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帝認為中國內地已經開墾完畢：“若求可墾之地，則惟新疆烏魯木齊等處地土沃衍，尚可招徠屯墾。至於內地開墾一說，則斷無其事，各省督撫亦斷不得以此為言。”新疆雖大但可耕地有限，難以緩解巨大的人口壓力。
從明朝初年到乾隆中期，中國糧食總產量的提高要歸功於耕地面積的擴大與單產量的提高，這兩者的作用大致相等，但18世紀後半期中國內地的可耕地已經開墾殆盡之時，由於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糧食單產量的提高越發困難，那麼全國性的人口危機便會到來。
時人汪士鐸為此驚歎：“人多之害，山頂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闢老林，苗洞已開深菁，猶不足養，天地之力窮矣。”
乾隆中期以後，全國糧食總產量的增長開始低於人口增長的速度，甚至糧食單產量隨著氣候變冷、災害增加、水利設施的敗壞、地力的消耗開始下降，而民眾的生活水平則隨著人均糧食產量的持續下降而下降。中國已經面臨著全面性的人口壓力，社會、自然環境全面惡化。
在這個大背景下，傳統經濟已經難以維持數億民眾的生活水平，如果沒有經濟全面轉型、產業革命，生產力發生質的飛躍，則必然會出現全社會的經濟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危機。
02 乾隆才推廣美洲作物
面臨人口壓力帶來的社會危機，康熙皇帝選擇頻繁大力度地減免賦稅、賑災、治河、興修水利、改良農業技術、提高複種指數來應對。
在繼承上述措施的同時，乾隆皇帝與各級地方政府開始推廣種植美洲作物，玉米、番薯是主要的品種。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皇帝意識到“番薯既可充食，兼能耐旱，必使民間共知其利，廣為栽種，接濟民食，亦屬備荒之一法”。
作者：侯楊方（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現在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清朝人口空前的增長與數量，甚至經濟發展，都主要歸因於美洲作物，甚至稱所謂的“康乾盛世”為“番薯盛世”，這完全是一種沒有根據的臆斷。實際上，直至1957年，玉米和薯類的種植面積也不到全國糧食種植面積的20%。 ——侯楊方
隨著人口總數的不斷增長，從18世紀中葉起，清朝的人口壓力已經越來越大。早在20世紀50年代，何炳棣就認為18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時，深思熟慮的一代中國人已開始為從該世紀最初數十年來已習以為常的生活水準明顯的下降所震驚”。
01 康乾盛世的人口壓力
原來中國的糧倉湖南與江西在豐年時僅有少數的餘糧，糧食價格自18世紀中葉起開始了持續穩定的上漲，當時的地方官員以及中央政府均認為人口增長是最根本的原因，認識到了人口壓力的存在。
▲何炳隸
康熙皇帝對人口壓力有清楚的認識。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皇帝在祈谷的祭文中稱：“承平日久，生齒既繁。縱當大獲之歲，猶慮民食不充”；“本朝自統一區宇以來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戶口雖增，而土田並無所增，分一人之產供數家之用，其謀生焉能給足？”四十九年（1710年）稱：“民生所以未盡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戶口日繁，地不加增，產不加益，食用不給，理有必然”；五十一年（1712年）稱：“米價終未賤者，皆生齒日繁，閒人眾多之故耳。”
至於江南地區，早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南巡時，康熙皇帝便驚異地發現雖然“江浙……比歲以來蠲豁田賦，賑濟凶荒，有請必行……愛養之道備極周詳”，但“見百姓生計大不如前”。
康熙皇帝沒有理由誇大治下嚴峻的人口壓力。
隨著承平局面的持續，人口不斷增長，人口壓力只會越來越大，而除了封禁的東北地區外，中國的可耕地已基本開墾殆盡了。
雍正十三年（1735年），御史曹一士上疏：“我朝承平日久，生齒浩繁，苟屬可耕之土，必無不毛之鄉。”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帝認為中國內地已經開墾完畢：“若求可墾之地，則惟新疆烏魯木齊等處地土沃衍，尚可招徠屯墾。至於內地開墾一說，則斷無其事，各省督撫亦斷不得以此為言。”新疆雖大但可耕地有限，難以緩解巨大的人口壓力。
從明朝初年到乾隆中期，中國糧食總產量的提高要歸功於耕地面積的擴大與單產量的提高，這兩者的作用大致相等，但18世紀後半期中國內地的可耕地已經開墾殆盡之時，由於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糧食單產量的提高越發困難，那麼全國性的人口危機便會到來。
