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海德：和斯諾最早訪問陝北並留下的美國醫學博士，第一個加入中共的外國人，第一個加入中國國籍的外國人'
文/孫國林
美國醫學博士馬海德，是訪問陝北和延安的第一位高端人才。一切為人民的中國共產黨和充滿希望的邊區，強烈地吸引他留下來，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中。在延安，他很快“革命化”、“中國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邊區的醫療衛生建設做出重要貢獻。新中國成立後，他加入中國籍，擔任中央衛生部門的要職，為中國人民的健康事業忘我地工作著，直至生命的終結。馬海德在中國的成長和貢獻，是延安時期黨的對外開放、引進人才方針的成功範例。
懷抱理想來中國
1910年9月26日，美國紐約州布法羅市一個普通工人家庭裡，誕生了一個男孩。他的祖籍是黎巴嫩，父親原在巴黎一家鍊鋼廠做工，因不堪忍受老闆的殘酷壓榨和工頭肆意虐待，而漂洋過海移民到美國，在一家鍊鋼廠工作。父親給他取名為喬治·海德姆，也就是後來在中國鼎鼎大名的馬海德。
文/孫國林
美國醫學博士馬海德，是訪問陝北和延安的第一位高端人才。一切為人民的中國共產黨和充滿希望的邊區，強烈地吸引他留下來，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中。在延安，他很快“革命化”、“中國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邊區的醫療衛生建設做出重要貢獻。新中國成立後，他加入中國籍，擔任中央衛生部門的要職，為中國人民的健康事業忘我地工作著，直至生命的終結。馬海德在中國的成長和貢獻，是延安時期黨的對外開放、引進人才方針的成功範例。
懷抱理想來中國
1910年9月26日，美國紐約州布法羅市一個普通工人家庭裡，誕生了一個男孩。他的祖籍是黎巴嫩，父親原在巴黎一家鍊鋼廠做工，因不堪忍受老闆的殘酷壓榨和工頭肆意虐待，而漂洋過海移民到美國，在一家鍊鋼廠工作。父親給他取名為喬治·海德姆，也就是後來在中國鼎鼎大名的馬海德。
◆馬海德
喬治的童年是在貧窮中度過的。他永遠不會忘記，有一次，他因為鬧著要吃魚而遭到父親的一頓痛打。父親流著眼淚對他說：“你還小，長大了你就會明白我們家為什麼吃不上魚。”父親的一席話，深深地烙在他幼小的心靈裡。從此，喬治再也不提吃魚的事了，他好像一下子長大了。不久，可怕的瘟疫又向喬治一家襲來。和一批批倒下的貧困的工人一樣，喬治的爸爸、媽媽和弟弟也都染上了嚴重的疫病。這時，一位傳奇式的老醫生來到這裡，奔走於疫區，為工人們治病救命，也來到喬治家裡。這位醫生不僅帶來了藥品，還留下了一袋沉甸甸的食品。這種情景使喬治感動得淚水滾滾而落。他對媽媽說：“我要做一個像那位老醫生一樣的人，去給窮人治病，也要讓全世界的窮人家家都能吃上魚！”
貧窮的家境，鑄就了喬治倔強的性格，他奮發努力地向著自己理想的人生道路前進。1927年從當地中學畢業後，喬治考入北卡羅來納大學讀醫學預科。1929年他考入黎巴嫩貝魯特美國大學醫科。1931年進入瑞士日內瓦醫科大學攻讀臨床診斷，靠著勤工儉學和獎學金讀完了全部課程。1933年他畢業時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在求學期間，喬治結識了一位中國留學生，從他那裡瞭解到古老的東方悠久燦爛的文化，同時也瞭解到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後、任由西方宰割的國度。在那裡，悠久的文明與落後並存，中國人被稱為“東亞病夫”。此時喬治正在研究東方熱帶病，中國恰恰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目的地。後來他看到一篇《中國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報道，心裡很衝動。1933年11月，他毅然漂洋過海，孑然一身，來到中國這塊陌生的土地上。喬治先後在上海廣慈醫院和雷士德醫院工作，後來和兩位同學合開了一家診所。儘管收入十分微薄，但他仍不分晝夜地救死扶傷，為解救人們的病痛努力地工作著。
文/孫國林
美國醫學博士馬海德，是訪問陝北和延安的第一位高端人才。一切為人民的中國共產黨和充滿希望的邊區，強烈地吸引他留下來，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中。在延安，他很快“革命化”、“中國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邊區的醫療衛生建設做出重要貢獻。新中國成立後，他加入中國籍，擔任中央衛生部門的要職，為中國人民的健康事業忘我地工作著，直至生命的終結。馬海德在中國的成長和貢獻，是延安時期黨的對外開放、引進人才方針的成功範例。
懷抱理想來中國
1910年9月26日，美國紐約州布法羅市一個普通工人家庭裡，誕生了一個男孩。他的祖籍是黎巴嫩，父親原在巴黎一家鍊鋼廠做工，因不堪忍受老闆的殘酷壓榨和工頭肆意虐待，而漂洋過海移民到美國，在一家鍊鋼廠工作。父親給他取名為喬治·海德姆，也就是後來在中國鼎鼎大名的馬海德。
◆馬海德
喬治的童年是在貧窮中度過的。他永遠不會忘記，有一次，他因為鬧著要吃魚而遭到父親的一頓痛打。父親流著眼淚對他說：“你還小，長大了你就會明白我們家為什麼吃不上魚。”父親的一席話，深深地烙在他幼小的心靈裡。從此，喬治再也不提吃魚的事了，他好像一下子長大了。不久，可怕的瘟疫又向喬治一家襲來。和一批批倒下的貧困的工人一樣，喬治的爸爸、媽媽和弟弟也都染上了嚴重的疫病。這時，一位傳奇式的老醫生來到這裡，奔走於疫區，為工人們治病救命，也來到喬治家裡。這位醫生不僅帶來了藥品，還留下了一袋沉甸甸的食品。這種情景使喬治感動得淚水滾滾而落。他對媽媽說：“我要做一個像那位老醫生一樣的人，去給窮人治病，也要讓全世界的窮人家家都能吃上魚！”
貧窮的家境，鑄就了喬治倔強的性格，他奮發努力地向著自己理想的人生道路前進。1927年從當地中學畢業後，喬治考入北卡羅來納大學讀醫學預科。1929年他考入黎巴嫩貝魯特美國大學醫科。1931年進入瑞士日內瓦醫科大學攻讀臨床診斷，靠著勤工儉學和獎學金讀完了全部課程。1933年他畢業時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在求學期間，喬治結識了一位中國留學生，從他那裡瞭解到古老的東方悠久燦爛的文化，同時也瞭解到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後、任由西方宰割的國度。在那裡，悠久的文明與落後並存，中國人被稱為“東亞病夫”。此時喬治正在研究東方熱帶病，中國恰恰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目的地。後來他看到一篇《中國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報道，心裡很衝動。1933年11月，他毅然漂洋過海，孑然一身，來到中國這塊陌生的土地上。喬治先後在上海廣慈醫院和雷士德醫院工作，後來和兩位同學合開了一家診所。儘管收入十分微薄，但他仍不分晝夜地救死扶傷，為解救人們的病痛努力地工作著。
◆1936年6月，喬治和埃德加·斯諾一起歷盡艱辛，來到陝北蘇區。他們在蘇區的前線和後方進行參觀、採訪。
喬治原計劃在中國只停留一年，然後回美國。但當他看到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政府的腐敗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後，認識到中國人民需要的不僅是藥物，更需要吃的、穿的，這是他作為一個醫生無法解決的。喬治意識到，只有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的社會結構，才能徹底改變中國勞動人民的悲慘命運。
在上海，喬治結識了一批國際友人，如美國的史沫特萊、新西蘭的路易·艾黎、德國的希伯等。1934年，喬治結識了宋慶齡。從她那裡，他知道了中國還有另一個世界，那就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根據地。他參加了由僑居上海的外國進步人士組織的馬克思主義讀書會，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和研究中國革命問題。他走出診所，到幾十家工廠調查職業病和營養不良的狀況。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社會的實際使喬治認識到：一個醫生一天只能救活十個、百個患者，而不良的社會制度卻產生著成千上萬的病人、乞丐……要拯救整個工人階級和貧病交加的人們，必須另找出路。
一天，友人史沫特萊給喬治帶來了江西“蘇區”新鮮、動人的消息。蘇區人民當家作主、沒有剝削壓迫的嶄新生活，強烈地吸引著喬治。他找到宋慶齡，提出要到江西蘇區隊伍中去，為那些獻身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傷病員服務。而且，他還說，必要時他也可以拿起槍來加入紅軍隊伍，一起打擊敵人。
