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方臘後論功行賞，魯智深封禪師，為什麼武松受封的卻是清忠祖師'

題記：聞說度牒朝夕到——鄒浩《臨江仙》

《水滸傳》第八十二回《梁山泊分金大買市　宋公明全夥受招安》裡梁山好漢收拾赴京朝覲皇帝之時，『軍馬在路，甚是擺的整齊』：

前面打著兩面紅旗：一面上書『順天』二字，一面上書『護國』二字。眾頭領都是戎裝披掛，惟有吳學究綸巾羽服，公孫勝鶴氅道袍，魯智深烈火僧衣，武行者香皂直裰，其餘都是戰袍金鎧，本身服色。

後來宋徽宗命殿頭官傳旨，教宋江等各換御賜錦袍見帝：

殿頭官領命傳與宋江等，向東華門外脫去戎裝帶，穿了御賜紅綠錦袍，懸帶金銀牌面，各帶朝天巾幘，抹綠朝靴。惟公孫勝將紅錦裁成道袍，魯智深縫做僧衣，武行者改作直裰，皆不忘君賜也。

徵遼回朝之後，也有一個類似的場景：

皇上看了宋江等眾將英雄，盡是錦袍金帶，惟有吳用、公孫勝、魯智深、武松，身著本身服色。天子聖意大喜，……

除了吳用、公孫勝之外，梁山好漢中裝束特別的就是魯智深與武松，這是因為他們特殊的出家人身份，說起這個身份，我們不妨從頭細看。

為了能讓魯達有一個安身避難的處所，趙員外推薦魯達到五臺山文殊院出家為僧。

魯智深那時候還叫魯達，趙員外想要為因為三拳打死鎮關西而被官府懸賞一千貫通緝的魯達找一個安身避難的地方，想到了將他剃度為僧的辦法，正好趙員外現成已經『買下一道五花度牒』——補充一句，五花度牒的五花指的是官府的花押，就是代表著官府的認可，所以魯達慨然應允『灑家情願做了和尚，專靠員外照管』。

斯坦因敦煌文獻中的度牒，圖1。

斯坦因敦煌文獻中的度牒，圖2。

魯達於是就上了五臺山，在文殊院剃度出家，變成了魯智深，關於這道度牒，後續的操作是這樣的：

首座呈將度牒上法座前，請長老賜法名。長老拿著空頭度牒，而說偈曰：『靈光一點，價值千金，佛法廣大，賜名智深。』長老賜名已罷，把度牒轉將下來，書記僧填寫了度牒，付與魯智深收受。

毫無疑問，魯智深拿到的是空白的真度牒，完成出家手續包括將法名填寫在這份度牒之後，度牒交付本人收執，從官方管理制度這個意義上，魯智深雖然嚴格來說在戒律等方面存在瑕疵，但是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僧人。

網上展示的雍熙二年的度牒，實際或恐怕是戒牒而非度牒。

孫二孃臺詞：阿叔便應了他的名字，前路去，誰敢來盤問？

武松的情況則有所不同，我們也來看看《水滸傳》第三十一回《張都監血濺鴛鴦樓　武行者夜走蜈蚣嶺》中的孫二孃的一段話：

二年前，有個頭陀打從這裡過，吃我放翻了，把來做了幾日饅頭餡。卻留得他一個鐵界箍，一身衣服，一領皁布直裰，一條雜色短穗絛，一本度牒，一串一百單八顆人頂骨數珠，一個沙魚皮鞘子，插著兩把雪花鑌鐵打成的戒刀。這刀時常半夜裡鳴嘯的響，叔叔前番也曾看見。今既要逃難，只除非把頭髮剪了，做個行者，須遮得額上『金印』。又且得這本度牒保護身符，年甲貌相，又和叔叔相等，卻不是前緣前世？阿叔便應了他的名字，前路去，誰敢來盤問？這件事好麼？

