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樓大茶壺

導讀：《理想國》第二卷的後半部分及第三卷的前半部分，蘇格拉底與阿德曼託斯談論了詩歌、故事、戲劇等文學作品“應該講什麼以及怎樣講法”的問題。因為《理想國》實際上是柏拉圖假借蘇格拉底言論闡發自己思想的著作，蘇格拉底其他弟子（如色諾芬）的著作也沒有提到蘇格拉底就此問題發表看法，因此文中蘇格拉底對文學作品的闡釋基本上可以認定為是柏拉圖自己的認識。就這些認識、其背後的深層原因，以及這些認識如何服務於當代社會，對現世的影響。我進行了探討併產生了一些自己的想法，與君共益！

一、《理想國》中對考察文學作品好壞的解釋和認識

偉大的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大理石雕像特寫：立於雅典科學院

文中的“蘇格拉底”（實際上是柏拉圖個人思想的體現）極力闡明必須考察文學故事的好壞，不能讓“有害的”文學作品為禍青年人，而應用優秀的文學作品對他們加以引導，以便培育合格、負責任的城市公民。

他說道：“看來我們必須先對我們編故事的人進行審查，批准他們編的好的故事，摒棄壞的故事。”

《理想國》中對“不適合教化青年人的文學”的定義（或者說是一種判斷方式）大致可分為三種：

（1）誹謗諸神，否認神相對人更具偉大和完美傾向的。例如：

蘇格拉底（以下簡稱“蘇”）：首先，最荒唐的莫過於把偉大的神描繪的醜惡不堪......

即使這些事是真的，我認為也不應隨便講給天真單純的年輕人聽。

蘇：......講故事、寫詩歌談到神的時候，應當不把他們描寫成隨時變形的魔術師，在言行方面，他們不是那種用謊言引導我們去走上歧途的角色。

（2）價值觀不符合“正義”的道德準則的。例如：

蘇：因為我恐怕詩人和故事作者，在最緊要點上，在關於人的問題上說法很有錯誤。他

們舉出許多人來說明不正直的人很快樂，正直的人很苦痛；還說不正直是有利可圖的，只要不被發覺就行；正直是對人有利而對己有害的。這些話我們不應該讓他們去講，而應該要他們去歌唱去說將剛剛相反的話。

（3）部分戲劇為代表，重模仿而輕敘述的。例如：

蘇：詩歌與故事共有兩種體裁：一種完全通過模仿，就是你所說的悲劇與戲劇......（他認為好的體裁）既是敘述，也是模仿，但是敘述遠遠多於模仿。

從表面上看，這幾種認識分別與當時雅典人對神祇、道德和智慧的敬重有關。但柏拉圖在書中特意耗費了合計將近一章的篇幅指出這幾點，則可能需要聯繫到柏拉圖本人的哲學思想和古希臘的現實環境加以分析。

二、《理想國》要求考察文學作品好壞的深層原因

偉大的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大理石雕像特寫：立於雅典科學院

首先，柏拉圖強調公民應該遵守正義（這種正義在現世可以延伸為正能量），但事實上沒有人類能做到盡善盡美，併成為絕對正義的模範。如此一來，亟需的是，他需要虛構的“神”作為卓越的道德品質的象徵，引導人們敬重和信仰道德品質極高的諸神，實際上也就是樹立起這些美德的信仰，並積極吸收這些美德加以約束自身約束公民的行為，這或許就是信仰的力量吧！在第三章中有如下言論：

蘇：再說，這些荒誕不經的言行，對於聽者是有害無益的。因為每個人都會認為自己的作惡沒什麼了不起，如果他相信這些壞事神明的子孫過去都曾做過，現在也還在做的話——......

可以推斷，柏拉圖心中所要倡導的的“神”就是真善美的化身，並非傳統希臘神話中有人的七情六慾，可能作惡的形象；有了對做善事的神明的信仰，人們才不會認為作惡“沒什麼了不起”，轉而追求正義、勇敢等柏拉圖崇尚的美德；而破壞神的光輝形象，則民眾會缺乏對真善美信仰，陷於利益至上，不問善惡的泥沼。因此柏拉圖極力維護“神”形象的權威，樹立道德上的模範形象。