喬治這一願望未能實現。因為此時工農紅軍已經開始了戰略大轉移，踏上漫漫長征路。在這期間，喬治一面繼續行醫，一面在宋慶齡的囑託下完成了許多掩護地下革命工作者的任務。他開的診所常常成為中國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聯絡、開會的地方。與此同時，喬治還為美國的《工人日報》撰寫介紹中國紅軍長征情況和揭露中國社會的黑暗及國民黨腐敗的文章。
1936年春，中共中央從陝北輾轉給上海的地下黨發來信函，指示邀請一位“誠摯的西方新聞工作者”訪問陝北蘇區，並把他的見聞告訴全世界；還要邀請一位“訓練有素的西醫”，來幫助陝北蘇區創建醫療事業。一天晚上，宋慶齡將喬治請到家中，轉告了這一邀請，併為其安全進入陝北蘇區做了精心周到的安排。喬治喜出望外，立即做好準備，等待上路。當時計劃訪問完即返回上海。
這一邀請，是中共中央發出的第一個重要的、對外開放的信號。同時，它也表明黨對自己為之奮鬥事業必勝的無比自信，意義深遠！
冒險訪問到陝北
1936年6月，喬治避開上海國民黨特務機關的視線，在西安與來自北平的埃德加·斯諾祕密會合。7月初，他們乘坐東北軍的卡車，由西安到達膚施（即延安，當時為東北軍控制）。然後步行，於7月9日到達紅軍前沿司令部所在地安塞。剛一到達，他們就受到一個蓄著濃密黑鬍子，雙目炯炯有神，態度溫和的青年“軍官”的接待。這位“軍官”用流利的英語同他們交談，喬治大感意外。談話中他們才知道，接待他們的是大名鼎鼎的周恩來。周恩來說：“我們歡迎來蘇區訪問的任何一個記者和醫生。阻礙你們來訪的不是我們，而是國民黨。你們可以把看到的一切都寫出來，我們將從各方面幫助你們瞭解蘇區的情況。”喬治沒想到，剛來到這個“神祕”之地，就受到如此熱情的接待，興奮得徹夜未眠。
喬治在安塞住了兩天，同周恩來談了他來訪的計劃和要求，受到周的高度讚賞。第三天，周恩來派紅軍戰士護送他們，爬山越溝，闖過重重封鎖線，勝利到達陝北蘇區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縣），受到更為隆重的接待。1936年7月14日，保安隆重舉行歡迎斯諾、喬治大會，毛澤東出席並講話。大多數中共中央委員和在此的全部政治局委員同群眾一起，熱烈歡迎第一批到訪的外國人。群眾打出的歡迎橫幅上用中英文寫著：“歡迎美國記者來蘇區調查！” “歡迎喬治大夫來蘇區工作！”
7月16日，他們受到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副主席的親切接見。經過一段時間訪問後，黨中央派伍修權擔任翻譯，陪同斯諾和喬治到寧夏豫旺堡考察訪問。
同年8月16日，喬治和斯諾穿著紅軍的服裝，來到紅軍駐地豫旺堡，受到中國人民抗日紅軍西方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的熱烈歡迎。在豫旺堡南垣隆重召開的軍民聯歡大會上，斯諾和喬治做了熱情洋溢的演講，觀看了紅軍的演習，並高興地跨上了紅一軍團贈送給他們的戰馬，高興地繞場跑了好幾圈，讓很少見過“大鼻子”的紅軍戰士一睹這奇異的風采，領略西方人的友誼之情。
由於喬治懂得阿拉伯語和阿拉伯文字，當地回族群眾對他尤為信任和尊重，把他當作來自麥加的“哈吉”，經常請他到家裡吃飯，與他親切交談。喬治給當地回族群眾看病，傳授衛生知識，很快與群眾打成一片。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遂請他幫助做回族群眾的工作。於是他把有關我黨的民族宗教政策摘譯成阿拉伯文字，讓紅軍戰士“照貓畫虎”地刷在牆上做宣傳，這對於號召回族人民支援紅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高超的醫術和對群眾的熱情態度，得到回族人民的愛戴。
在豫旺堡期間，喬治了解到回族群眾中姓馬的人很多，寧夏還有一句俗語：“十個回回九個馬，一個不姓馬就姓哈。”喬治為了表達永遠同回族兄弟、同中國人民的友好心願，決定也姓馬，將自己的原名喬治·海德姆改為馬海德。
4個月過後，當斯諾完成採訪任務離開邊區時，馬海德卻改變了原來“訪問後返回上海”的計劃。他對斯諾說：“這裡的醫院和群眾、病人都需要我。我決定留在陝北工作，要為中國革命事業做一些貢獻。”這一決定，使馬海德的人生軌跡步入一條嶄新的革命大道。
寶塔山下的萬能博士
1937年1月，馬海德揹著宋慶齡送給他的醫藥箱，隨部隊進入陝北的延安。他以滿腔熱情一邊緊張地投入診療工作，一邊進行調查研究。1937年2月，馬海德因為工作成績突出，被光榮地吸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他說：“從此，我能夠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為一個客人置身於這場偉大的解放事業之中，我感到極大地愉快。”
到延安後的一個多月中，他巡視了陝北各地的醫療單位，掌握了大量真實材料，給中央寫了一份詳細的調查報告，提出了改進蘇區醫療事業的建議。毛澤東很欣賞他的這份專業報告，遂接受了馬海德參加紅軍的請求，並任命他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衛生顧問。全面抗戰爆發後，馬海德又擔任八路軍衛生部顧問，並隨部隊到山西五臺山八路軍總部工作。這時他年僅26歲。
文/孫國林
美國醫學博士馬海德，是訪問陝北和延安的第一位高端人才。一切為人民的中國共產黨和充滿希望的邊區，強烈地吸引他留下來，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中。在延安，他很快“革命化”、“中國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邊區的醫療衛生建設做出重要貢獻。新中國成立後，他加入中國籍，擔任中央衛生部門的要職，為中國人民的健康事業忘我地工作著，直至生命的終結。馬海德在中國的成長和貢獻，是延安時期黨的對外開放、引進人才方針的成功範例。
懷抱理想來中國
1910年9月26日，美國紐約州布法羅市一個普通工人家庭裡，誕生了一個男孩。他的祖籍是黎巴嫩，父親原在巴黎一家鍊鋼廠做工，因不堪忍受老闆的殘酷壓榨和工頭肆意虐待，而漂洋過海移民到美國，在一家鍊鋼廠工作。父親給他取名為喬治·海德姆，也就是後來在中國鼎鼎大名的馬海德。
◆馬海德
喬治的童年是在貧窮中度過的。他永遠不會忘記，有一次，他因為鬧著要吃魚而遭到父親的一頓痛打。父親流著眼淚對他說：“你還小，長大了你就會明白我們家為什麼吃不上魚。”父親的一席話，深深地烙在他幼小的心靈裡。從此，喬治再也不提吃魚的事了，他好像一下子長大了。不久，可怕的瘟疫又向喬治一家襲來。和一批批倒下的貧困的工人一樣，喬治的爸爸、媽媽和弟弟也都染上了嚴重的疫病。這時，一位傳奇式的老醫生來到這裡，奔走於疫區，為工人們治病救命，也來到喬治家裡。這位醫生不僅帶來了藥品，還留下了一袋沉甸甸的食品。這種情景使喬治感動得淚水滾滾而落。他對媽媽說：“我要做一個像那位老醫生一樣的人，去給窮人治病，也要讓全世界的窮人家家都能吃上魚！”
貧窮的家境，鑄就了喬治倔強的性格，他奮發努力地向著自己理想的人生道路前進。1927年從當地中學畢業後，喬治考入北卡羅來納大學讀醫學預科。1929年他考入黎巴嫩貝魯特美國大學醫科。1931年進入瑞士日內瓦醫科大學攻讀臨床診斷，靠著勤工儉學和獎學金讀完了全部課程。1933年他畢業時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在求學期間，喬治結識了一位中國留學生，從他那裡瞭解到古老的東方悠久燦爛的文化，同時也瞭解到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後、任由西方宰割的國度。在那裡，悠久的文明與落後並存，中國人被稱為“東亞病夫”。此時喬治正在研究東方熱帶病，中國恰恰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目的地。後來他看到一篇《中國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報道，心裡很衝動。1933年11月，他毅然漂洋過海，孑然一身，來到中國這塊陌生的土地上。喬治先後在上海廣慈醫院和雷士德醫院工作，後來和兩位同學合開了一家診所。儘管收入十分微薄，但他仍不分晝夜地救死扶傷，為解救人們的病痛努力地工作著。
◆1936年6月，喬治和埃德加·斯諾一起歷盡艱辛，來到陝北蘇區。他們在蘇區的前線和後方進行參觀、採訪。
喬治原計劃在中國只停留一年，然後回美國。但當他看到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政府的腐敗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後，認識到中國人民需要的不僅是藥物，更需要吃的、穿的，這是他作為一個醫生無法解決的。喬治意識到，只有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的社會結構，才能徹底改變中國勞動人民的悲慘命運。