時人汪士鐸為此驚歎：“人多之害，山頂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闢老林，苗洞已開深菁，猶不足養，天地之力窮矣。”
乾隆中期以後，全國糧食總產量的增長開始低於人口增長的速度，甚至糧食單產量隨著氣候變冷、災害增加、水利設施的敗壞、地力的消耗開始下降，而民眾的生活水平則隨著人均糧食產量的持續下降而下降。中國已經面臨著全面性的人口壓力，社會、自然環境全面惡化。
在這個大背景下，傳統經濟已經難以維持數億民眾的生活水平，如果沒有經濟全面轉型、產業革命，生產力發生質的飛躍，則必然會出現全社會的經濟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危機。
02 乾隆才推廣美洲作物
面臨人口壓力帶來的社會危機，康熙皇帝選擇頻繁大力度地減免賦稅、賑災、治河、興修水利、改良農業技術、提高複種指數來應對。
在繼承上述措施的同時，乾隆皇帝與各級地方政府開始推廣種植美洲作物，玉米、番薯是主要的品種。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皇帝意識到“番薯既可充食，兼能耐旱，必使民間共知其利，廣為栽種，接濟民食，亦屬備荒之一法”。
玉米、番薯最大的優勢是適應力強，對土地要求不高，可以種植在貧瘠的山區丘陵坡地，不與傳統稻麥爭地。
為了鼓勵民眾墾荒，達到乾隆皇帝“野無曠土”“民食益裕”的目標，各級政府制定了各項優惠政策，對於新開墾的貧瘠山地丘陵以及零散地塊“永不升科”（永遠免稅），而這些土地主要用來種植玉米、番薯。
在政策的推動下，玉米、番薯逐漸在全國推廣：根據地方誌記載，在有觀察的266個府級政區中，1776年，還有118個沒有種植玉米，1820年降為72個，1851年則僅有40個。
03 錯在哪裡？
在乾隆晚期全國推廣玉米和番薯，人口也持續增長，並將在未來30年內突破4億。那麼，這兩者之間真的存在因果關係嗎？玉米和番薯對中國人口增長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陳志武在《量化歷史研究告訴我們什麼》中引述了“宮啟聖教授”（實為“龔啟聖”，JamesKung）的研究認為：“從1776年到1910年間，中國14.12%的人口增長是由玉米所致。而從16世紀初到20世紀初，中國糧食增量的55%是由於這三項新作物（玉米、番薯和土豆）。”這實際是龔啟聖與其學生聯合署名的成果，文章利用府級地方誌，將各府分為“有、無”玉米種植的兩個對照組，用統計方法推斷玉米對人口的影響，而並非陳志武所稱的利用了“1330個縣的縣誌”。
陳志武稱“：按照1776年、1820年、1851年、1890年、1910年幾個時間點看，在每個時期，已經採用玉米的縣人口密度明顯高於還沒采用玉米的縣，而且一個縣已經種植玉米的年份越長，其人口密度高出的就越多。種玉米的時間每多十年，其人口密度就多增5%—6%。經過各種嚴格計量方法的驗證，他們得出的結論為：是玉米帶動了中國的人口增長，而不是人口增長壓力迫使中國引進玉米、番薯。”
但如前所述，多種信息來源的大量史料確鑿無疑地表明，早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前，中國的人口壓力已經非常普遍，且越發嚴重，成為朝野的共識，正因為此，才迫使政府推廣、改良玉米、番薯這些並不適合中國人口味的美洲作物，即人口密度高、人口壓力大的地區更有動力引進玉米，而不是相反—因為引進了玉米而導致人口密度高、人口壓力大，這是倒果為因。
上文陳志武所引的論斷如果成立，將是中國經濟史的一項驚人的發現，但龔啟聖文引述的是帕金斯《中國農業發展》一書的結論，兩者的原文均寫明：“在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國糧食產量約55%的增長歸因於種植面積的擴張”，而根本不是如陳志武所講的那樣歸因於這三種美洲作物。這一錯誤也是驚人的。
“中國14.12%的人口增長是由玉米所致”嗎？答案是非常可疑的。因為地方誌中記錄的只是玉米種植的“有、無”問題，而並沒有記錄它的種植面積與產量，任何計量方法都無法僅根據“有、無”來準確計算出玉米對人口增長的影響。
04 美洲作物的影響不宜誇大
那麼以玉米、番薯、土豆為代表的美洲作物對清朝中國人口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作者：侯楊方（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現在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清朝人口空前的增長與數量，甚至經濟發展，都主要歸因於美洲作物，甚至稱所謂的“康乾盛世”為“番薯盛世”，這完全是一種沒有根據的臆斷。實際上，直至1957年，玉米和薯類的種植面積也不到全國糧食種植面積的20%。 ——侯楊方