從柏拉圖的政治構想而言，柏拉圖希望建立哲學智慧和施政能力統一的“哲學王”進行統治的社會制度，從這一意義上講，“哲學王”也可以說就是這一“理想國”制度下的“神”。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一定程度上死於絕對民主帶來的弊端，柏拉圖自己也並談不上贊同民主制度。他認為民主政治下的個人性格是多重的（即可以有多種價值觀），但民主制度並不優秀，劣於榮譽政制和寡頭政制（這些在《理想國》第八章內容中有所體現）。因此，他為所有公民樹立了一種普遍的價值體系和道德準則（即正義等公民美德），而它們也必然為理想中的統治者“哲學王”所持有，因此人們理應接受這樣的“哲學王”的統治。儘管“哲學王”制度有一定保守性（它提倡由絕對理性的高素質公民進行統治，但實際無法做到這一點，也無法真正對被統治者有益），但柏拉圖認為的應當樹立普遍道德觀念的思想在今天仍有著借鑑意義。

另一方面，柏拉圖非常重視教育，並且與倫理和政治密切相關。文學作品作為青少年較早接觸的內容之一，其教化作用必然會引起柏拉圖的重視。他對文學價值觀的判斷與分析仍與剛才的“神”相聯繫，實際上仍然是強調道德上的教育作用。

周國平：信實可靠，權威薦讀（人民出版社，王曉朝譯）

在《理想國》的文字中，體現出對一些宣揚“不正直”思想，強調個人享樂的文學作品進行了批判，並認為好的作品應該體現出一種歌頌正直的觀念。這一思想與柏拉圖的教育觀點密不可分：他認為教育要為培養人的美德服務，年輕人應當從小接受善的觀念。而因為年輕人缺乏辨別善惡的能力，接受錯誤的書籍引導，也就很容易形成錯誤的認識。在當時的實際情況中，智者學派忽視統一的善惡觀念，過於強調個人的作用和利益，在社會上也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柏拉圖在《法篇》給出比喻，人就像甚至造的木偶，身體的內在狀態像牽引木偶的繩索，不斷被拉往不同的的方向，其中有優美的和邪惡之分。顯然，柏拉圖希望正確的故事等文學作品引導青年人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理想國》中單獨對戲劇等他認為重模仿、輕敘述的文學形式提出了批判，甚至有加以否定的傾向，主要原因在於他對“模仿”負面影響的認識和強調。

蘇：凡與自由人的標準不符合的事情，就不應該去參與或巧於模仿。至於其他醜惡的事情，當然更不應該模仿，否則模仿醜惡，弄假成真，變為真的醜惡了。

其中的“模仿”，既指演員本人，也指受其影響加以模仿劇中反面形象的青年。雖然文中聲稱可以模仿一些好人，但絕大部分戲劇都會存在有反面形象；而由於戲劇一般不會特意聲明角色的好壞，這些人物也極易被分辨能力不清的年輕人所模仿；戲劇的這一矛盾使得柏拉圖對其加以反對，並主張在文學中增加表現好惡相對清晰的敘述內容，即使要進行模仿，也儘量引導青年人模仿一些正面形象。例如：

蘇：至於我們，為了對自己有益，要任用較為嚴肅較為正派的詩人或講故事的的語言，按照我們開始立法時所定的規範來說唱故事以教育戰士們。

柏拉圖認為模仿醜惡形象可能會使模仿者和青年在耳濡目染下不知不覺本人也變得醜惡，恰好與幾乎同時代的孔子“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問其臭，亦與之化矣”的思想不謀而合。可以說，這部分就是強調文學作品教化作用的最現實體現。

此外，從當時的社會狀況而言，柏拉圖寫作《理想國》時，古希臘三大戲劇家（索福克勒斯、歐裡庇德斯、阿里斯托芬）都已經去世，雅典又處於激烈的政治變革中，可以想象戲劇的質量不如從前，而且一部分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自然可能引起柏拉圖的不滿。

蘇格拉底：自飲毒鳩，從容就死

再者，阿里斯托芬在戲劇《雲》中直接將蘇格拉底（當時尚世）作為主要角色，並設為詭辯學派的代表人物，教給一對父子詭辯術和避稅的手段，最後被燒死。

鑑於戲劇在雅典公民生活中處於重要地位

這一作品必然極大損害了蘇格拉底的名譽，甚至可能與他最後被判處死刑有關（許多法庭成員可能是通過該劇瞭解蘇格拉底的）。

因這一事件，作為蘇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圖極有可能“恨屋及烏”，把所有戲劇一併進行批判。

綜上所述，儘管柏拉圖對文學作品的一些認識未免偏激（尤其是對戲劇的批判部分），但他對考察文學作品的認識和看法，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生活的時代古希臘的社會狀況，而且與他在《理想國》中的哲學理論密切聯繫。可以看出柏拉圖對文學教化作用的認識具有現實與思想雙重性，在今天更加顯得難能可貴。