在上海，喬治結識了一批國際友人，如美國的史沫特萊、新西蘭的路易·艾黎、德國的希伯等。1934年，喬治結識了宋慶齡。從她那裡，他知道了中國還有另一個世界，那就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根據地。他參加了由僑居上海的外國進步人士組織的馬克思主義讀書會，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和研究中國革命問題。他走出診所，到幾十家工廠調查職業病和營養不良的狀況。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社會的實際使喬治認識到：一個醫生一天只能救活十個、百個患者，而不良的社會制度卻產生著成千上萬的病人、乞丐……要拯救整個工人階級和貧病交加的人們，必須另找出路。
一天，友人史沫特萊給喬治帶來了江西“蘇區”新鮮、動人的消息。蘇區人民當家作主、沒有剝削壓迫的嶄新生活，強烈地吸引著喬治。他找到宋慶齡，提出要到江西蘇區隊伍中去，為那些獻身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傷病員服務。而且，他還說，必要時他也可以拿起槍來加入紅軍隊伍，一起打擊敵人。
喬治這一願望未能實現。因為此時工農紅軍已經開始了戰略大轉移，踏上漫漫長征路。在這期間，喬治一面繼續行醫，一面在宋慶齡的囑託下完成了許多掩護地下革命工作者的任務。他開的診所常常成為中國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聯絡、開會的地方。與此同時，喬治還為美國的《工人日報》撰寫介紹中國紅軍長征情況和揭露中國社會的黑暗及國民黨腐敗的文章。
1936年春，中共中央從陝北輾轉給上海的地下黨發來信函，指示邀請一位“誠摯的西方新聞工作者”訪問陝北蘇區，並把他的見聞告訴全世界；還要邀請一位“訓練有素的西醫”，來幫助陝北蘇區創建醫療事業。一天晚上，宋慶齡將喬治請到家中，轉告了這一邀請，併為其安全進入陝北蘇區做了精心周到的安排。喬治喜出望外，立即做好準備，等待上路。當時計劃訪問完即返回上海。
這一邀請，是中共中央發出的第一個重要的、對外開放的信號。同時，它也表明黨對自己為之奮鬥事業必勝的無比自信，意義深遠！
冒險訪問到陝北
1936年6月，喬治避開上海國民黨特務機關的視線，在西安與來自北平的埃德加·斯諾祕密會合。7月初，他們乘坐東北軍的卡車，由西安到達膚施（即延安，當時為東北軍控制）。然後步行，於7月9日到達紅軍前沿司令部所在地安塞。剛一到達，他們就受到一個蓄著濃密黑鬍子，雙目炯炯有神，態度溫和的青年“軍官”的接待。這位“軍官”用流利的英語同他們交談，喬治大感意外。談話中他們才知道，接待他們的是大名鼎鼎的周恩來。周恩來說：“我們歡迎來蘇區訪問的任何一個記者和醫生。阻礙你們來訪的不是我們，而是國民黨。你們可以把看到的一切都寫出來，我們將從各方面幫助你們瞭解蘇區的情況。”喬治沒想到，剛來到這個“神祕”之地，就受到如此熱情的接待，興奮得徹夜未眠。
喬治在安塞住了兩天，同周恩來談了他來訪的計劃和要求，受到周的高度讚賞。第三天，周恩來派紅軍戰士護送他們，爬山越溝，闖過重重封鎖線，勝利到達陝北蘇區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縣），受到更為隆重的接待。1936年7月14日，保安隆重舉行歡迎斯諾、喬治大會，毛澤東出席並講話。大多數中共中央委員和在此的全部政治局委員同群眾一起，熱烈歡迎第一批到訪的外國人。群眾打出的歡迎橫幅上用中英文寫著：“歡迎美國記者來蘇區調查！” “歡迎喬治大夫來蘇區工作！”
7月16日，他們受到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副主席的親切接見。經過一段時間訪問後，黨中央派伍修權擔任翻譯，陪同斯諾和喬治到寧夏豫旺堡考察訪問。
同年8月16日，喬治和斯諾穿著紅軍的服裝，來到紅軍駐地豫旺堡，受到中國人民抗日紅軍西方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的熱烈歡迎。在豫旺堡南垣隆重召開的軍民聯歡大會上，斯諾和喬治做了熱情洋溢的演講，觀看了紅軍的演習，並高興地跨上了紅一軍團贈送給他們的戰馬，高興地繞場跑了好幾圈，讓很少見過“大鼻子”的紅軍戰士一睹這奇異的風采，領略西方人的友誼之情。
由於喬治懂得阿拉伯語和阿拉伯文字，當地回族群眾對他尤為信任和尊重，把他當作來自麥加的“哈吉”，經常請他到家裡吃飯，與他親切交談。喬治給當地回族群眾看病，傳授衛生知識，很快與群眾打成一片。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遂請他幫助做回族群眾的工作。於是他把有關我黨的民族宗教政策摘譯成阿拉伯文字，讓紅軍戰士“照貓畫虎”地刷在牆上做宣傳，這對於號召回族人民支援紅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高超的醫術和對群眾的熱情態度，得到回族人民的愛戴。
在豫旺堡期間，喬治了解到回族群眾中姓馬的人很多，寧夏還有一句俗語：“十個回回九個馬，一個不姓馬就姓哈。”喬治為了表達永遠同回族兄弟、同中國人民的友好心願，決定也姓馬，將自己的原名喬治·海德姆改為馬海德。
4個月過後，當斯諾完成採訪任務離開邊區時，馬海德卻改變了原來“訪問後返回上海”的計劃。他對斯諾說：“這裡的醫院和群眾、病人都需要我。我決定留在陝北工作，要為中國革命事業做一些貢獻。”這一決定，使馬海德的人生軌跡步入一條嶄新的革命大道。
寶塔山下的萬能博士
1937年1月，馬海德揹著宋慶齡送給他的醫藥箱，隨部隊進入陝北的延安。他以滿腔熱情一邊緊張地投入診療工作，一邊進行調查研究。1937年2月，馬海德因為工作成績突出，被光榮地吸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他說：“從此，我能夠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為一個客人置身於這場偉大的解放事業之中，我感到極大地愉快。”
到延安後的一個多月中，他巡視了陝北各地的醫療單位，掌握了大量真實材料，給中央寫了一份詳細的調查報告，提出了改進蘇區醫療事業的建議。毛澤東很欣賞他的這份專業報告，遂接受了馬海德參加紅軍的請求，並任命他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衛生顧問。全面抗戰爆發後，馬海德又擔任八路軍衛生部顧問，並隨部隊到山西五臺山八路軍總部工作。這時他年僅26歲。
◆1939年毛澤東同馬海德在延安。
1937年底，馬海德奉命回延安籌建陝甘寧邊區醫院。1938年，宋慶齡在香港成立了保衛中國大同盟，馬海德受宋慶齡委託，經常向該同盟報告陝甘寧邊區的醫療衛生情況，通過同盟向海外呼籲，爭取國際援助，邊區因而獲得了許多急需的醫療器材和藥品。1942年，馬海德調到延安和平醫院工作。在他和衛生部同志們的共同努力下，陝甘寧邊區形成了以白求恩國際醫院為總醫院，下設8所中心醫院、24所分院，總計約11800張病床的邊區醫療網。這些醫院為邊區軍民提供了有力的醫療保障。在延安，馬海德很快學會了當地語言，無論是八路軍戰士還是當地老百姓，都願意找這位大鼻子的“馬大夫”看病。因為醫生少，他幾乎成了全科大夫。此外，還經常有人找他修理手錶、眼鏡、鋼筆、打火機等，他一律熱情幫助，簡直成了寶塔山下的萬能博士。
在延安，馬海德除了擔任衛生部顧問這一重要職務外，還有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保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健康。馬海德盡心盡力地完成這一任務，也由此與許多中共高級領導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鄧穎超是馬海德在延安的第一個病人。她在長征中得了肺結核，無藥治療。馬海德告訴她一個“土方”，把自己窯洞的門板卸下來，躺在上面晒太陽。果然，鄧穎超的肺病被馬海德“治”好了。
毛澤東主席在長期的革命鬥爭環境中，養成了夜裡辦公、白天休息的習慣。馬海德從醫學角度，幫助毛澤東調好生物鐘，以保證他完成對全國抗戰的指導工作。他經常邀毛主席進行各種體育活動，當他發現主席有輕微風溼性關節炎後，就開始陪他散步。
馬海德當時還有一位重點醫療保護對象，就是當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王稼祥在長期艱苦的革命環境中，積勞成疾，患有多種疾病，而且身上還留著幾塊彈片。馬海德對症下藥，體貼入微地照顧他的健康。每當王稼祥有不舒服的感覺，馬海德就日夜守候在他身邊，直到病情好轉後才離開。
在延安，周恩來有一次騎馬時不慎跌落馬下，摔斷了右臂。馬海德立即組織當時在延安的印度醫療隊的巴蘇華、柯棣華等著名醫生進行會診。儘管當時邊區的醫療條件較差，但馬海德仍然抱著極負責任的態度，想盡一切辦法幫助周恩來療傷，直到中共中央決定送周總理去蘇聯治療時為止。
