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洪光
日本軍部勢力是軍國主義生存和發展的主體，軍隊統帥權在天皇，軍部一般指政府中的陸軍省、海軍省，陸軍最高指揮部參謀本部、海軍最高指揮部軍令部。憲法賦予軍令長官（陸軍參謀總長和海軍軍令部總長）“帷幄上奏權”，即凡有關軍令事項，可以不經過內閣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決。於是，軍部成為獨立於政府、議會之外，操縱國家政權的政治勢力；同時陸軍和海軍也經常不一致，在進攻中國的主要方向上，陸軍力主華北，海軍力主華東（上海），很難形成統一決心。日本政府、陸軍、海軍的不同意見都需要天皇“裁決”，而天皇本人並沒有決策輔助機構。這是日本戰略經常出錯的深層原因。
1937年，裕仁天皇（騎白馬者）檢閱部隊
日軍的早期作戰計劃，以攻佔中國腹心地區武漢為核心，從軍事上全面佔領中國。計劃“以華北軍沿京漢線南下，與沿長江西進的華東軍相互策應，在漢口附近地區作戰”。日軍陸軍省1937年對華作戰計劃，華北方向使用5個師團，根據情況發展再投入3個師團；華中（上海方向），使用3個師團，另用2個師團（第10軍）從杭州灣登陸；華南方向使用1個師團。可以看出，主要兵力和主要進攻方向是華北。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全面侵華，一開始日軍基本上是按此計劃執行的，而且把華北方面軍兵力增至8個師團4個混成旅團加1個航空兵團，總兵力37萬人。
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了《論持久戰》。毛澤東總結了日軍10個月的作戰情況，指出了日軍在戰略上有五個方面出錯。一是逐漸增加兵力，二是沒有主攻方向，三是沒有戰略協同，四是失去戰略時機，五是包圍多殲滅少。就南京保衛戰來說，這五個方面都有體現。為了拿下淞滬繼而續攻南京，日本大本營於10月初開始把上海方向作為主要作戰方向，用“添油”的方式逐步增兵，先是4個師團10萬餘人；拿不下來又把華北主要方向部隊中的3個師團調入上海派遣軍，達20萬人；還拿不下來又增加第10軍3個師團，再從華北抽調1個師團，最後增加到近30萬人。不僅把本土的戰略預備隊調上來，把駐朝鮮、臺灣的軍隊調上來，不得已還把華北部隊大批轉用過來，終於把次要方向打成了主要方向，華北的主要方向降到了次要方向。完全違背了戰前制定的以華北為主要方向，在山東半島、長江口、廣州三點以部分兵力牽制性進攻，配合主要方向上行動的戰略佈局。
向南京逼近的日軍步兵
戰略協同上，在進行淞滬—南京保衛戰時，北線日軍不能以有力的進攻行動，在豫北、魯中一線牽制中國軍隊，讓中國軍隊統帥部得以集中精力、兵力、物力於華東方向。打完南京保衛戰需乘勝進行戰略追擊、擴大戰果時，日軍由於提前使用了戰略預備隊，而沒有了“戰略追擊隊（毛澤東語）”。戰役協同上也有問題，徐州會戰時南線日軍向北攻擊，北線日軍不動；後來北線日軍進攻，南線日軍又不動。從抗戰初期四大會戰來看，淞滬、太原、徐州守軍都是在日軍即將形成合圍，可能遭圍殲時，及時撤出包圍圈，沒有出現德軍在歐洲和蘇聯戰場上動輒包圍消滅十幾萬、幾十萬守軍的情況。
雖說國民黨軍正面戰場上出現了一些不應有的失誤和錯誤，如戰役行動不能很好貫徹戰略方針，把一些會戰作為戰略性決戰來打；如實行“內線固守，分兵把口”的專守作戰方針，要求部隊“固守陣地，堅守不退”，“層層佈防，處處據守”，不注重在防禦中採取攻勢行動，消滅敵人有生力量；又如疏於戰前的戰場建設和戰略區的經營，增大了戰時的傷亡等等。但是日本與中國比起來，錯誤犯得更多，也更帶根本性。
日軍南京入城儀式
日軍一是輕視了中國政府和民眾的抗日決心，以為如同拿下東北和華北北部一樣，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結果越打越需增兵，越打越感吃力，沒有達到戰略企圖。二是定力差，把持不住戰略主攻方向，把由北（華北）向南（華中）打的主攻方向打成了由東（華東）向西（華中），在不利的地形上沿長江溯攻武漢，消耗大，效果差。三是戰役主攻方向也搖擺不定，北線平分兵力在同蒲線、平漢線、津浦線三個戰役方向上，在兩翼次要戰役方向太原和徐州打了兩個戰略性戰役，而在主要方向、距武漢距離最短、地形最為有利的平漢線，打下石家莊後，居然調走了4個師團分別增援同蒲線和上海方面作戰，只剩2個師團，攻到豫北漳河一線就沒有了後勁，把主要戰役方向打成了次要戰役方向。四是東線打下南京後，主力先北上配合打徐州會戰，再調頭西去打鄭州（後遇黃河決口未成）與華北日軍配合，而不是拿下安徽省府安慶後一鼓作氣直攻武漢。五是在戰役佈勢上，不知為什麼在拿下杭州後，不派強有力一部沿浙贛走廊直攻南昌，包抄武漢後路。總之，對武漢這個戰略樞紐，日本大本營在戰略層面上是認識到了，但在戰役行動中則沒有體現戰略意圖。
在抗日戰爭第一階段（戰略退卻階段），中日兩國兩軍在比誰犯的錯誤少，犯的錯誤層次低，犯的錯誤影響面小。這方面，日本大本營做得比中國統帥部更差。因此，日本在戰略上的失敗是註定的了，戰略相持階段如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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