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明誕生的前夜——龍山時代（2）'
龍山文化興起的時間段可以對應於古代典籍中所記載的五帝時期。所謂五帝，是從上古傳說中遴選出的五位著名君主，作為華夏大地東南西北中五方主宰。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二、三、五、九等數字往往被賦予特殊的含義，比如“五”，就有五方、五行等等。
所以“五”是固定的，而傳說中的上古明君卻遠不止這麼多，因而在不同典籍中，就出現了多個不同的“五帝”版本。如《禮記》中的五帝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而《呂氏春秋》中的五帝則是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
“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不過三百丈者。人雖眾，不過三千家者。”《戰國策·趙策三》中的這段文字，生動地反映了龍山時代華夏大地的狀況。文中的“國”，其實都還處於部族階段，只是生逢亂世，不得不紛紛修築起小小城池，聚眾以圖自保。這些部族的首領被稱為諸侯，而五帝則是其中實力最為強大的王者。諸侯所管轄的部眾並不一定能超出自己的親族，而王者卻必定統率著一片區域內生活的諸多部落。
按照史書的記載，五帝並非來自一地，如黃帝來自中原有熊國，少昊生於江水（綿陽）定都曲阜（山東），顓頊生於若水（蜀地）定都商丘（河南）。儘管關於五帝時期的史料有著諸多版本，但都表明當時華夏中原地區已經存在著一個廣泛而鬆散的部族聯盟，各地由諸侯自治，聯盟首領享受諸侯的供納，定期巡視天下，遇大事則召集各路諸侯會盟相商，且首領之位也尚未發展到世襲階段。
龍山文化興起的時間段可以對應於古代典籍中所記載的五帝時期。所謂五帝，是從上古傳說中遴選出的五位著名君主，作為華夏大地東南西北中五方主宰。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二、三、五、九等數字往往被賦予特殊的含義，比如“五”，就有五方、五行等等。
所以“五”是固定的，而傳說中的上古明君卻遠不止這麼多，因而在不同典籍中，就出現了多個不同的“五帝”版本。如《禮記》中的五帝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而《呂氏春秋》中的五帝則是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
“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不過三百丈者。人雖眾，不過三千家者。”《戰國策·趙策三》中的這段文字，生動地反映了龍山時代華夏大地的狀況。文中的“國”，其實都還處於部族階段，只是生逢亂世，不得不紛紛修築起小小城池，聚眾以圖自保。這些部族的首領被稱為諸侯，而五帝則是其中實力最為強大的王者。諸侯所管轄的部眾並不一定能超出自己的親族，而王者卻必定統率著一片區域內生活的諸多部落。
按照史書的記載，五帝並非來自一地，如黃帝來自中原有熊國，少昊生於江水（綿陽）定都曲阜（山東），顓頊生於若水（蜀地）定都商丘（河南）。儘管關於五帝時期的史料有著諸多版本，但都表明當時華夏中原地區已經存在著一個廣泛而鬆散的部族聯盟，各地由諸侯自治，聯盟首領享受諸侯的供納，定期巡視天下，遇大事則召集各路諸侯會盟相商，且首領之位也尚未發展到世襲階段。
傳說中的上古帝王
關於五帝的功績，史籍更是有著相當詳盡的記錄。如黃帝驅逐蚩尤、統一華夏、發明文字、草創制度；顓頊改革巫教，實現政教合一、創設九州，初定華夏版圖、載時象天，授民以曆法、鑿山開礦，冶煉金屬；帝堯開創禪讓、設立謗木、治理水患、頒授農時；帝舜舉八元八愷、放四凶、設官職、巡天下等等、等等。
可見古人對於華夏文明的早期成長曆程是有著相當深刻的認識的。雖然這些載諸史冊的傳說與我們從考古發現中所看到的情況並不能做到一一對應，而且由於文字依據的缺失，也許那些上古傳說中的人物終究無法被完全證實，但我們也能籍此瞭解到，華夏文明確實就是這麼一步一步成長起來的。
文明是一個連續不斷的積累過程，即便華夏文明要到較晚的階段才達到城市、政權、文字皆備的程度，但華夏文明的諸多特質卻是從很早以前就開始逐步鑄就而成。從這個角度看，華夏文明綿延五千年毫不為過。
近百年以來，隨著現代科學思想的傳入，很多有識之士都意識到有必要對華夏文明的早期歷史進行重新解讀。這種對華夏傳統文化的再檢驗，是社會進步所必須經歷的一個過程。期間掀起了幾次考古大高潮，獲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發現，尤其是最近這幾十年，大量先進技術手段與科學理論都被運用到歷史研究當中，華夏文明早期真實情況終於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龍山文化興起的時間段可以對應於古代典籍中所記載的五帝時期。所謂五帝，是從上古傳說中遴選出的五位著名君主，作為華夏大地東南西北中五方主宰。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二、三、五、九等數字往往被賦予特殊的含義，比如“五”，就有五方、五行等等。
所以“五”是固定的，而傳說中的上古明君卻遠不止這麼多，因而在不同典籍中，就出現了多個不同的“五帝”版本。如《禮記》中的五帝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而《呂氏春秋》中的五帝則是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
“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不過三百丈者。人雖眾，不過三千家者。”《戰國策·趙策三》中的這段文字，生動地反映了龍山時代華夏大地的狀況。文中的“國”，其實都還處於部族階段，只是生逢亂世，不得不紛紛修築起小小城池，聚眾以圖自保。這些部族的首領被稱為諸侯，而五帝則是其中實力最為強大的王者。諸侯所管轄的部眾並不一定能超出自己的親族，而王者卻必定統率著一片區域內生活的諸多部落。
按照史書的記載，五帝並非來自一地，如黃帝來自中原有熊國，少昊生於江水（綿陽）定都曲阜（山東），顓頊生於若水（蜀地）定都商丘（河南）。儘管關於五帝時期的史料有著諸多版本，但都表明當時華夏中原地區已經存在著一個廣泛而鬆散的部族聯盟，各地由諸侯自治，聯盟首領享受諸侯的供納，定期巡視天下，遇大事則召集各路諸侯會盟相商，且首領之位也尚未發展到世襲階段。
傳說中的上古帝王
關於五帝的功績，史籍更是有著相當詳盡的記錄。如黃帝驅逐蚩尤、統一華夏、發明文字、草創制度；顓頊改革巫教，實現政教合一、創設九州，初定華夏版圖、載時象天，授民以曆法、鑿山開礦，冶煉金屬；帝堯開創禪讓、設立謗木、治理水患、頒授農時；帝舜舉八元八愷、放四凶、設官職、巡天下等等、等等。
可見古人對於華夏文明的早期成長曆程是有著相當深刻的認識的。雖然這些載諸史冊的傳說與我們從考古發現中所看到的情況並不能做到一一對應，而且由於文字依據的缺失，也許那些上古傳說中的人物終究無法被完全證實，但我們也能籍此瞭解到，華夏文明確實就是這麼一步一步成長起來的。
文明是一個連續不斷的積累過程，即便華夏文明要到較晚的階段才達到城市、政權、文字皆備的程度，但華夏文明的諸多特質卻是從很早以前就開始逐步鑄就而成。從這個角度看，華夏文明綿延五千年毫不為過。
近百年以來，隨著現代科學思想的傳入，很多有識之士都意識到有必要對華夏文明的早期歷史進行重新解讀。這種對華夏傳統文化的再檢驗，是社會進步所必須經歷的一個過程。期間掀起了幾次考古大高潮，獲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發現，尤其是最近這幾十年，大量先進技術手段與科學理論都被運用到歷史研究當中，華夏文明早期真實情況終於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蘇秉琦先生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著名學者蘇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國古代國家形成經歷了從古國——方國——帝國三個階段。蘇先生對紅山文化出現的“壇廟冢”推崇備至，指出其“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發展已達到產生基於公社又凌駕於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組織形式”。認為關中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玫瑰花和大淩河紅山文化的龍結合在一起，便產生文明的火花。