其他如董必武、吳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等，以及大部分從前線到延安彙報工作或開會的領導同志，都曾接受過馬海德的體檢或治療。馬海德認為：“這些同志都是用自己的生命為中國人民爭取未來的幸福生活，我們必須保證他們的健康。”
馬海德對中共高級領導人的關心、愛護，甚至從健康領域發展到安全領域。1937年11月，八路軍後方政治部宣傳科攝影幹事徐肖冰，到飛機場為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拍照。這是他參加革命後第一次給毛主席拍照。當他剛拍了一張照片時，突然有個外國人把他拉到旁邊，盤問道：“你是哪裡來的？”徐肖冰說：“我是宣傳幹事，是組織上通知我來拍照片的。”但這個洋人仍然半信半疑，糾纏住他，直到有人向他證明了徐肖冰的身份後才罷休。後來，徐肖冰才知道這個洋人是個大夫，叫馬海德。但當時被他這麼一攪，拍照的機會錯過了。後來徐肖冰與馬海德熟悉之後，總跟他開玩笑：“馬大夫，那次我在飛機場拍照片，你為領導人的安全，懷疑我，這事是你該管的嗎？”馬海德不好意思地笑起來，之後，理直氣壯地說：“我為什麼不能管？！”
身兼數職忙不停
馬海德全身心地投入中國革命，做了許多超出醫學範圍的工作。馬海德在延安期間，曾擔任中共中央外事組和新華通訊社的顧問，經常接待訪問延安的國際友人，積極參加外事活動和對外宣傳工作。1937年11月，他幫助新華社創立了英文部，開始向國外播發英文消息。他還經常為當時中央出版的對外宣傳刊物《中國通訊》撰寫稿件。
1944年初冬的一個深夜，美軍觀察組在延安駐地的大門被敲開了，來人正是早已定居延安的馬海德。美軍觀察組的軍官們進駐延安後，很快就和馬海德熟悉起來。這次馬海德深夜到訪，是來找他的北卡羅來納州老鄉西蒙·希契。走出觀察組的院門，馬海德神祕地告訴希契：“一位老朋友現在要見你，只管隨我走，等一會兒你就明白了。”
令希契驚訝的是，馬海德一直把他領到了毛澤東的窯洞裡，而中共中央的幾位主要領導人已經在那裡等他了。毛澤東開門見山地告訴希契，希望他回美國後，把朱德總司令的一封信遞交給美國海軍上將歐內斯特·金。
原來，當時中共領導人已經察覺到美國特使赫爾利是站在蔣介石一邊的，因此決定繞開赫爾利與華盛頓直接接觸。西蒙·希契上尉是美軍觀察組中唯一的一位海軍軍官，到延安後，他的熱情和正直給中共領導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於是大家認為，希契是承擔這一祕密使命最合適的人選。許多年後，希契父子從美國國家檔案館找到了這封朱德寫給金上將的信。中美之間的這段祕史雖然早已成為過去，但也記錄了馬海德參與中國革命和對外活動的一段歷史。
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的那一天晚上，延安沸騰了，人們聚集在一起敲鑼打鼓，舉著自制的火把遊行，歡呼8年抗戰的勝利。馬海德和美軍觀察組在一起狂歡，他們都喝醉了。
1946年馬海德還參加了在北平成立的有共產黨、國民黨、美國三方代表團組成的軍事調處執行部工作。在這裡，他名義上是中共代表團的醫療顧問，實際上是為英語翻譯的備忘錄在文字上把關。不久，他又作為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醫療顧問，與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和美國紅十字會的人員進行接觸，積極爭取他們對解放區的援助。
收穫愛情
馬海德是個精力充沛、熱情洋溢的人。工作之外，他還參加一些文藝活動，唱歌、演戲、跳舞是他的最愛。
1940年春節，毛澤東穿了一件棉大衣坐在長凳上，與大家一起參加春節晚會，節目是阿甲、方華等演出的《打漁殺家》。當時習慣在正式演出前，有一個演員身披大龍袍，手舉“天官賜福”的牌幅出場，舞動一番，這叫“跳加官”，有靜場的意思。誰知，當晚的“跳加官”不僅沒有靜場，反而引起鬨堂大笑，掌聲雷動。毛澤東也開懷大笑，前仰後合，嘴裡還叨叨著：“這個馬海德……”原來，臺上“跳加官”的是美國醫生馬海德。只見他身穿大龍袍，頭戴烏紗帽，腳蹬高底雲靴，雖然畫了個大花臉，但高鼻子、大眼睛卻暴露出是個洋“加官”。他口中唸唸有詞，向觀眾拜年，引得毛澤東和觀眾哈哈大笑。1941年1月6日，抗日軍政大學文工團演出話劇 《延安三部曲》，馬海德與陳波兒、鄭律成等同臺演出，博得觀眾的熱烈掌聲。卸妝後，他對導演袁牧之深深鞠躬，笑著說：“謝謝導演發現我這個人才，多多栽培，多多指導！”顯得很得意。
文/孫國林
美國醫學博士馬海德，是訪問陝北和延安的第一位高端人才。一切為人民的中國共產黨和充滿希望的邊區，強烈地吸引他留下來，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中。在延安，他很快“革命化”、“中國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邊區的醫療衛生建設做出重要貢獻。新中國成立後，他加入中國籍，擔任中央衛生部門的要職，為中國人民的健康事業忘我地工作著，直至生命的終結。馬海德在中國的成長和貢獻，是延安時期黨的對外開放、引進人才方針的成功範例。
懷抱理想來中國
1910年9月26日，美國紐約州布法羅市一個普通工人家庭裡，誕生了一個男孩。他的祖籍是黎巴嫩，父親原在巴黎一家鍊鋼廠做工，因不堪忍受老闆的殘酷壓榨和工頭肆意虐待，而漂洋過海移民到美國，在一家鍊鋼廠工作。父親給他取名為喬治·海德姆，也就是後來在中國鼎鼎大名的馬海德。
◆馬海德
喬治的童年是在貧窮中度過的。他永遠不會忘記，有一次，他因為鬧著要吃魚而遭到父親的一頓痛打。父親流著眼淚對他說：“你還小，長大了你就會明白我們家為什麼吃不上魚。”父親的一席話，深深地烙在他幼小的心靈裡。從此，喬治再也不提吃魚的事了，他好像一下子長大了。不久，可怕的瘟疫又向喬治一家襲來。和一批批倒下的貧困的工人一樣，喬治的爸爸、媽媽和弟弟也都染上了嚴重的疫病。這時，一位傳奇式的老醫生來到這裡，奔走於疫區，為工人們治病救命，也來到喬治家裡。這位醫生不僅帶來了藥品，還留下了一袋沉甸甸的食品。這種情景使喬治感動得淚水滾滾而落。他對媽媽說：“我要做一個像那位老醫生一樣的人，去給窮人治病，也要讓全世界的窮人家家都能吃上魚！”
貧窮的家境，鑄就了喬治倔強的性格，他奮發努力地向著自己理想的人生道路前進。1927年從當地中學畢業後，喬治考入北卡羅來納大學讀醫學預科。1929年他考入黎巴嫩貝魯特美國大學醫科。1931年進入瑞士日內瓦醫科大學攻讀臨床診斷，靠著勤工儉學和獎學金讀完了全部課程。1933年他畢業時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在求學期間，喬治結識了一位中國留學生，從他那裡瞭解到古老的東方悠久燦爛的文化，同時也瞭解到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後、任由西方宰割的國度。在那裡，悠久的文明與落後並存，中國人被稱為“東亞病夫”。此時喬治正在研究東方熱帶病，中國恰恰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目的地。後來他看到一篇《中國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報道，心裡很衝動。1933年11月，他毅然漂洋過海，孑然一身，來到中國這塊陌生的土地上。喬治先後在上海廣慈醫院和雷士德醫院工作，後來和兩位同學合開了一家診所。儘管收入十分微薄，但他仍不分晝夜地救死扶傷，為解救人們的病痛努力地工作著。
◆1936年6月，喬治和埃德加·斯諾一起歷盡艱辛，來到陝北蘇區。他們在蘇區的前線和後方進行參觀、採訪。
喬治原計劃在中國只停留一年，然後回美國。但當他看到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政府的腐敗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後，認識到中國人民需要的不僅是藥物，更需要吃的、穿的，這是他作為一個醫生無法解決的。喬治意識到，只有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的社會結構，才能徹底改變中國勞動人民的悲慘命運。
在上海，喬治結識了一批國際友人，如美國的史沫特萊、新西蘭的路易·艾黎、德國的希伯等。1934年，喬治結識了宋慶齡。從她那裡，他知道了中國還有另一個世界，那就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根據地。他參加了由僑居上海的外國進步人士組織的馬克思主義讀書會，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和研究中國革命問題。他走出診所，到幾十家工廠調查職業病和營養不良的狀況。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社會的實際使喬治認識到：一個醫生一天只能救活十個、百個患者，而不良的社會制度卻產生著成千上萬的病人、乞丐……要拯救整個工人階級和貧病交加的人們，必須另找出路。