很明顯，武松為了『逃災避難』，採取的方式是『便應了』與自己『年甲貌相』『相等』的頭陀的名字，也就是說，武松是冒名頂替，在法律關係上，這個度牒對應的本該是這個已經過身的頭陀——套用魯智深的情形，當初的流程是將這個頭陀的法名填寫在這份度牒上並交付其本人收受。

然而，不管怎樣，初心只是『安身避難』、『逃災避難』的魯智深與武松從與度牒結緣之後身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無論是真和尚（魯智深）還是假行者（武松），他們本人也都逐漸自我認同自己的這個新身份，從某種意義上，不啻是獲得了重生。

上梁山之後，魯智深與武松始終以僧人與頭陀的裝束示人。

更有意思的是，從魯智深與武松故事中的重要道具度牒，我們不難發現草蛇灰線中顯露出來的宋朝的法律制度。

度牒其實就是唐朝與宋朝時期官府通過禮部下屬的祠部發給出家僧尼的憑證，凡有度牒的僧尼得免地稅、徭役，換一種角度，從國家法律意義上，有度牒的才是官方認可的僧尼。

眾所周知，因為度牒對應免稅的福利待遇，所以其中是內涵了經濟價值的，早在唐代，官府就通過出售度牒獲得的收入以充軍政費用，比如天寶年間為了募集軍費就舉行過這樣的賣度牒活動，而到了宋朝，度牒的經濟屬性愈加強化，實際上變成了某種有價證券，價格也會隨著市場供求關係的變化而發生波動，甚至為了抑制炒作，朝廷給度牒規定了法定的價格。

隨便舉兩個例子，宋英宗治平年間，陝西轉運司用朝廷賜予的度牒千道出售獲利，將所獲收益用來糴谷賑濟；宋哲宗元祐年間，知杭州府的蘇軾申請朝廷賜予度牒百道疏浚西湖；這都是度牒具有經濟價值的體現。

蘇堤春曉的美景，最初肇端於用度牒充作的疏浚西湖工程經費。

一百道度牒對應的金錢就可以用於開西湖這樣的大工程的工程費用，可見度牒的價格是很高的，大財主趙員外買下一份五花度牒，也正是他這樣的土豪才有的壕舉。

在宋朝，度牒在某種意義上等價於金錢。

回到《水滸傳》，按照小說時代背景宋朝的法律制度，魯達接受趙員外贈與，通過合規的宗教儀式填寫了自己的法號，然後又由本人收執作為身份憑證，意味著這個度牒從未使用到使用進行時一直是合法有效的——魯智深能夠正常出家，並且還跑到首都所在地東京開封府的大相國寺，並不意味著出了家就能免除之前犯下的刑事罪，只是因為當時信息傳播與偵查的體制都無法與現代相比，沒人去認真追究而已——而武松拿到的度牒嚴格來說是孫二孃殺人劫財的贓物，而且更主要的是，隨著度牒主人的死去，這個度牒實際上已經是無效的了，所以武松不但是冒名頂替，而且是拿著一個無效的法律文件來證明自己的身份，這意味著這個度牒從未使用到使用進行時一直是非法無效的。

有朋友要說了，花和尚魯智深與行者武松都已經先在二龍山後在梁山落草為寇了，你再討論合法非法還有什麼意義嗎？！這個質疑談古論金有不同看法，兩人當然已經有了別的案底，但是一碼歸一碼，從宋朝法律制度的角度分析度牒的合法性與有效性還是很能說明宋朝法律制度本身的規則的。

南宋鄭克所著《折獄龜鑑》中記載了宋初名臣張詠（張乖崖）擔任知江寧府時候明察秋毫識破假和尚的故事，這位所謂的『和尚』有正兒八經的度牒，度牒顯示出家多年，但是張詠發現他的額頭還留存著扎頭巾的痕跡，這顯然不是剃髮多年的人，一番盤問，此人不得不承認了他最近在路上殺死一名同行的和尚，奪取了和尚的財物和度牒，為掩蓋殺人劫財的罪行，自己剃去頭髮，假扮和尚，不料最終沒逃過張詠的火眼金睛，在江寧（今江蘇省南京市）落入了法網。