蘇先生所看重的，同樣是華夏文明的起源問題而非文明發展的程度問題。雖然廟底溝的玫瑰花與大淩河的C型龍究竟能不能被視作華夏文明最早的象徵仍有待商榷，但蘇先生所提出的古國——方國說與華夏文明區系說卻被學術界普遍接受。在蘇先生之後，又有很多學者對這兩大學說進行了補充完善。
1995年，學者嚴文明先生髮表了《黃河流域文明的發祥與發展》一文，嚴先生在該文中提出作為華夏文明象徵的黃帝的活動區域應該與公元前三千年黃河流域進入龍山時代的考古發現相對應，並引入酋邦理論對龍山時代的社會發展狀況加以解釋。
所謂“酋邦”，是美國人類學家塞維斯（E.R.Servies）對於國家產生之前人類社會組織形態的一種稱謂。他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出，人類社會的政治組織經歷了四個連續發展的階段，即遊群、部落、酋邦、國家。酋邦是“一種由若干公社組成的自治的實體，處於一個最高酋長的穩定的控制之下”。酋邦社會權力機構以等級或級別為基礎，對內強調權威而非制度與暴力，這是其區別於成熟國家結構的關鍵。
龍山文化興起的時間段可以對應於古代典籍中所記載的五帝時期。所謂五帝，是從上古傳說中遴選出的五位著名君主，作為華夏大地東南西北中五方主宰。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二、三、五、九等數字往往被賦予特殊的含義，比如“五”，就有五方、五行等等。
所以“五”是固定的，而傳說中的上古明君卻遠不止這麼多，因而在不同典籍中，就出現了多個不同的“五帝”版本。如《禮記》中的五帝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而《呂氏春秋》中的五帝則是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
“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不過三百丈者。人雖眾，不過三千家者。”《戰國策·趙策三》中的這段文字，生動地反映了龍山時代華夏大地的狀況。文中的“國”，其實都還處於部族階段，只是生逢亂世，不得不紛紛修築起小小城池，聚眾以圖自保。這些部族的首領被稱為諸侯，而五帝則是其中實力最為強大的王者。諸侯所管轄的部眾並不一定能超出自己的親族，而王者卻必定統率著一片區域內生活的諸多部落。
按照史書的記載，五帝並非來自一地，如黃帝來自中原有熊國，少昊生於江水（綿陽）定都曲阜（山東），顓頊生於若水（蜀地）定都商丘（河南）。儘管關於五帝時期的史料有著諸多版本，但都表明當時華夏中原地區已經存在著一個廣泛而鬆散的部族聯盟，各地由諸侯自治，聯盟首領享受諸侯的供納，定期巡視天下，遇大事則召集各路諸侯會盟相商，且首領之位也尚未發展到世襲階段。
傳說中的上古帝王
關於五帝的功績，史籍更是有著相當詳盡的記錄。如黃帝驅逐蚩尤、統一華夏、發明文字、草創制度；顓頊改革巫教，實現政教合一、創設九州，初定華夏版圖、載時象天，授民以曆法、鑿山開礦，冶煉金屬；帝堯開創禪讓、設立謗木、治理水患、頒授農時；帝舜舉八元八愷、放四凶、設官職、巡天下等等、等等。
可見古人對於華夏文明的早期成長曆程是有著相當深刻的認識的。雖然這些載諸史冊的傳說與我們從考古發現中所看到的情況並不能做到一一對應，而且由於文字依據的缺失，也許那些上古傳說中的人物終究無法被完全證實，但我們也能籍此瞭解到，華夏文明確實就是這麼一步一步成長起來的。
文明是一個連續不斷的積累過程，即便華夏文明要到較晚的階段才達到城市、政權、文字皆備的程度，但華夏文明的諸多特質卻是從很早以前就開始逐步鑄就而成。從這個角度看，華夏文明綿延五千年毫不為過。
近百年以來，隨著現代科學思想的傳入，很多有識之士都意識到有必要對華夏文明的早期歷史進行重新解讀。這種對華夏傳統文化的再檢驗，是社會進步所必須經歷的一個過程。期間掀起了幾次考古大高潮，獲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發現，尤其是最近這幾十年，大量先進技術手段與科學理論都被運用到歷史研究當中，華夏文明早期真實情況終於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蘇秉琦先生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著名學者蘇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國古代國家形成經歷了從古國——方國——帝國三個階段。蘇先生對紅山文化出現的“壇廟冢”推崇備至，指出其“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發展已達到產生基於公社又凌駕於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組織形式”。認為關中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玫瑰花和大淩河紅山文化的龍結合在一起，便產生文明的火花。
蘇先生所看重的，同樣是華夏文明的起源問題而非文明發展的程度問題。雖然廟底溝的玫瑰花與大淩河的C型龍究竟能不能被視作華夏文明最早的象徵仍有待商榷，但蘇先生所提出的古國——方國說與華夏文明區系說卻被學術界普遍接受。在蘇先生之後，又有很多學者對這兩大學說進行了補充完善。
1995年，學者嚴文明先生髮表了《黃河流域文明的發祥與發展》一文，嚴先生在該文中提出作為華夏文明象徵的黃帝的活動區域應該與公元前三千年黃河流域進入龍山時代的考古發現相對應，並引入酋邦理論對龍山時代的社會發展狀況加以解釋。
所謂“酋邦”，是美國人類學家塞維斯（E.R.Servies）對於國家產生之前人類社會組織形態的一種稱謂。他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出，人類社會的政治組織經歷了四個連續發展的階段，即遊群、部落、酋邦、國家。酋邦是“一種由若干公社組成的自治的實體，處於一個最高酋長的穩定的控制之下”。酋邦社會權力機構以等級或級別為基礎，對內強調權威而非制度與暴力，這是其區別於成熟國家結構的關鍵。
嚴文明先生
嚴文明先生將蘇秉琦先生所提出的“古國”和“酋邦”對應起來，從而使“古國”的概念清晰了許多。對於“古國”階段的形成時期，嚴先生則認為在龍山文化興起之前的公元前3500年前後，也就是新石器時代中期，華夏各大文化區系就都已邁出了從部落向古國轉變的關鍵一步。並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龍山文化末期的二里頭時代，進入到更加成熟的國家階段（方國）。他同時還提出以更符合中國傳統習慣的“王國”取代“方國”這一稱呼，這也被國內學界沿用下來。
這之後，還有很多學者就“古國”、“王國”所對應的具體發展狀態發表了不同意見，焦點主要集中在階級的產生，王權、神權、軍權三者的統合等特定問題之上。這同樣是因為華夏文明的形成是一個連續漸變的過程，存在這類學術分歧是很正常的。只有經過充分的討論，才能使我們對那個時代擁有更加準確的認識。
龍山文化興起的時間段可以對應於古代典籍中所記載的五帝時期。所謂五帝，是從上古傳說中遴選出的五位著名君主，作為華夏大地東南西北中五方主宰。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二、三、五、九等數字往往被賦予特殊的含義，比如“五”，就有五方、五行等等。
所以“五”是固定的，而傳說中的上古明君卻遠不止這麼多，因而在不同典籍中，就出現了多個不同的“五帝”版本。如《禮記》中的五帝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而《呂氏春秋》中的五帝則是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