隨著人口總數的不斷增長，從18世紀中葉起，清朝的人口壓力已經越來越大。早在20世紀50年代，何炳棣就認為18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時，深思熟慮的一代中國人已開始為從該世紀最初數十年來已習以為常的生活水準明顯的下降所震驚”。
01 康乾盛世的人口壓力
原來中國的糧倉湖南與江西在豐年時僅有少數的餘糧，糧食價格自18世紀中葉起開始了持續穩定的上漲，當時的地方官員以及中央政府均認為人口增長是最根本的原因，認識到了人口壓力的存在。
▲何炳隸
康熙皇帝對人口壓力有清楚的認識。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皇帝在祈谷的祭文中稱：“承平日久，生齒既繁。縱當大獲之歲，猶慮民食不充”；“本朝自統一區宇以來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戶口雖增，而土田並無所增，分一人之產供數家之用，其謀生焉能給足？”四十九年（1710年）稱：“民生所以未盡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戶口日繁，地不加增，產不加益，食用不給，理有必然”；五十一年（1712年）稱：“米價終未賤者，皆生齒日繁，閒人眾多之故耳。”
至於江南地區，早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南巡時，康熙皇帝便驚異地發現雖然“江浙……比歲以來蠲豁田賦，賑濟凶荒，有請必行……愛養之道備極周詳”，但“見百姓生計大不如前”。
康熙皇帝沒有理由誇大治下嚴峻的人口壓力。
隨著承平局面的持續，人口不斷增長，人口壓力只會越來越大，而除了封禁的東北地區外，中國的可耕地已基本開墾殆盡了。
雍正十三年（1735年），御史曹一士上疏：“我朝承平日久，生齒浩繁，苟屬可耕之土，必無不毛之鄉。”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帝認為中國內地已經開墾完畢：“若求可墾之地，則惟新疆烏魯木齊等處地土沃衍，尚可招徠屯墾。至於內地開墾一說，則斷無其事，各省督撫亦斷不得以此為言。”新疆雖大但可耕地有限，難以緩解巨大的人口壓力。
從明朝初年到乾隆中期，中國糧食總產量的提高要歸功於耕地面積的擴大與單產量的提高，這兩者的作用大致相等，但18世紀後半期中國內地的可耕地已經開墾殆盡之時，由於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糧食單產量的提高越發困難，那麼全國性的人口危機便會到來。
時人汪士鐸為此驚歎：“人多之害，山頂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闢老林，苗洞已開深菁，猶不足養，天地之力窮矣。”
乾隆中期以後，全國糧食總產量的增長開始低於人口增長的速度，甚至糧食單產量隨著氣候變冷、災害增加、水利設施的敗壞、地力的消耗開始下降，而民眾的生活水平則隨著人均糧食產量的持續下降而下降。中國已經面臨著全面性的人口壓力，社會、自然環境全面惡化。
在這個大背景下，傳統經濟已經難以維持數億民眾的生活水平，如果沒有經濟全面轉型、產業革命，生產力發生質的飛躍，則必然會出現全社會的經濟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危機。
02 乾隆才推廣美洲作物
面臨人口壓力帶來的社會危機，康熙皇帝選擇頻繁大力度地減免賦稅、賑災、治河、興修水利、改良農業技術、提高複種指數來應對。
在繼承上述措施的同時，乾隆皇帝與各級地方政府開始推廣種植美洲作物，玉米、番薯是主要的品種。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皇帝意識到“番薯既可充食，兼能耐旱，必使民間共知其利，廣為栽種，接濟民食，亦屬備荒之一法”。
玉米、番薯最大的優勢是適應力強，對土地要求不高，可以種植在貧瘠的山區丘陵坡地，不與傳統稻麥爭地。
為了鼓勵民眾墾荒，達到乾隆皇帝“野無曠土”“民食益裕”的目標，各級政府制定了各項優惠政策，對於新開墾的貧瘠山地丘陵以及零散地塊“永不升科”（永遠免稅），而這些土地主要用來種植玉米、番薯。
在政策的推動下，玉米、番薯逐漸在全國推廣：根據地方誌記載，在有觀察的266個府級政區中，1776年，還有118個沒有種植玉米，1820年降為72個，1851年則僅有40個。
03 錯在哪裡？
在乾隆晚期全國推廣玉米和番薯，人口也持續增長，並將在未來30年內突破4億。那麼，這兩者之間真的存在因果關係嗎？玉米和番薯對中國人口增長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陳志武在《量化歷史研究告訴我們什麼》中引述了“宮啟聖教授”（實為“龔啟聖”，JamesKung）的研究認為：“從1776年到1910年間，中國14.12%的人口增長是由玉米所致。而從16世紀初到20世紀初，中國糧食增量的55%是由於這三項新作物（玉米、番薯和土豆）。”這實際是龔啟聖與其學生聯合署名的成果，文章利用府級地方誌，將各府分為“有、無”玉米種植的兩個對照組，用統計方法推斷玉米對人口的影響，而並非陳志武所稱的利用了“1330個縣的縣誌”。