一天，友人史沫特萊給喬治帶來了江西“蘇區”新鮮、動人的消息。蘇區人民當家作主、沒有剝削壓迫的嶄新生活，強烈地吸引著喬治。他找到宋慶齡，提出要到江西蘇區隊伍中去，為那些獻身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傷病員服務。而且，他還說，必要時他也可以拿起槍來加入紅軍隊伍，一起打擊敵人。
喬治這一願望未能實現。因為此時工農紅軍已經開始了戰略大轉移，踏上漫漫長征路。在這期間，喬治一面繼續行醫，一面在宋慶齡的囑託下完成了許多掩護地下革命工作者的任務。他開的診所常常成為中國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聯絡、開會的地方。與此同時，喬治還為美國的《工人日報》撰寫介紹中國紅軍長征情況和揭露中國社會的黑暗及國民黨腐敗的文章。
1936年春，中共中央從陝北輾轉給上海的地下黨發來信函，指示邀請一位“誠摯的西方新聞工作者”訪問陝北蘇區，並把他的見聞告訴全世界；還要邀請一位“訓練有素的西醫”，來幫助陝北蘇區創建醫療事業。一天晚上，宋慶齡將喬治請到家中，轉告了這一邀請，併為其安全進入陝北蘇區做了精心周到的安排。喬治喜出望外，立即做好準備，等待上路。當時計劃訪問完即返回上海。
這一邀請，是中共中央發出的第一個重要的、對外開放的信號。同時，它也表明黨對自己為之奮鬥事業必勝的無比自信，意義深遠！
冒險訪問到陝北
1936年6月，喬治避開上海國民黨特務機關的視線，在西安與來自北平的埃德加·斯諾祕密會合。7月初，他們乘坐東北軍的卡車，由西安到達膚施（即延安，當時為東北軍控制）。然後步行，於7月9日到達紅軍前沿司令部所在地安塞。剛一到達，他們就受到一個蓄著濃密黑鬍子，雙目炯炯有神，態度溫和的青年“軍官”的接待。這位“軍官”用流利的英語同他們交談，喬治大感意外。談話中他們才知道，接待他們的是大名鼎鼎的周恩來。周恩來說：“我們歡迎來蘇區訪問的任何一個記者和醫生。阻礙你們來訪的不是我們，而是國民黨。你們可以把看到的一切都寫出來，我們將從各方面幫助你們瞭解蘇區的情況。”喬治沒想到，剛來到這個“神祕”之地，就受到如此熱情的接待，興奮得徹夜未眠。
喬治在安塞住了兩天，同周恩來談了他來訪的計劃和要求，受到周的高度讚賞。第三天，周恩來派紅軍戰士護送他們，爬山越溝，闖過重重封鎖線，勝利到達陝北蘇區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縣），受到更為隆重的接待。1936年7月14日，保安隆重舉行歡迎斯諾、喬治大會，毛澤東出席並講話。大多數中共中央委員和在此的全部政治局委員同群眾一起，熱烈歡迎第一批到訪的外國人。群眾打出的歡迎橫幅上用中英文寫著：“歡迎美國記者來蘇區調查！” “歡迎喬治大夫來蘇區工作！”
7月16日，他們受到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副主席的親切接見。經過一段時間訪問後，黨中央派伍修權擔任翻譯，陪同斯諾和喬治到寧夏豫旺堡考察訪問。
同年8月16日，喬治和斯諾穿著紅軍的服裝，來到紅軍駐地豫旺堡，受到中國人民抗日紅軍西方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的熱烈歡迎。在豫旺堡南垣隆重召開的軍民聯歡大會上，斯諾和喬治做了熱情洋溢的演講，觀看了紅軍的演習，並高興地跨上了紅一軍團贈送給他們的戰馬，高興地繞場跑了好幾圈，讓很少見過“大鼻子”的紅軍戰士一睹這奇異的風采，領略西方人的友誼之情。
由於喬治懂得阿拉伯語和阿拉伯文字，當地回族群眾對他尤為信任和尊重，把他當作來自麥加的“哈吉”，經常請他到家裡吃飯，與他親切交談。喬治給當地回族群眾看病，傳授衛生知識，很快與群眾打成一片。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遂請他幫助做回族群眾的工作。於是他把有關我黨的民族宗教政策摘譯成阿拉伯文字，讓紅軍戰士“照貓畫虎”地刷在牆上做宣傳，這對於號召回族人民支援紅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高超的醫術和對群眾的熱情態度，得到回族人民的愛戴。
在豫旺堡期間，喬治了解到回族群眾中姓馬的人很多，寧夏還有一句俗語：“十個回回九個馬，一個不姓馬就姓哈。”喬治為了表達永遠同回族兄弟、同中國人民的友好心願，決定也姓馬，將自己的原名喬治·海德姆改為馬海德。
4個月過後，當斯諾完成採訪任務離開邊區時，馬海德卻改變了原來“訪問後返回上海”的計劃。他對斯諾說：“這裡的醫院和群眾、病人都需要我。我決定留在陝北工作，要為中國革命事業做一些貢獻。”這一決定，使馬海德的人生軌跡步入一條嶄新的革命大道。
寶塔山下的萬能博士
1937年1月，馬海德揹著宋慶齡送給他的醫藥箱，隨部隊進入陝北的延安。他以滿腔熱情一邊緊張地投入診療工作，一邊進行調查研究。1937年2月，馬海德因為工作成績突出，被光榮地吸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他說：“從此，我能夠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為一個客人置身於這場偉大的解放事業之中，我感到極大地愉快。”
到延安後的一個多月中，他巡視了陝北各地的醫療單位，掌握了大量真實材料，給中央寫了一份詳細的調查報告，提出了改進蘇區醫療事業的建議。毛澤東很欣賞他的這份專業報告，遂接受了馬海德參加紅軍的請求，並任命他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衛生顧問。全面抗戰爆發後，馬海德又擔任八路軍衛生部顧問，並隨部隊到山西五臺山八路軍總部工作。這時他年僅26歲。
◆1939年毛澤東同馬海德在延安。
1937年底，馬海德奉命回延安籌建陝甘寧邊區醫院。1938年，宋慶齡在香港成立了保衛中國大同盟，馬海德受宋慶齡委託，經常向該同盟報告陝甘寧邊區的醫療衛生情況，通過同盟向海外呼籲，爭取國際援助，邊區因而獲得了許多急需的醫療器材和藥品。1942年，馬海德調到延安和平醫院工作。在他和衛生部同志們的共同努力下，陝甘寧邊區形成了以白求恩國際醫院為總醫院，下設8所中心醫院、24所分院，總計約11800張病床的邊區醫療網。這些醫院為邊區軍民提供了有力的醫療保障。在延安，馬海德很快學會了當地語言，無論是八路軍戰士還是當地老百姓，都願意找這位大鼻子的“馬大夫”看病。因為醫生少，他幾乎成了全科大夫。此外，還經常有人找他修理手錶、眼鏡、鋼筆、打火機等，他一律熱情幫助，簡直成了寶塔山下的萬能博士。
在延安，馬海德除了擔任衛生部顧問這一重要職務外，還有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保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健康。馬海德盡心盡力地完成這一任務，也由此與許多中共高級領導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鄧穎超是馬海德在延安的第一個病人。她在長征中得了肺結核，無藥治療。馬海德告訴她一個“土方”，把自己窯洞的門板卸下來，躺在上面晒太陽。果然，鄧穎超的肺病被馬海德“治”好了。
毛澤東主席在長期的革命鬥爭環境中，養成了夜裡辦公、白天休息的習慣。馬海德從醫學角度，幫助毛澤東調好生物鐘，以保證他完成對全國抗戰的指導工作。他經常邀毛主席進行各種體育活動，當他發現主席有輕微風溼性關節炎後，就開始陪他散步。
馬海德當時還有一位重點醫療保護對象，就是當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王稼祥在長期艱苦的革命環境中，積勞成疾，患有多種疾病，而且身上還留著幾塊彈片。馬海德對症下藥，體貼入微地照顧他的健康。每當王稼祥有不舒服的感覺，馬海德就日夜守候在他身邊，直到病情好轉後才離開。
在延安，周恩來有一次騎馬時不慎跌落馬下，摔斷了右臂。馬海德立即組織當時在延安的印度醫療隊的巴蘇華、柯棣華等著名醫生進行會診。儘管當時邊區的醫療條件較差，但馬海德仍然抱著極負責任的態度，想盡一切辦法幫助周恩來療傷，直到中共中央決定送周總理去蘇聯治療時為止。
其他如董必武、吳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等，以及大部分從前線到延安彙報工作或開會的領導同志，都曾接受過馬海德的體檢或治療。馬海德認為：“這些同志都是用自己的生命為中國人民爭取未來的幸福生活，我們必須保證他們的健康。”
馬海德對中共高級領導人的關心、愛護，甚至從健康領域發展到安全領域。1937年11月，八路軍後方政治部宣傳科攝影幹事徐肖冰，到飛機場為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拍照。這是他參加革命後第一次給毛主席拍照。當他剛拍了一張照片時，突然有個外國人把他拉到旁邊，盤問道：“你是哪裡來的？”徐肖冰說：“我是宣傳幹事，是組織上通知我來拍照片的。”但這個洋人仍然半信半疑，糾纏住他，直到有人向他證明了徐肖冰的身份後才罷休。後來，徐肖冰才知道這個洋人是個大夫，叫馬海德。但當時被他這麼一攪，拍照的機會錯過了。後來徐肖冰與馬海德熟悉之後，總跟他開玩笑：“馬大夫，那次我在飛機場拍照片，你為領導人的安全，懷疑我，這事是你該管的嗎？”馬海德不好意思地笑起來，之後，理直氣壯地說：“我為什麼不能管？！”