“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不過三百丈者。人雖眾，不過三千家者。”《戰國策·趙策三》中的這段文字，生動地反映了龍山時代華夏大地的狀況。文中的“國”，其實都還處於部族階段，只是生逢亂世，不得不紛紛修築起小小城池，聚眾以圖自保。這些部族的首領被稱為諸侯，而五帝則是其中實力最為強大的王者。諸侯所管轄的部眾並不一定能超出自己的親族，而王者卻必定統率著一片區域內生活的諸多部落。
按照史書的記載，五帝並非來自一地，如黃帝來自中原有熊國，少昊生於江水（綿陽）定都曲阜（山東），顓頊生於若水（蜀地）定都商丘（河南）。儘管關於五帝時期的史料有著諸多版本，但都表明當時華夏中原地區已經存在著一個廣泛而鬆散的部族聯盟，各地由諸侯自治，聯盟首領享受諸侯的供納，定期巡視天下，遇大事則召集各路諸侯會盟相商，且首領之位也尚未發展到世襲階段。
傳說中的上古帝王
關於五帝的功績，史籍更是有著相當詳盡的記錄。如黃帝驅逐蚩尤、統一華夏、發明文字、草創制度；顓頊改革巫教，實現政教合一、創設九州，初定華夏版圖、載時象天，授民以曆法、鑿山開礦，冶煉金屬；帝堯開創禪讓、設立謗木、治理水患、頒授農時；帝舜舉八元八愷、放四凶、設官職、巡天下等等、等等。
可見古人對於華夏文明的早期成長曆程是有著相當深刻的認識的。雖然這些載諸史冊的傳說與我們從考古發現中所看到的情況並不能做到一一對應，而且由於文字依據的缺失，也許那些上古傳說中的人物終究無法被完全證實，但我們也能籍此瞭解到，華夏文明確實就是這麼一步一步成長起來的。
文明是一個連續不斷的積累過程，即便華夏文明要到較晚的階段才達到城市、政權、文字皆備的程度，但華夏文明的諸多特質卻是從很早以前就開始逐步鑄就而成。從這個角度看，華夏文明綿延五千年毫不為過。
近百年以來，隨著現代科學思想的傳入，很多有識之士都意識到有必要對華夏文明的早期歷史進行重新解讀。這種對華夏傳統文化的再檢驗，是社會進步所必須經歷的一個過程。期間掀起了幾次考古大高潮，獲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發現，尤其是最近這幾十年，大量先進技術手段與科學理論都被運用到歷史研究當中，華夏文明早期真實情況終於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蘇秉琦先生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著名學者蘇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國古代國家形成經歷了從古國——方國——帝國三個階段。蘇先生對紅山文化出現的“壇廟冢”推崇備至，指出其“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發展已達到產生基於公社又凌駕於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組織形式”。認為關中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玫瑰花和大淩河紅山文化的龍結合在一起，便產生文明的火花。
蘇先生所看重的，同樣是華夏文明的起源問題而非文明發展的程度問題。雖然廟底溝的玫瑰花與大淩河的C型龍究竟能不能被視作華夏文明最早的象徵仍有待商榷，但蘇先生所提出的古國——方國說與華夏文明區系說卻被學術界普遍接受。在蘇先生之後，又有很多學者對這兩大學說進行了補充完善。
1995年，學者嚴文明先生髮表了《黃河流域文明的發祥與發展》一文，嚴先生在該文中提出作為華夏文明象徵的黃帝的活動區域應該與公元前三千年黃河流域進入龍山時代的考古發現相對應，並引入酋邦理論對龍山時代的社會發展狀況加以解釋。
所謂“酋邦”，是美國人類學家塞維斯（E.R.Servies）對於國家產生之前人類社會組織形態的一種稱謂。他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出，人類社會的政治組織經歷了四個連續發展的階段，即遊群、部落、酋邦、國家。酋邦是“一種由若干公社組成的自治的實體，處於一個最高酋長的穩定的控制之下”。酋邦社會權力機構以等級或級別為基礎，對內強調權威而非制度與暴力，這是其區別於成熟國家結構的關鍵。
嚴文明先生
嚴文明先生將蘇秉琦先生所提出的“古國”和“酋邦”對應起來，從而使“古國”的概念清晰了許多。對於“古國”階段的形成時期，嚴先生則認為在龍山文化興起之前的公元前3500年前後，也就是新石器時代中期，華夏各大文化區系就都已邁出了從部落向古國轉變的關鍵一步。並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龍山文化末期的二里頭時代，進入到更加成熟的國家階段（方國）。他同時還提出以更符合中國傳統習慣的“王國”取代“方國”這一稱呼，這也被國內學界沿用下來。
這之後，還有很多學者就“古國”、“王國”所對應的具體發展狀態發表了不同意見，焦點主要集中在階級的產生，王權、神權、軍權三者的統合等特定問題之上。這同樣是因為華夏文明的形成是一個連續漸變的過程，存在這類學術分歧是很正常的。只有經過充分的討論，才能使我們對那個時代擁有更加準確的認識。
陶寺遺址
接下來，筆者以陶寺遺址為例，繼續向讀者朋友介紹龍山時代的城邦發展狀況。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臨汾發掘出一座4000多年前的古代城池遺蹟，這就是著名的陶寺遺址。陶寺遺址屬於中原地區龍山文化類型，存在於公元前2300年~前1900年間。陶寺古城早期面積達20多萬平米，主要供首領與貴族居住。到中期已擴大到近300萬平米，是中原地區規模最大的龍山文化遺存之一。與陶寺同類形的文化遺存遍佈於晉西南地區，說明陶寺城邦擁有廣闊的勢力範圍，陶寺古城應該就是當時中原地區的都城所在。
龍山文化興起的時間段可以對應於古代典籍中所記載的五帝時期。所謂五帝，是從上古傳說中遴選出的五位著名君主，作為華夏大地東南西北中五方主宰。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二、三、五、九等數字往往被賦予特殊的含義，比如“五”，就有五方、五行等等。
所以“五”是固定的，而傳說中的上古明君卻遠不止這麼多，因而在不同典籍中，就出現了多個不同的“五帝”版本。如《禮記》中的五帝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而《呂氏春秋》中的五帝則是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
“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不過三百丈者。人雖眾，不過三千家者。”《戰國策·趙策三》中的這段文字，生動地反映了龍山時代華夏大地的狀況。文中的“國”，其實都還處於部族階段，只是生逢亂世，不得不紛紛修築起小小城池，聚眾以圖自保。這些部族的首領被稱為諸侯，而五帝則是其中實力最為強大的王者。諸侯所管轄的部眾並不一定能超出自己的親族，而王者卻必定統率著一片區域內生活的諸多部落。
按照史書的記載，五帝並非來自一地，如黃帝來自中原有熊國，少昊生於江水（綿陽）定都曲阜（山東），顓頊生於若水（蜀地）定都商丘（河南）。儘管關於五帝時期的史料有著諸多版本，但都表明當時華夏中原地區已經存在著一個廣泛而鬆散的部族聯盟，各地由諸侯自治，聯盟首領享受諸侯的供納，定期巡視天下，遇大事則召集各路諸侯會盟相商，且首領之位也尚未發展到世襲階段。
傳說中的上古帝王
關於五帝的功績，史籍更是有著相當詳盡的記錄。如黃帝驅逐蚩尤、統一華夏、發明文字、草創制度；顓頊改革巫教，實現政教合一、創設九州，初定華夏版圖、載時象天，授民以曆法、鑿山開礦，冶煉金屬；帝堯開創禪讓、設立謗木、治理水患、頒授農時；帝舜舉八元八愷、放四凶、設官職、巡天下等等、等等。
可見古人對於華夏文明的早期成長曆程是有著相當深刻的認識的。雖然這些載諸史冊的傳說與我們從考古發現中所看到的情況並不能做到一一對應，而且由於文字依據的缺失，也許那些上古傳說中的人物終究無法被完全證實，但我們也能籍此瞭解到，華夏文明確實就是這麼一步一步成長起來的。