陳志武稱“：按照1776年、1820年、1851年、1890年、1910年幾個時間點看，在每個時期，已經採用玉米的縣人口密度明顯高於還沒采用玉米的縣，而且一個縣已經種植玉米的年份越長，其人口密度高出的就越多。種玉米的時間每多十年，其人口密度就多增5%—6%。經過各種嚴格計量方法的驗證，他們得出的結論為：是玉米帶動了中國的人口增長，而不是人口增長壓力迫使中國引進玉米、番薯。”
但如前所述，多種信息來源的大量史料確鑿無疑地表明，早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前，中國的人口壓力已經非常普遍，且越發嚴重，成為朝野的共識，正因為此，才迫使政府推廣、改良玉米、番薯這些並不適合中國人口味的美洲作物，即人口密度高、人口壓力大的地區更有動力引進玉米，而不是相反—因為引進了玉米而導致人口密度高、人口壓力大，這是倒果為因。
上文陳志武所引的論斷如果成立，將是中國經濟史的一項驚人的發現，但龔啟聖文引述的是帕金斯《中國農業發展》一書的結論，兩者的原文均寫明：“在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國糧食產量約55%的增長歸因於種植面積的擴張”，而根本不是如陳志武所講的那樣歸因於這三種美洲作物。這一錯誤也是驚人的。
“中國14.12%的人口增長是由玉米所致”嗎？答案是非常可疑的。因為地方誌中記錄的只是玉米種植的“有、無”問題，而並沒有記錄它的種植面積與產量，任何計量方法都無法僅根據“有、無”來準確計算出玉米對人口增長的影響。
04 美洲作物的影響不宜誇大
那麼以玉米、番薯、土豆為代表的美洲作物對清朝中國人口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清朝沒有各項糧食作物的產量統計，因此無法進行估計，但好在有民國初年的相應統計。1914—1918年，玉米與薯類（包括番薯、土豆以及中國本土的芋頭等在內）種植面積佔全國耕地總面積的7.2%，兩者合計的產量佔糧食總產量約為7.67%；20世紀20年代，玉米、番薯，包括中國本土的各種芋類在內的產量合計也只佔全國糧食產量的9%。
由於自清中期直到20世紀中期的100多年間，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的種植面積一直在穩定、快速增長，因此越往前推，這一比例只會更低，據吳慧估計，清中期（乾隆末到嘉慶年間）這兩種作物的產量合計僅佔全國糧食產量的4.63%，而且這一數據可能偏高。即使假定玉米、番薯、土豆全部（實際只有部分）作為人的食物，那麼它們對中國人口的增長作用也極為有限，乾隆末期之前更是微不足道，因此美洲作物對清朝人口巨量增長並突破2億、3億直至4億的作用並不大，養活中國數億人口的仍然是傳統作物。
實際上，直至1957年，玉米和薯類的種植面積也不到全國糧食種植面積的20%。
現在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清朝人口空前的增長與數量，甚至經濟發展，都主要歸因於美洲作物，甚至稱所謂的“康乾盛世”為“番薯盛世”，這完全是一種沒有根據的臆斷。
我並不反對歷史量化研究，事實上我的博士論文（主題為明清人口）以及《中國人口史》（第六卷）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計量。但量化研究有幾個必要的前提：背景要掌握得全面深入、數據的侷限性要清楚明白、來源要可靠無誤，這對於中國傳統時代的研究尤其重要。
明代官方黃冊中有大量超過100歲甚至200歲高齡的“人”，清代的“丁”有三種不同的計量單位與涵義，明清耕地“畝”與實際面積相去甚遠……如果不加辨析就對它們進行計量研究，只怕方法越複雜艱深，結論就會偏離事實越遠，這樣的量化研究豈非與研究求真的初衷背道而馳？
清代空前的人口數量是由於高產的美洲作物甘薯、玉米的引進，是因為它們不僅產量高，而且耐旱，可以種植在傳統作物難以生長的貧瘠、崎嶇的山區，擴大了作物面積，提高了全國糧食總產量，這一觀點可以適用於乾隆以後。
據乾隆五十四年的戶部統計，全國人口總數已經突破了3億，而美洲作物在全國的普遍推廣始於乾隆末期，乾隆皇帝本人還積極提倡、鼓勵。人類的生存前提是要有維持生命存在的基本食物，因此這一中國歷史上空前規模的人口數量實際意味著空前規模的食物產量，清代的經濟發展成就是傳統中國的最高峰。
本文摘自侯楊方《盛世西漢》《盛世康乾》
感謝中信出版·大方授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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