身兼數職忙不停
馬海德全身心地投入中國革命，做了許多超出醫學範圍的工作。馬海德在延安期間，曾擔任中共中央外事組和新華通訊社的顧問，經常接待訪問延安的國際友人，積極參加外事活動和對外宣傳工作。1937年11月，他幫助新華社創立了英文部，開始向國外播發英文消息。他還經常為當時中央出版的對外宣傳刊物《中國通訊》撰寫稿件。
1944年初冬的一個深夜，美軍觀察組在延安駐地的大門被敲開了，來人正是早已定居延安的馬海德。美軍觀察組的軍官們進駐延安後，很快就和馬海德熟悉起來。這次馬海德深夜到訪，是來找他的北卡羅來納州老鄉西蒙·希契。走出觀察組的院門，馬海德神祕地告訴希契：“一位老朋友現在要見你，只管隨我走，等一會兒你就明白了。”
令希契驚訝的是，馬海德一直把他領到了毛澤東的窯洞裡，而中共中央的幾位主要領導人已經在那裡等他了。毛澤東開門見山地告訴希契，希望他回美國後，把朱德總司令的一封信遞交給美國海軍上將歐內斯特·金。
原來，當時中共領導人已經察覺到美國特使赫爾利是站在蔣介石一邊的，因此決定繞開赫爾利與華盛頓直接接觸。西蒙·希契上尉是美軍觀察組中唯一的一位海軍軍官，到延安後，他的熱情和正直給中共領導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於是大家認為，希契是承擔這一祕密使命最合適的人選。許多年後，希契父子從美國國家檔案館找到了這封朱德寫給金上將的信。中美之間的這段祕史雖然早已成為過去，但也記錄了馬海德參與中國革命和對外活動的一段歷史。
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的那一天晚上，延安沸騰了，人們聚集在一起敲鑼打鼓，舉著自制的火把遊行，歡呼8年抗戰的勝利。馬海德和美軍觀察組在一起狂歡，他們都喝醉了。
1946年馬海德還參加了在北平成立的有共產黨、國民黨、美國三方代表團組成的軍事調處執行部工作。在這裡，他名義上是中共代表團的醫療顧問，實際上是為英語翻譯的備忘錄在文字上把關。不久，他又作為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醫療顧問，與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和美國紅十字會的人員進行接觸，積極爭取他們對解放區的援助。
收穫愛情
馬海德是個精力充沛、熱情洋溢的人。工作之外，他還參加一些文藝活動，唱歌、演戲、跳舞是他的最愛。
1940年春節，毛澤東穿了一件棉大衣坐在長凳上，與大家一起參加春節晚會，節目是阿甲、方華等演出的《打漁殺家》。當時習慣在正式演出前，有一個演員身披大龍袍，手舉“天官賜福”的牌幅出場，舞動一番，這叫“跳加官”，有靜場的意思。誰知，當晚的“跳加官”不僅沒有靜場，反而引起鬨堂大笑，掌聲雷動。毛澤東也開懷大笑，前仰後合，嘴裡還叨叨著：“這個馬海德……”原來，臺上“跳加官”的是美國醫生馬海德。只見他身穿大龍袍，頭戴烏紗帽，腳蹬高底雲靴，雖然畫了個大花臉，但高鼻子、大眼睛卻暴露出是個洋“加官”。他口中唸唸有詞，向觀眾拜年，引得毛澤東和觀眾哈哈大笑。1941年1月6日，抗日軍政大學文工團演出話劇 《延安三部曲》，馬海德與陳波兒、鄭律成等同臺演出，博得觀眾的熱烈掌聲。卸妝後，他對導演袁牧之深深鞠躬，笑著說：“謝謝導演發現我這個人才，多多栽培，多多指導！”顯得很得意。
◆馬海德和周蘇菲結婚照。
令馬海德高興的是，他在延安還收穫了甜蜜的愛情，與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學生周蘇菲結為終生伴侶。說來這段姻緣也是緣分。1939年冬，周蘇菲傷風鼻塞，長期不愈，她便到延安城內的醫院治療。那天，接診的恰巧是洋醫生馬海德，馬醫生態度非常認真、熱情。周蘇菲看完病，心懷美好的印象離去，馬海德也被這位病人的東方女性美深深打動。第二天，他寫了一張便條，託人帶給周蘇菲：希望她按時吃藥，早日康復。周蘇菲心裡熱乎乎的。
當時延安每逢週末，許多單位都舉行舞會，各方人士可以自由參加。坐落在延安城東10裡處的橋兒溝的魯藝，利用一座舊天主教堂做舞廳，地面平滑，且有像樣的樂隊伴奏，是延安最好的跳舞場所之一。自從給周蘇菲看病後，馬海德經常騎馬去那裡參加週末舞會，並主動邀請周蘇菲跳舞。當週蘇菲說不會跳時，馬海德自願當起了教練。一來二往，兩人的感情逐漸加深。終於，兩個月後的1940年3月3日，30歲的馬海德與21歲的周蘇菲，牽手來到中央組織部申請結婚。得到批准後，他們又到邊區政府正式登記，領到結婚證書。馬海德高興地說：“這是中美合作的早期成果。”結婚證是在一張紙上分左右兩聯，本應裁開，男女雙方各執一聯。但馬海德堅決不讓撕開，說：“我們一輩子也不分開。”
領到結婚證後，馬海德當即給好友路易·艾黎打電話，說：“好朋友，我結婚了，請寄200美元。”收到錢後，馬海德在城內的飯館擺了10桌宴請賓客，每桌10人，毛澤東、周恩來等應邀出席祝賀。1943年，他們的兒子降生，取名幼馬，隨母姓周。這樁跨國婚姻，幸福美滿，令人豔羨。
第一個加入中國國籍
新中國成立後，馬海德又一次申請加入中國國籍。早在1937年在延安時，他就曾向周恩來提出要加入中國國籍。周恩來無奈地對他說：老馬啊，我們哪有國籍呀？我們只有個黨。等將來新中國成立後，我就第一個批准你加入中國籍。此時建國，周恩來兌現承諾，高興地批准馬海德的中國國籍。他成為第一個加入中國國籍的外國人。不久，毛澤東在香山邀請馬海德一家做客，對這個洋女婿變成中國女婿表示祝賀。1950年，馬海德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顧問。1953年，在他的提議下，中國皮膚性病研究所成立，他受命擔任中國麻風病防治中心主任，主要從事性病和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衛生部專家局成立後，要給外國專家包括馬海德漲工資。馬海德卻說，我是中國人，不是外國專家，斷然拒絕漲工資。他是全國政協第五屆委員，政協第六、七屆常委。1988年9月，國家衛生部授予馬海德“中國衛生事業的先驅”光榮稱號。
文/孫國林
美國醫學博士馬海德，是訪問陝北和延安的第一位高端人才。一切為人民的中國共產黨和充滿希望的邊區，強烈地吸引他留下來，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中。在延安，他很快“革命化”、“中國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邊區的醫療衛生建設做出重要貢獻。新中國成立後，他加入中國籍，擔任中央衛生部門的要職，為中國人民的健康事業忘我地工作著，直至生命的終結。馬海德在中國的成長和貢獻，是延安時期黨的對外開放、引進人才方針的成功範例。
懷抱理想來中國
1910年9月26日，美國紐約州布法羅市一個普通工人家庭裡，誕生了一個男孩。他的祖籍是黎巴嫩，父親原在巴黎一家鍊鋼廠做工，因不堪忍受老闆的殘酷壓榨和工頭肆意虐待，而漂洋過海移民到美國，在一家鍊鋼廠工作。父親給他取名為喬治·海德姆，也就是後來在中國鼎鼎大名的馬海德。
◆馬海德
喬治的童年是在貧窮中度過的。他永遠不會忘記，有一次，他因為鬧著要吃魚而遭到父親的一頓痛打。父親流著眼淚對他說：“你還小，長大了你就會明白我們家為什麼吃不上魚。”父親的一席話，深深地烙在他幼小的心靈裡。從此，喬治再也不提吃魚的事了，他好像一下子長大了。不久，可怕的瘟疫又向喬治一家襲來。和一批批倒下的貧困的工人一樣，喬治的爸爸、媽媽和弟弟也都染上了嚴重的疫病。這時，一位傳奇式的老醫生來到這裡，奔走於疫區，為工人們治病救命，也來到喬治家裡。這位醫生不僅帶來了藥品，還留下了一袋沉甸甸的食品。這種情景使喬治感動得淚水滾滾而落。他對媽媽說：“我要做一個像那位老醫生一樣的人，去給窮人治病，也要讓全世界的窮人家家都能吃上魚！”
貧窮的家境，鑄就了喬治倔強的性格，他奮發努力地向著自己理想的人生道路前進。1927年從當地中學畢業後，喬治考入北卡羅來納大學讀醫學預科。1929年他考入黎巴嫩貝魯特美國大學醫科。1931年進入瑞士日內瓦醫科大學攻讀臨床診斷，靠著勤工儉學和獎學金讀完了全部課程。1933年他畢業時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在求學期間，喬治結識了一位中國留學生，從他那裡瞭解到古老的東方悠久燦爛的文化，同時也瞭解到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後、任由西方宰割的國度。在那裡，悠久的文明與落後並存，中國人被稱為“東亞病夫”。此時喬治正在研究東方熱帶病，中國恰恰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目的地。後來他看到一篇《中國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報道，心裡很衝動。1933年11月，他毅然漂洋過海，孑然一身，來到中國這塊陌生的土地上。喬治先後在上海廣慈醫院和雷士德醫院工作，後來和兩位同學合開了一家診所。儘管收入十分微薄，但他仍不分晝夜地救死扶傷，為解救人們的病痛努力地工作著。