文明是一個連續不斷的積累過程，即便華夏文明要到較晚的階段才達到城市、政權、文字皆備的程度，但華夏文明的諸多特質卻是從很早以前就開始逐步鑄就而成。從這個角度看，華夏文明綿延五千年毫不為過。
近百年以來，隨著現代科學思想的傳入，很多有識之士都意識到有必要對華夏文明的早期歷史進行重新解讀。這種對華夏傳統文化的再檢驗，是社會進步所必須經歷的一個過程。期間掀起了幾次考古大高潮，獲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發現，尤其是最近這幾十年，大量先進技術手段與科學理論都被運用到歷史研究當中，華夏文明早期真實情況終於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蘇秉琦先生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著名學者蘇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國古代國家形成經歷了從古國——方國——帝國三個階段。蘇先生對紅山文化出現的“壇廟冢”推崇備至，指出其“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發展已達到產生基於公社又凌駕於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組織形式”。認為關中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玫瑰花和大淩河紅山文化的龍結合在一起，便產生文明的火花。
蘇先生所看重的，同樣是華夏文明的起源問題而非文明發展的程度問題。雖然廟底溝的玫瑰花與大淩河的C型龍究竟能不能被視作華夏文明最早的象徵仍有待商榷，但蘇先生所提出的古國——方國說與華夏文明區系說卻被學術界普遍接受。在蘇先生之後，又有很多學者對這兩大學說進行了補充完善。
1995年，學者嚴文明先生髮表了《黃河流域文明的發祥與發展》一文，嚴先生在該文中提出作為華夏文明象徵的黃帝的活動區域應該與公元前三千年黃河流域進入龍山時代的考古發現相對應，並引入酋邦理論對龍山時代的社會發展狀況加以解釋。
所謂“酋邦”，是美國人類學家塞維斯（E.R.Servies）對於國家產生之前人類社會組織形態的一種稱謂。他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出，人類社會的政治組織經歷了四個連續發展的階段，即遊群、部落、酋邦、國家。酋邦是“一種由若干公社組成的自治的實體，處於一個最高酋長的穩定的控制之下”。酋邦社會權力機構以等級或級別為基礎，對內強調權威而非制度與暴力，這是其區別於成熟國家結構的關鍵。
嚴文明先生
嚴文明先生將蘇秉琦先生所提出的“古國”和“酋邦”對應起來，從而使“古國”的概念清晰了許多。對於“古國”階段的形成時期，嚴先生則認為在龍山文化興起之前的公元前3500年前後，也就是新石器時代中期，華夏各大文化區系就都已邁出了從部落向古國轉變的關鍵一步。並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龍山文化末期的二里頭時代，進入到更加成熟的國家階段（方國）。他同時還提出以更符合中國傳統習慣的“王國”取代“方國”這一稱呼，這也被國內學界沿用下來。
這之後，還有很多學者就“古國”、“王國”所對應的具體發展狀態發表了不同意見，焦點主要集中在階級的產生，王權、神權、軍權三者的統合等特定問題之上。這同樣是因為華夏文明的形成是一個連續漸變的過程，存在這類學術分歧是很正常的。只有經過充分的討論，才能使我們對那個時代擁有更加準確的認識。
陶寺遺址
接下來，筆者以陶寺遺址為例，繼續向讀者朋友介紹龍山時代的城邦發展狀況。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臨汾發掘出一座4000多年前的古代城池遺蹟，這就是著名的陶寺遺址。陶寺遺址屬於中原地區龍山文化類型，存在於公元前2300年~前1900年間。陶寺古城早期面積達20多萬平米，主要供首領與貴族居住。到中期已擴大到近300萬平米，是中原地區規模最大的龍山文化遺存之一。與陶寺同類形的文化遺存遍佈於晉西南地區，說明陶寺城邦擁有廣闊的勢力範圍，陶寺古城應該就是當時中原地區的都城所在。
陶寺遺留的夯土城牆
在城市規劃上，陶寺古城也完全符合都城的標準。城池有內外之分，內城是一座面積近13萬平米的宮城，建有供王者和嫡系貴族居住的宮殿、王族祖墓及帶觀測天象功能的祭祀臺，此外還有官方控制的手工作坊。外城則分佈著下層貴族居住區、平民住宅區、大型公共倉庫等。
這種都城佈局模式一直貫穿整個中國古代史，直到明清時期營建的北京城，也只不過是比陶寺的規模放大了很多倍而已，其形制基本一樣。皇城之內除了三宮六院，家廟、庫房、各類作坊應有盡有。堂堂天子所居檔次雖高，在本質上卻跟鄉下土財主家的大雜院沒啥兩樣。可見華夏民族作為一個古老的農耕民族，自給自足的思維觀念是何等的源遠流長，影響深遠。
龍山文化興起的時間段可以對應於古代典籍中所記載的五帝時期。所謂五帝，是從上古傳說中遴選出的五位著名君主，作為華夏大地東南西北中五方主宰。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二、三、五、九等數字往往被賦予特殊的含義，比如“五”，就有五方、五行等等。
所以“五”是固定的，而傳說中的上古明君卻遠不止這麼多，因而在不同典籍中，就出現了多個不同的“五帝”版本。如《禮記》中的五帝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而《呂氏春秋》中的五帝則是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
“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不過三百丈者。人雖眾，不過三千家者。”《戰國策·趙策三》中的這段文字，生動地反映了龍山時代華夏大地的狀況。文中的“國”，其實都還處於部族階段，只是生逢亂世，不得不紛紛修築起小小城池，聚眾以圖自保。這些部族的首領被稱為諸侯，而五帝則是其中實力最為強大的王者。諸侯所管轄的部眾並不一定能超出自己的親族，而王者卻必定統率著一片區域內生活的諸多部落。
按照史書的記載，五帝並非來自一地，如黃帝來自中原有熊國，少昊生於江水（綿陽）定都曲阜（山東），顓頊生於若水（蜀地）定都商丘（河南）。儘管關於五帝時期的史料有著諸多版本，但都表明當時華夏中原地區已經存在著一個廣泛而鬆散的部族聯盟，各地由諸侯自治，聯盟首領享受諸侯的供納，定期巡視天下，遇大事則召集各路諸侯會盟相商，且首領之位也尚未發展到世襲階段。
傳說中的上古帝王
關於五帝的功績，史籍更是有著相當詳盡的記錄。如黃帝驅逐蚩尤、統一華夏、發明文字、草創制度；顓頊改革巫教，實現政教合一、創設九州，初定華夏版圖、載時象天，授民以曆法、鑿山開礦，冶煉金屬；帝堯開創禪讓、設立謗木、治理水患、頒授農時；帝舜舉八元八愷、放四凶、設官職、巡天下等等、等等。
可見古人對於華夏文明的早期成長曆程是有著相當深刻的認識的。雖然這些載諸史冊的傳說與我們從考古發現中所看到的情況並不能做到一一對應，而且由於文字依據的缺失，也許那些上古傳說中的人物終究無法被完全證實，但我們也能籍此瞭解到，華夏文明確實就是這麼一步一步成長起來的。
文明是一個連續不斷的積累過程，即便華夏文明要到較晚的階段才達到城市、政權、文字皆備的程度，但華夏文明的諸多特質卻是從很早以前就開始逐步鑄就而成。從這個角度看，華夏文明綿延五千年毫不為過。
近百年以來，隨著現代科學思想的傳入，很多有識之士都意識到有必要對華夏文明的早期歷史進行重新解讀。這種對華夏傳統文化的再檢驗，是社會進步所必須經歷的一個過程。期間掀起了幾次考古大高潮，獲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發現，尤其是最近這幾十年，大量先進技術手段與科學理論都被運用到歷史研究當中，華夏文明早期真實情況終於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蘇秉琦先生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著名學者蘇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國古代國家形成經歷了從古國——方國——帝國三個階段。蘇先生對紅山文化出現的“壇廟冢”推崇備至，指出其“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發展已達到產生基於公社又凌駕於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組織形式”。認為關中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玫瑰花和大淩河紅山文化的龍結合在一起，便產生文明的火花。