三、“考察文學作品好壞”理論在今天的現實應用

現代社會，人口數量、文化種類遠多於柏拉圖生活的時代，價值取向與道德觀念也呈現出多樣性。

雨後春筍般湧現出的文學作品也往往體現出個人的思想認識和價值觀，不免易出現泥沙俱下的現象。但青少年依靠這些文學作品接觸和認識外界的基本方式沒有改變，因此，“我們需要怎樣的文學引導年輕人”再次成為了一個熱點話題。

獨評（重磅客觀）

聯想到前述柏拉圖強調明察文學作品的好壞，讓“好”的文學作品教化年輕人的觀點，我認為當代的文學作品也應從柏拉圖對文學作品的態度中挖掘適用於當代的精華部分。柏拉圖對戲劇的否定等錯誤觀念應加以捨棄，但無可置疑的是，我們確實需要重拾柏拉圖對道德觀念的看法，努力引導一些價值觀念積極向上、符合社會道德要求的文學書籍，給青少年乃至全體社會公民以適當的引導，培育尊重道德和法律的新一代青少年。

特寫：意味美德的漢字

至於柏拉圖所言的代表真善美的“神”，在今天不復存在，也沒有存在的必要。

但是新時代發揮弘揚“真善美”作用的，則應是更具現實色彩的道德模範、“感動中國”人物等，一定程度上可以發揮道德標杆的作用。文學作品應注重對這些形象的頌揚和表達，樹立起年輕一代對思想道德的信仰，而非將側重點放在時下流行的“翻案”風上，以博人眼球的方式消解崇高。

事實上，當今也確實出現了一些以“自由”為名，肆意宣揚錯誤甚至充滿惡意的價值取向的作品，例如數年前出現的許多主要受眾是兒童，但內容渲染凶殺、暴力，並美其名曰“意義深刻”的“邪典動畫”。這類作品實際與柏拉圖時代的宣揚錯誤價值觀，讓人們認為作惡“沒什麼了不起”的故事無異。對於這些作品，我們則應堅決摒棄，努力切斷其與青少年之間的聯繫。

值得注意的是，強調文學作品應該有一種普遍、積極的道德規範，並非建立為統治階級思想觀念服務的“文學審查制度”，也並非限制個人思想的自由表達，不允許描寫負面內容（這兩點也常常被一些故意宣揚負面認識的作品的編者曲解利用，以便尋求自身的合理性）。此舉邊界，底限、上限應格為定位明確。

在現代社會中，各民族、各國家之間意識形態、生活方式不盡相同，我們也無力改變這種差異，但必然存在一些能讓全人類共同接受，有利於社會發展進步的道德標準。例如，沒有一個國家會認為偷竊是一件正義的是，“不許偷竊”就是可以被共同接受的道德規範。文學作品可能需要反映出社會的陰暗面，但至少應給出懲惡揚善的標準，不能流於批判揭露。

確立出一套共同適用的道德標準，並加以約束當今的文學作品，真正培養出一批具有正面作用、閃耀光芒的文學作品，發揮出積極的教化功能，對於年輕人的身心發展有更好的促進作用，也能像兩千多年前的柏拉圖構想的一樣，培育出具有智慧、勇敢、正義等美德，真正為個人和國家負責的公民。

聲言

少年強，則國強

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周恩來（12歲便立鴻鵠之志）

與君共勉！

參考書目：

[1] 【古希臘】柏拉圖著，謝善元譯《理想國》，377C，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

[2] 【古希臘】柏拉圖著，謝善元譯《理想國》，377D—377E，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

[3] 【古希臘】柏拉圖著，謝善元譯《理想國》，383A，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

[4] 【古希臘】柏拉圖著，謝善元譯《理想國》，392B，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

[5] 【古希臘】柏拉圖著，謝善元譯《理想國》，394C，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

[6] 【古希臘】柏拉圖著，謝善元譯《理想國》，397B，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

[7] 【古希臘】柏拉圖著，謝善元譯《理想國》，391E，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

[8] 黃頌傑、章雪富著《古希臘哲學》，P189，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9] 轉引自黃頌傑、章雪富著《古希臘哲學》，P207，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原文引自《法篇》644D——645B

[10] 【古希臘】柏拉圖著，謝善元譯《理想國》，395D，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

[11] 【古希臘】柏拉圖著，謝善元譯《理想國》，398A—398B，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