◆1936年6月，喬治和埃德加·斯諾一起歷盡艱辛，來到陝北蘇區。他們在蘇區的前線和後方進行參觀、採訪。
喬治原計劃在中國只停留一年，然後回美國。但當他看到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政府的腐敗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後，認識到中國人民需要的不僅是藥物，更需要吃的、穿的，這是他作為一個醫生無法解決的。喬治意識到，只有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的社會結構，才能徹底改變中國勞動人民的悲慘命運。
在上海，喬治結識了一批國際友人，如美國的史沫特萊、新西蘭的路易·艾黎、德國的希伯等。1934年，喬治結識了宋慶齡。從她那裡，他知道了中國還有另一個世界，那就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根據地。他參加了由僑居上海的外國進步人士組織的馬克思主義讀書會，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和研究中國革命問題。他走出診所，到幾十家工廠調查職業病和營養不良的狀況。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社會的實際使喬治認識到：一個醫生一天只能救活十個、百個患者，而不良的社會制度卻產生著成千上萬的病人、乞丐……要拯救整個工人階級和貧病交加的人們，必須另找出路。
一天，友人史沫特萊給喬治帶來了江西“蘇區”新鮮、動人的消息。蘇區人民當家作主、沒有剝削壓迫的嶄新生活，強烈地吸引著喬治。他找到宋慶齡，提出要到江西蘇區隊伍中去，為那些獻身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傷病員服務。而且，他還說，必要時他也可以拿起槍來加入紅軍隊伍，一起打擊敵人。
喬治這一願望未能實現。因為此時工農紅軍已經開始了戰略大轉移，踏上漫漫長征路。在這期間，喬治一面繼續行醫，一面在宋慶齡的囑託下完成了許多掩護地下革命工作者的任務。他開的診所常常成為中國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聯絡、開會的地方。與此同時，喬治還為美國的《工人日報》撰寫介紹中國紅軍長征情況和揭露中國社會的黑暗及國民黨腐敗的文章。
1936年春，中共中央從陝北輾轉給上海的地下黨發來信函，指示邀請一位“誠摯的西方新聞工作者”訪問陝北蘇區，並把他的見聞告訴全世界；還要邀請一位“訓練有素的西醫”，來幫助陝北蘇區創建醫療事業。一天晚上，宋慶齡將喬治請到家中，轉告了這一邀請，併為其安全進入陝北蘇區做了精心周到的安排。喬治喜出望外，立即做好準備，等待上路。當時計劃訪問完即返回上海。
這一邀請，是中共中央發出的第一個重要的、對外開放的信號。同時，它也表明黨對自己為之奮鬥事業必勝的無比自信，意義深遠！
冒險訪問到陝北
1936年6月，喬治避開上海國民黨特務機關的視線，在西安與來自北平的埃德加·斯諾祕密會合。7月初，他們乘坐東北軍的卡車，由西安到達膚施（即延安，當時為東北軍控制）。然後步行，於7月9日到達紅軍前沿司令部所在地安塞。剛一到達，他們就受到一個蓄著濃密黑鬍子，雙目炯炯有神，態度溫和的青年“軍官”的接待。這位“軍官”用流利的英語同他們交談，喬治大感意外。談話中他們才知道，接待他們的是大名鼎鼎的周恩來。周恩來說：“我們歡迎來蘇區訪問的任何一個記者和醫生。阻礙你們來訪的不是我們，而是國民黨。你們可以把看到的一切都寫出來，我們將從各方面幫助你們瞭解蘇區的情況。”喬治沒想到，剛來到這個“神祕”之地，就受到如此熱情的接待，興奮得徹夜未眠。
喬治在安塞住了兩天，同周恩來談了他來訪的計劃和要求，受到周的高度讚賞。第三天，周恩來派紅軍戰士護送他們，爬山越溝，闖過重重封鎖線，勝利到達陝北蘇區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縣），受到更為隆重的接待。1936年7月14日，保安隆重舉行歡迎斯諾、喬治大會，毛澤東出席並講話。大多數中共中央委員和在此的全部政治局委員同群眾一起，熱烈歡迎第一批到訪的外國人。群眾打出的歡迎橫幅上用中英文寫著：“歡迎美國記者來蘇區調查！” “歡迎喬治大夫來蘇區工作！”
7月16日，他們受到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副主席的親切接見。經過一段時間訪問後，黨中央派伍修權擔任翻譯，陪同斯諾和喬治到寧夏豫旺堡考察訪問。
同年8月16日，喬治和斯諾穿著紅軍的服裝，來到紅軍駐地豫旺堡，受到中國人民抗日紅軍西方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的熱烈歡迎。在豫旺堡南垣隆重召開的軍民聯歡大會上，斯諾和喬治做了熱情洋溢的演講，觀看了紅軍的演習，並高興地跨上了紅一軍團贈送給他們的戰馬，高興地繞場跑了好幾圈，讓很少見過“大鼻子”的紅軍戰士一睹這奇異的風采，領略西方人的友誼之情。
由於喬治懂得阿拉伯語和阿拉伯文字，當地回族群眾對他尤為信任和尊重，把他當作來自麥加的“哈吉”，經常請他到家裡吃飯，與他親切交談。喬治給當地回族群眾看病，傳授衛生知識，很快與群眾打成一片。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遂請他幫助做回族群眾的工作。於是他把有關我黨的民族宗教政策摘譯成阿拉伯文字，讓紅軍戰士“照貓畫虎”地刷在牆上做宣傳，這對於號召回族人民支援紅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高超的醫術和對群眾的熱情態度，得到回族人民的愛戴。
在豫旺堡期間，喬治了解到回族群眾中姓馬的人很多，寧夏還有一句俗語：“十個回回九個馬，一個不姓馬就姓哈。”喬治為了表達永遠同回族兄弟、同中國人民的友好心願，決定也姓馬，將自己的原名喬治·海德姆改為馬海德。
4個月過後，當斯諾完成採訪任務離開邊區時，馬海德卻改變了原來“訪問後返回上海”的計劃。他對斯諾說：“這裡的醫院和群眾、病人都需要我。我決定留在陝北工作，要為中國革命事業做一些貢獻。”這一決定，使馬海德的人生軌跡步入一條嶄新的革命大道。
寶塔山下的萬能博士
1937年1月，馬海德揹著宋慶齡送給他的醫藥箱，隨部隊進入陝北的延安。他以滿腔熱情一邊緊張地投入診療工作，一邊進行調查研究。1937年2月，馬海德因為工作成績突出，被光榮地吸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他說：“從此，我能夠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為一個客人置身於這場偉大的解放事業之中，我感到極大地愉快。”
到延安後的一個多月中，他巡視了陝北各地的醫療單位，掌握了大量真實材料，給中央寫了一份詳細的調查報告，提出了改進蘇區醫療事業的建議。毛澤東很欣賞他的這份專業報告，遂接受了馬海德參加紅軍的請求，並任命他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衛生顧問。全面抗戰爆發後，馬海德又擔任八路軍衛生部顧問，並隨部隊到山西五臺山八路軍總部工作。這時他年僅26歲。
◆1939年毛澤東同馬海德在延安。
1937年底，馬海德奉命回延安籌建陝甘寧邊區醫院。1938年，宋慶齡在香港成立了保衛中國大同盟，馬海德受宋慶齡委託，經常向該同盟報告陝甘寧邊區的醫療衛生情況，通過同盟向海外呼籲，爭取國際援助，邊區因而獲得了許多急需的醫療器材和藥品。1942年，馬海德調到延安和平醫院工作。在他和衛生部同志們的共同努力下，陝甘寧邊區形成了以白求恩國際醫院為總醫院，下設8所中心醫院、24所分院，總計約11800張病床的邊區醫療網。這些醫院為邊區軍民提供了有力的醫療保障。在延安，馬海德很快學會了當地語言，無論是八路軍戰士還是當地老百姓，都願意找這位大鼻子的“馬大夫”看病。因為醫生少，他幾乎成了全科大夫。此外，還經常有人找他修理手錶、眼鏡、鋼筆、打火機等，他一律熱情幫助，簡直成了寶塔山下的萬能博士。
在延安，馬海德除了擔任衛生部顧問這一重要職務外，還有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保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健康。馬海德盡心盡力地完成這一任務，也由此與許多中共高級領導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鄧穎超是馬海德在延安的第一個病人。她在長征中得了肺結核，無藥治療。馬海德告訴她一個“土方”，把自己窯洞的門板卸下來，躺在上面晒太陽。果然，鄧穎超的肺病被馬海德“治”好了。
毛澤東主席在長期的革命鬥爭環境中，養成了夜裡辦公、白天休息的習慣。馬海德從醫學角度，幫助毛澤東調好生物鐘，以保證他完成對全國抗戰的指導工作。他經常邀毛主席進行各種體育活動，當他發現主席有輕微風溼性關節炎後，就開始陪他散步。