蘇先生所看重的，同樣是華夏文明的起源問題而非文明發展的程度問題。雖然廟底溝的玫瑰花與大淩河的C型龍究竟能不能被視作華夏文明最早的象徵仍有待商榷，但蘇先生所提出的古國——方國說與華夏文明區系說卻被學術界普遍接受。在蘇先生之後，又有很多學者對這兩大學說進行了補充完善。
1995年，學者嚴文明先生髮表了《黃河流域文明的發祥與發展》一文，嚴先生在該文中提出作為華夏文明象徵的黃帝的活動區域應該與公元前三千年黃河流域進入龍山時代的考古發現相對應，並引入酋邦理論對龍山時代的社會發展狀況加以解釋。
所謂“酋邦”，是美國人類學家塞維斯（E.R.Servies）對於國家產生之前人類社會組織形態的一種稱謂。他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出，人類社會的政治組織經歷了四個連續發展的階段，即遊群、部落、酋邦、國家。酋邦是“一種由若干公社組成的自治的實體，處於一個最高酋長的穩定的控制之下”。酋邦社會權力機構以等級或級別為基礎，對內強調權威而非制度與暴力，這是其區別於成熟國家結構的關鍵。
嚴文明先生
嚴文明先生將蘇秉琦先生所提出的“古國”和“酋邦”對應起來，從而使“古國”的概念清晰了許多。對於“古國”階段的形成時期，嚴先生則認為在龍山文化興起之前的公元前3500年前後，也就是新石器時代中期，華夏各大文化區系就都已邁出了從部落向古國轉變的關鍵一步。並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龍山文化末期的二里頭時代，進入到更加成熟的國家階段（方國）。他同時還提出以更符合中國傳統習慣的“王國”取代“方國”這一稱呼，這也被國內學界沿用下來。
這之後，還有很多學者就“古國”、“王國”所對應的具體發展狀態發表了不同意見，焦點主要集中在階級的產生，王權、神權、軍權三者的統合等特定問題之上。這同樣是因為華夏文明的形成是一個連續漸變的過程，存在這類學術分歧是很正常的。只有經過充分的討論，才能使我們對那個時代擁有更加準確的認識。
陶寺遺址
接下來，筆者以陶寺遺址為例，繼續向讀者朋友介紹龍山時代的城邦發展狀況。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臨汾發掘出一座4000多年前的古代城池遺蹟，這就是著名的陶寺遺址。陶寺遺址屬於中原地區龍山文化類型，存在於公元前2300年~前1900年間。陶寺古城早期面積達20多萬平米，主要供首領與貴族居住。到中期已擴大到近300萬平米，是中原地區規模最大的龍山文化遺存之一。與陶寺同類形的文化遺存遍佈於晉西南地區，說明陶寺城邦擁有廣闊的勢力範圍，陶寺古城應該就是當時中原地區的都城所在。
陶寺遺留的夯土城牆
在城市規劃上，陶寺古城也完全符合都城的標準。城池有內外之分，內城是一座面積近13萬平米的宮城，建有供王者和嫡系貴族居住的宮殿、王族祖墓及帶觀測天象功能的祭祀臺，此外還有官方控制的手工作坊。外城則分佈著下層貴族居住區、平民住宅區、大型公共倉庫等。
這種都城佈局模式一直貫穿整個中國古代史，直到明清時期營建的北京城，也只不過是比陶寺的規模放大了很多倍而已，其形制基本一樣。皇城之內除了三宮六院，家廟、庫房、各類作坊應有盡有。堂堂天子所居檔次雖高，在本質上卻跟鄉下土財主家的大雜院沒啥兩樣。可見華夏民族作為一個古老的農耕民族，自給自足的思維觀念是何等的源遠流長，影響深遠。
彩繪陶簋
陶寺普通民居的房址可分為地面、半地穴式和窯洞三種，陳設也相對簡單。而宮城內的建築則有著刻花白灰牆皮、藍彩牆裙，屋頂上還覆蓋著最早的人造建材——板瓦。
城中倉庫的規模說明陶寺城邦已經建立起了一套實物賦稅徵繳制度。而以陶寺遺址所表現出來的巨大貧富差距看，這些財物徵收上來以後，應該全都是由統治者統一調配，底層民眾基本上無緣置喙。
陶寺遺址範圍內還發現了中原地區最大的史前墓葬群，裡面埋葬的是早期王族成員，墓穴多達上萬座。根據已清理的1000多個墓穴的情況，基本可將墓穴分為大中小三類。
龍山文化興起的時間段可以對應於古代典籍中所記載的五帝時期。所謂五帝，是從上古傳說中遴選出的五位著名君主，作為華夏大地東南西北中五方主宰。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二、三、五、九等數字往往被賦予特殊的含義，比如“五”，就有五方、五行等等。
所以“五”是固定的，而傳說中的上古明君卻遠不止這麼多，因而在不同典籍中，就出現了多個不同的“五帝”版本。如《禮記》中的五帝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而《呂氏春秋》中的五帝則是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
“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不過三百丈者。人雖眾，不過三千家者。”《戰國策·趙策三》中的這段文字，生動地反映了龍山時代華夏大地的狀況。文中的“國”，其實都還處於部族階段，只是生逢亂世，不得不紛紛修築起小小城池，聚眾以圖自保。這些部族的首領被稱為諸侯，而五帝則是其中實力最為強大的王者。諸侯所管轄的部眾並不一定能超出自己的親族，而王者卻必定統率著一片區域內生活的諸多部落。
按照史書的記載，五帝並非來自一地，如黃帝來自中原有熊國，少昊生於江水（綿陽）定都曲阜（山東），顓頊生於若水（蜀地）定都商丘（河南）。儘管關於五帝時期的史料有著諸多版本，但都表明當時華夏中原地區已經存在著一個廣泛而鬆散的部族聯盟，各地由諸侯自治，聯盟首領享受諸侯的供納，定期巡視天下，遇大事則召集各路諸侯會盟相商，且首領之位也尚未發展到世襲階段。
傳說中的上古帝王
關於五帝的功績，史籍更是有著相當詳盡的記錄。如黃帝驅逐蚩尤、統一華夏、發明文字、草創制度；顓頊改革巫教，實現政教合一、創設九州，初定華夏版圖、載時象天，授民以曆法、鑿山開礦，冶煉金屬；帝堯開創禪讓、設立謗木、治理水患、頒授農時；帝舜舉八元八愷、放四凶、設官職、巡天下等等、等等。
可見古人對於華夏文明的早期成長曆程是有著相當深刻的認識的。雖然這些載諸史冊的傳說與我們從考古發現中所看到的情況並不能做到一一對應，而且由於文字依據的缺失，也許那些上古傳說中的人物終究無法被完全證實，但我們也能籍此瞭解到，華夏文明確實就是這麼一步一步成長起來的。
文明是一個連續不斷的積累過程，即便華夏文明要到較晚的階段才達到城市、政權、文字皆備的程度，但華夏文明的諸多特質卻是從很早以前就開始逐步鑄就而成。從這個角度看，華夏文明綿延五千年毫不為過。
近百年以來，隨著現代科學思想的傳入，很多有識之士都意識到有必要對華夏文明的早期歷史進行重新解讀。這種對華夏傳統文化的再檢驗，是社會進步所必須經歷的一個過程。期間掀起了幾次考古大高潮，獲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發現，尤其是最近這幾十年，大量先進技術手段與科學理論都被運用到歷史研究當中，華夏文明早期真實情況終於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蘇秉琦先生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著名學者蘇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國古代國家形成經歷了從古國——方國——帝國三個階段。蘇先生對紅山文化出現的“壇廟冢”推崇備至，指出其“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發展已達到產生基於公社又凌駕於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組織形式”。認為關中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玫瑰花和大淩河紅山文化的龍結合在一起，便產生文明的火花。