《折獄龜鑑》是宋朝偵查類文集的集大成者。

殺人劫財案件之外，對這個人而言，所得到的度牒其法律性質就與武松拿到的那份度牒一樣，也就是從未使用到使用進行時一直是非法無效的。

前面本文提到的申請度牒作為工程經費的蘇軾本人就有方外的朋友，他有個和尚朋友法名道潛，這位和尚年幼時候以能背誦《法華經》剃度為僧，可以說是通過自己的才能本領獲得的度牒，沒有花錢，後來因為與蘇軾交好，道潛也受到牽連——新黨呂惠卿的弟弟呂溫卿時任浙東轉運使，他蓄意羅織罪名打擊蘇軾的友人，經人告發，又查驗度牒，呂溫卿發現道潛原來的法號是談修（也有說是曇潛），現在的法名則是蘇軾所改，便以此作為罪名勒令道潛還俗，並給予『編管兗州』（今山東省濟寧市兗州區）的處罰。

勒令還俗，就意味著道潛的度牒無效了，而『編管』就是將犯罪者謫放遠方州郡，編入該地戶籍，並由地方官吏對此加以管束，道潛的度牒使用過程中或許有瑕疵，但是這個處罰顯然是受到蘇軾的牽連，罰不當罪——道潛後來得到曾布的幫助才受詔復還，再次削髮為僧，這是後話，我們在這裡不展開。

宋太祖時期修訂頒行的《宋建隆重詳定刑統》，簡稱《宋刑統》。

這個情況我們可以引申到魯智深的故事，魯智深的度牒誠如前述從未使用到使用進行時一直是合法有效的，但是作為二龍山老大與梁山第十三條好漢，根據神宗熙寧四年（1071）頒行的《盜賊重法》，他涉及謀反、殺人、劫略、盜竊等從重從嚴處罰的罪，如果落入官府之手，肯定也是要勒令還俗的，因此他的度牒的有效性其實有很長一段時間在法律意義上危如累卵。

我們回到文本本身，根據《水滸傳》中宋徽宗招安梁山諸人的詔書內容：

將宋江等大小人員所犯罪惡盡行赦免。

所以魯智深與武松之前按照宋朝法律所犯的『罪行』都被赦免，而他們即使在皇帝面前，也是身著『烈火僧衣』、『香皂直裰』等所謂『本身服色』的，但是度牒的法律狀態與此不是對應的關係，也就是說，在此情況下，魯智深的度牒繼續其合法有效的狀態，而武松的度牒卻還是原先的非法無效狀態。

魯智深坐化的時候身著御賜僧衣，某種意義代表朝廷對其身份的默認。

魯智深坐化而武松壽至耄耋，也許反映了作者對他們修為不同的認知。

直到『魯智深浙江坐化』之後，武松『自此只在六和寺中出家』，他還是沒有真正合法有效的度牒的，但是一來武松被朝廷封為『清忠祖師』，自然沒人追究他，二來武松『將身邊金銀賞賜都納此六和寺中陪堂公用』又有後來的『賜錢十萬貫』，要解決度牒問題應該也不是難事。

宋徽宗臺詞：武松對敵有功，傷殘折臂，現於六和寺出家，封清忠祖師，賜錢十萬貫，以終天年。

國博所藏宋代佛教造像。

回過頭來，在宋朝，度牒能夠作為有價證券或者直接作為貨幣使用，前提是此時度牒還是空白的，一旦度牒填上法名，就只能由持有人本人使用，是身份證明兼免稅免役憑證，而不再是具有經濟價值的流通工具；同時，度牒只是『身份證』而不是『護身符』，不但不能免去出家之前所犯的罪（如果有），如果新犯了罪連僧人身份都可能保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