馬海德當時還有一位重點醫療保護對象，就是當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王稼祥在長期艱苦的革命環境中，積勞成疾，患有多種疾病，而且身上還留著幾塊彈片。馬海德對症下藥，體貼入微地照顧他的健康。每當王稼祥有不舒服的感覺，馬海德就日夜守候在他身邊，直到病情好轉後才離開。
在延安，周恩來有一次騎馬時不慎跌落馬下，摔斷了右臂。馬海德立即組織當時在延安的印度醫療隊的巴蘇華、柯棣華等著名醫生進行會診。儘管當時邊區的醫療條件較差，但馬海德仍然抱著極負責任的態度，想盡一切辦法幫助周恩來療傷，直到中共中央決定送周總理去蘇聯治療時為止。
其他如董必武、吳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等，以及大部分從前線到延安彙報工作或開會的領導同志，都曾接受過馬海德的體檢或治療。馬海德認為：“這些同志都是用自己的生命為中國人民爭取未來的幸福生活，我們必須保證他們的健康。”
馬海德對中共高級領導人的關心、愛護，甚至從健康領域發展到安全領域。1937年11月，八路軍後方政治部宣傳科攝影幹事徐肖冰，到飛機場為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拍照。這是他參加革命後第一次給毛主席拍照。當他剛拍了一張照片時，突然有個外國人把他拉到旁邊，盤問道：“你是哪裡來的？”徐肖冰說：“我是宣傳幹事，是組織上通知我來拍照片的。”但這個洋人仍然半信半疑，糾纏住他，直到有人向他證明了徐肖冰的身份後才罷休。後來，徐肖冰才知道這個洋人是個大夫，叫馬海德。但當時被他這麼一攪，拍照的機會錯過了。後來徐肖冰與馬海德熟悉之後，總跟他開玩笑：“馬大夫，那次我在飛機場拍照片，你為領導人的安全，懷疑我，這事是你該管的嗎？”馬海德不好意思地笑起來，之後，理直氣壯地說：“我為什麼不能管？！”
身兼數職忙不停
馬海德全身心地投入中國革命，做了許多超出醫學範圍的工作。馬海德在延安期間，曾擔任中共中央外事組和新華通訊社的顧問，經常接待訪問延安的國際友人，積極參加外事活動和對外宣傳工作。1937年11月，他幫助新華社創立了英文部，開始向國外播發英文消息。他還經常為當時中央出版的對外宣傳刊物《中國通訊》撰寫稿件。
1944年初冬的一個深夜，美軍觀察組在延安駐地的大門被敲開了，來人正是早已定居延安的馬海德。美軍觀察組的軍官們進駐延安後，很快就和馬海德熟悉起來。這次馬海德深夜到訪，是來找他的北卡羅來納州老鄉西蒙·希契。走出觀察組的院門，馬海德神祕地告訴希契：“一位老朋友現在要見你，只管隨我走，等一會兒你就明白了。”
令希契驚訝的是，馬海德一直把他領到了毛澤東的窯洞裡，而中共中央的幾位主要領導人已經在那裡等他了。毛澤東開門見山地告訴希契，希望他回美國後，把朱德總司令的一封信遞交給美國海軍上將歐內斯特·金。
原來，當時中共領導人已經察覺到美國特使赫爾利是站在蔣介石一邊的，因此決定繞開赫爾利與華盛頓直接接觸。西蒙·希契上尉是美軍觀察組中唯一的一位海軍軍官，到延安後，他的熱情和正直給中共領導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於是大家認為，希契是承擔這一祕密使命最合適的人選。許多年後，希契父子從美國國家檔案館找到了這封朱德寫給金上將的信。中美之間的這段祕史雖然早已成為過去，但也記錄了馬海德參與中國革命和對外活動的一段歷史。
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的那一天晚上，延安沸騰了，人們聚集在一起敲鑼打鼓，舉著自制的火把遊行，歡呼8年抗戰的勝利。馬海德和美軍觀察組在一起狂歡，他們都喝醉了。
1946年馬海德還參加了在北平成立的有共產黨、國民黨、美國三方代表團組成的軍事調處執行部工作。在這裡，他名義上是中共代表團的醫療顧問，實際上是為英語翻譯的備忘錄在文字上把關。不久，他又作為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醫療顧問，與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和美國紅十字會的人員進行接觸，積極爭取他們對解放區的援助。
收穫愛情
馬海德是個精力充沛、熱情洋溢的人。工作之外，他還參加一些文藝活動，唱歌、演戲、跳舞是他的最愛。
1940年春節，毛澤東穿了一件棉大衣坐在長凳上，與大家一起參加春節晚會，節目是阿甲、方華等演出的《打漁殺家》。當時習慣在正式演出前，有一個演員身披大龍袍，手舉“天官賜福”的牌幅出場，舞動一番，這叫“跳加官”，有靜場的意思。誰知，當晚的“跳加官”不僅沒有靜場，反而引起鬨堂大笑，掌聲雷動。毛澤東也開懷大笑，前仰後合，嘴裡還叨叨著：“這個馬海德……”原來，臺上“跳加官”的是美國醫生馬海德。只見他身穿大龍袍，頭戴烏紗帽，腳蹬高底雲靴，雖然畫了個大花臉，但高鼻子、大眼睛卻暴露出是個洋“加官”。他口中唸唸有詞，向觀眾拜年，引得毛澤東和觀眾哈哈大笑。1941年1月6日，抗日軍政大學文工團演出話劇 《延安三部曲》，馬海德與陳波兒、鄭律成等同臺演出，博得觀眾的熱烈掌聲。卸妝後，他對導演袁牧之深深鞠躬，笑著說：“謝謝導演發現我這個人才，多多栽培，多多指導！”顯得很得意。
◆馬海德和周蘇菲結婚照。
令馬海德高興的是，他在延安還收穫了甜蜜的愛情，與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學生周蘇菲結為終生伴侶。說來這段姻緣也是緣分。1939年冬，周蘇菲傷風鼻塞，長期不愈，她便到延安城內的醫院治療。那天，接診的恰巧是洋醫生馬海德，馬醫生態度非常認真、熱情。周蘇菲看完病，心懷美好的印象離去，馬海德也被這位病人的東方女性美深深打動。第二天，他寫了一張便條，託人帶給周蘇菲：希望她按時吃藥，早日康復。周蘇菲心裡熱乎乎的。
當時延安每逢週末，許多單位都舉行舞會，各方人士可以自由參加。坐落在延安城東10裡處的橋兒溝的魯藝，利用一座舊天主教堂做舞廳，地面平滑，且有像樣的樂隊伴奏，是延安最好的跳舞場所之一。自從給周蘇菲看病後，馬海德經常騎馬去那裡參加週末舞會，並主動邀請周蘇菲跳舞。當週蘇菲說不會跳時，馬海德自願當起了教練。一來二往，兩人的感情逐漸加深。終於，兩個月後的1940年3月3日，30歲的馬海德與21歲的周蘇菲，牽手來到中央組織部申請結婚。得到批准後，他們又到邊區政府正式登記，領到結婚證書。馬海德高興地說：“這是中美合作的早期成果。”結婚證是在一張紙上分左右兩聯，本應裁開，男女雙方各執一聯。但馬海德堅決不讓撕開，說：“我們一輩子也不分開。”
領到結婚證後，馬海德當即給好友路易·艾黎打電話，說：“好朋友，我結婚了，請寄200美元。”收到錢後，馬海德在城內的飯館擺了10桌宴請賓客，每桌10人，毛澤東、周恩來等應邀出席祝賀。1943年，他們的兒子降生，取名幼馬，隨母姓周。這樁跨國婚姻，幸福美滿，令人豔羨。
第一個加入中國國籍
新中國成立後，馬海德又一次申請加入中國國籍。早在1937年在延安時，他就曾向周恩來提出要加入中國國籍。周恩來無奈地對他說：老馬啊，我們哪有國籍呀？我們只有個黨。等將來新中國成立後，我就第一個批准你加入中國籍。此時建國，周恩來兌現承諾，高興地批准馬海德的中國國籍。他成為第一個加入中國國籍的外國人。不久，毛澤東在香山邀請馬海德一家做客，對這個洋女婿變成中國女婿表示祝賀。1950年，馬海德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顧問。1953年，在他的提議下，中國皮膚性病研究所成立，他受命擔任中國麻風病防治中心主任，主要從事性病和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衛生部專家局成立後，要給外國專家包括馬海德漲工資。馬海德卻說，我是中國人，不是外國專家，斷然拒絕漲工資。他是全國政協第五屆委員，政協第六、七屆常委。1988年9月，國家衛生部授予馬海德“中國衛生事業的先驅”光榮稱號。
◆馬海德
解放後，周蘇菲在北京電影製片廠當演員，參演過電影《中華兒女》。後來在北影當導演，拍攝了傳記片《無冕女王》。其子幼馬，畢業於北京電學院攝影系，成了很有成就的攝影家。他們的家庭非常美滿。
1978年，馬海德在闊別故鄉45年後，回到美國與家人相見。也是這一年，馬海德身患癌症，先後做過8次手術。但他並沒有停下在中國治療麻風病的計劃，毅然到病區看望麻風病人，與他們握手交談。1988年5月，馬海德出院剛3天，就飛往加拿大落實麻風病防治基金。他自己為基金會捐資10萬美金。同年10月13日，偉大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著名的醫學家、社會活動家、人民外交家、人道主義戰士馬海德逝世。夫人周蘇菲把丈夫留給她養老的4萬美元捐出來，成立馬海德基金會，繼續丈夫未竟的事業，推動麻風病防治工作。遵照馬海德的遺囑，將他的骨灰分成三份：一份留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一份由周蘇菲送回美國，葬入家族墓地；另一份，撒入他在中國輝煌人生起步的地方——延安的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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