蘇先生所看重的，同樣是華夏文明的起源問題而非文明發展的程度問題。雖然廟底溝的玫瑰花與大淩河的C型龍究竟能不能被視作華夏文明最早的象徵仍有待商榷，但蘇先生所提出的古國——方國說與華夏文明區系說卻被學術界普遍接受。在蘇先生之後，又有很多學者對這兩大學說進行了補充完善。
1995年，學者嚴文明先生髮表了《黃河流域文明的發祥與發展》一文，嚴先生在該文中提出作為華夏文明象徵的黃帝的活動區域應該與公元前三千年黃河流域進入龍山時代的考古發現相對應，並引入酋邦理論對龍山時代的社會發展狀況加以解釋。
所謂“酋邦”，是美國人類學家塞維斯（E.R.Servies）對於國家產生之前人類社會組織形態的一種稱謂。他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出，人類社會的政治組織經歷了四個連續發展的階段，即遊群、部落、酋邦、國家。酋邦是“一種由若干公社組成的自治的實體，處於一個最高酋長的穩定的控制之下”。酋邦社會權力機構以等級或級別為基礎，對內強調權威而非制度與暴力，這是其區別於成熟國家結構的關鍵。
嚴文明先生
嚴文明先生將蘇秉琦先生所提出的“古國”和“酋邦”對應起來，從而使“古國”的概念清晰了許多。對於“古國”階段的形成時期，嚴先生則認為在龍山文化興起之前的公元前3500年前後，也就是新石器時代中期，華夏各大文化區系就都已邁出了從部落向古國轉變的關鍵一步。並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龍山文化末期的二里頭時代，進入到更加成熟的國家階段（方國）。他同時還提出以更符合中國傳統習慣的“王國”取代“方國”這一稱呼，這也被國內學界沿用下來。
這之後，還有很多學者就“古國”、“王國”所對應的具體發展狀態發表了不同意見，焦點主要集中在階級的產生，王權、神權、軍權三者的統合等特定問題之上。這同樣是因為華夏文明的形成是一個連續漸變的過程，存在這類學術分歧是很正常的。只有經過充分的討論，才能使我們對那個時代擁有更加準確的認識。
陶寺遺址
接下來，筆者以陶寺遺址為例，繼續向讀者朋友介紹龍山時代的城邦發展狀況。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臨汾發掘出一座4000多年前的古代城池遺蹟，這就是著名的陶寺遺址。陶寺遺址屬於中原地區龍山文化類型，存在於公元前2300年~前1900年間。陶寺古城早期面積達20多萬平米，主要供首領與貴族居住。到中期已擴大到近300萬平米，是中原地區規模最大的龍山文化遺存之一。與陶寺同類形的文化遺存遍佈於晉西南地區，說明陶寺城邦擁有廣闊的勢力範圍，陶寺古城應該就是當時中原地區的都城所在。
陶寺遺留的夯土城牆
在城市規劃上，陶寺古城也完全符合都城的標準。城池有內外之分，內城是一座面積近13萬平米的宮城，建有供王者和嫡系貴族居住的宮殿、王族祖墓及帶觀測天象功能的祭祀臺，此外還有官方控制的手工作坊。外城則分佈著下層貴族居住區、平民住宅區、大型公共倉庫等。
這種都城佈局模式一直貫穿整個中國古代史，直到明清時期營建的北京城，也只不過是比陶寺的規模放大了很多倍而已，其形制基本一樣。皇城之內除了三宮六院，家廟、庫房、各類作坊應有盡有。堂堂天子所居檔次雖高，在本質上卻跟鄉下土財主家的大雜院沒啥兩樣。可見華夏民族作為一個古老的農耕民族，自給自足的思維觀念是何等的源遠流長，影響深遠。
彩繪陶簋
陶寺普通民居的房址可分為地面、半地穴式和窯洞三種，陳設也相對簡單。而宮城內的建築則有著刻花白灰牆皮、藍彩牆裙，屋頂上還覆蓋著最早的人造建材——板瓦。
城中倉庫的規模說明陶寺城邦已經建立起了一套實物賦稅徵繳制度。而以陶寺遺址所表現出來的巨大貧富差距看，這些財物徵收上來以後，應該全都是由統治者統一調配，底層民眾基本上無緣置喙。
陶寺遺址範圍內還發現了中原地區最大的史前墓葬群，裡面埋葬的是早期王族成員，墓穴多達上萬座。根據已清理的1000多個墓穴的情況，基本可將墓穴分為大中小三類。
彩繪龍紋陶盤
大型墓不足總數1%，使用木棺，隨葬品可達一、二百件，有彩繪陶器、彩繪木器、玉或石制的禮器和裝飾品以及整豬骨架等，墓主均為男性。
中型墓略小。使用木棺。一般隨葬成組陶器（包括少量彩繪陶器）、木器和玉、石器，幾件至一、二十件不等，常見豬下頜骨數個至數十個。這類墓佔墓葬總數的近10%。死者多系男性，女性墓基本分佈在大型墓兩側。這種隨葬豬下頜骨的習俗在之前也介紹過，山東大汶口的人民群眾就很喜歡。
至於佔墓葬總數90%的小型墓，墓坑小而狹長，則基本沒有葬具和隨葬品。
龍山文化興起的時間段可以對應於古代典籍中所記載的五帝時期。所謂五帝，是從上古傳說中遴選出的五位著名君主，作為華夏大地東南西北中五方主宰。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二、三、五、九等數字往往被賦予特殊的含義，比如“五”，就有五方、五行等等。
所以“五”是固定的，而傳說中的上古明君卻遠不止這麼多，因而在不同典籍中，就出現了多個不同的“五帝”版本。如《禮記》中的五帝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而《呂氏春秋》中的五帝則是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
“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不過三百丈者。人雖眾，不過三千家者。”《戰國策·趙策三》中的這段文字，生動地反映了龍山時代華夏大地的狀況。文中的“國”，其實都還處於部族階段，只是生逢亂世，不得不紛紛修築起小小城池，聚眾以圖自保。這些部族的首領被稱為諸侯，而五帝則是其中實力最為強大的王者。諸侯所管轄的部眾並不一定能超出自己的親族，而王者卻必定統率著一片區域內生活的諸多部落。
按照史書的記載，五帝並非來自一地，如黃帝來自中原有熊國，少昊生於江水（綿陽）定都曲阜（山東），顓頊生於若水（蜀地）定都商丘（河南）。儘管關於五帝時期的史料有著諸多版本，但都表明當時華夏中原地區已經存在著一個廣泛而鬆散的部族聯盟，各地由諸侯自治，聯盟首領享受諸侯的供納，定期巡視天下，遇大事則召集各路諸侯會盟相商，且首領之位也尚未發展到世襲階段。
傳說中的上古帝王
關於五帝的功績，史籍更是有著相當詳盡的記錄。如黃帝驅逐蚩尤、統一華夏、發明文字、草創制度；顓頊改革巫教，實現政教合一、創設九州，初定華夏版圖、載時象天，授民以曆法、鑿山開礦，冶煉金屬；帝堯開創禪讓、設立謗木、治理水患、頒授農時；帝舜舉八元八愷、放四凶、設官職、巡天下等等、等等。
可見古人對於華夏文明的早期成長曆程是有著相當深刻的認識的。雖然這些載諸史冊的傳說與我們從考古發現中所看到的情況並不能做到一一對應，而且由於文字依據的缺失，也許那些上古傳說中的人物終究無法被完全證實，但我們也能籍此瞭解到，華夏文明確實就是這麼一步一步成長起來的。
文明是一個連續不斷的積累過程，即便華夏文明要到較晚的階段才達到城市、政權、文字皆備的程度，但華夏文明的諸多特質卻是從很早以前就開始逐步鑄就而成。從這個角度看，華夏文明綿延五千年毫不為過。
近百年以來，隨著現代科學思想的傳入，很多有識之士都意識到有必要對華夏文明的早期歷史進行重新解讀。這種對華夏傳統文化的再檢驗，是社會進步所必須經歷的一個過程。期間掀起了幾次考古大高潮，獲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發現，尤其是最近這幾十年，大量先進技術手段與科學理論都被運用到歷史研究當中，華夏文明早期真實情況終於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蘇秉琦先生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著名學者蘇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國古代國家形成經歷了從古國——方國——帝國三個階段。蘇先生對紅山文化出現的“壇廟冢”推崇備至，指出其“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發展已達到產生基於公社又凌駕於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組織形式”。認為關中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玫瑰花和大淩河紅山文化的龍結合在一起，便產生文明的火花。
