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隻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如此悲壯的話來自百歲老人馬相伯。他的一生曲曲折折，活到40歲還沒有方向，在耳順之年才找到所負使命，終成一代巨人。
1840年4月7日，馬相伯出生在一個天主教世家。1851年12歲的他瞞著家人，帶著行李，步行11天到上海，進入法國天主教會開辦的徐匯公學求學。他聰明過人，精通8國文字，尤其擅長演講，14歲即在學校擔任助教。期間有法國人聘他去法租界做事，他婉言拒絕道：“我學法文是為中國用，而不是為法國人用”，這種愛國情懷貫穿其一生。
由於在教會學校經常受到不平等對待，尤其一次，一個外國神甫來上海造訪，教會要求馬相伯騰出朝南的房間，馬心不平，怒而離去。
1876年，馬相伯投身政治，開始其曲折的政治生涯。1881年，馬相伯任高麗國王新政顧問，他成功說服王妃派皇子出國留學，可不久，高麗親日派政變，親中王妃被處死，馬無功而返。
1885年，馬相伯協助其弟馬建忠處理招商局事務，此時正值中法戰爭，法軍封鎖了所有往來公海的清廷船隻。馬氏兄弟為保證招商局利益，採取將船隻抵押給美資商行，事後再贖回的變通之法，這讓馬氏兄弟背上了漢奸的罵名。
1886年，馬相伯赴美借款籌建海軍，原本計劃借款2500萬，沒有到竟有24家美國銀行願借總額為5億的貸款。因為數額較大，條件又太優惠，反被朝廷懷疑，只好作罷。
馬相伯從政10年，因其天主教徒身份而沒有朝廷的官職名分，只得以李鴻章隨員身份處理其委託的政務。這些年，他把精力全部貢獻給了清朝的洋務事業，也可以說是全部浪費在這項最終失敗的事業中了。
1893年，馬相伯的妻子帶著大兒子回山東老家，雙雙死於海難；兩年後，母親沈氏去世，臨終時說”我的兒子是神甫，你既已不是神甫，我亦不認你是我的兒子“。母親臨死都不原諒自己離開教會從政，這兩件事給打擊馬相伯很大。
1897年，他決定重返教會，將尚未成年的一兒一女託付給教學撫養，自己則回到徐家彙隱修，並做出一個驚人決定：將自己3000畝田產捐獻給耶穌會，作為創辦“中西大學堂”的基金，且立下字據，自獻之後，永無反悔。當時他已經58歲了，可能以為剩下的時間不多了。誰曾想到，他以後還有40年，且全奉獻給了中國的教育事業。
1903年，震旦學院成立，馬相伯任院長，其教育理念是“崇尚科學，注重文藝，不談教理“。後來耶穌會要求把宗教課作為必修課，於是衝突產生。1905年初，耶穌會驅逐馬相伯，讓他”無病而入病院“。學生豈是唯唯諾諾之輩，決議退學，全校132名學生退學130名。後學生找到馬相伯，說：”我們都退學了，但是我們還要讀書“。他看到學生退學簽名冊老淚縱橫，冒著再次和教會決裂的風險，決定和學生站在一起，另辦新校。
1905年9月，復旦公學在吳淞成立。此時的馬相伯已經捐出自己的全部財產，辦復旦的資金全部是由他和學生們四處籌集。再接下來的33年裡，他還參與了輔仁大學的籌建。
1932年，93歲的馬相伯連續發表國難廣播演說，出任支援東北抗日義勇軍協會領袖，擔任上海各界救國會主席，出版了《馬相伯先生國難言論集》。
1937年底，上海淪陷，他隨家人撤退到桂林。1938年底，桂林也成了前線，在繼續後撤的過程中，不得不借道越南，此時，馬相伯已經虛弱不堪，只能在當地暫住靜養。
1939年，馬相伯按照中國曆法整整100歲。中共中央從延安發來賀電稱其為“國家之光，人類之瑞“；國民政府給他褒獎，稱讚他為”愛國老人“。馬相伯把親朋好友及學生們送的壽金，全部捐給了抗戰的傷兵和難民，這是他一生中的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傾其所有的奉獻。因逃難滯留越南諒山的馬相伯親自撰文回覆各界的盛情：“國無寧日，民不聊生，老朽何為，流離異域，正愧無德無功，每嫌多壽多辱！救國重於祝壽，當團結禦侮，願拼老命和愛國人民一道抗日救亡。”
1939年11月4日，馬相伯聽到一次打擊日軍的捷報後，激動不已，在興奮中辭世，終年100歲。
縱觀馬相伯百年人生，就是百年中國史。在艱難中曲折，在曲折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