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上臺後，隨著對外政策方向的調整和“聯美製日”方針的確立，他開始有意識地限制和打壓親日派官員，重用親美派外交家。在巴黎和會召開前，曾有人建議組成一個以段祺瑞和陸徵祥為首，包括曹汝霖、劉式訓、沈瑞麟、章宗祥、顏惠慶、顧維鈞等人在內的代表團，出席戰後和會。這一建議的提出是在1918 年 5 月，當時北京政府尚由皖段當權，這份代表團名單包括了曹、章這兩位段政權親日外交的主要執行者，並由段祺瑞親自擔任代表團團長。但這一建議未被新上任的總統徐世昌採納。如前所述，最後組成的代表團是極具親美色彩的，駐日公使章宗祥被排除在外，曹汝霖也未能入選，段祺瑞自然更是與代表團團長的頭銜無緣。在全權代表的人選問題上，段、曹、章三人的同時被擯，清楚地說明北京新政府希望在這個即將出席戰後和會的代表團內，規避同日本的種種瓜葛，以利於“聯美製日”方針的順利執行。
在“五四”風潮中，輿論將山東問題的失敗歸咎於皖系政權的親日政策，由於皖系親日外交的主要執行者是新交通系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三人便立時成為全國各界一致聲討的對象。當時的形勢，用陸宗輿自己的話來形容是“風潮激盪”、“疑謗叢集”。北京政府內外交困，為緩和局勢，最終下令將三人免職。此後，三人基本退出政治舞臺。從這個角度看，五四運動的一大意義在於，它在政治上予親日的新交通系以毀滅性打擊。正如時任日本駐華財務官的小林丑三郎所說：“被稱為親日派的中國的名流們一起垮了臺，或是斷送了政治生命，或是遭到迫害，以致陷入再沒有人提倡日華合作的狀態。”皖系統治的另一重要支柱安福系也趨向沒落。巴黎和會後的第二年，美國駐華臨時代辦注意到，安福系已受到中國南北方民眾的普遍厭惡。美國在華軍事情報人員也認為“安福俱樂部的支持者們正在失去地盤。這對日本人來說是一個決定性的失敗。”英國駐華使館則發現，日本人對中國的態度在 1920、1921 這兩年間變得越來越溫和，這實際上正是日本在華影響力喪失的表現。上述這些變化無疑為親美派的得勢掃清了道路。
中國代表團團長、外交總長陸徵祥雖非親日派，但作為 1915 年中日民四條約的中方簽字人，也背上了沉重的歷史包袱。凡爾賽和約簽字後不久，傳出北京政府將委派陸徵祥出席國際聯盟大會的消息。全國學生聯合會聞訊後，表示堅決反對：“今值國際聯盟成立，誠千載一時之會，我國永遠生存之曙光，僅此一線。……惟近聞北廷有主張委陸徵祥輩為國際聯盟委員，夫陸徵祥系親手訂約之人，如欲反脣廢約，諸多牽制，若委為國際委員，不啻將中國完全囑他斷送，果一失足，外交前途豈有望乎！”實際上，陸徵祥對此是有自知之明的，早在 5月 7 日，他就曾致電北京政府，保薦顧維鈞為中國出席國聯代表，電文說：“該會關係我國之鉅不減於此次和會。顧使於該會最為接洽，我國適宜之員無出其右，諒在鑑中。”巴黎和會後，陸徵祥基本上淡出了中國的外交舞臺。
與此同時，顏惠慶、顧維鈞、王正廷等親美派外交家的權勢和影響卻迅速擴大。直皖戰爭結束後，北京內閣重組，靳雲鵬任總理兼陸軍總長，周自齊任財政總長。由周自齊推薦，靳雲鵬邀顏惠慶出任外交總長。對於這屆內閣，美國人的觀察是，“自民國成立以來在擺脫日本的影響方面比其他任何一屆內閣都更為徹底。”此後，外長一職就差不多一直掌握在留美學生手裡。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的表現不僅得到了國內外各界的廣泛稱許，也受到了北京政府的高度重視。8月 23 日，國務院致電陸徵祥：“奉大總統諭：外務關係重要，奧約簽字後，委員團應即解散，陸總長即行回國，王專使、魏專使偕同回國，借便報告詳情。土耳其和約，派顧專使、施專使簽字。顧專使暫留巴黎，辦理德約事宜。”對奧和約簽字後，陸徵祥“函告大會，謂祥奉政府訓令回國，王、魏兩使偕行。此後中國在會事宜，由顧維鈞專使接洽。”當時國內報紙將此理解為“陸使歸國，所遺委員長加委顧維鈞代理。”顯然，顧氏此時的地位已極形重要。巴黎和會上另一“暴得大名”者為王正廷。王氏因與顧維鈞共同出席了 1 月 28 日討論山東問題的五國會議，及其持較為堅定的拒籤立場而備受矚目。當時國內輿論常將王正廷、顧維鈞二人相提並論，將他們看做代表團內反日愛國力量的中堅。如《申報》提到中國代表在五國會議上提出山東直接歸還中國時，評論說：“顧、王二使年事既輕，膽量又大，故敢於如此。”在中國拒籤凡爾賽和約後，又報道稱：“中國專使主張不簽字最有力者為顧、王兩氏”。在不少人眼中，王正廷還成了中國出席國際聯盟大會的最佳人選。全國學生聯合會反對委派陸徵祥出席國聯，並自行提出一個候選人名單，在這個名單中，王正廷排在第一位，顧維鈞緊隨其後，屈居第二。8 月 13 日，上海四團體聯合會召開會議，黃大偉在會上發言，反對陸徵祥出席國聯，主張國聯代表“於王、顧二人擇其一”，最後決定“拍電政府，反對陸徵祥而指定王正廷。”王正廷在巴黎和會上獲得的這一聲望，使他不久以後得以脫離南方陣營而向北京外交界發展，並在華會後被北京政府任命為魯案善後督辦。