蘇先生所看重的，同樣是華夏文明的起源問題而非文明發展的程度問題。雖然廟底溝的玫瑰花與大淩河的C型龍究竟能不能被視作華夏文明最早的象徵仍有待商榷，但蘇先生所提出的古國——方國說與華夏文明區系說卻被學術界普遍接受。在蘇先生之後，又有很多學者對這兩大學說進行了補充完善。
1995年，學者嚴文明先生髮表了《黃河流域文明的發祥與發展》一文，嚴先生在該文中提出作為華夏文明象徵的黃帝的活動區域應該與公元前三千年黃河流域進入龍山時代的考古發現相對應，並引入酋邦理論對龍山時代的社會發展狀況加以解釋。
所謂“酋邦”，是美國人類學家塞維斯（E.R.Servies）對於國家產生之前人類社會組織形態的一種稱謂。他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出，人類社會的政治組織經歷了四個連續發展的階段，即遊群、部落、酋邦、國家。酋邦是“一種由若干公社組成的自治的實體，處於一個最高酋長的穩定的控制之下”。酋邦社會權力機構以等級或級別為基礎，對內強調權威而非制度與暴力，這是其區別於成熟國家結構的關鍵。
嚴文明先生
嚴文明先生將蘇秉琦先生所提出的“古國”和“酋邦”對應起來，從而使“古國”的概念清晰了許多。對於“古國”階段的形成時期，嚴先生則認為在龍山文化興起之前的公元前3500年前後，也就是新石器時代中期，華夏各大文化區系就都已邁出了從部落向古國轉變的關鍵一步。並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龍山文化末期的二里頭時代，進入到更加成熟的國家階段（方國）。他同時還提出以更符合中國傳統習慣的“王國”取代“方國”這一稱呼，這也被國內學界沿用下來。
這之後，還有很多學者就“古國”、“王國”所對應的具體發展狀態發表了不同意見，焦點主要集中在階級的產生，王權、神權、軍權三者的統合等特定問題之上。這同樣是因為華夏文明的形成是一個連續漸變的過程，存在這類學術分歧是很正常的。只有經過充分的討論，才能使我們對那個時代擁有更加準確的認識。
陶寺遺址
接下來，筆者以陶寺遺址為例，繼續向讀者朋友介紹龍山時代的城邦發展狀況。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臨汾發掘出一座4000多年前的古代城池遺蹟，這就是著名的陶寺遺址。陶寺遺址屬於中原地區龍山文化類型，存在於公元前2300年~前1900年間。陶寺古城早期面積達20多萬平米，主要供首領與貴族居住。到中期已擴大到近300萬平米，是中原地區規模最大的龍山文化遺存之一。與陶寺同類形的文化遺存遍佈於晉西南地區，說明陶寺城邦擁有廣闊的勢力範圍，陶寺古城應該就是當時中原地區的都城所在。
陶寺遺留的夯土城牆
在城市規劃上，陶寺古城也完全符合都城的標準。城池有內外之分，內城是一座面積近13萬平米的宮城，建有供王者和嫡系貴族居住的宮殿、王族祖墓及帶觀測天象功能的祭祀臺，此外還有官方控制的手工作坊。外城則分佈著下層貴族居住區、平民住宅區、大型公共倉庫等。
這種都城佈局模式一直貫穿整個中國古代史，直到明清時期營建的北京城，也只不過是比陶寺的規模放大了很多倍而已，其形制基本一樣。皇城之內除了三宮六院，家廟、庫房、各類作坊應有盡有。堂堂天子所居檔次雖高，在本質上卻跟鄉下土財主家的大雜院沒啥兩樣。可見華夏民族作為一個古老的農耕民族，自給自足的思維觀念是何等的源遠流長，影響深遠。
彩繪陶簋
陶寺普通民居的房址可分為地面、半地穴式和窯洞三種，陳設也相對簡單。而宮城內的建築則有著刻花白灰牆皮、藍彩牆裙，屋頂上還覆蓋著最早的人造建材——板瓦。
城中倉庫的規模說明陶寺城邦已經建立起了一套實物賦稅徵繳制度。而以陶寺遺址所表現出來的巨大貧富差距看，這些財物徵收上來以後，應該全都是由統治者統一調配，底層民眾基本上無緣置喙。
陶寺遺址範圍內還發現了中原地區最大的史前墓葬群，裡面埋葬的是早期王族成員，墓穴多達上萬座。根據已清理的1000多個墓穴的情況，基本可將墓穴分為大中小三類。
彩繪龍紋陶盤
大型墓不足總數1%，使用木棺，隨葬品可達一、二百件，有彩繪陶器、彩繪木器、玉或石制的禮器和裝飾品以及整豬骨架等，墓主均為男性。
中型墓略小。使用木棺。一般隨葬成組陶器（包括少量彩繪陶器）、木器和玉、石器，幾件至一、二十件不等，常見豬下頜骨數個至數十個。這類墓佔墓葬總數的近10%。死者多系男性，女性墓基本分佈在大型墓兩側。這種隨葬豬下頜骨的習俗在之前也介紹過，山東大汶口的人民群眾就很喜歡。
至於佔墓葬總數90%的小型墓，墓坑小而狹長，則基本沒有葬具和隨葬品。
青銅齒輪形手環
陶寺墓葬“金字塔”式比例關係，應該是當時社會結構的具體反映。可見城邦建立之初，氏族成員間的平等關係早已破壞，貴賤有別高下依序的等級制度已經存在。
到中期應該有某位城主喜提中原聯盟盟主之位，成為天下王者。這令陶寺城邦可支配的人力物力資源驟增，才有能力修築起十倍於前的巨大新城。
以新城的規模與級別，城內的居民肯定已不止早期王族這一個氏族的成員，一些新投靠於盟主麾下的中小勢力應該在城內也擁有容身之地。非本族勢力的介入，為日後的動盪埋下了隱患。而王者享用那麼高的待遇，也必然引來他人的覬覦。
因此在陶寺古城的中後期，城內發生了數次動盪，大量前王族成員的墓葬被蓄意搗毀，這很可能與王權更迭有關。
內亂動搖了陶寺城邦的根基，使其陷入衰敗。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臨近的陝西神木興起了一個更為強大的石峁城邦，很快陶寺城邦便宣告覆滅。
陶寺遺址出土了大量石制、骨制工具和武器，說明當時陶寺城邦的生產水平已相當高。隨葬大量的豬骨，也證明當地的家畜飼養業很發達。
也許底層民眾的生活水平並未因生產的發展提高多少，但貴族階層卻在良好的物質基礎之上，有了對精神文化方面更高的追求。
陶寺出土的彩繪陶器、木器圖案美觀、色彩豔麗，是陶寺類型文化的一大特色。在一隻彩繪陶盤上，繪有中原地區最早的蟠龍圖案。而在一件扁壺的殘片上，考古工作者還發現了兩個用硃砂書寫的文字。
龍山文化興起的時間段可以對應於古代典籍中所記載的五帝時期。所謂五帝，是從上古傳說中遴選出的五位著名君主，作為華夏大地東南西北中五方主宰。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二、三、五、九等數字往往被賦予特殊的含義，比如“五”，就有五方、五行等等。
所以“五”是固定的，而傳說中的上古明君卻遠不止這麼多，因而在不同典籍中，就出現了多個不同的“五帝”版本。如《禮記》中的五帝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而《呂氏春秋》中的五帝則是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
“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不過三百丈者。人雖眾，不過三千家者。”《戰國策·趙策三》中的這段文字，生動地反映了龍山時代華夏大地的狀況。文中的“國”，其實都還處於部族階段，只是生逢亂世，不得不紛紛修築起小小城池，聚眾以圖自保。這些部族的首領被稱為諸侯，而五帝則是其中實力最為強大的王者。諸侯所管轄的部眾並不一定能超出自己的親族，而王者卻必定統率著一片區域內生活的諸多部落。
按照史書的記載，五帝並非來自一地，如黃帝來自中原有熊國，少昊生於江水（綿陽）定都曲阜（山東），顓頊生於若水（蜀地）定都商丘（河南）。儘管關於五帝時期的史料有著諸多版本，但都表明當時華夏中原地區已經存在著一個廣泛而鬆散的部族聯盟，各地由諸侯自治，聯盟首領享受諸侯的供納，定期巡視天下，遇大事則召集各路諸侯會盟相商，且首領之位也尚未發展到世襲階段。
傳說中的上古帝王
關於五帝的功績，史籍更是有著相當詳盡的記錄。如黃帝驅逐蚩尤、統一華夏、發明文字、草創制度；顓頊改革巫教，實現政教合一、創設九州，初定華夏版圖、載時象天，授民以曆法、鑿山開礦，冶煉金屬；帝堯開創禪讓、設立謗木、治理水患、頒授農時；帝舜舉八元八愷、放四凶、設官職、巡天下等等、等等。
可見古人對於華夏文明的早期成長曆程是有著相當深刻的認識的。雖然這些載諸史冊的傳說與我們從考古發現中所看到的情況並不能做到一一對應，而且由於文字依據的缺失，也許那些上古傳說中的人物終究無法被完全證實，但我們也能籍此瞭解到，華夏文明確實就是這麼一步一步成長起來的。
文明是一個連續不斷的積累過程，即便華夏文明要到較晚的階段才達到城市、政權、文字皆備的程度，但華夏文明的諸多特質卻是從很早以前就開始逐步鑄就而成。從這個角度看，華夏文明綿延五千年毫不為過。
近百年以來，隨著現代科學思想的傳入，很多有識之士都意識到有必要對華夏文明的早期歷史進行重新解讀。這種對華夏傳統文化的再檢驗，是社會進步所必須經歷的一個過程。期間掀起了幾次考古大高潮，獲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發現，尤其是最近這幾十年，大量先進技術手段與科學理論都被運用到歷史研究當中，華夏文明早期真實情況終於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蘇秉琦先生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著名學者蘇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國古代國家形成經歷了從古國——方國——帝國三個階段。蘇先生對紅山文化出現的“壇廟冢”推崇備至，指出其“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發展已達到產生基於公社又凌駕於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組織形式”。認為關中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玫瑰花和大淩河紅山文化的龍結合在一起，便產生文明的火花。
蘇先生所看重的，同樣是華夏文明的起源問題而非文明發展的程度問題。雖然廟底溝的玫瑰花與大淩河的C型龍究竟能不能被視作華夏文明最早的象徵仍有待商榷，但蘇先生所提出的古國——方國說與華夏文明區系說卻被學術界普遍接受。在蘇先生之後，又有很多學者對這兩大學說進行了補充完善。
1995年，學者嚴文明先生髮表了《黃河流域文明的發祥與發展》一文，嚴先生在該文中提出作為華夏文明象徵的黃帝的活動區域應該與公元前三千年黃河流域進入龍山時代的考古發現相對應，並引入酋邦理論對龍山時代的社會發展狀況加以解釋。
所謂“酋邦”，是美國人類學家塞維斯（E.R.Servies）對於國家產生之前人類社會組織形態的一種稱謂。他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出，人類社會的政治組織經歷了四個連續發展的階段，即遊群、部落、酋邦、國家。酋邦是“一種由若干公社組成的自治的實體，處於一個最高酋長的穩定的控制之下”。酋邦社會權力機構以等級或級別為基礎，對內強調權威而非制度與暴力，這是其區別於成熟國家結構的關鍵。
嚴文明先生
嚴文明先生將蘇秉琦先生所提出的“古國”和“酋邦”對應起來，從而使“古國”的概念清晰了許多。對於“古國”階段的形成時期，嚴先生則認為在龍山文化興起之前的公元前3500年前後，也就是新石器時代中期，華夏各大文化區系就都已邁出了從部落向古國轉變的關鍵一步。並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龍山文化末期的二里頭時代，進入到更加成熟的國家階段（方國）。他同時還提出以更符合中國傳統習慣的“王國”取代“方國”這一稱呼，這也被國內學界沿用下來。
這之後，還有很多學者就“古國”、“王國”所對應的具體發展狀態發表了不同意見，焦點主要集中在階級的產生，王權、神權、軍權三者的統合等特定問題之上。這同樣是因為華夏文明的形成是一個連續漸變的過程，存在這類學術分歧是很正常的。只有經過充分的討論，才能使我們對那個時代擁有更加準確的認識。
陶寺遺址
接下來，筆者以陶寺遺址為例，繼續向讀者朋友介紹龍山時代的城邦發展狀況。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臨汾發掘出一座4000多年前的古代城池遺蹟，這就是著名的陶寺遺址。陶寺遺址屬於中原地區龍山文化類型，存在於公元前2300年~前1900年間。陶寺古城早期面積達20多萬平米，主要供首領與貴族居住。到中期已擴大到近300萬平米，是中原地區規模最大的龍山文化遺存之一。與陶寺同類形的文化遺存遍佈於晉西南地區，說明陶寺城邦擁有廣闊的勢力範圍，陶寺古城應該就是當時中原地區的都城所在。
陶寺遺留的夯土城牆
在城市規劃上，陶寺古城也完全符合都城的標準。城池有內外之分，內城是一座面積近13萬平米的宮城，建有供王者和嫡系貴族居住的宮殿、王族祖墓及帶觀測天象功能的祭祀臺，此外還有官方控制的手工作坊。外城則分佈著下層貴族居住區、平民住宅區、大型公共倉庫等。
這種都城佈局模式一直貫穿整個中國古代史，直到明清時期營建的北京城，也只不過是比陶寺的規模放大了很多倍而已，其形制基本一樣。皇城之內除了三宮六院，家廟、庫房、各類作坊應有盡有。堂堂天子所居檔次雖高，在本質上卻跟鄉下土財主家的大雜院沒啥兩樣。可見華夏民族作為一個古老的農耕民族，自給自足的思維觀念是何等的源遠流長，影響深遠。
彩繪陶簋
陶寺普通民居的房址可分為地面、半地穴式和窯洞三種，陳設也相對簡單。而宮城內的建築則有著刻花白灰牆皮、藍彩牆裙，屋頂上還覆蓋著最早的人造建材——板瓦。
城中倉庫的規模說明陶寺城邦已經建立起了一套實物賦稅徵繳制度。而以陶寺遺址所表現出來的巨大貧富差距看，這些財物徵收上來以後，應該全都是由統治者統一調配，底層民眾基本上無緣置喙。
陶寺遺址範圍內還發現了中原地區最大的史前墓葬群，裡面埋葬的是早期王族成員，墓穴多達上萬座。根據已清理的1000多個墓穴的情況，基本可將墓穴分為大中小三類。
彩繪龍紋陶盤
大型墓不足總數1%，使用木棺，隨葬品可達一、二百件，有彩繪陶器、彩繪木器、玉或石制的禮器和裝飾品以及整豬骨架等，墓主均為男性。
中型墓略小。使用木棺。一般隨葬成組陶器（包括少量彩繪陶器）、木器和玉、石器，幾件至一、二十件不等，常見豬下頜骨數個至數十個。這類墓佔墓葬總數的近10%。死者多系男性，女性墓基本分佈在大型墓兩側。這種隨葬豬下頜骨的習俗在之前也介紹過，山東大汶口的人民群眾就很喜歡。
至於佔墓葬總數90%的小型墓，墓坑小而狹長，則基本沒有葬具和隨葬品。
青銅齒輪形手環
陶寺墓葬“金字塔”式比例關係，應該是當時社會結構的具體反映。可見城邦建立之初，氏族成員間的平等關係早已破壞，貴賤有別高下依序的等級制度已經存在。
到中期應該有某位城主喜提中原聯盟盟主之位，成為天下王者。這令陶寺城邦可支配的人力物力資源驟增，才有能力修築起十倍於前的巨大新城。
以新城的規模與級別，城內的居民肯定已不止早期王族這一個氏族的成員，一些新投靠於盟主麾下的中小勢力應該在城內也擁有容身之地。非本族勢力的介入，為日後的動盪埋下了隱患。而王者享用那麼高的待遇，也必然引來他人的覬覦。
因此在陶寺古城的中後期，城內發生了數次動盪，大量前王族成員的墓葬被蓄意搗毀，這很可能與王權更迭有關。
內亂動搖了陶寺城邦的根基，使其陷入衰敗。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臨近的陝西神木興起了一個更為強大的石峁城邦，很快陶寺城邦便宣告覆滅。
陶寺遺址出土了大量石制、骨制工具和武器，說明當時陶寺城邦的生產水平已相當高。隨葬大量的豬骨，也證明當地的家畜飼養業很發達。
也許底層民眾的生活水平並未因生產的發展提高多少，但貴族階層卻在良好的物質基礎之上，有了對精神文化方面更高的追求。
陶寺出土的彩繪陶器、木器圖案美觀、色彩豔麗，是陶寺類型文化的一大特色。在一隻彩繪陶盤上，繪有中原地區最早的蟠龍圖案。而在一件扁壺的殘片上，考古工作者還發現了兩個用硃砂書寫的文字。
帶朱書扁壺
陶寺遺址還出土了不少成套玉、石禮器以及數十件樂器，包括鼉鼓、特磬、銅鈴、陶壎等。這對於探索華夏禮樂制度的起源與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史載帝堯定都於平陽（今山西臨汾），在時間上也與陶寺遺址非常吻合，因此很多學者都認同陶寺古城就是帝堯的都城。
雖然沒有發現當時的文字實物去確鑿地證明這一推論，但陶寺古城迄今所發掘的面積尚不足1%，從這不足1%所揭示出的情況看，陶寺古城已經是一個完備的國家首都。可以說，陶寺是整個龍山時代中原城邦社會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