巴黎和會結束後，北京政府令顧維鈞與施肇基對調，改任駐英公使。對此，顧氏表示“對這個變更我並不感到意外，因為中國一旦入選國際聯盟行政院，必定委派我兼任行政院的中國代表。”顧維鈞確為當時出席國聯的不二人選，他是中國外交官中最早認識到國際聯盟重要性的人，並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對之進行研究；巴黎和會期間，又是被選入國際聯盟委員會、參與國聯盟約起草的唯一中國人。在被北京政府委任為中國出席國聯第一屆大會代表後，顧氏也確實不負眾望，為中國爭取到較優的國際地位。他通過力爭“分洲主義”和多方與各國聯絡以爭取支持的策略，成功地使中國入選國聯行政院第一屆非常任會員。由此，各方對顧氏的讚賞之聲不絕於耳。北京《晨報》認為：“其勝利之結果，大概均由於中國代表顧維鈞之努力”。《東方雜誌》則稱：“吾國代表出席聯盟議會，賴顧維鈞氏之努力，頗獲良好之結果。”甚至連巴西的報紙也報道說：“聯合會各國專使多稱中國專使系同僚中最有聲望者之一，藉其議論，始知維持東方和睦切實辦法。”外交總長顏惠慶在國務會議中，即以“此次大會代表顧維鈞頗為各國代表所推重，擬請即派該代表為行政院代表”，得閣議通過。很明顯，由於中國國際地位的增進同中國孱弱的國力之間形成了鮮明對照，人們很容易將中國在國聯大會上取得的成就歸功於外交家的個人能力和主觀努力，甚至把這看做是顧氏個人的成功，從而使顧氏的聲望在繼巴黎和會之後，又更上一層臺階。
如果說在巴黎和會和國際聯盟的活動初步奠定了這批親美派外交家在中國外交界的聲譽，那麼華盛頓會議則使他們的威望達到頂峰。雖然還在華會期間，就出現了批評的聲音，如羅家倫認為華會關於山東問題的談判實際上是“直接交涉”，“不但默認巴黎和會付與日本之權利，默認二十一條之第一項，並且使以前種種舉動都成為無意識而中國的國家人格完全破產。”但是，應該注意到，這種批評意見並不是當時輿論的主流。國民代表蔣夢麟認為，“該項條件，雖不滿意，但就目前大勢事實而論，已無再進餘地。”另一位國民代表餘日章則稱，山東問題“倘成懸案，實更不利，中國此時若不能與日以戰事解決，則只可受英美之調停。”蔣夢麟和餘日章是受上海商教聯合會及九公團委託前往美國觀察華會的兩名國民代表，他們的意見實際上代表了國內一般穩健力量的看法。華會期間沒有出現巴黎和會時那樣聲勢浩大的拒籤運動，這就足以映證民眾對於華會結果是認可的。而王寵惠和顧維鈞在回國時所受到的盛大歡迎更說明他們在華會的表現得到了各界的充分肯定。
王寵惠於 3 月 12 日由美乘船抵達上海，當晚即由鬆滬護軍使何豐林、上海交涉員許沅在交涉署舉行歡迎晚宴，並邀各界作陪。次日下午，上海總商會、江蘇省教育會、上海銀行公會、上海縣商會、上海縣教育會五團體，邀請王寵惠在總商會會場報告華會經過，“各界士女往聽者，共約千人。”由上海總商會會長聶雲臺致詞，稱讚王寵惠“學行經驗，素著於世，此次赴太會為代表，對於二十一條首先提出，凡列席會議時，樽俎折衝甚力，至可感佩。”晚上，聖約翰大學同學會設宴歡迎隨同王寵惠歸國的華會代表團部分成員，參加者二百餘人，“除王博士外，皆為約翰同門”，而王寵惠雖然不是聖約翰畢業生，但在宴會上反成主角。足見其聲譽之隆，已儼然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
兩個月之後，顧維鈞歸國途經上海時，受到的歡迎更為隆重熱烈。5 月 13日，上海各界舉行籌款贖路大會，顧維鈞應邀出席，“合計到會者，約一千五六百人”，由余日章致開會詞，讚揚顧氏在華會的表現：“會議結果，中國前途，乃具有自立自新之希望，顧使之功，可謂偉矣。”是日晚，上海留美同學會又在南京路開會歡迎顧維鈞，穆藕初致詞謂：“顧公使自我國政體改造以來，折衝外交，才力之雄偉，思想之緜密，效力於祖國者至宏大，在國際上增進我中華民國之榮譽者亦至無量。弱國無外交，則我國外交之難，可想而知。當巴黎會議、華府會議之日，其成績不但我舉國人士所歡喜而讚歎，而全球人士亦莫不驚歎為希有。顧公使以如此年華，於如此至短促時間，成就此大功，隆崇我國譽，一至於此。時勢造英雄，惟英雄方能為時勢所造耳。”5 月 16 日，上海軍政界設宴招待顧維鈞，席間“軍樂悠揚，觥籌交錯，備極一時之盛。”5 月 19 日，國是會議召開談話會歡迎顧維鈞，張一麐致歡迎詞：“今日開會目的，專為歡迎顧維鈞公使。中國積弱之軀，老大頹唐，得青年公使如顧公使者，在巴黎及華盛頓會議席上，為中國訴不平，及爭回已失權利，雖會議結果，猶有未滿人意，然當失去主權之時，決不能夢想竟有今日。顧公使為國增榮，殊令吾人有無限之景仰。”一片讚美之聲，響徹滬上。至此，顧氏作為青年外交大家的形象已完全樹立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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